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国在地区因素中政治态度的演变

（一）美国

正如前面强调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东南亚政策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扩大苏中矛盾、在次区域范围扩大越中矛盾。作为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敌人，美国在柬埔寨危机中持反对苏联的立场，在政治、外交、经济、心理、道义等方面向越南施压，以迫使苏联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耗费巨资帮助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这两个盟友。美国借助印支半岛局势进一步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其东南亚盟友的军事力量。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美国的注意力积极向本地区转移。泰国是美国在东盟最活跃的盟友，因为泰国领导人一直视越南为自己控制印度支那次区域的对手，认为越南不仅控制了印度支那，而且还威胁到了泰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曼谷获得了华盛顿的全力支持。里根总统及其团队继承了卡特关于“东盟是打开东南亚大门的钥匙，而泰国是打开东盟大门的钥匙”的政策，利用柬泰边境的混乱局面和柬埔寨-越南-老挝之间的矛盾谋取政治利益。

然而，由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努力，美国对于东盟国家围绕柬埔寨问题的立场也不可能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态度。这两个国家并不关心华盛顿对“来自越南和苏联的威胁”的态度。印度尼西亚《独立报》发表富有深意的文章称：“东南亚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利益……美国竭力想在那里维持紧张局面并制造新情况，将东盟成员国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华盛顿关于‘苏联存在’的每一份声明，都是为了扩大自己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印度尼西亚外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强调：“实际上，苏联在东南亚的存在根本无法与美军相提并论。”

在雅加达和吉隆坡，美国想让其他国家在柬埔寨局势中按照自己战略意图行事的政治路线遭到了批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称美国奉行对越南强硬立场，将给东盟国家和地区力量平衡带来复杂影响。1985年，在与美国国务卿乔治·普拉特·舒尔茨会谈时，印度尼西亚要求美国重新审视在协调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系时的立场。

由于印度尼西亚在政治上越来越独立自主，华盛顿认为，雅加达可能在柬埔寨问题上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为了使印度尼西亚退出地区问题，华盛顿向苏哈托政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1982年11月，在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时，里根宣布：“我们认为，印度尼西亚是亚洲的超级大国，而不仅仅是东盟内的大国。”很久以来，美国总统从未作出过这样的表态。

最终，美国基于多种地区因素，宣布将按照东盟理念协调柬埔寨危机。在和解的前提下，在与东盟利益攸关的柬埔寨发展进程中，华盛顿支持东盟倡议召开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1981年夏天的东盟联合声明强调了这一倡议。1981年9月，美国助理国务卿乔治·霍尔德里奇宣布：“美国完全支持东盟国家的政策，尊重东盟的地区领导地位。”乔治·霍尔德里奇还强调：“美国将与东盟国家一道，落实1981年通过的有关召开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决议。”1985年年中，在出席东盟外长会时，乔治·普拉特·舒尔茨对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倡议东盟为启动柬埔寨冲突各方协商、达成民族和解而展开政治活动的做法表现出不满。之后，美国和泰国举行了印度支那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是做给全体与会成员看的，目的是阻止任何成员为协调柬埔寨问题开展活动。也就是在那时，华盛顿通过了向柬埔寨抵抗力量中的非共产主义派别提供援助的决议。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企图使柬埔寨问题陷入旷日持久的境地，东盟国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尽管面临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仍然坚持自己主导同越南谈判的政治立场。按照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领导人的观点，印支国家局势紧张可能导致外部势力插手东南亚问题，使本地区国家陷入危险的冲突之中。雅加达非正式会议的结果表明，本地区国家决定以和平方式结束柬埔寨冲突，同时使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气候完全放晴，这种形势也必将影响到美国的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在柬埔寨冲突问题上的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两个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得到了解决：一是越南从柬埔寨完全撤军，二是红色高棉集团被阻止在柬埔寨重新掌权。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艾迪生·贝克于1990年6月18日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声明，表示华盛顿拒绝支持联合国内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代表。詹姆斯·艾迪生·贝克说：“不应该继续支持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因为这可能会给红色高棉集团隐藏其军事活动营造外交氛围。”众所周知，美国宣布反对红色高棉集团，但却支持红色高棉集团占据优势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美国向非共产主义派别的柬埔寨抵抗力量（西哈努克-宋双派）提供了武器装备援助，但实际上那些武器装备最终都落入了红色高棉集团手中。后来，美国支持雅加达协议，支持苏联关于停止向柬埔寨冲突各方提供武器的建议。

华盛顿决定就柬埔寨问题直接同越南展开谈判，这是一个重大事件。1990年8月，越南外长阮基石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艾迪生·贝克举行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对柬埔寨冲突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美国根据地区因素作出的政策调整展现出了现实的积极意义，这一转变是一个利好，有助于推动柬埔寨民族和解的政治进程。

（二）苏联和东南亚国家

苏联高度评价东南亚各国为和平解决柬埔寨冲突所作的努力。1988年9月16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人们非常关注柬埔寨冲突的协调解决，这归功于越南、老挝，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努力。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解决柬埔寨冲突的正确道路。苏联已经作好准备，今后将继续采取行动，推动就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共识。”

1989年7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讲话中强调了对雅加达会议的评价和共识的达成：“……围绕柬埔寨问题的雅加达会议显示了东南亚各国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柬埔寨问题在本地区以双边或多边方式寻求合理立场所作的努力。”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雅加达建立起了协调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基础。

为推动本地区国家达成共识，苏联采取了积极行动。1989年9月，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接待苏哈托总统时，表明了自己希望同印度尼西亚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合作解决柬埔寨问题、服务柬埔寨人民利益、维护东南亚和平稳定的意愿。

1990年2月9日，在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艾迪生·贝克会谈后，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莫斯科发表声明，强调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协调解决柬埔寨冲突，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阻止红色高棉集团重新掌权。

本地区国家为消除解决柬埔寨冲突存在的障碍所作的努力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苏联外交部关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声明中，这一姿态被视为对协调解决柬埔寨冲突各方、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冲突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政治军事行动”。声明强调：“越南和柬埔寨自愿履行解决柬埔寨冲突的两项主张之一，即外国军队必须从柬埔寨领土上撤出，这是雅加达协议成果的延续。现在，还剩下另一项重要主张，就是必须阻止红色高棉种族灭绝政权在柬埔寨卷土重来。”

雅加达会议已就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共识，重点是阻止外国干涉柬埔寨内政以及阻止外国通过各种渠道向柬埔寨冲突各方提供武器装备。

苏联决定停止向柬埔寨国内各方提供武器装备援助，这一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苏美中三国各级别官员会谈时频繁讨论这一话题，认为这是解决柬埔寨冲突的重要原则。

还需要说明的是，雅加达共识是在协调地区冲突的思路下达成的，也是苏联“新思维”政策所主张的。这种思维有其重要特点，认为利益平衡、民族和解、阻止外部消极影响是协调国内各方力量之间关系、为落实民族和解政策创造良好条件的基本必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