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式的现代化定义，也是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这五个特征中，除了第一个特征具有“中国特色”，其余四个特征可以说是普遍性价值观，是各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努力争取实现的。虽然“中国式现代化”更多的是从政策层面来加以定义的，但这绝对不是重构一个现代“乌托邦”。实际上，所有这些价值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这五个特征是对中国实践和实践所追求目标的政策表述。

然而，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目标还须付出巨大的努力。首先，现代化始于近代的西方。自近代到今天，如果把西方和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定义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那么总人口在10亿左右，而今天中国的人口是14亿左右。其次，就中国式现代化其他四个特征的表述而言，中国并不满足于迄今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光就人口规模来说，人们就足以体会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难度了，而要避免发达国家各方面并不协调的现代化、实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则更加困难。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现实的环境中来实现，而今天的中国面临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从内部发展水平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大转型，从一个贫穷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是还须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虽然“现代化”是一个复合概念，涉及方方面面，有物质层面的、制度层面的和社会（人）层面的，但从近代以来的经验看，现代化主要是由科技进步所引发的其他方面的变化。科技变化促进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科技变化本身也需要内在和外在的动力。也就是说，科技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

科技进步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经济指标而言，中国和发达国家依然有很大的距离。虽然一些社会群体和一些地区已经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总体来看，我们国家还处于中等收入经济水平。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到300美元发展到今天的约13000美元（截至2023年），但与发达经济体的50000~60000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就中等收入群体来说，虽然我们的这一群体数量已经达到了4亿，绝对规模很大，但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一般为60%~70%，至少是50%以上。

就外部环境来看，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内部的现代化和外部的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两者互相依赖、互相强化。但是，今天这个情况不再存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美国把中国界定为唯一一个有能力和意志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竞争的国家。反映在其对华政策上，美国伙同其盟友对中国的高科技实行“卡脖子”和“系统脱钩”。虽然在欧盟考虑到其企业的利益而使用“去风险”的概念之后，美国也使用了“去风险”这一概念，但对美国来说，无论是“脱钩”还是“去风险”，其最终目标都是统一的，即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维持其绝对霸权地位。同时，美国也在塑造中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构成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压力。比较而言，中国失去了此前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外部条件。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内外部条件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下一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由很多要素共同促成的，但是从世界经济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还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后发国家和地区，抑或是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技术升级和基于技术升级之上的产业升级是其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与核心。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无法实现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盛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国家为什么会成功？”方面的研究，大多数研究指向制度要素。但这些研究尤其是西方的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导向，以及用简约的制度要素来解释发展和不发展。正如科技变化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制度要素和科技的变化的确有关联，即制度要素既可以推进科技的发展，也可以对科技进步构成阻力。但实际上，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而科技更是经济的核心。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变迁都是一波又一波的工业革命启动和造就的。也就是说，从科技变革的角度更能透视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

近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直在思考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提升为发达经济体。通过对欧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发达经济体以及拉美与亚洲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比较分析，我们提炼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中等技术陷阱”。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从经验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从低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借助从发达经济体扩散而来的技术来实现，但除了一些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0~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在“1~10”的技术刻度内，向最高水平进步。[1]

就中国的技术水平而言，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从价值链等维度看，目前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水平。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第一，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0~1”的技术创造；第二，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即使就应用技术而言，中国在“1~10”的刻度内也处于“4~7”的位置，缺少“8~10”的技术水平，或者说，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第三，中国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赶上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中国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

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便是本书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本书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解释为什么会产生“中等技术陷阱”现象；第二部分从不同角度来阐述和分析中国目前所处的“中等技术”水平现状；第三部分讨论中外经验和教训，既总结那些成功达到发达水平的经济体的经验，也总结那些没有成功成为发达经济体和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教训；第四部分讨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如何对中国科技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第五部分是重点，聚焦讨论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