在意大利小镇奥尔维耶托的一座钟楼上，我遇见了德比。
想要上到钟楼顶部，必须走一段又窄又陡的螺旋长楼梯。我气喘吁吁地爬到顶部，看到了在旅游书中见过的大钟。当我靠近大钟，踮起脚尖向钟内看时，听到有人在另一边朝我大喊。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瘦削黝黑的亚洲男孩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当我环顾四周确认除了我是否还有其他人时，他摆出用双手捂住耳朵的姿势。此时钟声响起，一种让人头痛欲裂的声音。像是被那声音击中，我蹲在原地捂住耳朵。钟声又继续响了一会儿才停止。
等钟声响过，我站起身来，那个男孩朝我走过来。“你还好吧？”他问道，然后指着自己的手表说现在是一点，他知道钟声马上就要响了，所以就离得远远的。
我斜眼打量着这个男生。虽然我也是一个寒酸的背包客，但他的样子更寒酸。身体干瘦，身穿及膝的阿迪达斯短裤和一件黑色无袖T恤，不知是不是没涂防晒霜的缘故，脖子和胳膊都晒脱皮了。还未脱去的死皮，如鱼鳞一般粘在胳膊上，风一吹便轻轻飘舞起来。胳膊上的脱皮部位被阳光晒得通红，这样下去肯定会起水泡的。我皱起了眉头，就像自己脱皮了一样。
“你不涂防晒霜吗？看上去挺疼的。”
说着，我从包里拿出防晒霜递给他。他一手挤出防晒霜，一手小心翼翼地往脸、胳膊和脖子上涂。他若无其事地说自己本来连大夏天都不涂防晒霜的，但意大利的光照有些超乎想象。
“这个你拿去用吧，我有很多呢。”
“真的吗？不用啊。”
他嘴上虽然这么说，却把防晒霜放到自己背包里了。
“我叫德比，你呢？”
“我叫南熙。”
“你是从韩国来的吧？”
“是的。你呢？”
“香港。”
我们从螺旋楼梯缓缓走下来，没有说话。走出钟楼时，我打算跟他道别。
“你现在要去哪里？”
当我正要回答时，突然感到一摊湿热的东西落在了头上。是鸟屎！我惊慌失措地从包里拿出一块口香糖纸放到头发上。他马上从口袋里掏出湿巾，撩起我的几缕头发，不慌不忙地擦掉鸟屎，然后又从包里拿出水瓶，用湿巾蘸着水，更加仔细地擦拭我的头发和头皮。我红着脸连说了几声谢谢。
然而，不管怎么擦都没用，不能这样去坐公共交通，我们只好去超市买了洗发水。在公共厕所的洗手池里，我洗了头发，然后用德比包里的运动毛巾擦了擦。
我们坐在可以看到大教堂的路边长椅上，在午后的阳光下晾着头发，耳边吹来沁人心脾的微风。坐在那里，我听德比讲了他的故事。他今年二十三，跟我同岁，专业是机械工程，希望未来成为一名飞机机械师。他说，看完《天堂电影院》后，决定一定要去意大利旅行一趟，然后不到一周时间，他就到了罗马。他刚来几天，接下来会去西西里岛，顺便走访沿途意大利大大小小的城市。
“我是昨天到的，今天是第二天。”
我以为他会问我为什么来郊外，而不去罗马城走走，但德比并没有问。我向他介绍自己说，我正在找工作，经常被鸟屎砸中。还说我买了最便宜的机票，从仁川到罗马花了二十四小时，中途在台北和曼谷各转机一次。我还告诉他我喜欢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尤其喜欢张曼玉，这时他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小时候见过张曼玉。”
“什么？”
“我父亲曾在电视台做摄影师，我去玩的时候见过。”
“真的吗？”
“真的，她还给我糖吃，还跟我说话了呢。”
“不是在骗我吧？”
“不是。”
我开始兴奋地跟他讲我为什么喜欢张曼玉。“不是喜欢，应该说是爱吧。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她时我就爱上她了。她低沉的嗓音，笑的时候一边微微上扬的嘴角，美丽的眉毛，还有那双清澈的眼睛，即使什么都不说，也比说一百句更传神。张曼玉是真的人吗？你真的见过张曼玉吗？”
“大概两年前？在街上也偶遇过。”
“骗人。”
听到我的话，他耸了耸肩，笑了笑。
“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遇到她。”
听到这话，我苦笑了一下。
那天，我们逛了奥尔维耶托，然后一起坐火车返回罗马。在返回泰尔米尼站的路上，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喜欢电影，害怕新的挑战，都是在冲动之下买了来意大利的机票，开启了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还知道了他的名字为什么是德比，以及对在香港出生长大、拥有英国国籍的他来说，香港和内地意味着什么。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汉语普通话和粤语是可以互相交流的，对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也了解不多。对德比来说如此重要的问题，我却一无所知，对此德比起初有些惊讶，接着慢慢向我做了解释。看着他，我开始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明明对香港人的真实生活漠不关心，却说自己喜欢香港电影。大概在我们快到泰尔米尼站的时候，我甚至对他产生了一丝愧疚。
他说要在罗马再看看，然后去那不勒斯，在近郊旅行几天，最后去往他的最终目的地——西西里岛。我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想去佛罗伦萨、维罗纳和威尼斯等地转转。“那就此道别啦。”在泰尔米尼站前，他这么说着向我挥手告别。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没有挪动脚步。他像想起什么似的，转身朝我大喊：
“谢谢你的防晒霜！”
几天后，在从罗马开往佛罗伦萨的火车上，我沉沉地睡着了。听到乘务员叫我，半睡半醒中，我睁开眼睛，把车票递给她。真是疲惫的一天。乘务员告诉我这趟火车不去佛罗伦萨。
“你应该在下一站下车。”她说。
“下一站是哪里？”
“那不勒斯。”
夏天，太阳下山虽然晚些，但当我在那不勒斯站下车时，四周已是漆黑一片。我走到公用电话前，给导游书上的几家客栈打电话，预订了一个床位，然后朝那里走去。客栈位于一条狭窄的小巷，当我到达那里时，因炎热和紧张已浑身是汗。六人间的宿舍里有个小露台。我站在露台上，看着对面的建筑。每个露台的晾衣绳上都挂满了洗好的衣物，有人靠在露台上边聊天边欣赏夜景。按计划，我现在应该在佛罗伦萨阿尔诺河畔的某个客栈睡下了，但站在那不勒斯的露台上，吹着习习凉风的我，不知为何并不讨厌这一刻。
第二天，在客栈餐厅里吃早餐时，我见到了德比。看到彼此后，我们并没有很惊讶。他端着餐盘，来到我坐的这桌。“不是往北走吗，怎么来那不勒斯了？”他问道。于是我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下。他取笑了我好一会儿，说怎么那么傻会坐错火车。可能是涂了防晒霜的缘故吧，他脖子处的皮肤已经不再红了。我旅行还不到一周，不知为何已经感到有些孤独了，虽然不想承认，但孤独总是突然来袭。就在这时，我又遇到了德比，我能感觉到，见到我他也很开心。
那天，我和德比去了海滨小镇波西塔诺洗海水澡。刚浸到海水里，就下起了阵雨，我们默默地淋着雨泡在海水里。还要一起旅行多久，接着去哪里，这些我们都没有提。第二天，我们去了庞贝古城，接着又去了卡普里岛。在卡普里岛的山顶上，德比对我说，他有一个爱人，有一天他会跟她结婚，然后来这里度蜜月。竟然不说女朋友，而是爱人，还说要结婚。此时的德比，在当时的我看来，是那么单纯，甚至有些笨拙。
我和德比一起旅行非常合拍。我们的预算和开销差不多，比起去一些著名旅游景点，我们更喜欢在大街小巷里闲逛。我们口味也非常相似，都不喝咖啡，都喜欢窖藏啤酒。一天的行程结束后，我们会坐在客栈厨房的餐桌上，面对面讨论一天的支出，甚至连一美分也要平分。整理结束后，德比开始给他的“爱人”写信，而我冲澡上床睡觉。我们想方设法地控制预算，在超市里买面包和果酱做成三明治凑合着当午饭吃，有时甚至不舍得买矿泉水，就喝水管里的水来解渴。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德比还不忘给爱人买可爱的纪念品和明信片，每离开一座城市，他都会买邮票把信件寄到香港。
在去往西西里岛的火车上，德比跟我讲起她的故事。当穿越墨西拿海峡时，听着她的故事，我不禁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女孩子产生了好感。我能感觉到德比对她的感情是一种对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和支持。德比起初提到“爱”这个词时，我之所以有些抗拒，我想，也许是那些曾向我表白“爱”的男人们的缘故吧。可能在我看来，他们陶醉在“如此爱你的我”中的样子，以及当我不接受那份告白时，他们以我不喜欢的方式向我施压的回忆都玷污了“爱”这个词。“爱”这个字眼如同一种威胁，让我无法忘记内心深处不断颤抖的记忆。
我们到了《天堂电影院》的主要场景所在地——切法卢。这是个宁静祥和的小镇，跟意大利陆地上的其他小镇不太一样。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来海边玩耍，德比说，他也想拥有这样一个家庭。他说，如果问我一生中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会回答就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给予妻子和孩子无条件的爱。
“在成长过程中，你也感到过孤独吗？”这个问题我没有问出来，因为我想，对不孤独的人来说，充满爱的家庭并非像梦想那般是个高远的目标，而是像空气和水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可以享受到的存在。
“你真是个浪漫主义者！是不是已经把孩子的名字都取好了呀？”
我开玩笑似的对德比说，然后站起身来。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甚至不能像德比那样做梦。因为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麻烦他人，老后衣食无忧。什么家庭，什么孩子，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奢侈。生活本身已经很艰辛了，没有时间做那种缥缈的美梦。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我也没有自信能那样活着。想不想过那种生活？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因为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我们一起旅行了十天，后来我先离开意大利。在巴勒莫的公交车站，德比递给我一张明信片，上面用水彩画着奥尔维耶托的钟楼。我踏上车，向他挥手告别。仅仅一起旅行了十天，我却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密感，嗓子有些哽咽。坐上巴士，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我哭着读了德比写的明信片。“小心鸟粪，别坐错车，感谢你的陪伴。”在明信片的末尾，写着德比的电子邮箱和博客地址。
德比是一名用英语撰写电影评论的博主。截至我们见面的二〇〇五年，他已上传了一百多篇评论，且每周至少发布两篇新文章。他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所以读完后，我也会跟帖发表对电影的想法。我们一直保持邮件联系，后来没过多久，我们都大学毕业了。德比很快找到一份飞机机械师的工作，而我毕业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找工作。二十六岁那年，我好不容易进了一家公司，干得非常辛苦，但又觉得除了这家公司外我别无选择，所以不得不忍了下来，结果我的身心健康因此大大受损。我当时心里一直默念：至少熬三年，积累经验后再跳槽。就这样忍受着三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我慢慢成了一个无比敏感的人。
每当想起和德比的意大利之行，我总会产生两种情愫。一种是在那个天空、大海、小巷、晚霞，甚至连晾晒的衣物都看上去那么美好的地方，我冰冷的内心逐渐融化的瞬间是那么令人怀念。另一种是聊到爱情、梦想的话题时，德比那种纯真和浪漫的想法总让我产生动摇，这让我很烦躁。因为他是个有技术、具备就业能力的人，所以才能如此从容地高谈阔论。德比在博客上推荐的那些电影，以及他那温暖细腻的评论，开始让我感觉有些碍眼了。
二十七岁那年，在我入职第二年的艰难时刻，德比用邮件发来一封请柬。上面写着，他要和自己深爱的女孩结婚了，希望得到祝福。请柬里的德比已不是我认识的那副样子。他脸上和身上都长肉了，不再瘦削，头发打理得整整齐齐，脸上写满了自信与从容。女友比德比大两岁，那一年她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该多为自己的女友感到骄傲啊，即使闭着眼睛，我也能想象出他的表情。
“恭喜你美梦成真，德比。”
写到这儿，我不禁陷入沉思。
“德比，我又坐错车了。”
德比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且拥有实现梦想的乐观精神。这是我和德比之间的根本区别。人们会嫉妒比自己拥有的多一点的人，但不会嫉妒比自己拥有的多很多的人。因此，我甚至都不能嫉妒德比。
即使过了我与自己约定的三年期限，我仍然没能辞掉第一份工作。明明没有跳槽的信心，可又不愿承认，于是列出公司的一条条优点，选择留在那里。我不喜欢变化，比起不确定的可能性，我更愿意习惯不幸，并接受现状。“大家不都这么活吗？”当我这么说服自己时，会经常想，我已经二十九岁了，一切都为时已晚。太晚了，来不及再追求另一种生活；太晚了，来不及开启真正的人生了。
二十九岁那年的初冬，德比发来一封简短的邮件。
在香港机场登机之前，他给我发了这封邮件。我确认了一下时间，德比现在已经到达韩国。他说预订了东大门区的一家商务酒店。在邮件中，他还平静地讲述了过去三个月的经历。他说太太走了，办完丧事，搬出了原来的房子，香港太狭小，实在受不了，于是，随便买了张来韩国的机票，后来才想起我住在韩国。我读到邮件时是星期三上午。我回复德比，我要去公司上班，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来我公司所在的九老洞。我还努力用不太擅长的英语写了一些安慰的话，但总感觉那几句话分量太轻。
我们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寿司店见面。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鸭绒羽绒服，可能是到韩国后才买的，价格标签还在上面。“你就这样走了一路吗？”我从笔盒里拿出美工刀，把标签割了下来，然后和他面对面坐下。尽管室内很暖和，他却一直没有脱掉羽绒服。
“韩国很冷吧？你请了几天假？饿不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连续抛出几个问题。德比瘦削的脸上勉强挤出了笑容，对我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看到他的那副样子，我不知为何哽咽了，当寿司端上来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南熙，南熙，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反而是德比安慰起我来，我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悲伤，为何泪流不止。德比是一个值得拥有幸福的人，她也同样。
我擦干眼泪，望着德比。他缓缓说道：
“南熙，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我很幸运。我不是和她相遇并相爱了嘛，那是一种什么体验，我不是已经感受过了嘛。小时候，我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出生，但现在我明白了，我就是为了体验这份爱才出生的。现在明白了这点，这已足够。”
我望着德比，轻轻点了点头。看着他的表情，我明白，他的这番话并非自我安慰式的谎言。如果换作以前的我，肯定会在心里嘲笑他想法天真幼稚。不过，在我听到这番话的瞬间，我完全接受了他说的一切，因为德比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浪漫主义者。
德比在首尔待到那周的周末后返回了香港。除了发表电影评论的博客外，他不再使用其他社交媒体，三十岁那年的夏天，他连博客也关了。我们也只是在彼此生日的时候，互发电子邮件问候一下。三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在妻子去世九年后，德比再婚，次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三十六岁那年，我曾去香港出差。那时，我没有联系德比，因为我感觉我已离他太远，不想再去打扰他的生活。第一次去香港，我坐了《重庆森林》中王菲乘坐的半山扶梯，去了《甜蜜蜜》中为纪念张曼玉和黎明的偶像邓丽君而建造的咖啡馆，还去了《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和梁朝伟一起吃饭的金雀餐厅，又爬了《星月童话》中出现的太平山。在太平山上，眺望着香港的夜景，我想起身在某处的德比，还回想起二十出头时沉迷于香港电影的年轻岁月，以及自认为在跟德比一起旅行时尚未成熟的自己。
回韩国的那天早上，我早早起床，在酒店附近的都爹利街散步。我走上空荡荡的楼梯，看到有人从上面走下来。当我看到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慢慢走下来的人时，不禁定住了，无法继续前行。意识到我的视线一直停留在自己身上，那人仿佛习以为常，冲着我调皮地笑了。当她离我越来越近时，我想起德比的一句玩笑话。
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遇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