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山”这个名字，除了野山自己，除了粉丝艾米和辛迪，没有几个人说好，它好像，用一种过时的说法，就是太文艺了。实际上，由于野山一直没有能够将作品发表，就连几首小诗也都一直压在抽屉里，“野山”作为笔名也就一直没有成为印刷体，而只是以不同的书写方式——有时横排，有时竖排，有时两个字紧挨着，有时中间又空一个字——被他刻在稿纸的第一页，那些他想象的封面上。这里所说的“刻”，是用来形容他书写“野山”这两个字时的用心和着力，就像他父亲当年刻钢板一样，咬着牙，五个手指紧攥住笔，差点就把纸划破。假如我们能够把这张纸单独抽出来，对着灯光细细研究上面“野山”两个字的笔画，就能感到野山双勾书写时所用的气力超出了一般人硬笔书写的程度，纸上留下的凹痕尽管肉眼很难发现，事实上的确存在。
说起自己的父亲，野山不无骄傲，尽管他现在已经超过他，但没有他就没有自己的今天。父亲年轻时也迷文学，在用钢板蜡纸给厂里刻宣传材料之余，曾偷偷地刻过整本《少女之心》，为此不光进了派出所，还差点丢了工作。野山的文学启蒙就是通过家里仅存的几本藏书，例如《安娜·卡列尼娜》和《彷徨》，那一年他十一岁。
在父亲的影响和鼓励下，野山从中学起就喜欢读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而且他多少还收藏了一些当时的版本，所以他的文学梦想也总是跟那个时期的作家和流派有关，什么弥洒社、绿波社，什么七月派、九叶派，他都喜欢。包括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中山五路边上挨近北京路的昌兴街，据说也是受启发于一位文史专家的考证，为了实现他的时光追忆特意选择的。他算不上认识这位专家，也就是某个晚上在书店的一个讲座上听他讲近代广州，讲着讲着顺便就提到了昌兴街的历史。创造社，对。还有丁卜书店。专家说，这些代表新文化运动的据点好像都在这里。
野山当时坐在跟专家隔着几排座位的一个角落里，似乎在听，又似乎在想着什么。他冲专家而来，同时又避开他，这是他处事的一贯做法，毕竟他已经不是小年轻了，不再有那种傻傻的勤学好问。老实说，他对专家如数家珍地提供这些历史和地理知识并不感到惊奇，自己多少也做过一点功课，知道如今的这个文化旅游街区并不完全是有关部门拍脑袋规划出来的，的确是有一条漫长的历史线索，通过地上的房子和地下的遗址将现代和宋代联系到了一起。当然啦，就地上的房子来说，野山的兴趣主要在商务印书馆，也不是看中它特别怎样，而是好奇之前的它跟现在的它有什么不同。他不止一次地在那块纪念商务印书馆的牌子前站了许久，尽管它是挂在他从来没有走进去过的科技书店门口。正是为了这种已经不能发光的辉煌，野山每隔几天就要来这一带走几圈，从文明路走到文德路，从新华书店走到古籍书店，在太平馆西餐厅吃个最基本的午餐，叫一盘他最爱点的生炒牛肉饭，然后走到财厅前面，把整幢建筑从头望到脚，数数它有几级台阶，却从来不敢踏上一步。他知道，财厅，虽然也是管钱的，却比银行离他更远。
讲座还在继续，但野山已经悄悄离座。当书店的门还在晃荡时，一身黑色行头的他已经被中山五路北京路的霓虹灯融化。几分钟前，野山忍不住在心里谋划起一个计划来：是时候搬来昌兴街住了，他要呼吸这里残存的文人气息，哪怕这气息中含有过多自己想象的成分，这是他目前除了研究之外唯一能做的，也可能使研究切入得更深。野山提早离开书店就是因为他已经从专家那里收获了他想要的，再往下听，他的注意力可能就会分散。就这一点来说，他比在座的所有听众更投入、更积极，目的性也更强。知识，对他来说总是能够很快变成行动，这让他感到自豪。
第二天，野山像逛超市一样出现在图书馆，他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在一排排书架间闪过，他的手指划过花花绿绿的书脊丛林。在广州寻找关于民国广州历史的书籍，只要找对了图书分布的区域，这项工作本身并不费力，因为标为“岭南文史”的书一共就那么多，其中关于广州的都以广州的什么什么为题，有年鉴，也有历史文献。野山把他认为找对了的书集中起来搬到了大桌子上，每打开一本，他就先翻到目录页，眼睛指挥着手指，像扫描仪一样压着每一行，从左到右一个字一个字地推过去，生怕漏掉了哪一行。几本书下来，野山收集到的与昌兴街相关的描述少说也有二十来处，由于编写者习惯于从面到点，每一处都从强调北京路（旧时的永汉路）和中山五路（旧时的惠爱中路）的悠久历史开始，因此页数还真不少，这让寻了半天宝的他信心满满。不过，每当野山以为下一页就会讲到昌兴街的历史时，可恶的编写者就跳了过去，新大新完了就是财厅，财厅完了一下子又跳到了广大路的赤社。我丢！野山嘴里冒出了刚到广州时学的第一句白话，它足够精确地表达了他的失望。的确，想要什么就没有什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无奈之下，野山只好把他锁定街区的半径延长了一倍，以涵盖所有的检索方式。比方说，关于文明路的中山大学，相关的词条可能会提到郭沫若，然后可能就会提到创造社，再往后可能就会提到昌兴街。如果专家提供的算是情报的话，野山此时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情报的可靠性。这场算是补课的激动与忐忑参半的探索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野山一共收集到十来条跟昌兴街有确切关联的信息，可那些干巴巴的句子翻来覆去都只提到开百货公司的两兄弟。丢！本来嘛，蔡昌和蔡兴，这是明摆着少不了的呀。管他呢，野山退后一步想，既然专家说了，那一定是有依据的，或许这依据就隐藏在某份口述实录里，只是暂时还没有作为词条收进图书馆最喜欢收藏的大部头。
从图书馆出来，野山只花了十来分钟就回到了昌兴街，虽然没有找到令他满意的文字记载，他还是很感谢那位专家，他无比的信心都源自专家的随口一说。他钻进每一条巷子，挨家挨户地打听有没有房间出租。以他微薄的财力，在旧城区租一间房已经比在城中村租一层楼要奢侈多了，但是他真的不需要太大的地方，他就一个人，他的所有东西除了一箱书，少得都可以塞进一个新秀丽行李箱。一个个头很矮的阿婆从铁栅门里面露出半个头，见他文质彬彬、很有诚意，就答应腾出隔壁的一个小间，反正她一个人也住不了这么多。不过，临到付两按一租时，阿婆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她怕吵，所以无论如何只能是租给他一个人住。一个人，阿婆竖起食指，知唔知啊？野山点头，说知知知，我只有我一个，第二天就扛着一箱书，拖着他的新秀丽搬了进来。这已经是野山一年中第三次搬家，不过他相信他会一直住下去，如果阿婆不赶他的话。
当然啦，野山作为一个外来户，自己界定的新客家，无论是在街道还是那个他自以为结实的文学小圈子，能经常说话的人没有几个。拿文学圈来说，大家虽然更喜欢叫他的本名，倒也没有轻视他的才华，只是不喜欢他开口闭口民国如何如何。在一些不明不白的饭局上，野山一提起民国，桌上的人就都不愿意接他的话，直接举起酒杯喊干干干，这种不彻底的孤立，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他的某种孤独。野山排遣孤独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大家不喜欢的事情上变本加厉，带着自己拟定的现代文学课题，隔三岔五走进昌兴街的这间书店，这里翻翻那里摸摸，显得既博学又挑剔。次数多了，店员就把他当成了坚定的顾客，偶尔现身的书店负责人也会不时多看他几眼，留意他喜欢哪类书籍。以他们的经营理念来说，不是为着某个明确目的走进书店的读者，才算真正的读书人。虽然从营业额上考虑，负责人和店员一致希望每个走进书店的人离开时都带走几本书，但在内心里，或者是经过多年实践而形成的观念里，他们似乎更喜欢只看不买的读者，而野山就属于这种，并且他离开时能做到不让店员意识到他没有买书，总是一边跟店员说着话，一边就把身子转向了门外，最后打出的再见的手势无疑还意味着下次再来。
艾米和辛迪，这一对形影不离的闺蜜，也是野山在书店认识的。去年六月的某个下午，突然下起的大雨把两个慕名到来的年轻女人困在了店里，她们站在门口，看着屋外，不停地跺脚，显得焦急万分。请问这里有伞借我们一下吗？艾米弯下腰，轻声地问值班店员。当店员回答没有时，正在角落里翻书的野山转过头朝她们搭腔：我有，请你们等一下。艾米和辛迪，心急地眼睛一直看着外面，还没有弄清楚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就感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穿过自己身体形成的通道，嗖一声冲进了雨里。他就住在旁边，店员主动解释道。远吗？艾米和辛迪齐声问。我也不清楚，大概就几分钟吧，店员回答。她的确不知道，因为野山从来没有，或者说一直没有机会主动说起自己住在几巷几号，店员完全是凭野山走路的姿势和节奏，或者还有他来店里的频率做出的估计。
没错，就几分钟，野山从离开到回来只花了几分钟，从这几分钟就能判断出他的住处离书店最多五十米。按跑步来计算，五十米只需要十几秒，然后上楼、开门、找伞、锁门、下楼，这一连串动作所需要的时间比跑完五十米的来回要多，而这些细节，艾米和辛迪也同时想到了。所以，当她们从野山手中接过一把湿漉漉的大黑伞时，那种感激不尽的神情通过嘴巴、眼睛和手势集中而完整地表现了出来，加重了陌生人之间道谢的分量。显然野山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内心荡漾着某种从未有过的喜悦。他应当感激这场大雨，从此他摆脱了无人搭理的生活，有了愿意主动接近自己的人，有了可以放声谈论民国的对象，而且是两个年轻女人。至于艾米和辛迪，通过认识野山，也第一次感到自己真正走近了文学。她们没有称呼野山为“老师”，或许是因为叫“老师”太恭敬，叫“野山老师”音节又太长，而叫他“野老师”又显得不礼貌，简称“野老”也怪怪的。野山很高兴她们直接叫他“野山”，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个笔名总算得到了外界的承认。
认识艾米和辛迪后，野山的脸上经常挂满了笑容，买书的次数也多了起来，这证明他不仅不孤独了，而且也充实了。这是肯定的，毕竟艾米和辛迪不仅爱文学，长相也都过得去，身材高挑，至少比野山高出半个头，浑身上下可以用“有气质”来形容。爱上文学就必然带来气质的改变，这也是肯定的。
以后的日子里，这一男两女就很有规律地出现在书店，有时是野山在等艾米和辛迪，有时是艾米和辛迪在等野山，无论他们谁先到，店员都会在门被推开的那一刻送上心领神会的微笑，就好像完全掌握了他们的行动规律，默许书店成为约会的房子。当书店举行活动时，野山就坐在艾米和辛迪的中间，正正经经像是带了两个学生。为了平等地与她们相处，野山从不主动单独跟她们任何一个搭话，但是会迅速地回答任何一个的提问。他知道，如果他主动跟艾米讲话，那么就等于怠慢了辛迪，反过来也一样，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她们主动问自己，谁问得多，只能证明谁问题多，他回答问题时要把握的就是不分彼此、份量一致。
两个月后，也许是在书店待腻了吧，艾米和辛迪提出把见面的地点改到野山的住处。什么？野山装作没有听见。可以满足一下我们吗？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嗯……野山犹豫了。可不可以嘛？这个嘛……野山还真有点为难，他想起了自己向阿婆做的承诺，想起了自己一无所有，就说哎呀我那儿太乱了，又没有什么好招待的，不如我请你们去对面太平馆喝咖啡吧。按理说，有客上门不能算打破了“一个人住”的规矩，但次数多了阿婆会不会误会呢？野山的顾虑不能算多余，同样的两个女人，如果每次都被阿婆撞到，或者说话太大声被她听到，她一定会觉得野山违背了承诺，不定哪天就把他赶了出去。阿婆做事果断，就连每天的作息，什么时候开电视，什么时候关电视，都相当有规律，这方面野山自愧不如，也自动自觉地跟着学，比如强迫自己做饭，定时把垃圾拎到楼下，扔进新大新百货后面的垃圾桶里。为了能够一直在昌兴街住下去，同时以此来保证能够一直隔三岔五地见到艾米和辛迪，野山宁愿把阿婆说的“一个人住”当成不可变的天条，在这对闺蜜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生活没有规律的独居男人。还好，文学史上从来不缺这样的人物。
太平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有点说头的老字号西餐厅，在艾米和辛迪看来似乎太过时，室内的装修，无论灯光还是桌椅的颜色，都沉着得过于压抑。不过，因为她们受野山的影响，把原先对西方古典文学的兴趣转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所以这种过时倒也跟她们想象的当时的气息，比如八十年前的上海，颇为相称，好过那些天河区的咖啡厅和酒吧刻意装成的复古。野山很认同她们的说法，同时又提到研究现代文学也不是寻求复古，而是弘扬一种自由的精神。这种自由，他补充道，是在对自由的寻求当中得到的，也就是先要存在不自由的感受，才能产生追求自由的冲动。当然啦，他继续补充，这个观点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借鉴了法国新小说作家格里耶的说法（一直以来他都是把“罗伯—格里耶”说成“格里耶”）。当然啦，这也不是他的原话，我也想不起是在哪本书里看到的。格里耶你们知道吧？艾米和辛迪瞪大眼睛一齐摇头，于是野山又借用桌布和咖啡杯，从“物”的角度入手，讲述了一番他从评论中了解到的“客体小说”，给他的崇拜者补了一堂法国新小说，于是这个下午艾米和辛迪一下子从民国跳到了当代，从上海飞到了诺曼底。虽然她们的各种小问题很单纯地表达出不知道懂得更多有什么用，但文学无疑已经把她们和历史、和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野山所欣赏的正是他在成熟的文学圈子里感受不到的这种单纯。
就在某个下午，记不清是哪一次了，借着太平馆壁灯的暖光，野山头一回感觉到单纯与诱惑成了同义词。他坐在艾米和辛迪的对面，用小勺子搅了搅已经冰冷的咖啡，在端起杯子的那一刻，他抬起低垂的眼睛，偷偷瞄了一眼如同合照般一动不动的这一对闺蜜，目光从发际线开始，沿着肩膀到达发梢，最后停在领口开得很低的蕾丝衫的细边上。他或许是第一次正眼注视她们，尽管是短暂的，却也像相机快门一样，一按下就成像了。
回到楼上的小屋，野山显得有些坐立不安，他无法驱赶刚才在太平馆捕捉到的那个色调温暖的瞬间，想象着艾米和辛迪来到了他的小屋，坐在他的对面，时不时撩一撩肩膀上那根快要滑落的细带子。他想上前拥抱她们，却感到双臂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刚一抬起就停在了空中。此刻他才意识到，他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地在跟她们讨论文学，那种他以为已经建立起来的亦师亦友的关系，那种被他幻想出来的文坛佳话，只要时机成熟，就会演变成性别上的占有。假如这种占有迟早都会发生，他的苦恼就在于，不知道该全部占有还是选择性地占有。如果是有选择的，那么他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艾米和辛迪虽说是形影不离的闺蜜，但毕竟不是双胞胎，无论气质和知性程度，接触久了都还是看得出来，更何况野山还是一个作家，专业素质中第一条就是观察，能不清楚自己更倾心于哪一个？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值班的店员，没事的时候，作为一种消遣，她喜欢用余光观察他们会面时的神情，竖起耳朵收集他们交谈时的声调，她希望从里面发现一个苗头，并根据它推断出最终可能有的结果。女人嘛，无论多大岁数，这方面总是比较敏感的，她们不会简单地用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别人，而是综合了人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所有经验。在她们眼里，情感关系中所存在的真理和变数，男人光凭逻辑是理解不了的。
承诺阿婆只一个人住的野山又何尝不想尽早摆脱单身生活？他已经三十八，很快四十，尽管从来没有谋划过文学之外的生活，但文学也从来不排斥个人生活，甚至大部分情况下要依赖这种生活。艾米，辛迪，艾米，辛迪，野山想起艾米和辛迪越多，越是难以在她们之间做出选择。他设想过一个简单而果断的画面：某一天，他牵着艾米的手对辛迪说祝福我们吧，而同时出现的对称画面就是他牵着辛迪的手对艾米说祝福我们吧。不不不，野山很快将这个画面从头脑中删除了，这怎么可能呢？艾米和辛迪，对野山来说只有一起出现才是完美的，她们的任何方面都互为补充。甚至她们的容貌，当艾米的眼睛大一点时，辛迪的眼睛就小一点；当辛迪的鼻子高一点时，艾米的鼻子就平一点。野山理想的情人就是大眼睛配高鼻梁，他小时候在银幕上见过的日本女演员栗原小卷，想起来就长这样子。大眼睛、高鼻梁和超短裙的夏子。《生死恋》。当然啦，野山长期单身也不是因为他只重理想不顾现实，他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要现实得多，他缺的只是机会。如果下雨的那天他只见到艾米或者辛迪，就算另一个后脚赶到，也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尴尬。怎么会这样？野山想来想去只想到了“时间”，就因为同时见到艾米和辛迪，就因为她们总是同时出现同时离开，他就只能把她们当成一个而不是两个。他可以同时找两个女朋友吗？这个念头在他头脑里闪现过，但同样很快被他删除了。对他现在的处境来说，两个女朋友（此时他又想起了夏子，她刚好也是要同时面对两个追求者），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发生在其他男人身上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有可能毁掉所爱的人信念和追求的原则问题。不管怎么说，艾米和辛迪，她们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为了文学才喜欢和野山待在一起，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最平庸的，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至于当野山不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一对闺蜜会不会讨论男欢女爱，会不会评价作为男人的野山，问野山，可以肯定地说，他会说是的，但由于他听不到，他便不能猜测，或许他现在该做的就是想办法去验证他听不到的。
于是野山想到了书店值班的店员，她是最可靠的证人。虽然多数时候是野山先来到书店等艾米和辛迪，但也有那么几次，这一对闺蜜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好多就到了店里。她们一边翻书，一边小声说着话，肩挨着肩，头碰着头。店里除了值班店员，通常没有其他顾客，有的话，也都是默不作声，艾米和辛迪说什么，声音再小，店员都能够听到，听不清的时候也可以根据动作和神情猜个大概。根据这样一个推断，野山就有理由把店员当成唯一的信息来源，指望拐弯抹角地从她那里套出一些有价值的谈话内容，从只言片语中分析出艾米和辛迪对他的不同态度或者评价。当然啦，除去这一点，可能的话，他更愿意听到店员自己的判断，也就是她为了打发时间而进行的直觉训练所得到的结果。一想到这里，急于得到答案的野山就感到自己还是缺少机会，缺少勇气，他从来没有跟店员闲聊过文学和书之外的其他事情，现在这样做，无疑会显得太突兀。
其实店员又何尝不想把她的发现和判断告诉野山，她早就看出他对艾米和辛迪的心思，也猜到他的焦虑和困惑，但她同样缺少某个能引入这个话题的机会。她是多么地希望野山找个合适的借口，比如同样下着雨的某个下午，在她面前回忆一下雨伞的故事，直接对她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算这些话里不含有试探或者请求的意思，她也好干干脆脆地对他说，您知道吗，据我的观察，艾米和辛迪是永远都不会喜欢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