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不能仅仅被理解成第三帝国史的前奏。魏玛共和国时期针对社会政治和制度做出的许多决策仍然对我们的当下产生着影响。联邦德国经历经济奇迹时，人们理所当然地在“波恩不是魏玛”的口号下强调德意志第二共和国与其前身魏玛共和国的差异性。然而，在经济增长相对停滞的时期，人们又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具体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解。尽管联邦德国时期的经济水平比魏玛时代高出好几倍，但这种理解首先建立在经济危机情况的可比性之上。

因此，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介绍就必然要努力描绘共和国的经济因素和财政问题与政治——议会进程之间密切交织的关系，同时要直观地呈现出不同政策领域的融合，特别是内部和外部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知道，为魏玛时代赢得“黄金20年代”美誉的艺术和文化领域相应地只得到了简要的叙述，其原因在于，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政治事件并不同步。只在某些关键节点，如恶性通货膨胀阶段，两者才会有重合。

与史学家经常选择的一方面将宪法、政党、联盟、地方政治和议会外运动，另一方面将艺术和文化、教育和学校、住房和保健、社会政策和法律制度、家庭政策和性别关系等主题在各自的章节中分开处理的方法不同，我们试着在政治史优先的条件下将上述主题融入叙述。同时，本书的重点在于，在与决定性的经济、行政、社会和意识形态结构的相互作用中描写行动者的政治行为，并尽可能让读者能够理解在多元的先决条件中变得纷繁芜杂的政治过程。

熟悉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人会注意到，本书在许多方面基于独立的解释，并超越了目前研究的现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在这一领域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著作，无论如何，我们一直努力尝试着叙述魏玛共和国的兴衰史。

如果没有1984/1985年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慷慨邀请，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当时的编辑沃尔夫拉姆·米特先生为成文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工作。在众多给予了我积极帮助和专业建议的同事当中，我必须感谢以下诸位，他们是托马斯·柴尔德斯教授、拉里·E.琼斯教授、彼得·克鲁格教授、莱因哈德·吕鲁普教授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贝恩德·魏斯布罗德教授。在众多帮助过我的人中，我想感谢贝尔特-奥列佛·诺尔特先生和阿希姆·布林格先生，他们协助我准备参考文献，同样，我还要感谢波鸿的同事雷娜特·海尔特女士、阿尼姆·诺尔岑先生和迪尔克·波普曼先生，以及我的秘书卡琳·卡莎德女士。最后，我想感谢普罗皮莱恩出版社，它对作者表现出了众所周知的耐心。

汉斯·蒙森

1998年1月15日于波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