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华书馆第一位主任柯理

一、柯理与中文活字印刷

在近代中文活字印刷发展的过程中，美国人柯理（Richard Cole）是一名重要的人物。他自1844年2月抵达中国，至1852年9月返美，在八年半中，先建立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在澳门的华英校书房，这是美华书馆最早的前身，也是鸦片战争后第一个在华开办的西式印刷所；1845年7月他将华英校书房迁往宁波，并改名为华花圣经书房；为美国长老会服务三年半后，他于1847年9月离职，前往香港受雇于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当地的布道站，担任英华书院印刷所主任，工作五年后辞职返美。

柯理来华时，基督教传教士试图以西方技术取代木刻印刷中文以便传教的工作正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以往的鼓吹、讨论与尝试西方技术，到借着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口岸的时机，即将展开以实际行动向木刻印刷挑战和竞争的局面。柯理身负这种任务来华，他带来巴黎铸造的中文拼合活字（divisible type），这是第一种实际可用于印刷的西式中文活字，也成为西方印刷术向木刻印刷挑战竞争的“利器”。但这套活字有以部首与字根生硬拼合成字的缺陷，于是柯理在任职长老会的三年半间，致力于改善这项问题，以争取中国人对这套拼合活字的认同，提升对木刻印刷的竞争力。等到他转往伦敦会服务后，又负责铸造香港英华书院原有的大小两套活字。这两套都是全字而非拼合字，字形较为自然美观，比巴黎拼合活字更受中国人欢迎与接纳，也比巴黎活字更早开始打造，但进度相当缓慢，工期逾十年仍未达可以实用的地步，直到柯理接手后才全力加速铸造，并从1850年起上市供应印刷之用。

巴黎拼合活字与香港英华书院的大小活字，都不是出自柯理的原创，但经过他的用心改良或加速生产，巴黎活字才得以提升字形的质量，而香港活字则大增活字的数量，两者也因此具备和木刻印刷一争长短的条件。在巴黎活字方面，长老会在澳门的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 Lowrie）不止一次表示，华英校书房以这种活字印的产品，被中国官员和学者赞许为清晰美观。⁽¹⁾而长老会宁波布道站1845年的年报也记载，华花圣经书房印的书经常受到中国文人的肯定。⁽²⁾至于香港活字，当时在广州的另一位美国印工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一再称道柯理所造的香港活字“超越迄今任何中国人或外国人所造的中文活字”⁽³⁾，“是所有人中铸造最美观也最为实用的一套”⁽⁴⁾。而长老会在宁波的传教士兰显理（Henry V. Rankin）也极为赞扬香港小活字的字形，说以此印成的书“远胜于我在中国所见的任何书”⁽⁵⁾。

柯理离华后，从1860年代起，巴黎活字与香港的大小活字成为美华书馆拥有的三种活字⁽⁶⁾，也都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国内外通行的中文活字，最后还连同其他活字取木刻而代之，成为印刷中文的主要工具。在西式活字与木刻竞争的过程中，柯理先承担以巴黎活字发动向木刻的挑战与竞争，接着他又打造更好的两套香港活字，充实西式活字的队伍与壮大竞争的力量。尽管西式中文活字的发展耗时长久，向木刻的挑战与竞争也绝非一人可以成就，事实上柯理从长老会离职时，巴黎活字的改善并未完成，他离开伦敦会返美后，香港两套活字的数量也还在继续增长中，但是柯理的使用、改善与铸造，以及对木刻进行的挑战与竞争，无疑都是近代中文活字印刷史上有显著积极意义的行动。

虽然如此，后人对于柯理其人的了解却极为有限，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所编《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纪念集》（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一向是研究者所知的关于柯理的最主要史料来源，却只有不到300字的内容。⁽⁷⁾此外，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年报中几次有关他的印刷出版活动的报导，《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几篇活字的相关报道与评论，以及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的《在华传教印刷所》（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一书等，都略为涉及柯理，大约仅止于此了。

多年来，笔者陆续从各基督教传教会的档案中，抄录整理出不少关于中文印刷出版的史料，包含柯理自己撰写的书信报告和别人书信中关于他的内容，并据此论述他的铸字、印刷与出版工作，分别收在《铸以代刻》一书的《澳门华英校书房（1844—1845）》《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45—1860）》《香港英华书院（1843—1873）》三篇之中，柯理在中国的活动情形与他的性格问题也得以大略为人所知。

但是，研究者对于史料总是只恨其少而不嫌其多，史料越多则研究内容的断点越少，论述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完整。关于柯理的史料与研究也不例外。他在华期间的工作情形虽然已有论述如上，但是否仍有值得补充之处？尤其令人悬念的是他来华以前的经历背景究竟如何？离华返美以后的生活是否仍和中国与中文印刷有关？柯理这样的人在美国社会中只类于一般平民百姓，生平事迹难得出现在图书文献中，因此他的生平活动是令人关心却很难着手的课题。所幸近年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全文与影像数据库层出不穷，2021年间笔者尝试检索近年来新出的长老会外国传教部档案数据库和三种美国报纸数据库后，获得不少关于柯理的史料。

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档案于1960年代拍摄缩微胶卷，出版成《外国传教部书信与报告1833—1911》（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 1833—1911），并将原始文件全数销毁。2016年进一步将胶卷的内容数字化，出版成数据库《中国传教：外国传教部通信1837—1911》（Evangelism in China: Correspondence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 1837—1911），并将原来隐身于胶卷第217卷内的《杂项与非洲来信》（Miscellaneous and Africa）内容提出，单独成为《杂项书信》（Miscellaneous Letters）两卷。笔者发觉其中竟夹杂有因档案管理失误而收入此两卷的美华书馆文件⁽⁸⁾，包含柯理在澳门期间于1845年上半年所写的九封信，为笔者以往所不知，本文即据此补充他在澳门的活动。

至于三种美国报纸数据库：第一种是《纪录美国：历史上的美国报纸》（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由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与美国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合作，将1777—1963年间出版的美国报纸数字化，已完成者多达1 870万页，供免费公开利用、检索及下载原件影像。第二种是《加州数字报纸收藏》（California Digital Newspaper Collection），由美国加州州立图书馆（California State Library）主办，将1846年以后的加州报纸数字化，包含300余种、1 000万多页内容。第三种是《印第安纳州纪录——印第安纳数字历史报纸项目》（Hoosier State Chronicles — Indiana’s Digital Historic Newspaper Program），由印第安纳州立图书馆（Indiana State Library）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博物馆与图书馆部门（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资助下建立。

以下主要是依据这四种数据库检索所得的史料，整理、排比、分析后，建构而成的柯理来华前、在华初期，以及返美后的活动事迹。

二、来华前的柯理

伟烈亚力在《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纪念集》中，提及柯理来华前的经历内容非常简略，只有三个片语：住在印第安纳州（Indiana）的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地方、是一名印刷业者、曾办过一种报纸。在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档案中，则有传教医生麦嘉缔（Divie B. McCartee）写于1847年关于柯理的一件报告提到他的家庭背景：母亲曾经住过精神病院，兄弟则是脾气暴烈的偏执狂，柯理自己也有忧郁症，来华前经常迁徙不定与变换工作。⁽⁹⁾麦嘉缔于1843年10月6日和柯理为伴自纽约来华，在同一艘船上共度四个半月，他对柯理的了解应当来自这段旅程中的交谈。

前述的几种数据库收录更多关于柯理的文献，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柯理。1852年，一家香港报纸报道柯理制造中文活字的消息，他从前在美的一位办报的雇主转载了这条消息，并加上自己所知的柯理，表示他的原籍是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1830年前后在这位雇主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印行的《全国报导者日报》（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担任排版工匠等。⁽¹⁰⁾但是这位雇主没有提到柯理的年纪，以及他在这家日报工作多长时间。

柯理离开报社后，犹如麦嘉缔所说居住和工作不定，也几乎默默无闻，直到1839年在印第安纳州的韦恩郡（Wayne County）中心镇（Centreville）结婚落户。该镇距离印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约一百公里远，是韦恩郡地方政府的所在地。柯理的生活从1840年起接连产生急剧的变化，最后于1843年离开美国前来中国。在这可算是大起大落的几年间，他从名不见经传的沉默大众之一，变得名字经常出现在地方报纸的字里行间。

1840年1月1日起，柯理创办的报纸《全国爱国者》（National Patriot）问世，他的身份也从原来的印工或印刷业者跻身为报人与编辑。《全国爱国者》是每逢周三出刊的周报，每期四页，一年订费2元。目前该报仅有零星存在图书馆中，数据库可见到三期：1840年1月29日、4月22日、10月28日。在报头的刊名下注明了“出版者：贝克与柯理”（Baker and Cole: Publishers），以及“编辑：理查·柯理”（Richard Cole: Editor），贝克其人无可考，或许只是出资的合伙人，实际则由柯理经营。在1840年1月29日这期的第3页，有一篇由他单独具名的《办报计划书》（Prospectus of the National Patriot），从1840年1月1日创刊起连续刊登，首先，说明该报由贝克和他在韦恩郡的中心镇出版，并由他担纲编辑；其次，以很多篇幅宣示政治立场，表明该报拥护由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与国家共和党（National Republican Party）合组而成的辉格党（The Whig Party）政策，将宣扬该党主张的总统一任制、缩减政府经费、扩大民选官员范围等政见；第三，声明编辑自己本是印刷业者，也实际从事劳动，因此将致力于支持劳动生产阶级；第四，表示该报注重农业、园艺与畜牧，每期会刊登每周货物价格表（Price Current）；最后，又说该报将致力成为政客和一般读者都感到有趣的报纸，反映时代现况与真理等。⁽¹¹⁾

现存1840年10月28日的《全国爱国者》内容，充分呈现了该报的政治色彩。当年美国总统大选就要在数日后的11月2日投票，柯理先在第一版批评竞选连任的范布伦（Martin Van Bruen）总统，接着以第二至四版的大部分篇幅为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森（William H. Harrison）助选，以非常醒目的字体和图片催促韦恩郡的选民踊跃投票给哈里森。那次总统选举结果是哈里森当选，柯理想必会在下一期的《全国爱国者》大肆庆祝一番。

报纸办了一年后，柯理迎来一个名利双收的大好机会。1841年1月22日，印第安纳州的州议会选举他为两名官方印刷业者（State Printer）之一，为期三年，两人共同承印官方的各种印刷出版品，其中单是州议会每年的议事录往往就多达700页以上，承印的利润相当优厚，每次选举时竞争也很激烈，涉及政党利益。柯理当选的这次有四组候选人，每组两人，在州议会参、众两院议员共134张选票中，柯理这组获得85张，次多的一组不过25张而已，得失之间相去悬殊，原因是当时州议会正由柯理支持的辉格党控制，而且与他同组搭档的候选人窦灵（John Dowling）有个兄弟（Thomas Dowling）当时正是州议员。⁽¹²⁾

当选为官方印刷业者后，还得等半年多以后从1841年8月1日开始任期。但柯理与窦灵先已兴冲冲地准备合作出版一种新的报纸，赶在当选一个星期后公布编印计划，开始招募订户，报纸刊名定为《印第安纳州公报》（Indiana State Gazette），每周三出刊，订费一年预付2.5元，出版地不在柯理所在的中心镇或窦灵所在的维格郡（Vigo County）特雷霍特市（Terre Haute），而选在印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以避免新报纸只限于地方性的印象。由于两人都效力于辉格党，新报当然也是辉格党的喉舌，计划内有大半的篇幅都用于列举该党的各项政治主张，简略提及该报也将注意农业、制造和其他有关印州利益的话题。⁽¹³⁾

柯理当选官方印刷业者后，从1841年2月13日起接连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表示自己即将结束在中心镇的业务，在3月间乔迁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因此希望订户或曾在该报刊登广告，以及曾和他的印刷所有生意来往者，尽快和他结清账目。⁽¹⁴⁾

看来一切显得相当顺利，柯理似乎可以从此在印第安纳州大展身手，出人意料的是事情却非如此发展，甚至还急转直下。他的妻子（Jane）在忍受肺结核的折磨后，于1841年3月12日过世了⁽¹⁵⁾，很可能就是丧妻之痛的沉重打击，让柯理改变了对一片大好前景的展望，他竟然没有如预定计划迁居印第安纳波利斯，前去执行官方印刷业者的任务，反而在妻子过世两个月后，刊登广告出售生产《全国爱国者》的印刷所，声明印刷所拥有一台史密斯（Smith）手动印刷机，机况如新，大小各号活字齐备，数量之多足以同时排印两大张报纸版面，当然也有一般印刷所应有的各种设备等。⁽¹⁶⁾令人惊讶的是这并非柯理第一次要出售生计所赖的家当，前一年（1840）的10月28日，他不知何故在《全国爱国者》刊登广告要卖印刷所，内容却是企图连报纸一并出售，因此除了说明印刷所的生财家具，又强调在中心镇办报有非常优越的地理与社会环境，他还自行透露当时《全国爱国者》的订户数量将近700份，还对潜在的可能买家表示，原有订户不难保留，也不难增加新订户。⁽¹⁷⁾

柯理第一次要脱手印刷所的心意似乎并不坚决，因为他并没有在《全国爱国者》以外的其他报纸上刊登广告。第二次则不同，当时他已当选并即将开始官方印刷业者一职，大好的前程与“钱”途在望，他却要出售不可或缺的印刷所，而且还在别家报纸刊登广告周知。半个多月后，应该是印刷所已经售出了，《全国爱国者》也不可能继续而面临停刊，柯理又刊登广告，通知那些已经预付一年报费的订户，他已将预收而不及出版的报费存在中心镇邮局的局长处，请订户自行前往领回。⁽¹⁸⁾柯理到此已完全舍弃在中心镇的家业，离开了当地，而前述他与窦灵计划要办的《印第安纳州公报》，已不在他的心中，数据库及其他文献中也没有这份公报曾经存在的证据。⁽¹⁹⁾窦灵恐怕得费一番工夫向预订的人解释公报胎死腹中的缘故，并独自撑持从一开始就少了柯理的官方印刷业者任务。但此后三年间的印州州议会等出版品上，却依然印着窦灵与柯理两人的名字和官方印刷业者的头衔，不论此举是出于窦灵念旧或依规定必须如此，总算是柯理这场过眼云烟留下的一丝痕迹。柯理以上这种不顾一切执拗到底的行为，和他来华后由于情绪不稳定，一再直接或间接导致他人受到困扰、伤害甚至死亡的情形相当雷同。⁽²⁰⁾

柯理离开中心镇几个月后，写信给镇上另一家报纸《韦恩郡纪录》（Wayne County Record）的编辑透露自己的行踪，原来他已受雇于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正在纽约学习中文活字的铸造，准备到中国建立印刷所。⁽²¹⁾《韦恩郡纪录》的编辑在1841年10月间刊出这项消息后，由于柯理几个月来的种种改变又大又快，现在他又要前往当时一般美国人仍觉得神秘的中国，这显然有吸引人的新闻价值，于是至少有五家印州的地方报纸先后转载了《韦恩郡纪录》的这条消息。⁽²²⁾

柯理在纽约期间，当地的报纸《纽约传教者》（New York Evangelist）于1841年11月初报道，他预计于1842年春季出发来华。⁽²³⁾到时并没有成行，因为外国传教部迟迟没能完整收到向巴黎订购的中文活字，柯理为此在纽约等候了近两年。其间他很大的一项“成就”是再度结婚—一般海外传教团体原则上都希望属下传教士先结婚再赴海外，这样身心、生活能够安顿下来，便于专心传教工作—于是柯理也挥别先前的丧妻之痛，认识了纽约州的卡洛琳·哈伯乐（Caroline Hubbell）。她出生于1808年，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新布朗斯维克（New Brunswick）地方主持一家女子学校有十二年之久。⁽²⁴⁾两人于1843年结婚，随即在同年10月6日与其他传教士搭船放洋东来。

三、柯理在澳门

柯理在澳门主持华英校书房的活动，笔者在《铸以代刻》书内已有不少论述，下文补充的是外国传教部档案胶卷中前所未见的内容，共有九封信，都是柯理在澳门写给传教部秘书娄睿（Walter Lowrie）的报告，始于1845年1月13日，终于同年6月12日。其中最长的一封信多达七千字左右，从当年5月20日陆续写到6月4日，次长的一封也有四千字，其他七封信从百余字至一千六百字。这九封写于1845年上半年的信内容繁杂，以下举述两项荦荦大者以增益补正《铸以代刻》的讨论。

（一）华英校书房的产品

柯理于1844年2月下旬抵达澳门，开始筹建华英校书房，印刷机则自同年6月中启动，到1845年6月下旬校书房迁离澳门，印刷机运作时间只有一年，不计单张散页的代印杂件，先后共印十种书，如以下目录所列：

华英校书房是新开办的印刷所，只有一部手动印刷机，一年内能印出十种产品（第九种《乡训》在宁波完成），其中两种还多达100页，算是差强人意的成果。因为负责的柯理刚开始学习中文，而六名中国工匠除一人外从未接触过西式印刷，柯理和工匠双方在摸索中教导与学习从检字排版、打样校对、上机压印到拆版归字等西式中文印法，至于装订则仍是中国传统线装（英文书除外），外包给一家有八女五男的作坊承做。⁽²⁵⁾

这十种产品的前五种已在《铸以代刻》中讨论过。第六种《张远两友相论》和第九种《乡训》是传教小册，作者是传教士米怜，由华英校书房旧书新印，都由美国小册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补助印刷经费，共300元。《张远两友相论》印完随即接印《乡训》，但因篇幅较多，直到校书房迁至宁波以后才全书告成。⁽²⁶⁾第七种《使徒行传》和第四种《路加福音书》一样，都是以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补助的经费印刷，《使徒行传》的印量多达15 000部、成本365元，《路加福音书》则印14 500部、成本328元。

第八种《英华字汇》和第十种《广东传教会肇始》，是以英语读者为对象的非传教书。两位作者怜为仁与罗孝全都是美国浸信会国外传教会（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传教士，由他们付费印刷，成本共45.8元。⁽²⁷⁾《英华字汇》的篇幅不详，柯理只说约60—100页⁽²⁸⁾，而伟烈亚力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纪念集》并未收录此书。《广东传教会肇始》的内容所记应当是浸信会最初在广东的工作，伟烈亚力的纪念集同样没有收录，但一部关于浸信会的书目确实记载有此书。⁽²⁹⁾奇怪的是柯理在提及此书时，不知何故竟说印制这部“夸张可笑的产品”（bombastic and ridiculous production）让他感到羞愧。⁽³⁰⁾

在华英校书房这十种、将近六万部印量的产品中，《以弗所书》《英华字汇》《广东传教会肇始》等三种为代印，印完全数交给付费者，《新铸华英铅印》与《拼合活字可排字表》两种则是校书房的工作用书，其他五种都是传教书，再扣除其中在澳门没有印完的《乡训》不论，还有《路加福音书》《十诫注解》《张远两友相论》和《使徒行传》等四种。柯理如何处理这四种产品值得注意，他自己不曾在澳门分书给中国人，而是先寄一部分给娄睿转赠美国各长老教会作为纪念，再将大多数免费送给澳门以外的长老会和其他传教士，转而分发给中国人。

以印量14 500部的《路加福音书》为例，柯理各送1 000部到香港与厦门，1 980部送往长老会在华首要的宁波布道站，却非常大手笔地将多达9 000部送给广州的浸信会传教士叔未士（Jehu L. Shuck）⁽³¹⁾，以致1845年4月香港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向柯理索赠或购买此书1 000部，柯理只能回复已无库存。⁽³²⁾再如印量10 000部的《张远两友相论》，有2 200部送往厦门，5 000部送往宁波。⁽³³⁾又如《使徒行传》，印量15 000部，在十种产品中最多，但1845年5月印成后一个月，校书房即迁离澳门，或许不及分发，但到宁波后也不见分发的详情，只在一份写于1846年9月30日的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产品记录中，记载《使徒行传》尚存2 210部⁽³⁴⁾，其他将近13 000部难以追踪下落。至于《十诫注解》5 000部最为离奇，早在1844年9月间已经印成⁽³⁵⁾，却从此在柯理及其他传教士的书信中失去了踪影。这些现象显得华英校书房重视生产，却不太讲求如何有效分发。

（二）改善巴黎活字的字形

巴黎活字最大的问题是将汉字拆分部首和字根后，以同一个部首活字拼合多至数百个字根，完全不顾每个汉字各部分的比例匀称，以致许多拼合后的活字字形怪异洋相。娄睿的儿子娄理华是传教士，在华英校书房建立初期相当深入地参与过管理，他质疑巴黎活字究竟有无汉字风格（The question is ‘Has this type a Chinese air?’），认为巴黎活字字形的改善之道，是请他们的中文老师检视每个巴黎活字，挑出字形怪异洋相者，要求铸造者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新铸全字。⁽³⁶⁾1845年1月初《拼合活字可排字表》印成，包含22 841字，可以作为检视和改善的依据，而娄理华也随即离开澳门北上宁波，就由柯理及其中文老师根据《字表》进行改善。⁽³⁷⁾

改善工作先由中文老师挑出怪异洋相的字形，柯理形容他的中文老师非常值得信赖，中文很好，足以判断字形高下。⁽³⁸⁾应改善的活字挑出后，柯理分成三种处理方式：问题较轻的字由他随手改善，例如磨除活字笔画末端突然上扬的瑕疵。问题严重的字则由中文老师以毛笔书写工整，分次列表寄请娄睿转给李格昂新铸全字，在1845年上半年先后共列出103个需要新铸的全字。由于当时海上交通缓慢不便，柯理从澳门寄给美国的娄睿，转给巴黎的李格昂，铸成后再循相反的途径寄达澳门，往往得耗时一年半载，有些需要新铸但急待排版使用的字无法久等，只能由柯理在澳门雇工在空白的铅字字坯（shank）上逐一刻字，每刻100个字代价4元。⁽³⁹⁾

辗转传递相当耗时费事，娄睿两度问柯理能否在华找到铸造西式活字的工匠，柯理都回答不可能。⁽⁴⁰⁾他还为此写信到新加坡询问伦敦会的传教士施敦力亚历山大（Alexander Stronach），施敦力回答新加坡只有一位，正为伦敦会工作，马六甲还有一位从前为伦敦会工作的铸字工，如果柯理肯给较好工资，此人或许愿到中国。⁽⁴¹⁾但没有史料显示柯理接受施敦力的建议，他倒是一再告诉娄睿，改善巴黎活字需要时间、经验和尽力而为才行，一旦完成就没有人会反对这套活字的字形。⁽⁴²⁾柯理的这些话是有道理的，巴黎活字经过他在澳门和稍后在宁波，以及姜别利（William Gamble）在上海陆续改善后⁽⁴³⁾，对照华英校书房初期排印的《新铸华英铅印》与《拼合活字可排字表》，怪异洋相的字形确实减少了许多。

作为鸦片战争后最早在华建立的西式印刷所，华英校书房在澳门进行得还算顺利，虽然娄理华已发觉柯理的性格、情绪不稳定，必须有传教士监督才妥，却也没有发生大问题。1845年1月娄理华离开澳门北上宁波，交代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从香港到澳门常驻，以免柯理独留澳门，可是柯理不愿和哈巴安德相处，自行决定将校书房迁往宁波，于1845年6月下旬离开澳门北上。此后柯理在宁波任职两年，再到香港受雇主持伦敦会英华书院五年，直到1852年9月返美。他从离开澳门到返美之间七年的工作、生活与引发的争执不快，《铸以代刻》一书的《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45—1860）》与《香港英华书院（1843—1873）》两篇已有论述，本文不再重复。

四、返美后的中国关系

1852年12月，柯理夫妇、儿子和中国养女搭船抵达旧金山，他们决定在加州定居。似乎柯理的中国缘分已尽，但事实却非如此，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尽管柯理不停变换工作，夫妇俩却和中国人与中国语文一直关系密切。

柯理早年既办过报纸，回美之初便决定通过报纸为自己宣传，以利工作谋生。1853年2月15日，旧金山当地的《普雷瑟时代与抄本日报》（Daily Placer Times & Transcript）刊出对他的访问记，文章将近500字，主要谈他在中国制造活字与印刷中文书刊等事，也表达了他将在旧金山定居求职之意。⁽⁴⁴⁾一个多月后，柯理又接受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大报《联合日报》（The Daily Union）访问，于1853年3月26日刊出名为《中文活字与图书》（Chinese Type and Books）的一篇报道，也有400多字内容，柯理还送报社一本华英校书房出版的《新铸华英铅印》，也展示了其他几种中英文对照的产品，并公开了自己的联络方式。⁽⁴⁵⁾

报纸果然是有效的传播工具，很快就有人上门求才了。原来时机正好，加州州议会刚通过《外国矿工税法》（Foreign Miners’ Tax Law），这是几年前加州发现金矿，大量墨西哥与中国矿工涌入加州各地淘金后，加州当局为此制定的生财之道。该法规定每名矿工每月需缴税4元，估计当时加州共有中国矿工一万五千至两万人，每年可收税至少72万元，再加上墨西哥矿工部分，将是加州的一笔大财源。⁽⁴⁶⁾为使中国矿工了解这项新税制和便于收税行动，州议会又通过将其中最有关系的九个章节译成中文，并委托柯理进行翻译，还将他的译文请旧金山华人领袖之一的唐植（Tong Achick）验看，得到“良好而忠实的翻译”（good and faithful translation）的评语，接连有数家报纸刊登了柯理翻译的事及唐植的评语。⁽⁴⁷⁾

加利福尼亚自1850年才成为美国的一州，柯理的翻译是加州法律有中文本的历史性创举，译成后要广为传播以助税收。但可能由于柯理随身带回美国的中文活字不足，便改以石印方式印刷，在旧金山请一名擅长书法的中国人书写上版，印4 000份分发到有中国矿工的各矿区。柯理不忘主动送一份给宣传自己的《联合日报》，报社果然对柯理翻译之举大为赞扬，也期望当局能任命柯理这样通晓中文者担任收税员（tax collector）。⁽⁴⁸⁾柯理的确也当上了收税员，不料约一个多月后的1853年5月19日傍晚，他在旧金山附近贝尼西亚（Benicia）地方的一艘汽船上，竟然被人殴打落水，幸而汽船驾驶员赶紧跳下水将他救起。⁽⁴⁹⁾只是报道这条新闻的重点在已经多次英勇救人的驾驶员，而非柯理的落水，也没有说明柯理何以被殴。由于柯理被人救起后很快就放弃了收税的差使，这次意外很可能和收税有关。

不当收税人后，柯理有意办报，这是他的旧业，何况他刚因翻译加州税法一事而在报上风光一阵。当时他已迁居到内陆的小镇普雷瑟维里（Placerville），也是多雷多郡（El Dorado）地方政府的所在。当地有一家1851年创刊的周报《多雷多新闻》（The El Dorado News），由两人共有，柯理于1853年6月买下其中一人的所有权，不但自任主编，还将报名改为《多雷多共和报》（The El Dorado Republican）。他依然和以前在印第安纳州办报一样，在《出版计划》中揭橥该报全盘支持辉格党的政治立场，同时由于普雷瑟维里是淘金镇，多雷多也是矿区，柯理强调该报是矿工之友，将致力维护矿工的各项利益。⁽⁵⁰⁾柯理大手笔宣传这份《出版计划》，以广告形式在萨克拉门托的《联合日报》连续刊登超过一个月（6月14日至7月18日），相当引人瞩目。而《联合日报》也回报以新闻方式给予《多雷多共和报》好评，赞扬该报印刷排版优美、主编评论中肯、报道内容有趣等。⁽⁵¹⁾

柯理大张旗鼓宣传《多雷多共和报》，也卖力抨击属于不同党派的加州州长与政客，甚至在一次州长莅临普雷瑟维里活动时，《多雷多共和报》报道其场面极为冷清，和另一份报纸描述的热烈欢迎形成完全不同的对比。⁽⁵²⁾柯理同时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活动，成为多雷多郡的辉格党干部之一，先被选为通讯委员会（Corresponding Committee）的成员，又当选加州辉格党代表大会的多雷多郡代表之一。⁽⁵³⁾

就在柯理好不容易打开了加州报界与政界的门缝，情况却急转直下。他在1853年9月间抛下得来不易的成果，让售自己的《多雷多共和报》所有权，也放弃了主编职位⁽⁵⁴⁾，这距离他买下该报才仅仅三个月而已。何以如此的原因不明，但这么做就像他昔日在印第安纳的旧戏重演一般，不同的是他没有如从前那样从印州消失，毕竟这一次他得养活妻子儿女，必须留在加州另谋出路。

柯理新职来得很快，卖掉报纸约一个月后的1853年10月18日，新成立的“加州各矿水公司中央理事会”（State Central Board of the Mining Water Companies）任命他为秘书。⁽⁵⁵⁾当时加州内陆的淘金事业方兴未艾，而水是淘金与生命必需之物，淘金必须兼顾供水才行，于是有业者发起成立联合组织，一面向联邦及州政府争取权益，一面彼此协力合作。1853年10月初，有31家公司在萨克拉门托集会商议，成立中央理事会主持其事，四个月后成员增加至55家。⁽⁵⁶⁾柯理上任后经常以秘书名义在报上刊登招募会员公司的广告，或者说明理事会的决策内容。⁽⁵⁷⁾问题是他还是无法久在其位，1854年2、3月间，又离开了只工作了四五个月的中央理事会。

一个多月后，报上出现一则公立学校的消息，提及柯理已在上普雷瑟维里（Upper Placerville）开办一所学校，据说学生人数相当多⁽⁵⁸⁾，但这是关于这所学校仅有的消息。几个月后，两家报纸刊出柯理即将在普雷瑟维里开办中文班，而且是在夜间上课，以便白天有工作的人可以利用晚上时间学习中文。⁽⁵⁹⁾柯理肯定是想利用自己的中文专长利己利人，可是十九世纪中期要在加州内陆的小镇办理中文班恐怕是异想天开之举，结果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有件事柯理可真是办成了。那是前述1853年他翻译加州外国矿工税法留下的不愉快余波：加州政府没有付他酬劳。拖延三年后，他只好于1856年向州议会陈请补救⁽⁶⁰⁾；经州议会参、众两院长达一年的审理及表决，终于在1857年2月4日通过决议，由加州财政厅拨款210元作为柯理翻译的酬劳，其中的10元是他先前垫给中国人书写付印的酬金。⁽⁶¹⁾

翻译费是一次性的酬劳，柯理还得另谋长期稳定的收入，于是又回头想办报。从1857至1859三年间，他和三份报纸有关，但几乎都默默无闻。1857年11月7日，他在普雷瑟维里《山区民主党人报》（The Mountain Democrat）刊登广告，宣布将要创办新报《卡森山谷新闻》（Carson Valley News），提到自己不久前才离开《普雷瑟维里美国人》（Placerville American）周报，却没有多说一句这份周报是怎么回事，就接着宣布自己将在热那亚（Genoa）创办《卡森山谷新闻》，并集中关注农业、园艺、矿业，以及鼓吹廉能政府、兴建横贯东西岸铁路等主题，他还特别声明：一旦有了五百名订户，就立即出版创刊号，每年订费8元等。⁽⁶²⁾

问题是热那亚在普雷瑟维里以东约八十公里更为内陆之地，已经超出加州境内，在目前的内华达州（Nevada）界内，柯理没有说明自己将如何远赴当地办报。由于美国的报纸数据库没有关于《卡森山谷新闻》的记载⁽⁶³⁾，又当时没有其他报纸曾转载《卡森山谷新闻》内容的线索，也可能柯理根本没能达成五百名订户的条件，《卡森山谷新闻》应该只存在于他的心头和广告中，实际并没有问世；而且上述广告出现五个月后，他又于1858年4月加入另一份报纸的改组，那是普雷瑟维里附近淘金小镇科洛马（Coloma）出版的《真共和党人》（True Republican），不过柯理只是改组后该报的三名所有人之一，他掌握多少权力及是否担任主编，都不得而知。⁽⁶⁴⁾

到1858年为止，柯理返美已经六年，翻译税法、办报纸、办学校等，虽然变动不居，至少都和语言文字密切相关，也都在文化传播的领域之内。但他或许为如此不停打转而感到厌烦，1859年底时突然大转变当起市场商人，而且贩卖鸡、鸭、鹅、火鸡等家禽。这年12月31日他在《山区民主党人报》刊登广告，宣传在普雷瑟维里的贝德福大街（Bedford Avenue）自宅开幕的“家禽卖场”（Poultry Yard），还兼卖面粉、小麦、大麦、燕麦、奶油、蛋类，甚至还有上好的干草等。⁽⁶⁵⁾紧接着从1860年1月14日起，柯理大手笔地在《山区民主党人报》刊登几乎占全栏一半的大幅广告，直到同年2月11日止。⁽⁶⁶⁾而《山区民主党人报》也回馈这位广告大客户，在新闻栏提醒读者注意他的新事业。⁽⁶⁷⁾

柯理的行业大转变，他的性格却始终如一，“家禽卖场”最多经营了一年便结束了。他又回到办报的旧业，于1861年6月初忙着筹备新报纸的创刊与争取订户。当时美国南北战争刚刚爆发，加州没有卷入战争，但舆论不分党派，绝大多数主张维持联邦制度，柯理也将新报纸取名《多雷多郡联邦报》（El Dorado County Union），但并非全新的报纸，而是买下普雷瑟维里原有的《中央加利福尼亚人报》（Central Californian）改名而成，柯理为所有权人兼主编。⁽⁶⁸⁾《山区民主党人报》也不吝推崇柯理在报业中不论编辑、采访或经营都是老手，他的精力、信念和诚实都享名已久，期望他的新报纸能获得大众的支持等。⁽⁶⁹⁾另一份报纸《国家民主党人日报》（Daily National Democrat）也对《多雷多郡联邦报》的创刊号和柯理个人表示称赞，并祝福他的报纸成功。⁽⁷⁰⁾

《多雷多郡联邦报》办得不太顺利。1861年6月下旬创刊前后，多雷多郡的联邦民主党（Union Democratic Party）举行代表大会，柯理写信要求会议通过《多雷多郡联邦报》为该郡联邦民主党的机关报，却遭到拒绝，而且是出席者一致拒绝。⁽⁷¹⁾其次，该报本是周刊，柯理或许是受到上述被人拒绝的刺激，突然自7月起改为日报，甚至还不寻常地一天出两次报⁽⁷²⁾，为此需要增加人手。他登报招雇品行端正的熟练印工，也雇用了一名中国人⁽⁷³⁾，却引起原有的三名印工不满。他们和当时许多美国人一样歧视华人，无法接受中国印工和他们平起平坐，宁可集体辞职不干。同年8月初，报道这件事的报纸特地列举三位辞职印工的姓名，并祝福他们，同时又预料《多雷多郡联邦报》看来撑不了多久。⁽⁷⁴⁾这种语气有些幸灾乐祸，却也是实情。当时这类地方性小报的人手都屈指可数，一次有三人离职肯定是很难承受的灾难，而且当时这些小报都会彼此转载内容，这样才能填满篇幅，但此后再也找不到其他报纸转载《多雷多郡联邦报》的线索，由此可以判断应该是很快就停刊了。这也是柯理最后经营的一种报纸，结局仍是他难以持久的一贯模式。

1862至1865年间，柯理不再自创事业，可能也已没有资金可供消耗，于是为人工作，但依旧屡经变换，先后担任位于斯托克顿（Stockton）的加州州立精神病院职员⁽⁷⁵⁾、区域性的图书销售业务员⁽⁷⁶⁾，以及代理一种取得专利的马车安全装置销售等⁽⁷⁷⁾，这几样工作都不在多雷多郡，他必须经常离家在外；他还曾具名为一种痢疾药丸的广告代言。⁽⁷⁸⁾

柯理最后一件和中国有关的事务，是1862年10月在州立精神病院工作期间，将香港圣保罗书院（St. Paul’s College，Hong Kong）出版、英华书院印刷的一部《算法全书》赠送给斯托克顿的活字印刷协会（Typographical Society of Stockton）。⁽⁷⁹⁾该书作者为大英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蒙克里夫（Edward T. R. Moncrieff），他于1850—1852年担任圣保罗书院教师时为学生编写的教本，内容分六章、正文三十五叶，以英华书院的大小三种活字按中国传统书写方式从右至左排印文字与数字，书中各种算式、符号与行格又纵横交错，不论检字、排版或印刷都相当费时而困难，但铅活字呈现出整齐划一、杂而不乱的面貌，易于阅读辨识与学习，可以说是英华书院活字印本的一种代表作，也是柯理在中文活字制造与印刷上的具体成就。《算法全书》印刷未完而作者已辞职离去，余下约三分之一篇幅是由柯理校对完成的，至1852年4月完工出版，五个月后柯理自己也离职返美。

1865年11月底，萨克拉门托的报纸刊登柯理连续两天在当地街头表演马车安全的装置⁽⁸⁰⁾，这是已知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报上的行踪，他大约死于1866年。随后他的妻子卡洛琳从家庭复出，积极参与婚前从事的教育与社会服务工作。1867年3月，萨克拉门托的妇女团体筹资开办“基督教孤儿院”（Protestant Orphan Asylum），任命卡洛琳为主持院务的舍监（Matron）⁽⁸¹⁾；1869年，她应邀迁居旧金山，向中国移民妇女及孩童传教，建立一间兼收男女生的小学，1869年5月开学，1875年时有41名学生，她不仅获得了传教界普遍的赞誉⁽⁸²⁾，美国政府历次的访查报告也肯定了她的工作成果。⁽⁸³⁾卡洛琳主持学校至1876年1月7日因病过世，报纸上有纪念她的一篇报道，名为《长久而有用的一生》（A Long and Useful Life）。⁽⁸⁴⁾

结语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究美国来华印工柯理不为人知的生平，以期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这位近代中文活字印刷出版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本文的研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工作欠缺持之以恒的态度，也不能尽量考虑周详，所以频繁更换工作，涉猎的行业则从印刷、报业、学校、家禽买卖到精神病院、图书和专利产品销售等，极为广泛。问题是他行事经常虎头蛇尾，一开始大做宣传，声势可观、引人瞩目，却不久就告结束，甚至不顾后果就抛弃原有的一切，宁可另起炉灶，且至少有三次计划已公之于世，也都不了了之。这些重复发生的现象已不是偶然或意外所致，而应归结于他的性格、情绪与态度的不良特质。

相对地，柯理在华八年半期间只更换过一次工作，而且前后都在印刷出版的领域之内，算是他生平仅有的比较稳定的时期，也得以发挥他在这方面的专长技能，相继主持华英校书房、华花圣经书房与英华书院三家重要的印刷所，并大幅度改善提升巴黎活字与香港活字的效用，从而拥有他自己在近代中文活字印刷出版史上的一席之地。只是这八年半期间他依旧有着性格、情绪与态度的问题，以致和前后雇主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与伦敦传教会都闹得不欢而散，未能为中文活字印刷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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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FMPC/MCR/CH, 189/1/649, W. M. Lowrie to W. Lowrie, Macao, 3 October 1844; Ibid., 190/2/100, ‘Journal of W. M. Lowrie. 16 June 1845.’

(2)　ibid., 190/2/110, Report of the Ningpo Mission for the Year Ending October 1, 1845.

(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20: 5 (May 1851), pp. 282—284, S. Wells Williams,‘Specimen of the Three-Line Diamond Chinese Type Made by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4)　BFMPC/MCR/CH, 199/8/8, S. W. Williams to W. Lowrie, Canton, 22 May 1851.

(5)　ibid., 191/3/213, H. V. Rankin to W. Lowrie, Ningpo, 3 March 1852.

(6)　巴黎活字从澳门到宁波再到上海，一直都属于美国长老会。至于伦敦会英华书院的两套活字成为美华书馆所有的经过，参见笔者，《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页393—398、506—508、510—512；《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8），页367—371、472—474、476—477。

(7)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PMP, 1867), pp. 134—135.

(8)　关于美华书馆档案的管理，参见本书《美华书馆的研究文献》一篇。

(9)　BFMPC/MCR/CH, 190/3/56, Divie B. McCartee, ‘On Cole’s Melancholic,’Ningpo, 27 October 1847.

(10)　Week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20 November 1852, p. 2, ‘An American Printer in China.’

(11)　National Patriot, vol. 1, no. 5 (29 January 1840), p. 3, Richard Cole, ‘Prospectus of the National Patriot.’

(12)　Richmond Palladium, vol. 11, no. 4 (30 January 1841), p. 2, ‘Correspondence of the Palladium.’ Wabash Courier, vol. 9, no. 21 (30 January 1841), p. 2, ‘Public Printers.’

(13)　Wabash Courier, vol. 9, no. 21 (30 January 1841), p. 3, John Dowling and Richard Cole, ‘Proposals for Publishing, in the Town of Indianapolis, Indiana, a New Whig Paper, to be Called the “Indiana State Gazette.” Wabash Courier是窦灵编印的报纸，至少还有其他三种报纸也刊登计划内容或消息，见The Political Beacon, vol. 4, no. 17 (6 February 1841), p. 2; Richmond Palladium, vol. 11, no. 5 (6 February 1841), p. 2; Vincennes Saturday Gazette, vol. 10, no. 38 (27 February 1841), p. 4。

(14)　Richmond Palladium, 20 February — 10 April 1841, p. 3, Advertisement.这篇广告注明为1841年2月13日，应该是从这天起在柯理的《全国爱国者》和其他报纸刊登。

(15)　Richmond Palladium, vol. 11, no. 11 (20 March 1841), p. 3; Wabash Courier, vol. 9, no. 29 (27 March 1841), p. 2.

(16)　Wabash Courier, vol. 9, no. 39 (5 June 1841), p. 2, Richard Cole, ‘Printing Office for Sale.’

(17)　National Patriot, vol. 1, no. 43 (28 October 1840), p. 2, Richard Cole, ‘Printing Office for Sale.’

(18)　Richmond Palladium, vol. 11, no. 26 (3 July 1841), p. 3, Richard Cole, ‘Notice.’

(19)　据《纪录美国：历史上的美国报纸》数据库的《1690年以来美国报纸名录》（US Newspaper Directory, 1690—Present），印第安纳波利斯于1829—1830年曾有人办过一份同名的《印第安纳州公报》（Indiana State Gazette）。

(20)　参见笔者，《铸以代刻》，中华版，页305—306、327—328、334—336；台大版，页328—330、351、358—359。

(21)　《纪录美国：历史上的美国报纸》数据库没有收录《韦恩郡纪录》影像，此处转引自Richmond Palladium, vol. 11, no. 42 (23 October 1841), p. 3，该报注明是引自《韦恩郡纪录》。

(22)　转载这条消息的报纸如Richmond Palladium, vol. 11, no. 42 (23 October 1841), p. 3; Indiana Sentinel, vol. 1, no. 14, p. 1; Alexandria Gazette, vol. 16, no. 260 (2 November 1841), p. 2; Farmers’ Gazette and Cheraw Advertiser, vol. 7, no. 1 (17 November 1841), p. 3.后两者都注明是转载自Indiana Journal，但数据库未收录Indiana Journal。

(23)　New York Evangelist, (6 November 1841), p. 179, ‘Summary.’

(24)　Walter Hubbell, History of the Hubbell Family (New York: J. H. Hubbell & Co., 1881), p. 182.

(25)　BFMPC/MCR/CH, 217/1/99,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20 May 1845.

(26)　BFMPC/MCR/CH, 190/2/120, D. B. McCartee to W. Lowrie, Ningpo, 1 November 1845.

(27)　BFMPC/MCR/CH, 189/2/47, A. P. Happer to ?, Macao, 8 November 1845.

(28)　ibid., 217/1/98,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25 April 1845.

(29)　Edward C. Starr, ed., A Baptist Bibliography (Rochester, New York: American Baptist Historical Society, 1974), vol. 20, p. 10.此书目将该书年份记为1844年。

(30)　BFMPC/MCR/CH, 217/1/99, R. Cole to W. Lorwie, Macao, 20 May 1845.

(31)　BFMPC/MCR/CH, 217/1/98,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25 April 1845; ibid., 217/1/—,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12 June 1845.

(32)　ibid., 217/1/98, 217/1/—,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12 June 1845.

(33)　ibid., 217/1/98,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25 April 1845.

(34)　ibid., 190/2/164, R. Cole, ‘Report of the Publishing Committee ..., Ningpo, 30 September 1846.’

(35)　ibid., 189/1/649, W. M. Lowrie to W. Lowrie, Macao, 3 October 1844.

(36)　BFMPC/MCR/CH, 189/1/255, W. M. Lowrie to W. Lowrie, Macao, 16 September 1844.

(37)　ibid., 217/1/92,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30 January 1845.

(38)　ibid., 217/1/94,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27 February 1845.

(39)　BFMPC/MCR/CH, 189/1/612,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September 17, 1844; ibid., 217/1/92,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30 January 1845.

(40)　ibid., 217/1/92,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30 January 1845; ibid., 217/1/98, 25 April 1845.

(41)　ibid., 217/1/99,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20 May 1845, enclosure, A. Stronach to R. Cole, Singapore, 18 March 1845.

(42)　ibid., 217/1/92, R. Cole to W. Lowrie, Macao, 30 January 1845; ibid., 217/1/94, 27 February 1845.

(43)　柯理在宁波改善巴黎活字情形，参见笔者，《铸以代刻》，中华版，页361—362；台大版，页388。姜别利在上海的改善，参见同书，中华版，页477；台大版，页511—512。

(44)　数据库没有收录Daily Placer Times & Transcript，此处引自转载这篇报道的《纽约观察家与记事》（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1853年3月24日，页90，‘Chinese Printer in San Francisco’。

(45)　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5, no. 626, 26 March 1853, p. 2, ‘Chinese Type and Books.’

(46)　这项法案内容见The Weekly Placer Herald, vol. 1, no. 32 (23 April 1853), p. 1, ‘An Act to provide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ers, and to define their liabilities and privileges.’讨论这项税法和中国矿工的关系，见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5, no. 633, 4 April 1853, p. 3, ‘For the Union.’。

(47)　ibid., vol. 5, no. 644 (16 April 1853), p. 2, ‘Translation of Nine Sections of the Foreign Miner’s Law into Chinese, by Richard Cole, Esq.’ The Shasta Courier, vol. 2, no. 8 (30 April 1853), p. 3; Los Angeles Star, vol. 2, no. 52 (7 May 1853), p. 2, ‘Chinese Printing in California.’唐植名廷桂，号茂枝，广东香山人，在美国通称“阿植”（Achick）之名。

(48)　The Daily Union, vol. 5, no. 644 (16 April 1853), p. 2, ‘Translation of Nine Sections of the Foreign Miner’s Law into Chinese, by Richard Cole, Esq.’

(49)　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5, no. 675 (23 May 1853), p. 2, ‘Gallant Rescue.’另一份报纸则说柯理是在码头边被一匹马挤落水［Daily Alta California, vol. 4, no. 140 (21 May 1853), p. 2, ‘Gallant Rescue!’］。

(50)　ibid. vol. 5, no. 693 (13 June 1853), p. 2, ‘Richard Cole, Esq.;’ ibid., vol. 5, no. 694 (14 June 1853), p. 2, ‘Prospectus of the El Dorado Republican.’

(51)　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5, no. 693 (13 June 1853), p. 3, ‘From the Interior —El Dorado.’

(52)　ibid., vol. 5, no. 730 (27 July 1853), p. 1, ‘The Biglerite Meeting at Placerville.’

(53)　ibid., vol. 5, no. 701 (22 June 1853), p. 3, ‘Whig Primary Meeting in Placerville;’ibid., vol. 5, no. 706 (28 June 28), p. 2, ‘Whig Convention in El Dorado.’

(54)　ibid., vol. 6, no. 776 (19 September 1853), p. 2, ‘Editorial Change.’ The Nevada Journal, vol. 3, no. 23 (30 September 1853), p. 2, ‘Newspaper Changes.’

(55)　ibid., vol. 6, no. 803 (20 October 1853), p. 2, ‘Board of Mining Water Companies.’

(56)　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6, no. 789 (4 October 1853), p. 2, ‘Convention of Water Companies;’ ibid., vol. 6, no. 900 (9 February 1854), p. 3, ‘Water Companies.’

(57)　这些广告为数不胜枚举，例如The Weekly Placer Herald, vol. 2, no. 9 (12 November 1853), p. 2.说明理事会政策者如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6, no. 900 (9 February 1854), p. 3, ‘Water Companies.’

(58)　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7, no. 958 (19 April 1854), p. 1, ‘Public Schools.’

(59)　Daily Alta California, vol. 7, no. 361 (29 December 1856), p. 2, ‘What Nest!’Marysville Daily Herald, vol. 7, no. 126 (31 December 1856), p. 3, ‘The Chinese Language.’

(60)　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10, no. 1551 (15 March 1856), p. 3, ‘California Legislature — Seventh Session;’ ibid., vol. 11, no. 1559, (25 March 1856), p. 3, ‘Assembly;’ibid., vol. 11, no. 1581 (19 April 1856), p. 3, ‘California Legislature — Seventh Session.’

(61)　ibid., vol. 12, no. 1829 (5 February 1857), p. 2, ‘Legislative Proceedings —California Legislature, Eighth Sessions;’ ibid., vol. 12, no. 1841 (19 February 1857), p. 3,‘Laws of California, Passed at the Eighty Session of the Legislature.’

(62)　The Mountain Democrat, vol. 4, no. 34 (7 November 1857), p. 2, ‘Proposals.’这篇广告又在同月14日刊登一次。

(63)　据《纪录美国：历史上的美国报纸》数据库的《1690年以来美国报纸名录》（US Newspaper Directory, 1690—Present），热那亚于1875—1880年间有人办过一份《卡森山谷新闻》（Carson Valley News）。

(64)　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12, no. 2210 (27 April 1858), p. 1, ‘Coloma Republican.’

(65)　The Mountain Democrat, vol. 6, no. 42 (31 December 1859), p. 2, ‘Poultry Yard.’

(66)　ibid., vol. 6, nos. 43—48 (7 January — 11 February 1860), p. 2, ‘A Penny Saved is Two Pence Gained.’从1860年1月21日起这个广告刊在第3页。

(67)　ibid., vol. 6, no. 42 (31 December 1859), p. 3, ‘Poultry;’ ibid., vol. 6, no. 43 (7 January 1860), p. 2, ‘R. Cole.’

(68)　Daily National Democrat, vol. 6, no. 119 (30 June 1861), p. 2, ‘El Dorado County Union.’ Red Bluff Independent, vol. 1, no. 93, (22 June 1861), p. 3, ‘Changed Hands;’ ibid., vol. 1, no. 97 (2 July 1861), p. 2, ‘New Paper.’

(69)　The Mountain Democrat, vol. 8, no. 23 (8 June 1861), p. 3, ‘New Paper.’

(70)　Daily National Democrat, vol. 6, no. 119 (30 June 1861), p. 2, ‘El Dorado County Union.’

(71)　The Mountain Democrat, vol. 8, no. 26 (29 June 1861), p. 2, ‘Douglas County Convention.’

(72)　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21, no. 3215 (18 July 1861), p. 4, ‘Take Notice.’

(73)　ibid., vol. 21, no. 3202 (2 July 1861), p. 4, ‘Wanted — A Good Job Printer.’稍早有两家报纸报道，有一名柯理在香港英华书院时雇用的华人印工庄恒（Chong Hang），于1860年年底到多雷多郡南边阿玛多郡（Amador County）的报社求职未成［见Marysville Daily Appeal, vol. 2, no. 290 (28 December 1860), p. 3, ‘A Chinese Compositor.’又见San Joaquin Republican, vol. 10, no. 307 (28 December 1860), p. 3, ‘A Chinese Compositor.’］，或许柯理新雇用的就是庄恒。

(74)　San Joaquin Republican, vol. 11, no. 183 (3 August 1861), p. 3, ‘El Dorado Daily Union.’

(75)　San Joaquin Republican, vol. 12, no. 249 (19 October 1862), p. 2, ‘A Chinese Book;’ ibid., vol. 12, no. 250 (21 October 1862), p. 3, ‘Magic Lantern.’

(76)　San Jose Weekly Mercury, vol. 13, no. 5 (8 June 1865), p. 2. Santa Cruz Weekly Sentinel, vol. 10, no. 12 (26 August 1865), p. 3, ‘President Lincoln and Son.’

(77)　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30, no. 4574 (18 November 1865), p. 2,‘Rosenfield’s Patent;’ ibid., p. 3, ‘Patent Whiffletree.’

(78)　Stockton Independent, vol. 3, no. 142 (16 January 1863), p. 3, ‘Grover’s Rock Break.’这项广告接连刊登数期。

(79)　San Joaquin Republican, vol. 12, no. 249 (19 October 1862), p. 2, ‘A Chinese Book.’

(80)　Sacramento Daily Union, vol. 30, no. 4574 (18 November 1865), p. 3, ‘Patent Whiffletree.’

(81)　ibid., vol. 33, no. 5081 (11 July 1867), p. 2, ‘Sacramento Protestant Orphan Asylum;’ ibid., vol. 34, no. 5230, p. 8, ‘Protestant Orphan Asylum.’ Win. J. Davi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acramento County, California (Chicago: The Lewis Publishing Co., 1890), pp. 133—134, ‘Protestant Orphan Asylum.’

(82)　O. Gibso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Cincinnati: Hitchcock & Walden, 1877), p. 165. Historical Sketches of the Missions, under the care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Philadelphia: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1897, 4^th ed.), p. 74. American Missionary, vol. 14, no. 11 (November 1870), p. 256.

(83)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for the Year 1871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2), p. 82, ‘An Effort in Behalf of Chinese Women.’ Report of the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hinese Immigration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7), p. 1181.

(84)　San Jose Daily Mercury, vol. 8, no. 101 (11 January 1876), p. 2, ‘A Long and Useful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