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华捷报》眼中的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在观念和制度上创造了一个与旧王朝完全不同的国家，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仅对于国内人民而言是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同时也受到外人的高度重视。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和孙中山当选中国共和政府的领导人，在华的各种西人报刊对此关注更为详尽。《北华捷报》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家英文媒体，其对孙中山的行踪及南京临时政府的有关政策、措施和政治动向的持续报道，为认识辛亥革命的内外环境提供了重要的信息。[1]

一、聚焦孙中山

作为一个体制外的革命者，孙中山展现了代表新时代、没有旧王朝和旧制度负面烙印的形象。孙中山甫任临时大总统，《申报》介绍孙中山的故乡和家族时，特别提到：

孙氏家族……现居乡者仅得一人，历来无人考试，及捐纳职衔之类，不受满清半点之污。今一鸣惊人，杰出而为中华民国破天荒之大总统，可谓盛矣。闻孙家七八十年来，且未曾纳过一文钱粮，尤可谓清白……

总统在檀读书四年，染有革命新思想，欧美文明风气。[2]

孙中山抵达国内后，各地贺电纷至沓来，投刺相访者络绎不绝，[3]《民立报》称孙中山为“革命家之泰斗”、“东亚自由之神”。[4]不仅如此，大量海外人士来函来电，祝贺孙中山荣任临时大总统，甚至干脆称其为“中华民国的国父”。美国友人严韶（A.S.Yim）在来函中称：

四万万人中，无人比您更能胜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统的艰巨任务；汉族儿女中无人比您更配得上这一殊荣；“四海之内”，也无人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比您更多地给人们灵感和希望。像乔治·华盛顿一样，您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像他一样，您的反思之光将永远在中国闪耀。希望在您的领导下，中国能迅速强大、繁荣、幸福。[5]

《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是近代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周刊，由英国商人亨利·奚安门（Henry Shearman）于1850年8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创办。《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ry News）创刊后，《北华捷报》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附刊。1951年3月31日停刊。它是近代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外文报纸之一。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在《北华捷报》中都有较多的报道和反映。1912年1月至4月，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北华捷报》登载了一系列相关的报道，持续关注和报道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行踪及南京临时政府的有关政策、措施和政治动向。这些报道，有的是该报自己采访得到的消息，有的是利用路透社的消息，也有翻译转载中文报纸的内容。不少报道可与当时的中文报纸相互对照，有一些报道较中文报道更为详细，或别具视角。

《北华捷报》专门设立了“中国革命”等栏目，报道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和相关的政治活动。对于孙中山的当选，《北华捷报》1月6日报道：“在南京的临时代表大会上，孙逸仙以17∶1（各省投票）（原文如此——引者注）的结果当选为共和国的总统。谣言称其中的不赞成票出自浙江（Che kiang）。”在同一篇报道中，还报道了孙中山当选后，100位革命领导者参加了在上海汇中饭店（the Palace Hotel）举行的宴会，庆祝孙中山当选。[6]对于革命和共和政权的建立，《北华捷报》表现出肯定的态度。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为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举行了一场游行活动，在《北华捷报》上也有报道。[7]

此后与孙中山有关的重大事件，如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的相关政策、与袁世凯政府的议和、孙中山辞职、参谒明孝陵，直至孙中山卸任后的重要事件，《北华捷报》均有连续报道。甚至孙中山的家人，也受到《北华捷报》的关注。1912年2月9日，孙中山夫人卢慕贞与女儿孙媛、孙娫，侄女孙霞，佣妇阿清由庇能乘英国邮船，经新加坡，2月19日抵达上海，2月20日抵南京与孙中山团聚。[8]《北华捷报》报道了他们到达上海的情形，描述“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穿着外国的服饰，前段时间从美国回来。而孙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穿着中式服饰，坐最后一班英国邮船从槟城赶过来。在上海期间，他们居住在哈同（S.A.Hardoon）先生家”。[9]1912年2月10日，广州临时自治会致电孙中山及各部，因陈炯明执意北伐，特举孙中山的大哥孙眉督粤，已经开议赞成。[10]《北华捷报》对孙眉作了介绍，并对此事表示了乐观的态度。报道称：

在公众的压力下迎来了另一位候选人，那就是孙逸仙博士56岁的哥哥。他年轻时，移居到檀香山，后来他放弃了致力于农耕，投身于“商业”。在商业场上，他非常成功，累积了数以万计的资产。这些资产都用来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当时这种做法并不流行也不安全。此时，孙逸仙博士的哥哥被提议到南方接受这个责任。报道指出，他非常适合这个职位，因为他经历丰富而且经营好了自己的生活。此外，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说的话可以信赖。关键是，人民自己推荐了他，毕竟，最重要的被选举人应该是多数票当选，如果孙眉被提名很有可能当选。[11]

但是此事被孙中山拒绝，孙中山电阻广东各团体，并电孙眉速自离粤。[12]

二、对于临时大总统的期待与担忧

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表现出努力巩固共和革命成果、建设现代国家的意向，在内政外交方面都试图有所建树，同时也对面临的实际问题展开工作，特别是在议和和北伐两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不长，力量微弱，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实际的作为非常有限。《北华捷报》在各种报道中，对于名义上代表新政权，实际上有心无力、举步维艰的临时大总统释放了一定的善意和理解，也记录下孙中山殚精竭虑谋求共和成功、维护革命政府的艰难历程。

《北华捷报》报道了孙中山对于北伐工作的预备。1912年1月10日，孙中山以南北洋所泊沪江浦面之各舰艇受命载兵士物资前赴北地，惟北地寒冷，因恐各舰兵士水手难以御寒，特命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置办羊皮袄裤分发各舰水手，以资御寒。[13]《北华捷报》报道，“海军部长、舰队司令黄钟瑛（Huang Chung-yin）得到孙逸仙总统的指示，购买或制作大批羊毛厚装，每套都包括一件短大衣和一条裤子。这些军装很早以前就准备好分配，至1月10日每一位舰队船员都已配备好这样一套保暖军装。”[14]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军纪问题成为困扰新政府的重要问题，军纪涣散以及军队与地方民众冲突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一向同情民国的上海《泰晤士报》（The Times），也不隐晦地登载了南京各军队纪律不整的情形。关于军纪问题，据《北华捷报》报道，孙中山命令逮捕了不少人，经过严密调查后，处决了6个人，包括两名士兵。孙中山宣布“将在暴乱区域内建立类似于宪兵团体的组织，全国处于军法管控之下，违法乱纪者将在定罪后得到迅速的惩罚”。[15]这些报道对于孙中山在革命政府的控制范围内严肃军纪，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孙中山于1月16日、20日命令陆军部严加约束士兵，颁令整顿军纪，要求“速筹防范方法，转饬各军一体加意约束，以靖闾阎而肃军纪”，[16]并将《泰晤士报》所载评论南京军纪混乱的文章发与各军将校阅看，俾知警省。“断不容以少数不规则之行为，坏全体之名誉也。宜将此义通谕知之”。[17]

《北华捷报》还特别重视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在外交方面对于中国权益的维护。2月20日，荷属巴达维亚、泗水等地华侨因庆祝民国统一大典，“升旗燃炮，为荷警凶殴，死伤十余，掳禁百数，并将书报社封闭”。[18]华侨联合会、国民协会连续致电孙中山，“乞速拯救”。[19]孙中山及临时政府外长王宠惠决定“严诘荷政府，要求重偿侨民损失，取消苛待华侨特别警律，斥革荷官，限一礼拜内答复。否则下哀的美敦书，禁止通商，不准民国有荷旗”。[20]26日，临时政府内阁会议，议定交涉条件：“一、限三日内释放捕获者；二、赔偿损失财产；三、被害者之赔偿；四、恢复人权。与欧侨、日侨一律看待，如无满意答复，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21]3月2日，《北华捷报》报道，由于中国华侨宣称在爪哇岛受到荷兰人的野蛮对待，孙中山下令海军部派出巡洋舰“海筹”号、“海容”号以及“海琛”号前往爪哇岛保护中国华侨。报道称，孙中山提出要求荷兰政府赔偿中国遭受的损失，以及取消所有对中国华侨施行特殊对待的条令和惯例，如果荷兰无法给出满意答复，中国将停止所有荷兰货物在中国的贸易。[22]

但是，列强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是十分不利的，这在西方各主要媒体中都有所反映。《泰晤士报》（The Times）评论，大英帝国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在中国建立一种既稳定又进步的政体。至于这将会是什么政体，大英帝国绝不介意。然而，对于在偏见和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建立一种陌生的政府制度，共和派能否成功，《泰晤士报》持怀疑的态度。[23]《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也宣称，对于保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和维护和平这两件事，超过了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的能力，因为他们对于政府管理这些事情都太缺少经验。[24]可以说，基于南京临时政府在列强眼中的实际地位，西方的舆论对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并不看好。这一倾向在《北华捷报》中有着同样的反映，上述《泰晤士报》和《纽约太阳报》的评论都为《北华捷报》转载。在《北华捷报》看来，孙中山的处境和主张亦不容乐观，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沉默警惕”的孙中山。尽管《北华捷报》对孙中山本人有较高的评价，对孙中山的处境也十分同情，但对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决策环境则充满怀疑。《北华捷报》的一则评论指出：

孙逸仙被一群对袁世凯的忠诚毫无信心，同时又警惕满人的人所包围。这些都是学生和文人。在衙门里另一些人则是没有经验和未经训练的士兵，他们就像非职业的士兵一样，急于在战场上表现自己的力量。他们的口号是“直捣北京”。在这种呐喊声中，大家忠告总统要“提防满人”，然而总统他自己更倾向于坦直相待和信任满人，但毫无疑问，大家的共识也影响他的判断。并没有人相信孙逸仙提倡要“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他决定实行共和制。他愿意由全国人民的代表来作决定，但这样做却过于相信中国人民——能够独立思考，具有理性，对于国家政府有足够的认识——想要共和制。此外，他相信共和制对于中国是最好的形式，这是可行的，并且袁世凯的反对意见是不真心的。[25]

在另一篇评论中，通讯员写道：

总统的意向毫无疑问都是正大光明的。但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鉴于日常经验，他可以自主决断。他被一大群学生和将军围绕着，这些人不管做什么决定都要参与其中，而且彼此还争吵不休。个人私利无处不在，从南京的立场来看，从当前的和议中建立永久的安排并不是那么令人振奋。[26]

饶有趣味的是，《北华捷报》还对孙中山处理革命势力内部矛盾作出分析，指出所谓共和派已经一分为二，分成了“旧党人”和“新党人”。“旧党人”由孙中山和这些年一直和他一起工作的革命党人构成，“新党人”则包括上海与邻近地方光复时领导这些地方事务的革命人。评论指出：

新党人才刚刚接受共和理念，并不为旧党人信任和喜欢。孙逸仙将势力从上海转移到南京，说明他已经在削弱新党派的势力，因此，尽管避开了公开纠纷，但引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27]

这种分析虽然比较表面化，却也观察到革命势力内部的差异和分化。

三、临时大总统与外人的互动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非常重视外人和外国媒体对于革命的态度，主动向他们宣传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项政策。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书，向各国公布临时政府外内政策之八项原则。[28]该文件分送各国驻华外交使团和报纸编辑部，其英译文载1月6日《字林西报》。1月6日，孙中山在南京接见《大陆报》记者，就临时政府内阁人选、厘金、币制、改革、废除领事裁判权、南北议和、对外关系等问题发表谈话。[29]后来也多次通过接受《大陆报》专访来阐述临时政府相关政策。2月21日，孙中山会见《泰晤士报》记者戴维·福来萨（David Stewart Fraser），与福来萨一起饮茶并长谈，在谈话中对袁将南下表示满意，并表示袁到来时，将与之会晤，而且袁无论到何处都要亲自陪伴，以防狂热分子暗杀。[30]此外，孙中山还委派张翼枢为驻法全权代表，以“使两个姊妹共和国能建立友好关系，并能为推进文明及发展工商业而共同努力”。[31]1月17日，孙中山接见英使参赞和领事，“谈甚久，英参赞极表满意之度”。[32]1月31日，外交部奉孙中山令，通电各省都督保护外人生命财产。[33]但是，孙中山虽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却未见实际效果。英国驻华报界对《告各友邦书》的反应极其冷淡，《北京每日新闻》发表文章，题为《共和政府发表宣言谋求各国的承认，宣言未达目的》，对南京政府为争取各国的承认所作的努力提出异议，文章说：“宣言的影响不大，因为人们认为，共和政府尚须用事实证明，它是否有资格取得国际法惯例范围内的认可。”[34]法国政府也不承认张翼枢的外交代表身份，张在法国的使命并未取得成果。[35]

正因为如此，《北华捷报》看到了孙中山在与外人交往中的艰难和尴尬，他们敏锐地发觉，孙中山对待外国人非常谨慎，特别是与外国交往方面。《北华捷报》本来也是孙中山比较重视向外人宣传临时政府政策主张的媒体之一，1912年2月4日，《北华捷报》报道了当天采访孙中山，孙阐述了一系列的政治安排和主张，表示为支持袁世凯而立即辞职，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总统；建议等皇帝退位之后，临时政府还执政一年，在这一年中重新选举有代表性的国会，任命新政府；在回答各省的情况时，孙中山表示共和各省的秩序普遍恢复，秩序最好的是南京；关于定都在哪里的问题，孙中山表示主要是考虑北京和南京这两个选择，全国上下都强烈支持定都南京。孙中山还表示，既然临时政府想保留总的行政权，那么就要收回对北方各省的控制权，因为他们现在都在袁世凯的控制下。[36]《北华捷报》指出，孙中山本人是友善的，可是最近两周以来外国人给出的建议真令任何人感到困惑。孙中山没有寻求外国的建议，他坦言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外国朋友扮演好一个最好和最有效的旁观者的角色。[37]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控制范围内的外人活动，还是给予积极的回应。在1912年1月中旬一个中国基督教青年会（Chinese Y.M.C.A）内的万国改良会（International Reform Bureau）会议中，孙中山以信件的形式回复了改良会所提出的鸦片问题。这次会议由Bashford主教主持，丁义华博士发言。丁义华（Edward Waite Thwing）是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牧师，1887年来华传教，早年曾参加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后发起组织万国改良会。1912年1月15日，丁义华致函孙中山，向孙中山提议：“星期天我们将在这里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抵制鸦片集会，您能否谈一些个人看法，来表达新政府关于使中国从鸦片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鼓励人民从事这项重要工作的政策与意向？”[38]据《北华捷报》报道，孙中山的复信这样写道：

我对你的诚恳来信和赞赏，连同您以及您的协会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确实，在此动荡年代，我感受到禁烟这一重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所忽视。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地告诉你，一旦我们新生的共和制度稳固建立后，我们会以我们全部的力量清除这鸦片的流毒。[39]

即将卸任之际，孙中山还友善地参加外人主办的交际活动。3月某日，孙中山参加了由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Nanking Association）举办的接待会，这场接待会是南京外国使团的要人为了向孙中山表示敬意而举行的，参加者包括来自北京的代表、袁世凯的代表、南京的政府官员，以及内阁的各个部长，地点是Bullock夫妇的豪宅。据报道，招待会的会场被精心布置了蕨类植物、鲜花和旗帜，旗帜代表的是中华民国和美国、英国以及德国，出席的有超过20个中国人和100个外国人，包括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领事，其中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司徒雷登（J.Leighton Stuart）。这次接待会虽然没有正式的演讲，但是气氛十分友好，“交谈、音乐和点心让人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报道称：“总统（指孙中山——引者注）以他的高贵、朴素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在场每位人的赞誉。”[40]

不过，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对于孙中山而言，最重要的外人，不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士，而是日本人。1912年1月7日，孙中山会见日本参谋本部派遣来华的古川岩太郎、本庄繁，表示中国革命需要依靠日本，并说要修正以往从英、美、法招聘军事顾问的计划，以后的军事指导完全委托给日本。[41]后又委任多名日人为南京临时政府顾问，委托日人设立中华民国政府中央银行。[42]《北华捷报》对此十分不满，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表示了担忧，指出：“另一个不理想的现状是，孙逸仙深受着那些日本人（现正在南京包围着他）的影响，并且十分依赖他们的保护和建议，这些影响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同乡广东人。这也引起了中国人很大的不满，不仅引发了许多人对共和国失去信心，而且引发出一种敌对的感觉。”[43]

四、离职的大总统

虽然孙中山在清帝宣布退位后，就表示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真正离职还是经历了一个过程。1912年3月29日下午，孙中山与唐绍仪、黄兴莅参议院，唐绍仪向参议院提交内阁名单，通过后，孙中山以赴院时携有印绶，表示立即解职。参议院以当日只议决新内阁问题，总统解职应另择日期正式宣告，以表尊崇。[44]31日，孙中山出席南京同盟会员设于南京复成桥商务总会之饯别孙中山解总统职并欢迎新入会会员唐绍仪大会。[45]4月1日下午，孙中山临参议院行解职礼。这一仪式场面在各种中文报道中未见详细描述，而在《北华捷报》中却有详细报道，兹录于下：

将军们的护卫部队骑马走在前面，将军们则坐在马车上。一位将军，也是参谋长，头戴盖帽，身着花呢礼服，骑马前来，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认为共和将军们不谙骑术的疑虑。恰逢此时，一大队随从们一路小跑冲上台阶，堵塞了总统和总理所乘坐的汽车的车道。侍从们的马被牵走，汽车往上行驶，方便其上的乘客下车。其后跟随着几辆马车，搭载着即将卸任的内阁成员们。这些随行人员在休息室休息和喝茶，当参议院响铃召集成员就位的时候。

参观者们在旁听席就座，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仪式的全过程。会议厅是一个比例合宜的大厅，室内的装饰朴素而品位高雅。成员们在厅上排成半圆形就座，在成员座席前面用栏杆围出一块书记员的活动场所。在此之后是议长的桌子。会议厅的三面都是旁听席。成员们一个个地鱼贯而入，我们数了39个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秃头或者头发灰白的，就如西方绝大部分类似情形一样。随后议长就座并宣布在场的两位新成员，当念到他们名字时其他人鼓掌了，他们站起来并鞠躬致意。值得注意的是，在40位出席者中，只有五六个人穿着中式服装。

随后，在一片沉寂之中，成员们正襟危坐，孙中山步入会场，总理和几位旧内阁成员以及六位高级军官紧随其后。孙中山自己在议长左侧的一个凸起的座席就座，总理在他左侧的座席就座。在总统和总理的前面、议长的同排的左侧坐着内政总长和次长，黄兴和他的随员们在右侧就座。议长起立，宣布总理的到场以及其将就重要事务发表演讲。[46]

这一则报道，对于场景和细节的描写比相关中文报道丰富，并且特意表现了一些隐喻新政权“年轻”和“西化”的情节，反映了记者心目中对于共和中国的期望和想象。在另一处，记者还捕捉到一个孙中山辞职后与议员间致礼和回礼的镜头，并且也给予了符合新观念的解释：

这次仪式还特别邀请了军队的铜管乐队来现场活跃气氛，孙总统、总理和旧内阁成员在德国进行曲的旋律中走到他们的位置就座。音乐结束后，议长宣布孙中山总统将向参议院发表辞职宣言。随后，孙中山走上讲坛，发表了以下的类似的讲话，到场的35个都人仔细聆听孙中山的演说，并频频鼓掌致意。

……随后，孙总统拿出装着办公印章的红袋子并庄严地放在参议院议长的面前。其中一位议员站起来，照着一份黄色羊皮卷纸宣读了一段演讲词，观众们早就知道这是称颂离职总统功绩的演讲词。可惜的是宣讲人宣读时语速很快且口音奇怪，以至于外国人听不懂。颂词宣布完毕之后呈交给了孙中山。典礼结束之时，乐队奏响了另一首德国进行曲，在音乐声中前总统和内阁各部长退出会议厅。

当孙中山走下会议厅阶梯时，他向参议院深深地鞠了一躬，但只有一位议员起身回礼。这种失礼的行为并不能看作是部分议员的有意为之，大概是议员们信奉在共和国内人人平等的表现。[47]

孙中山辞职时，《北华捷报》给予孙中山这样的评价：“在其整个总统任职期间，孙中山举止得体而高贵，他的忠诚及崇高的理想给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并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天赋，这也是因为他没有获得太多治国的机会。尽管他解职后将回归私人生活，但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仍受到国人的广泛尊敬。”[48]

媒体对于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自身的编辑立场和受众的特点所制约。《北华捷报》为西人所办，受众主要是西人和在华的西人，它对于孙中山的报道，具有自己的倾向性和选择性。对于孙中山所代表的共和新政权，《北华捷报》不如国内的中文报刊或长期受革命思潮影响的海外华侨所办报刊那样充满激情，相关报道虽然显示善意和欣慰，但总体平和。对于孙中山与外人的关系和新政府的对外事务，关注程度较中文报纸更高。对于一些具体事件，则持论审慎，于冷静中不乏深刻的分析。无论如何，《北华捷报》中的临时大总统形象，对于认识南京临时政府的内外环境、孙中山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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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外报对于近代中国政治人物的关注和形象塑造的影响，从资料的利用到结合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喻天宜搜集了《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1900-1902年有关李鸿章报道的原始资料，探究了《字林西报》对李鸿章的形象塑造（喻天宜：《〈字林西报〉报道与李鸿章媒体形象的建构》，《新闻爱好者》2021年第10期）。周瑞瑞、杨宏雨以《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的报道为依据，分析了20世纪20-30年代大多数在华英人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认知（周瑞瑞、杨宏雨：《英文〈北华捷报〉呈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形象》，《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4期）。对于外报所反映的孙中山形象，莫世祥利用《德臣西报》（China Mail）、《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香港英文报刊在不同时期的报道，反映了孙中山在香港的活动和西报对孙中山的看法（莫世祥：《孙中山香港之行——近代香港英文报刊中的孙中山史料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陈海懿利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北华捷报》《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等日、英文报刊，探讨了外报反映的孙中山逝世前政治活动、病情演变和逝世影响，考察外国人眼中的孙中山及其形象构建过程（陈海懿：《他者眼中的“中山”——外报媒体舆论与孙中山逝世研究》，《新闻界》2017年第3期）。对于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形象的关注，《北华捷报》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史料来源。

[2] 《孙大总统之家史》，《申报》，1912年1月19日，“要闻”。

[3] 《孙中山之一刻千金》，《申报》，1911年12月29日，“要闻”。

[4] 血儿：《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民立报》，1911年12月24日，“社论”；血儿：《欢迎……欢迎》，《民立报》，1911年12月25日，“上海春秋”。

[5]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馆藏辛亥革命前后中外文档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册，第118页。其中“像乔治·华盛顿一样，您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一句英文原文为：“Like George Washington，You are the father of the country—the Republic of China.”（见同书第116页），这或许是在各种文献中第一次以“国父”称誉孙中山。

[6]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Jan.6，1912，“Miscellaneous”，“The Revolution in China”，Vol.CII，No.2317，p25.

[7] “Local and General News”，The North-China Herald，Jan.13，1912，“Miscellaneous”，“Local and General News”，Vol.CII，No.2318，p124.

[8]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南京：正中书局，1948年，第83页。

[9] “Dr.Sun′s Family”，The North-China Herald，Feb.24，1912，“Miscellaneous”，“The Republic in China”，Vol.CII，No.2324，p505.

[10] 《广州临时自治会为举孙眉督粤事致孙中山暨各部长电》，《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第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540页。

[11] “Divided Counsels in Canton”，Feb.17，1912，The North-China Herald，“Miscellaneous”，“The Revolution in China”，Vol.CII，No.2323，p444.

[12] 《民立报》1912年2月24日，“南京电报”。

[13] 《海军将士无寒色》，《民立报》1912年1月11日，“新闻三”。

[14] “From the Native Press”，The North-China Herald，Jan.13，1912，“Miscellaneous”，“The Revolution in China”，Vol.CII，No.2318，p107.

[15] “The Government at Nanking”，The North-China Herald，Jan.13，1912，“Miscellaneous”，“The Revolution in China”，Vol.CII，No.2318，p106.

[16] 《孙中山颁布严加约束兵士的临时大总统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17] 《孙中山颁布各级将校应严厉约束兵士的临时大总统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18] 《申报》1912年2月23日，“公电”。

[19] 《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附录·电报”。

[20] 《民立报》1912年2月27日，“南京电报”。

[21] 《民立报》1912年2月28日，“南京电报”。

[22] “From the Chinese Press”· “Nanking Notes”，The North-China Herald，Mar.2，1912，“Miscellaneous”，“The Republic in China”，Vol.CII，No.2325，p567-568.

[23] “Sun Yat-sen′s Manifesto”，The North-China Herald，Jan.13，1912，“Miscellaneous”，“The Revolution in China”，Vol.CII，No.2318，p102.

[24] “American Opinion”，The North-China Herald，Jan.13，1912，“Miscellaneous”，“The Revolution in China”，Vol.CII，No.2318，p108.

[25] “The Political Outlook”，Jan.20，1912，The North-China Herald，“Miscellaneous”，“The Revolution in China”，Vol.CII，No.2319，p177.

[26] “Nanking Day by Day”，Jan.27，1912，The North-China Herald，“Miscellaneous”，“The Revolution in China”，Vol.CII，No.2320，p232.

[27] “Some Factors and A Forecast”，Feb.03，1912，The North-China Herald，“Miscellaneous”，“The Outlook in China”，Vol.CII，No.2321，p285.

[28] 《孙大总统对外宣言书》，《天铎报》1912年1月6日，“代论”。

[29] 《纪孙总统之谈话》，《申报》1912年1月8日，“要闻”。

[30]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里循书信集》上册，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92页。

[31] 孙中山：《致法国政府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16—17页。

[32] 《民立报》1912年1月19日，“南京电报”。

[33] 《外交部电各省都督保护外人文》，《临时政府公报》第7号，“纪事”。

[34] 齐赫文斯基著、丁如筠译：《孙中山的外交观点与实践》，《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1页。

[35] 张振鹍：《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36] “Interview with the President”，Feb.10，1912，The North-China Herald，“Miscellaneous”，“The Revolution in China”，Vol.CII，No.2322，p363-364.

[37] “The Political Outlook”，Jan.20，1912，The North-China Herald，“Miscellaneous”，“The Revolution in China”，Vol.CII，No.2319，p177.

[38] 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11-112页。

[39] “Dr.Sun and Reform”，Jan.20，1912，The North-China Herald，“Miscellaneous”，“Local and General News”，Vol.CII，No.2319，p191.

[40] “Reception to Dr.Sun”，The North-China Herald，Mar.23，1912，“Miscellaneous”，“The Republic in China”，Vol.CII，No.2327，p767.

[41] 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2—243页。

[42] 李廷江：《孙中山委托日本人建立中央银行一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

[43] “Some Factors And A Forecast”，Feb.03，1912，The North-China Herald，“Miscellaneous”，“The Outlook in China”，Vol.CII，No.2321，p285.

[44] 《国务员通过纪事》，《民立报》1912年3月31日，“新闻一”。

[45] 《民立报》1912年4月1日，“南京电报”。

[46] “Proclamation Ceremony in The Assembly”·“Arrival of The Cortege”，The North-China Herald，Apr.6，1912，“Miscellaneous”，“The New Cabinet”，Vol.CIII，No.2330，p21.

[47] “President Sun Yat-sen′s Resignation”，The North-China Herald，Apr.6，1912，“Miscellaneous”，Vol.CIII，No.2330，p39.

[48] “President Sun Yat-sen′s Resignation”，The North-China Herald，Apr.6，1912，“Miscellaneous”，Vol.CIII，No.2330，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