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脉学溯源

有人认为，“切脉治病”已成为中医诊断学上唯一的武器，本来还有“望”“闻”“问”三种诊法，且《难经》中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这是中医学自古至今的“四诊”，但时下有些中医，竟不惜废弃了望、闻、问三种诊法而单讲切脉，因此一般病家找中医看病便直截了当地说“看脉”，“看脉开方”成了中医诊治疾病的全部内容，似乎这样就尽到了诊断之能事。甚至“上焉者”认为，通过切脉还能知其人的贫富贵贱、寿夭穷通，即所谓的“太素脉”。这样“神气”的脉学，究竟是哪个大发明家的发明？创始于什么时代？真有这样的“神气”吗？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讨论一下。

《周礼》中说：“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脏之动。”贾疏：“脏之动，调脉之至与不至，谓九脏在内，其病难知，但诊脉至与不至也。”这就是经书中关于“四诊”的主要根据，也可说是“切脉”在历史文献上的最早记载。《史记》中说太仓公“传黄帝扁鹊之脉书”，这根本是句空话，实际上无论是《黄帝脉书》还是《扁鹊脉书》都是不存在的。不独此也，我们在史册上曾见到这样一些脉书书目：《脉经》《脉经略》《黄氏脉经》《脉生死要说》《亡名氏脉经》《三部四时五脏辨诊色决事脉》《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以上可见《隋志》；《涪翁诊脉法》，可见《后汉书·郭玉传》；《素女脉诀》《夫子脉诀》，以上可见《礼记正义》；《黄帝脉经》《扁鹊脉经》《张仲景脉经》，以上可见《宋志》；《黄帝脉诀》《仓公生死秘要》，以上可见《崇文总目》；《扁鹊脉髓》，可见《菉竹堂书目》。

这些有名无实的脉书，很可能是出于好事者为自圆其说而伪造的。目前可以看到的脉书，除《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难经》有内容谈脉而外，就以王叔和的《脉经》算是脉书最早的专著了。王叔和专心立志地著了一部脉书，他对脉学的看法是怎样的呢？《脉经·自序》中说：“脉理稍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况有数候均见，异病同脉者乎。”

王叔和这位大师，他对脉学的修养，也不过就是“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如斯而已。王叔和是传脉学的祖师，他自己虽说是“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但就《脉经》十篇的内容来看，并没有超出《难经》的范围。相传《难经》的作者是扁鹊，但扁鹊的特长是临床经验丰富、治疗技术高明，而不在传脉学。实际上，扁鹊就不十分讲究切脉。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说：“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癥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这明明是说，扁鹊得到长桑君传授的是“禁方”，吃了三十日的“上池水”，已能“尽见五脏癥结，视见垣一方人”，“切脉”对他来说已无用武之地了，即使是“切脉”，也无非是图个“名气”罢了（“特以诊脉为名耳”）。就是说，“切脉”对扁鹊来说，并不是主要的诊病方法，请看他的两个医案。

一则，《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强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与之同……居二日半，简子寤。”

二则，《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太子病气血不时……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所谓尸蹶者也……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剂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

前一个医案，是扁鹊经验丰富的成功；后一个医案，是扁鹊临床诊察周详和针灸技术的高明。所以扁鹊直截了当地说：“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他又坦白地说：“越人非能生死人，此自当生者。”余云岫先生骂扁鹊“是江湖医第一滑头货”我是不同意的。他为“带下医”“耳目痹医”“小儿医”，都享有盛名，这是扁鹊灵活运用经验，于临床精详不苟，实际技术高明的结果。不过太史公说“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这应由太史公负责了，因扁鹊本人没有承认凭切脉治病，长桑君亦没有传脉学给扁鹊，“天下言脉由扁鹊”这句话从何说起呢？

唐王勃序《难经》时说：“黄帝八十一难，是医经之秘录也。昔者岐伯以授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汤，汤历六师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越人始定章句，历九师以授华佗，佗历六师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曾夫子。”扁鹊既没有矜持切脉，也不曾著传脉学的《难经》，充其极也不过“定章句”而已。

反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太仓公者……传黄帝、扁鹊之脉书。”太仓公对于脉法倒还相当有兴趣，因为他的老师“公乘阳庆”曾以脉学教他，仓公自己亦说“谒受其脉书上下经”，因此，仓公的“神乎其技”完全凭切脉了。诸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说：“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得肝气，肝气浊而静，此关内之病也。脉法曰：脉长而弦，不得代四时者，其病主在于肝。”“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气隔病……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其脉，心气也……脉法曰：脉来数，病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齐郎中令循病，众医皆为蹶，人中而刺之。臣意诊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后溲……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时，右口气急，脉无五脏气，右口脉大而数，数者中，下热而涌，左为下，右为上，皆无五脏应，故曰涌疝。”“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也……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时，并阴。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以下还有“齐王太后病”等十多个案例，都是凭脉断证，并根据“脉法”，道出病机，确定治法和预后。

以上这些都能证明，太仓公于脉学是有相当造诣的，他教徒弟亦主要是传脉学。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说：“问臣意曰：吏官尝有事学意方，及毕竟得意方不？何县里人？对曰：临菑人宋邑，臣意教以五诊，岁余。济北王遗太医王禹学，臣意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岁余。菑川王遗太仓马长冯信正芳，臣意教以按法顺逆……。高永侯家杜信喜脉，来学，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二岁余。临菑召里唐安来学，臣意教以五诊上下经脉，奇咳四时应阴阳重，未成，除为齐王侍医。”其中所谓“五诊”，《正义》注曰：“谓诊五脏之脉。”太仓公教这么多徒弟，都传以脉学，但他亦很矜持地说：“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这是说，脉切得准，断病治疗就准，粗枝大叶，脉切不准，断病治疗就没有把握。像这样，太仓公还不够称是一位脉学大师么？所以说太史公言“天下言脉者由扁鹊”这个说法是不公道的。

中医单凭切脉诊病，应该以太仓公为祖师。有人说：“自晋王叔和作《脉经》，于是我国医士诊病专凭切诊。”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王叔和的《脉经》，确是集《内经》《难经》脉学之大成，是中医脉学中的第一部专书。所以以后的脉书，都是祖述于他，甚至还伪托其名著成《王叔和脉诀》《王叔和小儿脉诀》等欺枉后世。那么，王叔和《脉经》的价值究竟怎样呢？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的批评比较公道：“所以《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论脉，其立论反若甚疏，而应验如神；若执《脉经》之说，以为某病当见某脉，某脉当得某病，虽《内经》亦间有之，不如是之拘泥繁琐也。”的确，王叔和《脉经》和《难经》都说得繁琐驳杂，《内经》要比较具体而微，《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脉法倒是要着实得多。所以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又说：“必当先参于《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说而贯通之，则胸中先有定见，见后人之论，皆足以广我之见闻，而识力愈真，此读《脉经》之法也。”需要强调的是，不管《内经》《难经》还是王氏的《脉经》，都是不主张单纯切脉断证的。如《素问·徵四失论》中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无穷。”

《难经》尽管论述庞杂，而“六十一难”中仍以切脉为“下乘”，不认为是诊断的唯一方法。王叔和固然立意传脉学，但他在《脉经》里亦强调地说：“声色症候，靡不赅备。”《金匮要略》中也说：“上工望而知之，中工问而知之，下工切而知之。”“脉法”在汉唐以前也不过是这样一个地位。唐宋以后的脉学，愈是演绎支离而不可闻问。所以王元标说：“以两指按人之三部，逐定其某腑某脏之受病，分析七表八里九道，毫毛不爽，此不但世少其人，虽古亦难有也，此不过彼此相欺耳。”寇宗奭亦说：“据脉供药，是医家公患。”

于此，我可以做出三点结论：①望、闻、问、切，是中医具体的诊断方法，不能割裂单用，切脉的作用更不能大过于“望”“闻”“问”三诊，单凭切脉断证是不全面的；②切脉是古法，可能在周秦时候就有了，具体记载于《内经》中，实验于张仲景，演绎于王叔和；③扁鹊并不矜持脉法，单纯的据脉断证，作俑者始于太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