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缝纫机产业的机遇

隐形冠军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赫尔曼·西蒙提出全球化、成长性、工业集群（产业集群）、品牌4个新的特质，这4个新的特质是杰克一直以来的发展路径，也是杰克在更长时期里追求增长、继续向前的方向指引。在这4个特质中，工业集群（产业集群）这一特点，也是杰克所在的浙江台州缝纫机产业的进化路径。

杰克所在的浙江台州是全国知名的制造业城市。台州拥有七大产业，包括汽车及零部件、缝制设备、模具与塑料、医药健康、智能马桶、通用航空、泵与电机。其中，台州的工业缝制设备产量在世界范围的占比达到了60%，是七大产业中比重最高的产业。因此，台州也被称为中国缝制设备制造之都。台州缝纫机产业的进化路径也包含了杰克的发展路径，其中有偶然的原因，也有必然的原因。

1851年，美国的胜家公司成立并设计制造出第一台金属结构锁式线迹缝纫机。此后，缝纫机在工厂和家庭中得以广泛应用。1872年，缝纫机开始进入中国。上海作为中国的时尚之都，最先得益于缝纫机带来的高效率生产。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商人纷纷在上海设置缝纫机销售点，国内缝纫机商业由此逐渐兴起。我国最早的缝纫机也在上海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缝纫机产业在我国的发展一直处于小批量生产的萌芽阶段，基本上还停留在维修和仿制水平上，整体处于产业链的底端。

“二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的缝纫机产业快速发展，家用缝纫机快速普及，工业用缝纫机也越来越多，导致美国和欧洲市场快速饱和。随着服装产业开始从欧美国家向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转移，缝纫机产业逐渐向东亚地区转移，使得缝纫机的生产成本逐步降低。在此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国外的缝纫机无法进入中国，中国一直处于自主攻关研发工业缝纫机的阶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东北军服厂，并下令上海尽快组织研制工业用缝纫机，以解志愿军棉衣供应的燃眉之急。这一光荣任务落在上海惠工缝纫机厂的肩上，中国第一台工业用缝纫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20世纪70年代，工业先进国家的家用缝纫机市场已趋饱和，而新兴工业国家受科技进步的冲击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欧美一些知名的缝纫机生产企业纷纷选择关闭或转产。日本则有预见性地对缝纫机工业进行了整顿，把原来的200家缝纫机厂精简合并成40家。其中，30家转产工业缝纫机，余下的10家则生产高档家用缝纫机，将中、低档缝纫机的生产转交给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利用其廉价劳动力以增强竞争力。韩国和中国台湾抓住了这次机会，开始生产中、低档缝纫机并投入国际市场，使得其缝纫机工业迅速崛起。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服装消费大国。20世纪60年代，成衣的销售在市场上微乎其微。在台州、温州地区，由于耕地稀少，产生了许多补鞋人员，全国各地都零落着这些地区的补鞋大军，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这些补鞋人员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台州的黄岩、椒江等地方已经生产出简易的补鞋机。

缝纫机产业从日本、韩国转移到中国是必然的趋势。我国人口众多，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家家户户都开始自己买布做衣服，缝纫机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大件”之一，全国各地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纷纷组织生产家用缝纫机，快速提高了家用缝纫机的生产能力。到了1982年，我国已成为世界家用缝纫机生产第一大国，上海、天津、西安、广州成为了当时的四大缝纫机生产基地。蝴蝶、西湖、华南、标准等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缝纫机品牌。这个时候的台州缝纫机产业，还处于摸索阶段。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个地区同样如此。台州的缝纫机产业迎来机遇是在1985年之后，发展高峰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

人多地少，逼得一部分台州人走上外出谋生的道路，有的补鞋，有的修理补鞋机，有的从事纺织，有的擦鞋。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台州有十万补鞋大军遍布各地，这些人头脑灵活、善于与人相处，在那个年代，能够获得信息就能发现机遇，同时也能规避风险。

数量庞大的补鞋大军，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补鞋机。台州缝纫机产业的萌芽与一位捣鼓补鞋缝纫机的老前辈管康仁密切相关。在管康仁的带动下，椒江下陈乡成了台州缝纫机的发源地。与管康仁合作的几位伙伴，先后创办了缝纫机工厂。在这样的背景下，椒江第一家缝纫机生产工厂——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应运而生。

管康仁的努力推动了台州缝纫机产业从个人行为逐渐转变为技术、知识的传递，并得到了台州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持。

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前身为1966年创办的黄岩下陈农机厂（当时椒江属黄岩行政区划），当时工厂以修理农机具为主，是一家镇办集体所有企业，1970年转产小型农用泵，1977年增加生产各种型号的排气管，1979年开始利用农机厂的设备生产GMI系列三线包缝机，1980年试产GNB100系列三线包缝机，并改名“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利用当时上海与外地企业大规模联营的机会，工厂先后租用过上海一些街道缝纫机厂的“金陵”“友谊”等商标，并向其支付每台5元的费用。这就是早期台州缝纫机生产中常见的定牌联营生产。

定牌联营生产有效缓解了当时上海产品在全国范围内供不应求的局面，使企业获得了额外的利润。与此同时，面对家用缝纫机市场日趋饱和和产品销售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上海的家用缝纫机企业也开始调整策略，将资源投入到工业缝纫机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中。

1985年，上海缝纫机四厂组织人员到绍兴洽谈包缝机联营事宜。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的人知道这件事后，想方设法邀请上海缝纫机四厂的人员到台州来谈联营事宜。然而，由于当时台州的道路交通状况不佳，厂房和设备都无法满足对方的需求，联营事宜最终未能达成。尽管如此，上海方面的技术人员应邀到台州进行了技术指导。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便从路桥采购了新设备，开始开发新产品。经过近一年时间，开发出中速的中厚料平缝机，并注册了“奔马”商标。通过与上海技术人员的业务联系，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建立了与上海轻工产品进出口公司的进出口业务联系，并开始向巴西出口缝纫机。此后，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快速发展。然而，由于乡镇企业的经营决策出现问题，尽管业务表现不错，但业务和客户逐渐被工厂人员转移出去，导致工厂被“掏空”，最终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破产了。

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虽然破产了，但它却成了台州缝纫机产业的黄埔军校，培养出了诸多的缝纫机产业人才。后来台州的缝纫机大厂，包括飞跃的邱继宝、宝石的阮小明，以及阮积祥的爱人胡彩芳，都和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颇有渊源。可以说，没有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就不会有台州缝纫机产业后来的发展。

从个人行为到政府行为，技术、知识不断外溢，影响的人也越来越多，缝纫机产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改革开放的号角越吹越响，时代的机遇随之而来。上海的城市定位逐渐改变，纺织产业一步一步被上海这个城市所“抛弃”，伴随着大量的纺织工人下岗，纺织产业也开始向浙江和江苏转移，江苏苏州的吴江和浙江台州的椒江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为真正的缝纫机产业聚集区。台州更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大批缝纫机工厂应运而生，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却是空前绝后。台州像一个小巨人一样，一路狂奔，逐步奠定了中国缝制设备制造之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