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制约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外部环境

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大量应用了起源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美国这些年来一直污蔑我们，说我们的发展是“偷”了美国的技术。美国一些政治人物的观点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不是从技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出发的。中国的确大量应用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技术，但这也有效帮助了美国和西方国家自身技术的升级。无论是基础科学研究还是技术的应用转化，都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技术需要转化成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之后得到回报，否则很难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一个国家需要把老一代的技术转移到另外的国家，得到足够的回报，才能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这些年，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大量的老一代技术转移到中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实现了国内技术的不断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成为最大的西方技术应用市场的同时，也从这种技术转移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同时，这个事实也要求我们对我国所处的技术水平有一个科学客观的认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被视为“世界制造工厂”，“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但必须意识到，“中国制造”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制造”“德国制造”“日本制造”等有全然不同的含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经济体制造的大都是整产品，但“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国组装”。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超级全球化”促进了包括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今天人们所见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包揽技术的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一个国家只能占据一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其中一部分，并且努力往上爬，形成价值链竞争。大体上说，中国在这一波全球化中占据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中下端。

这一过程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技术的扩散是双赢的，输出国和输入国都能够从中受益；第二，原创性技术是等不来的，需要依靠自己。美国和西方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输出到中国。最发达国家，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都害怕其他国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因此一旦出现竞争者，往往对竞争者实行打压政策。这里既有“内部打压”，也有“外部打压”和封锁。美国打压日本、德国和法国就是典型的“内部打压”的例子。这些国家都属于西方阵营，并且是美国的盟友，但美国照样无情打压。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便是“外部打压”和封锁的典型例子。

从技术升级这个角度看，今天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过的历程基本上和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类似，即西方市场基本上是向我们开放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技术现代化和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这两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和强化。但今天的情况则很不一样了。从前是全球化，现在则是逆全球化。虽然美国也打压日本，但日本不仅是西方经济的一部分，更是美国安全系统的一部分，美国对日本的打压是有限的。亚洲“四小龙”更不用说了，因为其体量小，很难对美国构成任何挑战，更谈不上威胁了。对美国来说，今天来自中国的竞争与之前的竞争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和性质的。我们可以把美国此前对日本、德国和法国的技术打压称为“体制内打压”，把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联和今天对中国的技术打压称为“体制外打压”。不难理解，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是全面的，如同当年对苏联的打压，但因为中国和苏联不同，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又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不仅对它们的经济竞争力构成了挑战，更对它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因此，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全方位地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意图明确，手段极其恶劣，无所不用。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面临美国“卡脖子”、封杀、竞争等手段的严峻挑战。虽然美国使用的是“竞争”概念，但这种“竞争”远远超越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正如美国自己所言，美国动用的是一种“全政府”和“全社会”的方法。

今天，美国对华科技竞争集中在半导体、电信设备、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量子技术、全球数字治理等关键技术领域。在不同领域，中美所拥有的实力不同，美国对华“科技脱钩”政策的侧重和有效性也不尽相同。

第一，在半导体领域，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扼杀，这一领域也是美国对华“卡脖子”的主要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半导体企业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地位，同时由于半导体是其他许多产业的上游，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优势可以帮助其在许多技术行业实现总产业链方面的技术控制，这是美国技术优势的核心。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赶超行动是美国高度忌惮的，因此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对华“科技脱钩”政策也是最为激进的。2022年8月9日，拜登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同期美国又组建“芯片四方联盟”。这些举措的主要目的就是阻碍中国获得关键技术，通过断供技术、人才、设备等手段，破坏中国现有的技术投资。

第二，在电信设备领域，美国是挑战者和破坏者。中美电信技术的依存度很高，但中国企业的市场地位领先于美国企业。当前，美国已经没有全球领先的电信设备制造商。美国在该领域的“脱钩政策”是利用中国对美国的技术依赖，打压中国华为、中兴等企业，不惜以破坏产业全球供应链稳定和阻碍全球电信技术升级为代价，为自身产业“复兴”创造时间和市场空间。

第三，在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美国也扮演着挑战者的角色。和电信设备领域不同，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技术差异不大，中国的主要优势在于拥有庞大的内外部市场，政府通过集中采购和规模化生产带来了成本优势。这样的优势帮助中国掌握了产业链的绝大部分。以光伏行业为例，中国企业在各个环节都绝对领先，中国光伏企业的技术和产能优势支撑了全球能源转型。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2022年，中国光伏企业在多晶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这四个主要环节的产能在全球的占比都超过了80%，产量占比都超过了85%。其中硅片尤为突出，中国的产能、产量占比都超过了97%。相比之下，美国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仍处于劣势。美国目前的思路分两种：一是联合盟友扩大政府支出，通过大型外援项目创造采购需求；二是在全球，尤其是通过美国控制原材料（以矿产资源为主），并寻找低成本制造中心以提高产能，出台补贴政策扶植企业成长。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美国的“脱钩政策”更像是以政策补贴换市场，是典型的产业扶植政策。

第四，新能源车领域的格局则较为复杂，中、欧群雄并起，中国稍胜一筹。全球新能源车产业仍在发展阶段，成熟度较低。虽然中国新能源车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但竞争格局尚未定形。从内部看，比亚迪、吉利、上汽、广汽等传统车企巨头“出海”能力强劲，但以小鹏、理想、蔚来等造车新势力为代表的车企也大有追赶态势，因此竞争结构尚未定形。外资方面，以特斯拉为代表的车企实现了全车国产并占据中国新能源车出口的半壁江山。上汽大众、一汽丰田和东风本田等合资品牌也都各自推出了销量不俗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大有机会实现赶超。当前的新能源汽车国际合作关系与中美竞争形成较大反差。由于车载芯片大多使用的是超过28纳米的芯片，涉及高端芯片的零部件不多，因此，美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对华技术脱钩”进攻性较为有限，且要顾及欧盟的态度。例如，欧盟就非常反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对本土新能源产业的补贴规定。

第五，美国试图在生物制药技术上与中国的产业链进行切割，但无法实现。2022年10月，美国政府计划利用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来扶持本土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以减少对国外供应链的依赖。美国担心过分依赖外国材料和生物生产，过去对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关键产业的离岸外包，威胁美国获得重要化学品和原料药（API）等材料的能力。然而，由于产业人才不足、建厂投资规模巨大等原因，这20亿美元远远不足以激励跨国企业把外包服务全部搬到本土，许多美国药企在该计划出台一年后仍未拿到政府补助。客观而言，美国并没有失去研发和创新药物监管的权威优势，但是制药的中间环节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越来越多地被中国企业包揽。根据美国商务部2018年的数据，中国制药企业占据了美国97%的抗生素市场和90%以上的维生素C市场。在美国进口药品中，95%的布洛芬、91%的氢化可的松（又称皮质醇）、70%的对乙酰氨基酚、40%~45%的肝素都来自中国。彭博社在2022年9月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强大的生物技术产业的国家之一，但一些高技术含量的生产已转移到国外。根据2021年6月美国发布的“供应链百日评估”文件，截至当年3月，美国52%的制剂生产设施、73%的原料药生产设施在美国本土之外，其中在中国的制剂生产设施占比6%，原料药生产设施占比13%。中国的监管相对较为宽松，中低端化学、生物人才供应充足，这些监管成本和人力成本优势都吸引着药商将新药的实验测试环节外包到中国。必须认识到，中国生物制药层面的“技术”含量不高。在没有持续利益驱使的情况下，美国难以说服企业将制药业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本土，因此生物制药领域的“科技脱钩”也形同虚设。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还将几家中国主要制药企业移出了制裁名单，这说明美国对华技术脱钩政策并非“一刀切”，而是有所侧重。

除了和中国进行所谓的“竞争”，美国更是在极力推动中美“人才脱钩”。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或有所侧重，但始终不变的是加剧中美在科技人才方面的脱钩。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就在加速推动科技竞争中的人才脱钩，拜登上台后保留了特朗普启动的大部分限制签证措施。

2020年，美国国务院引用《移民和国籍法》第212(a)(3)(C)条款，允许国务卿排除任何“其存在可能对美国造成严重不利外交政策后果”的非公民。因此，美国可以拒签包括华为员工在内的“某些中国科技公司的员工”，认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为“从事人权侵犯的政权提供实质支持”。美国推动“人才脱钩”的另一个强大工具是《移民和国籍法》第212(f)条款，该条款可用于禁止广泛类别的外国人。该条款允许总统排除“所有外国人或任何类别的外国人”，因其入境“对美国利益有害”。特朗普特别频繁地使用了这一权力。2020年5月，特朗普暂停了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实体”有过往或现在关系的外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入境。拜登政府继续执行这项政策，已导致1000多份签证撤销，并拒绝了700~1300份签证申请。乔治敦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估计，每年可能有3000~5000名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被拒签。其他政策工具可以用来限制外国人在美国访问、学习和工作的机会，但并非完全禁止他们入境。比如，特朗普政府提出了缩短F—1（学生）签证有效期和提高雇主需要支付H1—B（特殊职业）签证持有人的最低工资的新规定。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暂时停止向美国境外申请人发放新的H1—B签证的行政命令。虽然这些举措没有专门针对中国执行，但中国学生和工人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其后拜登政府暂停或撤销了这项政令。

总体而言，中国有几类人群受到的影响较大。就赴美留学而言，中国留学生在STEM领域就读受到了限制。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就已经将中国“国防七子”[1]院校的学生纳入其“黑名单”，这些学校的学生往往无法取得赴美留学的签证。而这样的限制也源于美国对中国“军工复合体”“军民融合发展”的警惕。除此之外，美国还推动盟友复制其对华签证限制，使理工科等敏感专业的中国学生无法在欧美留学。

就在美华人华侨科学家群体而言，“猎巫行动”（witch-hunting）使部分与中国可能有合作的科学家身陷囹圄，同时使大部分华裔科学家或不敢与中国合作，或被迫离开美国。这些科学家很可能是受到了中国海外“长江学者”等科研激励计划的吸引而与中国合作的。例如，在美国司法部起诉部分华裔科学家后，就有在美科学家选择携实验室返回中国，到暨南大学等高校继续科研工作。

此外，美国还限制美籍技术人才在中国技术公司任职，如在半导体领域。2022年10月，美国政府出台规定限制美国人（US person）支持中国芯片开发或生产的能力，具体表现为限制美国人在缺乏许可的情况下在中国的某些半导体制造企业任职。对此，半导体业界人士回应称，“美国人”一词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术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