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拿破仑的出身与少年时代

“我出生在国破家亡之时。3万名法国士兵涌上我们的海岸，自由女神的宝座淹没在血泊之中，令我触目惊心。”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写下了这段饱含激情的话，描绘了出生时科西嘉岛的情景，言语之间青春洋溢，反映了那个时代喷薄欲出的强烈情绪，也奏响了他一生的主旋律。从摇篮之中直到坟墓，他始终负重前行。

无论从性情还是所处时代背景来看，年轻的波拿巴都注定会有不同凡响的经历。在摇摇欲坠的文明中，他如同阿拉里克[1]一般，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但是，他是南方的阿拉里克，完美结合了科西嘉岛上难以驯服的野性与意大利祖先的心智。在个性上，他是魄力与优雅、激情与理智、北方人冷静判断与东方人丰富想象力的复杂融合体。这种矛盾统一的特质能够解释他一生留下的许多谜团。对于传奇故事爱好者来说，幸运的是，即便是最敏锐的历史哲理学家或者最为精确的遗传学家，也无法全面地分析天才。但就人们所能估量的拿破仑权力来源而言，可以追溯到革命时代人类空前的需求，以及他自己的天赋异禀。显然，想要理解拿破仑以及他对现代欧洲造成的影响，就必须留意他的家族特性。

拿破仑家族的沿革问题，自始至终都存在争议。有些作家竭力将他的家谱与罗马皇帝联系起来，另一些人则将其归入拜占庭皇族；有一位宗谱研究家将拿破仑家族溯源到马略卡岛，并将其名字改为“邦帕尔”，发现他是“铁面人”[2]的后裔；而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则向东航行寻找其祖先，言之凿凿地称拿破仑家族出身于希腊。经过辛勤的研究，历史学家们终于排除了历史发现者们的杜撰，将这个迷雾重重的家族与一位叫作威廉的佛罗伦萨人联系起来。威廉于1261年开始采用波拿巴（Bonaparte或Buonaparte）这个姓氏，那个时代佛罗伦萨市民的生活中充斥着古埃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的争斗，他使用这个姓氏似乎是因为所在的吉伯林派短暂地居于上风。但佛罗伦萨的政治局面一直动荡不安；很快他就不得不逃亡到托斯卡纳地区的萨尔扎纳村，躲避取胜的古埃尔夫派的迫害。这个家族在这里住了将近三个世纪，以惊人的韧性保持着吉伯林派和贵族的行为准则。要知道，坚贞或者任何其他美德都不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无休止的阴谋诡计败坏了政治和个人生活；教皇与皇帝、大公国与共和国、城市与独裁者之间纷争不止，形成了马基雅维利笔下描绘的意大利特质。在那个利己主义时代，波拿巴家族能免于堕落，缘于他们的贫穷和萨尔扎纳与世隔绝的生活。可是，家族中不时有能干者出任外交使节，说明他们不乏钩心斗角的天赋，只是深藏不露罢了。而这些特质无疑都传给了他们最为伟大的子孙。

1529年，不知是为生活所迫，还是对当时意大利无处不在的苦难感到绝望，弗朗西斯·波拿巴移居科西嘉岛。在那里，波拿巴家族与意大利民族更为强悍的一个分支攀上了关系，在深受美第奇影响而养成的狡猾特质之外，这个家族又增添了一份阳刚之气。科西嘉岛经历了地中海各代霸主的统治，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比萨人和最后的热那亚共和国都曾染指此地，但岛民们却保留着突出的个性。岩石环抱的海岸和多山的内陆地区有助于保留原始生活的精髓。外国势力也许对沿海市镇造成了影响，但内陆宗族相对置身事外。他们的生活以家庭为中心，政府无关紧要，甚至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不就是令人憎恶的外国统治的象征吗？因此，如果与至高无上的家族荣誉不成文法相悖，政府的法律也就只是一张废纸。对邻居稍有不敬，就可能招来这样的警告——“小心性命：我盯着你呢！”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血腥杀戮——“族间仇杀”，这往往演变成历经几代人的阴谋与暗杀，即便主要当事人销声匿迹，家族旁支仍卷入其中。科西嘉人最为厌恶的便是在为家族荣誉而发起的报复中畏首畏尾的人，即便对首恶的远亲也毫不留情。1834年，拿破仑谋杀了当甘公爵，令整个欧洲大陆骇然。而对科西嘉人来说，这不过一位专制君主在践行“以血还血”的准则而已。[3]

直到近代，族间仇杀仍是科西嘉人的主要社会法则；其影响在强悍的岛民生活中仍清晰可见。普罗斯佩·梅里美在其迷人的小说《高龙巴》中描写了典型的科西嘉人：即使身居城中，他们也心事重重、阴郁多疑甚至警觉；在住所附近徘徊时，他们宛如鹰隼盘旋于巢穴之上，时刻准备着进攻或者防御。街上罕有笑声、歌声和舞蹈；妇女辛劳于家务之后，便被满怀猜疑的丈夫留在家中，一家之主此时一边抽烟，一边看守。即便有人参加了危险的赌博，一切也都在寂静中进行，当然这种寂静常常会被一声枪响或者出鞘的刀剑打破——对有人暗箱操作的最初警告。科西嘉人总是行动先于语言。

在这种生活中，商业和农业受人轻视，女人是主要的劳力，男人都是阴谋家，由此产生了典型的科西嘉性格：喜怒无常、待人苛刻，但又敏锐、勇敢和忠诚，他们将世界看作家庭和宗族争取荣耀的竞技场。[4]这方面拿破仑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榜样；而命运给他的竞技场，就是混乱的法国和动荡的欧洲。

波拿巴家族以冷酷的科西嘉生活方式度过了17和18世纪。他们以代讼人和律师为业，精通所有重要的法律细节，因而必然卷入许多家庭纷争，以及科西嘉与宗主国热那亚之间时常发生的争端。多名波拿巴家族成员在阿雅克肖当局身居高位，因此支持热那亚；1652年的热那亚元老院文件曾如此称呼其中一员热罗姆：“尊贵的检察官热罗姆·波拿巴阁下”。波拿巴家族对这些虚名似乎并不看重，科西嘉岛的贵族家庭少之又少，他们的采邑也不值一提。正如瑞士的森林诸州和苏格兰高地，人们并不像彻底进入封建社会的地区那样追求阶级提升。波拿巴家族对自己在阿雅克肖的崇高地位和庄园中的佃户都十分满意，很少使用代表贵族的头衔。他们的生活与旧时代的苏格兰领主并无二致，那些人原先可能出身中等阶层，但被佃农们奉为首领，乡下人也总将其当作贵族，也许正因为他们拒绝使用来自境外的贵族头衔，人们更愿意这么称呼他们。

但是，一种新的影响很快就将调动起波拿巴家族血统的全部力量。我们看到，18世纪中叶，家族长老夏尔·马里·波拿巴的胸中燃烧着科西嘉人的爱国主义烈火，那正源于保利从事的崇高事业。保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爱国者，先后率领科西嘉岛人民反抗热那亚和法国，他渴望通过教育巩固科西嘉联邦的框架，创立了一所大学。未来法国皇帝的父亲正是在这里接受了法律训练，并在精神上得到激励，使他的家族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的保民官和律师形象，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从如下的事迹中可以看到夏尔的雄心：通过他的叔叔、阿雅克肖副主教吕西安，托斯卡纳的波拿巴家族——大公册封的贵族——承认与夏尔所在家族血脉相连。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对保利的热情支持，凭借后者的勇敢与活力，热那亚人最终被逐出科西嘉岛。在这些不断取得胜利的爱国主义斗争中，夏尔迎来了天赐良缘——莱蒂齐娅·拉莫利诺，她是一位出身于佛罗伦萨望族的漂亮姑娘，这个家族已在科西嘉岛上居住了数百年。两人的婚礼于1764年举行，新郎那一年18岁，新娘则年方15。尽管因为内乱而显得仓促，但两人的结合堪称门当户对。双方即便没有贵族血统，也称得上是名门之后，所在的家庭都兼具托斯卡纳的智慧天赋和科西嘉岛的充沛精力。[5]从出身彼得拉·桑塔家族的母亲那里，莱蒂齐娅熟知科西嘉人最落后、野蛮的风俗——族间仇杀猖獗，几乎无人在意教育。虽然早年蒙昧，但她习惯于艰苦的生活，并常常显露出这样历练出来的种种特质。因此，结婚的时候，她表现出远超其年龄的坚强意志；她的坚韧与刚毅帮助她渡过了早年可怕的逆境，也使她在成为法国皇帝的母亲之后，以庄重、高贵的形象去面对那超凡的荣耀。她生活简朴，在儿子的个人品位上也得到了体现。实际上，即便在流光溢彩的法国宫廷里，她也仍然保持着极度节俭的旧习，以至于被斥为贪婪。但这一切却有着令人感动的另一面，她似乎总是感觉到，辉煌过后，旧日的逆境仍会重来，这种直觉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莱蒂齐娅活到86岁的高寿，去世时她的儿子已逊位21年——这足以证明她的生命力和韧性。

好心的上天似乎不想让这对年轻夫妻预见到未来。很快，麻烦就降临到他们的私人和社会生活。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出生后不久夭亡。第三个孩子约瑟夫生于1768年，当时科西嘉爱国者正在最后一次成功地反对新的法国压迫者；第四个孩子便是大名鼎鼎的拿破仑，他出生于1769年8月15日，正值科西嘉的自由之火最终熄灭之际。法国大革命重新引发内乱之前，波拿巴夫妇又有了其他9个孩子，在这场动乱期间，夏尔·波拿巴去世，留下孤儿寡母颠沛流离，最终背井离乡到了法国。

命运之神已将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同法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热那亚对科西嘉的统治垮台之后，法国取而代之，凭借几张空头支票，从处境艰难的意大利共和国手中得到了这个令后者烦恼的岛屿。当时法国波旁王朝声望日衰，为了挽回颜面（至少在地中海沿岸），此举堪称经济实惠。过去，法国在干预科西嘉事务时一直站在热那亚一边，但在1764年，保利呼吁路易十五保护该岛。路易十五答应了请求，他的做法是以友好保证为名，悄悄出兵占领了岛上沿海的市镇。1768年正式停火期限未到，法国军队指挥官马尔伯夫便着手对付爱国者。[6]卢梭和许多其他民众自由权支持者对这种出卖岛民自由的行径提出抗议，但徒劳无功；保利激励同胞进行一次又一次力量悬殊的斗争，试图守住内陆山区，也归于失败。保利的追随者们出身贫寒、装备不佳，且因家庭纷争和宗族对立而难以同仇敌忾，根本无法与法军抗衡；队伍被彻底击溃后，保利带着340名最为坚定的爱国者流亡英国。夏尔·波拿巴并没有与这些坚定分子为伍，而是承认了法国的统治以换取赦免。他带着妻子和幼小的儿子约瑟夫返回阿雅克肖；不久之后，拿破仑在那里出生。正如爱国历史学家雅各比的精妙评论：“就在科西嘉人为培养解放事业的殉道者而竭尽全力的时候，拿破仑·波拿巴出生了。”[7]

夏尔·波拿巴一直是保利的热情支持者，立场的突然改变使他饱受指责。他确实没有成为英雄的勇气，个性上似乎不够稳定，容易为一时的热情冲昏头脑，过后又很快陷入消沉；他饱读诗书，足以效法伏尔泰，也能写些平庸的诗文；他具备成为阴谋家的天分，但这总令从不富裕的他愈加窘迫。拿破仑令世人瞩目的特质自然不是来自父亲：在这些方面，他更应该感谢母亲血液中流淌的狂野之气。父亲无疑将在法国的人脉视为提高世俗地位、摆脱经济困境的机会，因为新的统治者此时正努力拉拢岛上的显要家族。在这些人中，许多都憎恨保利的独断专行，愉快地接受与法国的联系，这预示着家乡的富足，并在法国军队中开启一段辉煌的职业生涯——当时只有贵族后裔才能在军中服役。

夏尔·波拿巴的决定不乏说辞，也没有人能否认科西嘉最终从与法国的联系中收获甚丰。但人们指责他改变阵营是出于自身利益，而非哲人般的远见。至少，他的次子在整个童年时代里都对父亲背弃爱国事业满怀憎恨。这位年轻人同情农民，后者不会因小利而放弃忠诚，坚定、勇敢地在一场无望的游击战中反抗法国人。当拿破仑从出身更为低微的同胞那里听到压迫和屈辱的故事时，他那科西嘉人的热血沸腾了。11岁时，他在布列讷堡军事学院看到了舒瓦瑟尔（力主征服科西嘉的法国大臣）的画像，按捺不住的激烈情绪转化成了对变节者的怒骂；即便在父亲1785年去世之后，他仍声称永远无法原谅前者没有跟随保利流亡的行为。

看来，生活中的琐事往往能够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倘若父亲这么做了，年轻的拿破仑就很有可能进入大英帝国海军；他可能和保利一样，对生养自己的土地饱含深情，追随这位科西嘉英雄从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事业，那么，他在历史上的成就只能略胜马尔伯勒公爵一筹：粉碎民主法国的军事努力，诱使英国征服欧洲大陆。除了法国的“自然疆域”之外，君主制和贵族社会将不会受到挑战；而根基从未动摇的其他国家，则将把毫无生气的旧统治延续下去。

夏尔·波拿巴的决定改变了欧洲的命运。他决定，长子约瑟夫应该进入教会，拿破仑则应成为一名军人，这说明，他对儿子们的个性有着正确的认识。约瑟夫讲述的一则逸闻是兄弟两人性情的极好写照。有一次，他们所在学校的校长安排学生模拟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战斗。年纪较大的约瑟夫分到罗马军队的旗下，拿破仑则扮演迦太基人；可是，拿破仑因选到失败一方而愤怒，先是烦躁不安，接着不断恳求甚至大吵大闹，直到不像他那么好斗的约瑟夫同意与较真的弟弟更换位置才算罢休。这件事情预示了家族后来的历史。

夏尔·波拿巴在这段时间表现出来的顺从，开辟了未来帝国的道路。向法国屈服后不久，他就得到了回报。法军驻科西嘉司令官利用其影响力，保送年轻的拿破仑进入香槟地区的布列讷堡军事学校；由于父亲满足当局规定的条件——不仅没有财产，而且这个家族四代都是贵族——拿破仑在学校接受教育的费用由法国国王支付（1779年4月）。现在，年仅9岁的他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与令他厌恶、在同胞面前作威作福的法国人为伍。最糟糕的是，由于他来自一个被征服的民族，不得不忍受周围的白眼。对于一个骄傲、好强的孩子，这是什么样的处境啊！校方的正式报告称他沉默、倔强，这本不为奇，但奇怪的是，又加上了“傲慢”的描述。在此种环境下，不因压制而沉沦，正说明拿破仑的坚韧性格。至于他的学习，就无须多说了。法国历史课上，他读到了远古的荣耀（当时“德意志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路易十四治下的辉煌，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惨败，以及“英国征服印度的奇迹”。但是，他的想象力之源并不在此。个性突出的男孩总是会从私下阅读的书籍中得到远多于既定课程的收获；年轻的波拿巴对拉丁语和法语文法的学习意兴阑珊，更愿用普鲁塔克《传记集》的法语译本滋养心灵。这本书巧妙地将史实与传奇、历史背景与个人事迹结合起来，生动地描述了远古时期的杰出人物和英雄，曾令多少人不忍释卷。卢梭熟读此书而受益终生；罗兰夫人称其是“伟大灵魂生长的沃土”。孤独的科西嘉少年也有同感，远离家乡和同胞使他阴郁孤苦，从希腊与罗马的丰功伟绩中，他听到了挚爱的岛国故土悲剧故事的遥远回响。学校的图书馆馆长断言，就在那个时候，这位年轻的战士已将古代英雄当成未来生涯的典范；我们也可确信，阅读莱昂尼达斯、库尔提乌斯和辛辛纳图斯等杰出人物的事迹时，他看到了心目中古代共和派英雄保利的身影。与保利并肩作战、反抗法国，是他永恒的梦想。他曾大声疾呼：“保利终将回来，一旦我有了力量，就会帮助他；也许我们能一起卸下套在科西嘉脖子上那可恨的枷锁。”

但是，还有另一部著作给拿破仑年轻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恺撒的《高卢战记》。对这位意大利青年来说，同族人征服高卢是直击人心的话题，在恺撒身上，未来的征服者也隐隐约约地有种志趣相投的感觉。那位古罗马人具有充沛的精力和睥睨天下的壮志、看透问题核心的敏锐洞察力、宽阔的胸怀，罗马元老院的阴谋诡计、政治派系的风云变幻以及大军和各大行省管理上的琐碎细节都逃不过他的掌握——这些特质，都被年轻的士官生作为训练心智的主要内容。的确，恺撒的生涯注定会给拿破仑王朝注入非凡的魔力，不仅对其缔造者是如此，还影响到了拿破仑三世；在拿破仑的心中，恺撒和亚历山大的形象取代了莱昂尼达斯和保利，这也许是他个性和生涯改变的精神基础。后来，当1790年他在阿雅克肖短暂逗留时，首次对此前一直爱戴的保利产生了怀疑，我们听说，这时的他连续几个晚上研读恺撒的历史，怀着对那些非凡功业的钦佩之情，铭记了其中的许多段落。他热切地站在恺撒一边反对庞培，也同样热情地为阴谋破坏罗马共和国自由的指责辩护。[8]对于一位共和派青年来说，这种学习是危险的，因为在他身上，军事天赋和统治才能都是与生俱来的。

青年波拿巴在布列讷堡的生活真实记录甚少，却不乏值得怀疑的逸事。对于后者，最为可信和发人深省的，是1783—1784年的盛夏，他向同学们提议用雪修建堡垒。据他的同学布列纳回忆，拿破仑设计了这些模拟工事，还指导攻防之法；其他人则说，他根据现代战争的需要重新修建了城墙。不管哪种说法正确，这一事件都预示着拿破仑强大的组织与指挥能力。不过，总的来说，他的独创性和活力并无太多表现。他似乎厌恶布列纳之外的所有同学，而这些人也同样讨厌他喜怒无常的性情和暴烈的脾气。甚至有人报告，拿破仑曾发誓要尽其所能地伤害法国人，但此类说法更像是杜撰的。同样值得怀疑的还有，他在两封信中祈愿，能够摆脱在布列讷堡遭受的侮辱。[9]而在其他真实性无疑的信中，他对未来的生涯充满热情，因忠诚于科西嘉而受人欺凌的事只字未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写信给舅舅，恳求后者阻止约瑟夫·波拿巴从军。他在信中写道，约瑟夫仪表堂堂，且善于说些轻佻的恭维话，当个驻防官还是不错的——“因此，社交上是好手，可打仗呢？”

拿破仑的坚定引起了教师们的注意。他们无法让拿破仑屈服，至少在重要的事情上是如此。在不那么重要的细节上，他那意大利式的机敏似乎起了作用；因为视察过该校的官员在报告中提到他时是这么说的：“体质与健康：很好；性情：服从、亲切、诚实、懂得感恩；行为：很守规则；一直因善于运用数学知识而闻名；历史与地理成绩尚可；才艺方面十分薄弱。他将成为一名出色的海员：值得送到巴黎军校学习。”因此，他被适时送往巴黎军校，1784年10月入学。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离开布列讷堡的半修道院生活，来到战神校场前的宏伟建筑，其效果不及预期。他在感情上还没有成为法国人，对科西嘉的热爱和对法国君主制的痛恨，使他更坚决地抵制周围的奢华环境。为拿破仑的教育出资的，正是征服他亲朋好友的法国国王，这或许是更大的痛苦。然而，他仍然全力投入自己喜欢的课程，尤其是数学。语言上的缺陷依然存在，并将一直保留下去；因为对于文学作品，他总能敏锐地抓住主题，而非写作的风格。终其一生，拿破仑都无法准确地用意大利文写作，法文就更差得远了；巴黎的老师将他孩子气的作文比作熔化的花岗岩，也不算不实之词。当他努力地想掌握舞步时，率直、急躁的个性也成了致命的弱点。尽管在巴黎上了课，后来又在瓦朗斯请了私人舞蹈老师，但他从来都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舞者：显然，他的个性更适合要求精确的科学，而不是艺术，更擅长几何学，而非韵律；他的所思所行都是直线，绝不拐弯抹角。

拿破仑在巴黎的那一年，父亲去世了，这使他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对7个弟弟妹妹的责任。自身的贫困使他对周围所见的奢华生活感到厌恶；传闻他曾给布列讷堡军校副校长写过有关这一主题的信件，但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此事是否属实。巴黎学界的信件受到严密的监控；而且，如果他确实不厌其烦地罗列出对现有训练内容的批评，那这封信也肯定已经被毁掉了。不过，曾有一位不知名的批评家指出，对注定要在军营里艰苦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太好的伙食并不合宜，拿破仑想来定有同感。在布列讷堡，他有着“斯巴达勇士”的绰号，这个例子说明，学生们有一种神秘的能力，可以仅用绰号就点明一个人的突出特征。对拿破仑的这种描述十分正确，几乎可以贯穿他的一生。无论如何，巴黎的浮华使年轻的拿破仑更加深爱科西嘉的岩礁。

1785年9月，16岁的拿破仑晋升少尉，进入拉费尔炮兵团服役，驻地在罗纳河上的瓦朗斯。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现实生活。根据部队的规章，他必须进行三个月的严格训练，才能正式入列。这项工作要求严苛，收入微薄，年薪只有1120法郎（约合不到45英镑）；但是，所有报告一致认为，他十分热爱这个职业，长官们也欣赏他超人一等的能力。[10]拿破仑在瓦朗斯掌握了战争的基础知识，许多出身贵族的将军正因为缺乏这种知识，看似大有前途的军事生涯很快以惨败告终。也正是在那里，他还学会了最难但也最重要的功课：毫不迟疑地服从。卡莱尔[11]说过：“学会服从，是统治艺术的根本。”拿破仑就是这样做的，他在瓦朗斯受到了征服艺术和统治艺术的训练。

从许多方面看，拿破仑的这段青春岁月都是有趣而重要的。他展现出了许多令人喜爱的品质，在此之前，由于现实际遇和富裕同学们的蔑视，这些特征都被掩盖了。而在瓦朗斯，尽管他仍然回避其他军官，但却努力地与更适合自己简朴品味及克制举止的人们交往。他在当地几个最好的资产阶级家庭里找到了快乐。也正是在瓦朗斯，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柔情、最恬静愉快的日子。孤独中的拿破仑结识了一位有教养的夫人，就在后者的乡间别墅里，他遇见了自己的初恋——卡罗琳·德科隆比耶。这段恋情虽然转瞬即逝，但他将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全都倾注在爱人的身上。看起来，德科隆比耶小姐也曾以真爱相报，因为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度过动荡不安的晚年时，曾忆起与卡罗琳清晨漫步、共尝樱桃的美好时光。人们总是难以忘记在他冷峻的一生中曾有过这些甜蜜的插曲，那是因为它们充分说明，若非命运捉弄，他同样有能力在交往中获得快乐，也有着深切、温柔的感情。假如法国从未征服科西嘉，假如大革命从未爆发，他的一生该有多大的不同！可是，科西嘉仍是最牵动他内心的。当他奉命离开瓦朗斯，前往镇压里昂暴动，他那一度被卡罗琳扰动的感情又回到了岛国故土。1786年9月，他愉快地重温了儿时的情景。离家8年的他探望了母亲和弟妹，但最令他快乐的，是再次见到岩石林立的海岸、苍翠欲滴的谷地与科西嘉岛上的崇山峻岭。森林的清香、“如入无垠之怀”的海上日落景象以及山地人宁静超然的自豪之情，无不令他着迷。他的喜悦表现得就像少年维特的“敏感”，即便是家庭遇到的麻烦也不会令他扫兴。父亲生前就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投机，除非法国政府宽容大度，否则波拿巴家族此时将受到破产的威胁。作为家中的次子，拿破仑希望向法国财政部索要家庭应得的一笔款项，因此延长假期赶往巴黎。1787年底，他在巴黎停留了几周，期望着从同样破产的政府手中拿回一些钱。从几种意义上讲，那都是幻想破灭的一个时期。他目睹了巴黎人生活中的阴暗面，并在令人头晕目眩的王室漩涡中摸爬滚打了一小段时间。与浊浪滔天、如临深渊的这种生活相比，科西嘉岛显得是那么澄清透明、无忧无虑！

21个月的假期之后，拿破仑回到了拉费尔炮兵团，此时驻地改到了欧索讷。在欧索讷，他的健康受到了很大损害，一方面是缘于索恩河沼泽地的瘴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家庭事务的焦虑，以及文学上的刻苦研读。在上述原因中，最后一条确实值得一提。如果说拿破仑早年生活中的外部事件有价值的话，那也只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他性格中的多面性，以及智力上的成长。

拿破仑是如何从早年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实现蜕变的？上文叙述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上天慷慨地赐予他多种多样的天赋，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傲视天下的气势，因此，他不会将自己的行动范围仅限于科西嘉。尽管他深深地热爱故乡的小岛，但那里不能提供与其雄才大略相称的环境。他的父亲临终前曾说过，他的拿破仑总有一天将会推翻旧君王，征服整个欧洲，这绝非虚词。[12]而拿破仑本人也承认，他的本能总是告诉自己：他的意志必将压倒一切，而他所喜欢的东西，最终也一定会属于自己。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他对自身个性的这种描述也算不上浮夸。大多数被宠坏的小孩也常有同样的幻想，只不过为时不长。可是，不管命运如何肆虐，都无法从青年波拿巴心中赶走这种想法。也许，对未来的绝望曾令他那本能中的霸气有所折损，但在空谈哲理的卢梭影响下，拿破仑的意志又重新变得坚定了。

拿破仑受到这位异想天开的思想家的吸引，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呼吁大家注意科西嘉人在捍卫自由时表现出来的源远流长的活力，并语出惊人地预言，这个小岛有朝一日将震惊欧洲。卢梭对科西嘉多有偏爱，其原因显而易见。他出生和成长于日内瓦，和一般的瑞士人一样，都热爱“既不富有也不贫穷，但自力更生”的民族；从坚强的岛民们简朴的生活和对自由的挚爱中，他看到了社会契约的痕迹，而那正是他引为社会根基的东西。据卢梭说，一切社会和政治制度最初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共识或者契约建立起来的。由此，人们建立了氏族、部落和国家。国家可能将许多权力赋予一位统治者；但如果此人滥用权力，他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就走到了尽头，民众就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存在平等协议关系的状态。对所有不满周围环境的人来说，这正是卢梭的学说吸引人之处。他似乎正确地指出，暴政是荒谬的，必须回到社会契约那种原始的幸福状态。至于他所说的契约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论据也漏洞百出，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他激励了一整代人，使他们痛恨现实，向往黄金时代。诗人们只能歌颂这种时代，而卢梭似乎将它带到了饱受苦难的普通人触手可及之处。

现存最早的拿破仑手稿（1786年4月写于瓦朗斯）表明，为了阐述科西嘉人反抗法国的“权利”，他从卢梭的武器库中寻找符合逻辑的论据。这位年轻的英雄崇拜者首先写道，那一天是保利的生日。接着，是一大段科西嘉爱国者的颂歌，此时的他想到的全是许多人对这种反抗的指责：“上帝的律法是禁止反叛的。然而，上帝的律法与纯粹的人类事务何干？想想就觉得荒唐——上帝的律法不分青红皂白地禁止摆脱强加的枷锁……至于人间的法律，只要王子犯法，它们也就形同虚设了。”接着，他指出了政府仅有的两种可能起源：要么人民制定法律，将其交给君主来实施；要么由君主制定法律。在第一种情况下，君主统治的实质就是执行契约。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法律也许保护人民的福利，也许不顾这种福利，但人民的福利是一切政府的目标，否则人民与君主的契约就将废止，人民将再次回到原始状态。波拿巴就此证明了人民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再以这一信条阐明了科西嘉人反抗法国的合法性，这篇有趣的杂文最后写道：“遵循一切正义的法则，科西嘉人已经摆脱了热那亚人强加的枷锁，也同样可以摆脱法国的统治。阿门。”

5天以后，忧愁再一次笼罩着他，他甚至想到了自杀：“人群之中，我却总是感到孤独。”凭借着与生俱来的能力，他对各种想法和感觉做了一番概括和权衡，列举了自杀的正反论据。他正值青春年华，不到4个月，他又能见到童年之后未曾谋面的“祖国”了。那是何等的喜悦！然而，人们为何背弃他们的天性：他的同胞们对征服者曲意逢迎，不再与暴君、奢侈享乐和卑鄙的佞臣为敌；法国人腐蚀了他们的道德，当“祖国”不复存在，忠诚的爱国者理应慷慨赴死。法国人的生活令人厌恶，与拿破仑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如同月光不同于日光——在多菲内的明媚春光下，17岁的少年流露出这样的情绪，确实与众不同。距离樱桃成熟只有几周的时间了，究竟是与德科隆比耶小姐同品樱桃的甜蜜让他回到尘世，还是为科西嘉发动绝地反击的希望让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可能是后者，因为我们发现，他在不久之后就与一位日内瓦新教牧师发生了冲突，缘由是那位牧师胆敢批评卢梭提倡的一个信条。

同样出生于日内瓦的哲学家卢梭断言，基督教在信徒心中灌输了世外天国的观念，破坏了文明社会的团结，因为这使信徒们背弃国家，如同他们脱离一切世俗事物。对于这种论调，日内瓦牧师引用了相关的教义，有力地予以回击。可是，波拿巴猛烈抨击牧师不理解《社会契约论》，甚至根本没有读过；他向着对手大声背诵《圣经》中要求遵循律法的文字，指责基督教将人们变成屈从反社会暴政的奴隶，因为教士们建立了与民法相悖的权威；至于新教，则在教徒之间散布不和谐的情绪，从而破坏了公民的团结。他辩称，基督教是世俗政府的敌人，它的目标是让人们向往来生从而得到今世的满足；而世俗政府的目标是“扶弱锄强，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安宁，这才是真正的幸福之路”。他由此得出结论，基督教与世俗政府有着根本的对立。

从上述长篇大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拿破仑身上的反抗精神不仅使他藐视法国的法律，也反对与之沆瀣一气的宗教。即便是卢梭都承认的基督教福音之美，他也不屑一顾。比起师长，他的观点更为偏执。他几乎无法想象，宗教和政府能够同时互不干扰地影响人类天性的不同部分。在他的想象中，人类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而时不时带上些许宗教情绪与个人荣誉感色彩的唯物主义，是其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影响。企图从内心深处或外部转变人们的性格，从而改造世界的宗教，对他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拿破仑急于得到切实的成果，他急躁的性格根本看不上缓慢的方法。他打算“强迫人们幸福”，要实现这种结果只有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社会契约，也就是国家。一切有损社会契约统一性的事物都应该被粉碎，这样国家才能在一块净土上试验其“仁慈的专政”。这就是波拿巴在17岁便已树立并坚持终生（只不过因为思想的成熟和利己的念头而有所保留）的政治和宗教信条。在关于1802年《政教协约》的政策中，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信念，宗教沦为国家的仆从；他还曾多次宣称，自己从没有获得和沙皇及苏丹一样的权力，原因是他从没有统治民众思想的能力。[13]在上文中那篇充满孩子气的文章中，我们也许能觉察出他后来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从未完全理解宗教，或者宗教所能激发的热情；他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人类天性的复杂、社会生活的多面性，以及最具智慧的立法者都难以逾越的局限。[14]

拿破仑阅读卢梭的著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与政府做好了准备，第一次在欧索讷逗留期间（1788年6月—1789年9月），他遍寻古代与现代世界的记录。尽管健康状况不佳、家庭出现问题，法国大革命又在此时爆发，他仍努力完成这项对未来有着重大意义的工作。古波斯、西徐亚、色雷斯、雅典、斯巴达、埃及和迦太基的历史、地理、宗教和社会习惯，都成了他那如同百科全书般的笔记本中的素材。什么都无法阻碍他发挥归纳总结的天才。这段时间里，他得到的历史知识足以令同辈人震惊。在这本笔记本里，我们既能看到关于炮兵团训练和火炮改进的建议，又能找到阅读柏拉图《理想国》开篇的笔记，以及从建国之初到1688年革命整个英国历史的系统总结。那场革命特别引起他的兴趣，因为辉格党人和他们的哲学领袖洛克坚称，詹姆斯二世违反了君王与人民的原始契约。拿破仑在日记中始终强调导致各王朝之间冲突，或导致对立原则分歧的事件。实际上，在这些如饥似渴的研究中，有迹象表明，他决心书写科西嘉的历史；他通过回忆过去的辉煌激励同胞，与此同时，又试图创作一部《王权论》来削弱法国君主制。他对这部著作的第一篇梗概如下：

“1788年10月23日，欧索讷

“这部作品的开头将概述国王这一头衔的由来及其日益显赫的声望。军事统治对它是很有利的：此后，本书将详细介绍欧洲12个王国君主所篡夺并享有的权威。

“在这些国王中，没有几位是不应被废黜的。”[15]

除了上述简略的宣言，这部计划中的作品就没留下什么了。但是，拿破仑苦心研读的目标已表现得很充分。这一切都是为了武装自己，投身到唤醒科西嘉人精神、动摇法国君主制基础的伟大事业中去。

不过，拿破仑在这个时代留下的大量手稿和粗糙的创作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兴趣。它们展现了他在人生观上的偏狭。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以他设想的方法实现科西嘉的重生。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拯救科西嘉的方法遭到拒绝时，他会依依不舍地离开，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大革命中去。

然而，从拿破仑早年生活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中有一种纯真的情感。上天造就了他磐石般的坚定性格，并用绚丽如鲜花的人道和缠绵如青藤的亲情加以装点。与胞兄约瑟夫在欧坦首次分别时，面对痛哭失声的兄长，小拿破仑却只流下一滴眼泪，可正如导师所言，那与约瑟夫的泪雨同样令人动容。对亲属们的挚爱，在拿破仑晚年的政策中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诽谤永远无法抹黑拿破仑的品格，他热爱、尊重母亲，声称母亲的建议对自己来说往往最有帮助，母亲的正义精神和坚定，使她天生就是男人的统治者。但是，即便人们都承认他的这些说法，现实中他的性情仍然是坚定而严酷的；他的个人优越感，使他从小就苛刻且盛气凌人；从后来的结果看，即使是年少时最强烈的感情，从法国手中解放科西嘉的决心，在条件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放弃，随后，他会将天性中所有的力量集中到更大的冒险上。

[1] 阿拉里克一世（约 395—410 在位）是西哥特人首领，曾率军攻陷罗马，建立的王国疆域远及法国、西班牙、西西里岛和北非。——译注

[2] “铁面人”是法国历史传说中的人物，见于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传说他是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争夺王位失败之后被戴上铁面具秘密关押。——译注

[3]我在法文著作《科西嘉人的习俗和传统》（Moeurs et Coûtumes des Corses，巴黎，1802年版）中看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教士肩负为亲戚报仇的重托 14 年，在阿雅克肖城门遇到了他的仇敌，于是在一位官员的眼皮底下将其射杀，而这位官员什么都没做。被杀者的一位亲戚恰好在附近，拔枪杀死了教士。两位受害者很快入土为安，教士“因其崇高品格”而得以埋葬在教堂的祭坛之下。另外，米奥·德·米利托《回忆录》（第 1 卷，第 13 章）中记载，由于科西嘉人都不会“拒绝同党的要求，或者舍弃他的亲属”，陪审团制度于 1800—1801 年彻底垮台。

[4]关于科西嘉人的坚忍不拔和忠诚奉献，我可以引用《赫德森·洛爵士回忆录》（Memoirs of Sir Hudson Lowe）中没有发表的一部分。他曾任英国占领科西嘉期间成立的皇家科西嘉游骑兵团团长，在埃及和其他地方征战多年，深受士兵们的爱戴。1808 年驻扎于卡普里岛时，他只能依靠手下的科西嘉新兵抵抗缪拉的攻击，事实证明这种信任并没有错。尽管在停战期间，他们认可自己的同胞，但即便面对法军的一个科西嘉团，他们也仍然忠于职守。正是这种忠于所处派别的本能，帮助他们经受住了缪拉特使的诱惑，甚至在朋友和亲属临阵喊话时也不为所动。

[5]关于拿破仑母亲的家族源流，马松（Masson）先生的《不为人知的拿破仑》（Napoléon Inconnu）第 1 章中给出了详细的事实。这些事实纠正了她“出身低微”“出身农家”的常见说法。马松还证明，拿破仑出生地阿雅克肖展览的房子尽管地址相同，却是后来修建的。

[6]参见雅各比（Jacobi）的《科西嘉历史》（Hist. de la Corse）第 2 卷、第 8 章。法国历史学家都以审慎的态度简述这整件事，就连马松和许凯（Chuquet）也是如此。梯也尔仅以几句话带过这一话题，则完全是种误导。

[7]有很多著作试图证明拿破仑生于 1768 年，且确实是存活下来的孩子中年龄最长的。究其原因，简述如下：（1）约瑟夫·波拿巴的第一个洗礼名是“拿布里昂”（“拿破仑”的意大利语读音），“约瑟夫”是 1768 年 1 月 7 日在柯尔特进行洗礼登记时加到名字上的；（2）有人说约瑟夫生于阿雅克肖；（3）拿破仑在结婚时自称生于 1768 年。对此可以做如下回复：（a）其他更有决定意义的书信和说法都证明，约瑟夫于 1768 年生于科尔特，拿破仑 1769 年生于阿雅克肖；（b）拿破仑结婚登记时使用的出生年月，显然是为了减少与新娘的年龄差距，后者也将年龄写小了 4 岁。参见许凯《拿破仑的青年时代》（La Jeunesse de Napoléon），第 65 页。

[8] 纳西卡（Nassica）的《回忆录》，第 192 页。

[9]荣格认为这两封信都是真的，见其《波拿巴和他的时代》（Bonaparte et son Temps）第 1卷，第 84 和 92 页；但马松在《不为人知的拿破仑》（第 1 卷，第 55 页）中追根溯源，不予采信，从信中也能看出这一点。

[10]沙普塔尔，《我记忆中的拿破仑》（Mes Souvenirs sur Napoléon），第 177 页。

[11]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哲学家、史学家。——译注

[12] 约瑟夫·波拿巴，《回忆录》第 1 卷，第 29 页。另见米奥·德·梅利托《回忆录》第 1 卷，第 10 章。

[13] 沙普塔尔，《我记忆中的拿破仑》，第 237 页。另见马松《不为人知的拿破仑》第 1 卷，第 158 页注释。

[14]在 1803 年 1 月 11 日与勒德雷尔的餐后交谈中，波拿巴以下面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赞颂伏尔泰，贬低卢梭：“读着伏尔泰的书，越来越喜欢他：他总是那么通情达理，从不自吹自擂，也不狂热盲信；他的书是为成熟的内心所写。16 岁之前，我一直都为卢梭而战，对抗所有伏尔泰的朋友。现在正相反。自我见识了东方以来，就特别厌恶卢梭了，野蛮人还不如一条狗。”［《勒德雷尔作品集》（Oeuvres de Roederer），第 3 卷，第 461 页］

[15] 马松，《不为人知的拿破仑》，第 2 卷，第 5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