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家的观察

地理学家邹代钧的《西征纪程》，观察细密，叙说翔实，颇不同于一般官员的出洋记载。因文言文比较难读，先选择两段今译如下：

（新加坡）路旁多槟榔树和椰子树。槟榔树高五六丈，直干无枝；叶片都生长在树干上，其大如扇；鸡蛋般的果实聚结成房，好几百颗紧簇着中心；剥开果壳，里面是满满的白肉，本地人嚼槟榔时吐出的口沫却是鲜红的。椰子树非常之高，也没有枝条；树梢上摇曳着几条稀疏的叶子，好像在长杆的上端束一把菖蒲；瓠瓜般的大果实挂在树头上，坚硬的外壳里边是一层白质，有半寸来厚，嚼起来味道有点像胡桃肉；果实中间则是一腔果汁，大约有一升左右，清冽如水，甘美如荸荠，是解渴的妙品。取果汁去白质以后的空壳，正好充当容器。《吴都赋》所云，“槟榔无柯，椰叶无阴”，看来确实不错。

船过（马尔代夫群岛北部的）弥尼科伊岛，岛长约三十三四里，宽不过五里，地势低平，一望都是芦苇。……这一带的岛屿都是珊瑚形成的，珊瑚是海水中的虫，活时本是软体，固着在礁石上，从海水摄取食物，繁衍很快。新虫生，旧虫死，死去的虫的骨骼堆积成为树枝状，新生的虫继续在上面做窠。如此生生不息，珊瑚树愈长愈大，变成石质，加上泥沙填塞，最后露出水面形成岛礁。这种岛出水不高，因为珊瑚虫离开海水便死了；但低于海面一百七八十尺，珊瑚虫也不能生存，所以珊瑚岛礁只能出现在浅海。澳洲东北太平洋中的珊瑚岛礁连绵三千多里，是世界上最长最大的，其次就是这里的马尔代夫群岛了。

我的译文虽然拙劣，仍不能尽掩原文的优点。

古时读书人大都缺乏科学精神，他们主要是从灌输给他们的经书，而不是从大自然本身来认识周围的世界。他们宁愿相信“腐草为萤”，却不肯抓起一把腐草、捉来几个萤火虫，认真观察研究。在这方面，邹代钧是一个难得的例外。这是因为，他出身于一个相当有科学素养的家庭——湖南新化邹氏，有名的地学世家。他的外高祖吴建轩著有《地理今释》，曾祖母吴夫人独传父学，熟知郡县沿革，祖父邹汉勋著述更多，叔父邹世贻曾主编《大清一统舆图》，他本人后来曾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他的侄子邹永煊创办亚新地学社，侄孙邹兴钜编著地图多种风行全国，侄曾孙邹新垓从清华大学地理系毕业后继续从事地图编纂出版，曾任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邹氏一家八代都是地理学者，邹代钧实为其中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

中国传统的舆地之学不出文献考据的范围，但从十七世纪徐宏祖、顾炎武、顾祖禹诸人以后，渐倡引古证今、经世致用之风，逐步成为一门“实学”，邹氏之学正是代表。邹代钧幼承家学，二十岁即刊行祖父遗著，尽读历代舆地之书。及至门户开放，西学东渐，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先后成书，邹代钧读后，觉得欲深明外国地理，不能不亲往外国调查研究。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刘瑞芬以驻英使臣往伦敦赴任，邹代钧便托曾国荃介绍充随员同行，《西征纪程》即为他历时四十一昼夜旅行三万余里的纪录。

《西征纪程》除对地貌、生物有真实生动的描写而外，还对沿途各地的历史地理作了不少考证，订正了魏、徐著作和古书中的错误。例如徐书说埃塞俄比亚即《元史》中的马八尔，努比亚即《元史》中的俱兰；魏书说马八尔即今埃及，俱兰即今埃塞俄比亚。邹代钧过红海埃塞俄比亚海岸时，指出徐、魏都弄错了，因为《元史》记杨廷璧从泉州出海，船行三月抵锡兰，阻风乏粮，船人劝杨到马八尔，说可从陆路往俱兰；而从锡兰到埃塞俄比亚远过万里，差不多等于从泉州到锡兰，岂能在阻风乏粮的情况下匆匆赶到？邹代钧进一步考证道：印度马德拉斯邦有地名马拉巴尔，与锡兰只隔一道海峡，《元史》中的马八尔应即此地，俱兰亦应相去不远，可能即《宋史》中的注辇、《明史》中的小葛兰，这几个地名都是“一声之转”。言之成理，令人信服。

船到马赛，上岸后邹代钧往游动物园，第一次见到长颈鹿。《西征纪程》记云：“有兽马首鹿身牛尾，长颈，前足高于后三分之一，有二短角，西人名为吉拉夫（英文Giraffe的对音）。”邹代钧查《汉书》：“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后汉书》：“符拔形似麟而无角。”《明史》永乐十九年，“周姓者往阿丹国，市得麒麟、狮子以归，麒麟前足高九尺，后足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又弘治三年，“撒马尔罕贡狮子及哈剌虎”。邹代钧对古书中这些记载做了研究，认为哈剌虎即吉拉夫，符拔也是，但《汉书》所说长尾应该是长颈，《后汉书》说无角是因为角太短藏在毛内不易看出。他说《明史》记述大体正确，但吉拉夫就是吉拉夫，和传说的麒麟不是一回事，“谓之为麟，不亦诬乎”？

本来嘛，科学就是要认真，要使名实相副，凡事要寻根究底弄个明白。皇帝老子敕修的史书也未见得无错，错了就是错了。长颈鹿本来不是鹿（正跟熊猫本来不是猫一样），当然更不是子虚乌有的什么麒麟。邹代钧宁肯照着本音叫吉拉夫，不肯跟着别人喊麒麟，这种认真的态度总是可取的，虽然在以西狩获麟为祥瑞的人看来未免杀风景。

（199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