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1.2.1　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学术脉络

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使得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步逼近甚至超出环境承载极限，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也是现阶段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一。绿水青山是最大的资源和资产。然而，长期以来，自然资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缺失的（罗丽艳，2003；蔡志坚，2017），而自然资源环境无价值观念又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互为表里（晏智杰，2004），其直接后果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对自然资源环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资源使用费用上，而忽视了资源环境的修复和可持续利用，以及自然资源环境拥有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实践中，必然造成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枯竭式利用，从而危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张志强等，2001），寻求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迫在眉睫，这就是环境经济学倡导的综合运用市场、政策和技术等手段，共同作用，形成新的发展方式（曹洪军，2018）。

生态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学家的视野由来已久，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因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经济学者的重视，并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得以迅速发展。一是古典经济学先驱者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奠基者威廉·配第就认识到自然条件对财富的制约，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论断。马尔萨斯认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以人口和收入的指数增长为基础的，而资源的供给却只能以线性形式增长，甚至零增长。李嘉图也认识到了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二是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微观环境—经济分析”发展演化。生态环境治理的微观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问题产生的根源、治理的途径以及与治理措施相关的费用效益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不当产生的“政府失灵”（Pigou，1920；Baumol，1970）。Coase（1960）、Turvey（1963）对外部性、税收和补贴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科斯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提出的政策思路是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强调政府没有必要对市场进行干预。Kneese等（1968）认为，既然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上是失灵的，政府就应该以非市场途径对环境资源利用进行直接干预，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干预也是很有必要的。

生态环境治理的微观经济分析遵循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主要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随着全球整体生态环境形势的日趋严峻，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很有必要从宏观角度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

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Dennis L.Meadows）等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的可怕结论。该报告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生态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分析。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破坏后果的持久担忧，也激发了学者对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研究热情。在上述背景下，宏观环境治理的学术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迅速兴起并呈现出加速趋势，其标志性现象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提出。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5）、Shafik和Bandyo padhyay（1992）、Panayotou（1993）等通过借鉴Kuznets（1955）研究收入分配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研究成果，提出了EKC假说。EKC假说的提出，对人们从宏观层面理解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就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也将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此后，围绕着EKC的解释与验证开始成为国内外学者在宏观环境治理领域的研究主题并演化延续至今。国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Abdul和Syed（2009）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协整分析后认为，两者存在EKC长期关系；Shahbaz（2013）通过建立土耳其CO2排放量与经济发展VEC模型认为，该国CO2排放与经济发展不仅存在EKC，还存在双向影响关系。当然，另一些研究却表明两者之间只是单调关系，如Méndez（2014）将能源资源相对价格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发现能源相对价格变动的出现使CO2与GDP间呈现单调递增的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关系，如Yi-Chia Wang（2013）认为两者不存在长期EKC协整关系。国内学者早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验证EKC理论，如彭水军和包群（2006）较早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实证结果发现，EKC倒“U”型曲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杨芳（2009）运用中国1990—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VAR模型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指出我国经济增长引起的污染加剧程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实现环境污染水平的降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各地区的EKC形状及其所处位置差异的探讨，如王敏等（2015）研究发现，大气污染浓度指标与经济增长呈现“U”型关系，但在考虑了每个城市特定时间趋势变量后，高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高污染。臧传琴和吕杰（2016）实证检验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在EKC曲线部分，东部地区拐点出现得较晚，但拐点位置较低，EKC曲线较为扁平；中西部地区拐点出现得较早，但拐点位置较高，EKC曲线较为陡峭。王勇等（2016）对人均收入水平与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进行回归拟合后发现，虽然大部分东部省份已经越过EKC曲线的拐点，但环境质量改善仍然缓慢，而多数中部省份仍处于峰值阶段，西部省份则大都处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恶化的矛盾阶段。谷国锋等（2018）发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整体呈“U”型特征的耦合度时序变动，表现出阶段性和波动性。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国内外经济学者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方向交替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迅速崛起与不断深化。尽管两个层面的研究有重叠交叉的情形，但是研究重心整体上经历了以微观为主逐步向以宏观为主的转变历程。显然，已有的这些丰硕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制定生态环境治理对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也为本书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文献基础。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1）在微观框架内的外部性理论分析，主要侧重于从单个企业发展的外部效应来分析其造成的环境后果及其治理思路，而忽略了介于微观（以单一企业或家庭为主体）与宏观（以经济环境总量为主体）之间的区域主体（以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各行政区划如省市为主体）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对区域外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从而无法解决局部地区的“理性”决策产生的全局性负环境外部效应问题。（2）在宏观层面对环境与经济关系演化规律的探究主要侧重于经济增长指标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忽略了经济发展差异、收入分配状况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等因素对环境质量变化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主要建立在统计规律之上，对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分析不够。（3）在生态环境治理对策的分析方面，虽然提出了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思路，但是对如何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界定生态环境资源这一具有显著“公共属性”的产权方面基本没有涉及，而这个问题显然无法绕开处理跨界环境纠纷。此外，在外部问题内部化的政策机制设计中，更多的是侧重于对“污染”这类负外部性的“惩罚”性分析而相对忽视了对“生态建设”这类正外部性行为的“补偿”性分析。（4）总体来看，已有的生态环境经济分析框架忽略了空间因素在环境—经济演化进程中的影响，没有充分考虑一国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与国内各行政区划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矛盾，而如果我们不能从具体的地理空间中去追寻环境—经济演化矛盾中涉及的各利益主体的位置、方向及范围，就会大大影响理论研究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效果。上述不足，使长江流域跨域水资源生态保护整体性协作治理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在政策设计方面都有很大的拓展与深化空间，这也是本书重点关注并力求突破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