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起脑控杀人案件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再遇到过类似的奇特的案件。也是因为这起案件太过奇特，之后的大多数案件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都很普通，就像融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一样，整日寻找线索，抓捕嫌疑犯。
一年时间转瞬即逝，又是冬去春来，万物滋长。我们依旧日复一日地侦办案件，茫茫无期，没有尽头，有犯罪发生的一天，就是我们继续奋战的一天。四年的参警生涯并没有把我磨炼得心如止水，发现恶劣的案件，我依旧会愤涌心头。
我们打击犯罪，是为了帮被害人追寻正义，而这一次我感觉自己是为了守卫正义而去打击犯罪，这个正义也是被害人守卫的正义。
死亡并不总是伴随着阴雨绵绵，那天晴空万里，那个电话则像是凭空一道响雷。
“喂？”我看到是黄哥打来的电话。
“你在哪儿呢？发案子了。”
“怎么了？”
“你赶快来七一医院，有个城管被人打了，送到医院已经快不行了。”
“城管被打”“已经快不行了”，这几个词太敏感了。尤其是这段时间关于城管的负面新闻报道满天飞，让我感觉这很可能是一起聚众事件，这类案件的治理得看情节严重程度，如果情节轻微，则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合伙殴打伤害他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如果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则要按《刑法》中的聚众斗殴罪处罚。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多次聚众斗殴的，在公共场所或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持器械聚众斗殴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需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处罚。
这种案件涉及人员多，情节复杂，想梳理清楚得下一番功夫。而被害人是城管，这个时候从舆论上就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我刚到医院的抢救室，就看到一张盖着白床单的病床从抢救室里面被推出来。床单把整个人都盖住了，床边露出一条手臂，上面还有一截制服。抢救的时候，衣服都被剪开了，只剩下手腕上挂着的这一截制服，上面留着半个臂章，写着“执法”两个字。
死者的妻子比我到得还晚，护士把床推到过道边，等着家属来安排后事。女人来到后一下子扑到床边，抱着被白床单裹着的人开始哭喊。我隐隐地听到她诉说着和爱人早上道别，可是转瞬之间就变成了生死两隔。
这时候，黄哥从后面走上来拍了我一下。
“咱们先出去，这种情况留在这儿也不太合适。”黄哥拉着我往医院外面走。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急于弄清现状。
“死的这个人叫王建，是一名城管，受伤后被人送到医院。医生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有点不行了，当时他说自己被人打了，于是医生打电话报警。我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进抢救室了，一句话也没问上。”
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查明王建的死因，能得到王建自己的叙述是案件侦破最重要的线索，可是现在人已经没了，失去最重要的线索让我心里顿时感觉有些没底，这恐怕又是一个麻烦的案子。
“王建是被人送来的？那个人是谁？”我问。
“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说有事，我让他先走了。不过留电话了，咱们可以让他下午来配合调查。”
“王建是被人打了？”我往医院里看了眼，王建的家属还在围着病床哭喊，我知道这个时候可不能找家属了解情况。
“这是王建被送到医院后自己和大夫说的。”
我和黄哥来到医院二楼的医生办公室，找到了当时接收王建的医生，也是给王建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正在办公室写病情诊断，他从手术室出来之后口罩还挂在脖子上。
“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想问一下……”
“公安是吧，太好了，我和你们介绍一下情况，就是我报的警。”医生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急忙停下手中的工作，把凳子往前挪了下，坐到我们面前，开始向我们讲当时发生的事情。
“人送来的时候意识已经不清楚了，我以为是脑出血之类的，我一边询问他受伤情况，一边带他做CT。他当时说话不清楚，我只能听清是被人打了，但是CT显示头部没有损伤，我这时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组织把人送到抢救室。这时候人开始抽搐，送到抢救室的时候已经回天乏术了。”
“那究竟是哪里受伤致死的？”黄哥问。
“这得等做全面的检查了，尸检就得换你们来了。”
医院这边毫无所获，我和黄哥约了把王建送到医院的出租车司机，打算进一步了解下情况。司机下午来到我们单位。
“说下今天早上你送的这名乘客的情况。”
“我早上正在开车找客，你知道吧，这一大清早的人不多，我在街上转了几圈也没看见人……”
“说重点。”黄哥打断了一下。
“我正开到世贸商城附近，看到这个人站在路边招手。我停下来看到他捂着脑袋上车，我问他去哪儿，他告诉我去医院，然后就倒在后座上了。我一边开车，一边和他说话，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说被人打了。他从上车倒在后座之后就一直没起来，我问他哪儿被打了，他就不回答了。我就想被打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人家不愿意说咱就别问了。我就一直开车，等到了七一医院，我告诉他到了，他在后面没动静。我下车一看，他躺在后座晕过去了，我急忙把他从车上拖下来送进了医院。”
“你把他送医院后为什么离开了？”黄哥问。
“我怕被人讹上啊，我就是开出租车正常拉客，谁知道他在我车上晕过去了。打车的时候人还好好的，真要是出什么事，我不就倒霉了？要不是你们叫我，我才不来呢，这一天真是倒了霉了……”
本来挺简单一件事，由于这司机嘴比较贫，光他的口供我就录了五页纸，不过好歹知道了一点，那就是王建打车的时候还是清醒的。
我和黄哥来到了王建打车的地点，正好是王建从家通往单位的路。早上王建应该是在往单位走的路上被人打的。我和黄哥决定顺着这条路一点点地往回查，找到王建被打的地方。
这条路两旁有不少商店和饭店，有些商铺自己在门前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我和黄哥就这样一家一家地找着看。我们在距离王建上车十几米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监控，看到王建正捂着头一边冲着大路招手一边走。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在一个超市门口的监控录像里看到了这样一幕：
一开始屏幕上空荡荡的，忽然王建从屏幕边缘扑倒在地，后面冲出来两个人，拿着木棍一类的东西开始殴打王建，王建则蜷缩在地上抱着头。他们抡着棍子朝王建的腿上打了七八下，之后转身便逃；王建从地上爬起来坐了会儿，然后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就延续到之前的监控画面。
“这不像是要他的命啊？”我看着屏幕对黄哥说。
“王建扑倒在镜头里应该也是被打的，但是接下来这两个人拿着棍子一直朝他的腿打，明显不是奔着要人命去的。”
继续往前查是一片老式的居民区，我和黄哥再也没能找到监控摄像头，但是我们查出了一点线索，殴打王建的是两个人。
现在事情有了眉目，如果说行凶的人真是为了要王建的命，那细细盘算，与王建矛盾最深的人嫌疑最大。但是监控录像里显示对方并没有要将王建往死里打的意思，说明与王建的仇怨并不是很大，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我们决定第二天向王建身边的人了解情况。
我们第一个见的是王建的领导，他是区城管大队的领导，一个胖乎乎的人。他上来先把王建平时的工作情况表扬了一番，当我们问他王建平时和谁有矛盾时，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告诉我们没人和王建有矛盾。我们又想从侧面问问王建在工作上会不会与谁结怨，结果他一概不知。
第二个也是王建的领导，是一个中队长。对于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很干脆，说王建和他有矛盾。我们问什么矛盾，他告诉我们王建平时在单位不给他面子，两个人曾经当着其他人的面吵过好几次。不过这个人信誓旦旦地说王建被打的事肯定和他没关系，他不会做这种事，让我们尽管调查。他说自己主动承认是为了减轻我们的工作量，因为我们这样查下去迟早会找到他的。
第三个是王建的同事，也是唯一一个主动来找我们的，他和王建曾经搭档过一段时间，后来王建得罪了领导，他不想受到牵连，主动提出将他和王建的班换开。他告诉我们王建在单位里外都得罪了不少人，包括领导对王建也不满意。
“为什么会对王建不满意？难道王建工作不认真？”黄哥问。
“不，正是因为王建工作太认真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停顿了下，我能看出来他有些犹豫，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
“没事，我们只是从办案的角度了解情况。”黄哥在一旁鼓励他。这个人四十多岁的样子，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十多年，顾虑比较多。
“我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对自己片区内的一些违法乱纪行为进行纠正，比如摆摊、摩托车和黑车载客。一般这些人多多少少都会与我们单位的人有关系，有时候单位的同事会找到王建让他帮忙照顾一下，但是王建从来都不给面子。只要是违规摆摊的，包括那些门市房将摊位探出楼房范围的，王建全让他们撤回去。至于摩托车和黑车就更不用说了，王建肯定不会让他们在自己片区内载客的。”
对于违规摆摊的管理就是根据市政府出具的城市建设规范要求，严禁一些大的街面有摆摊的行为，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次警告，再次发现城管就会没收摆摊的工具，比如桌子和秤砣，但售卖的东西会返还给商贩。摩托车和黑车更是违反营运车管理规定，正常机动车营运牟利的必须去道路交通局备案登记接受管理，这种私自拉客载人的黑车就属于违反道路交通法。摩托车就不用说了，现在大多数城市很少会发摩托车牌照，骑摩托车的大多是无证驾驶，没有摩托车驾照就载人的更是违规了。
光是管理这些违规情况，那王建肯定“得罪”了不少人。“王建管理哪个片区？”
“就是火车站北广场靠东边的那片地方。”
“那可是黑车载客最多的地方。”
“是啊，但是只要王建在执勤时发现，肯定就要进行违法纠正。有一次王建给一辆黑车下了处罚单，黑车司机找到我们领导，王建照样把处罚信息给录到网上了，这件事把我们领导气得够呛。”
“这么说王建可得罪了不少人啊。”黄哥感慨了一句，像做王建这种工作的，越是一丝不苟，就越容易得罪人。
“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报复王建？”我问。
这个人抬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想了半天，然后苦笑了下，摇了摇头。如果说从王建的片区内找一个想报复他的人，那么随随便便就能点出十个八个来。
调查到这儿变得越来越困难。本以为能通过王建的单位了解下他的对外关系情况，找出蛛丝马迹，然后顺藤摸瓜，结果调查一番后，发现能对王建进行报复的人就像是一个灌满雨水的坑，看着坑挺浅，结果一脚踩下去，能把整个人都陷进去。
正在这时候，技术中队那边传来消息，他们从监控录像的排查中发现了两个打人者的踪迹，这两人跑进了一辆黑色的轿车里。我们兴奋地跑过去看监控，以为案件有了突破，结果空欢喜一场。粗糙的摄像头映射到屏幕上的图像就像是用马赛克拼接上的，别说车牌号了，就连车的型号都看不清。
我们把和王建搭档执勤的同事找来了，这个人是自考到城管队的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小伙来的时候情绪很低沉，毕竟和王建搭档一年多，还是有些感情的。我们问他王建在工作中有没有和什么人发生过矛盾，他告诉我们和王建有矛盾的人太多了。王建对责任区内所有不合乎规定的事，一律按照条例进行处罚。从车站附近宾馆举牌拉客，到商贩把摊位摆出商铺，王建只要遇到，一定会进行处理。有几个商贩通过关系找到城管队的领导，想让通融通融，为这事领导还找王建谈话，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此后领导越来越不待见王建，还曾经放言要让王建吃点苦头。
我和黄哥不由得想到了那个胖胖的家伙。
第三天案件没有任何进展，大队加大了工作力度。为了侦破此案，情报技术部门全体跟上，从各个方面入手。案件就像是一颗洋葱，被层层剥开，露出真相，而我也终于在两天两夜之后睡了一个囫囵觉。
技术决定生产力，就在我们用传统的摸排手段进入死胡同的时候，情报技术那边传来消息，确定了嫌疑犯逃跑乘坐车辆的车牌号。原来这辆车在逃跑的时候为了避开主干路上的交通摄像头，特意绕了一个弯，开进了一个新建的购物中心，在里面绕了一圈后从另一侧的出口离开。新建的购物中心使用的都是高清摄像头，车牌号清晰可见。
第四天傍晚，交警队传来消息，这辆车刚通过解放路卡口，我们急忙开车沿着解放路开始寻找。在交警队的配合下，我们在建设街和中华路交叉口看到了这辆黑色的轿车。
我们一共两辆车、六个人，慢慢地从马路边开过去。透过玻璃，我能看到黑色的轿车顺着马路停在一个洗浴中心门口。
“车上有人。”黄哥拿着对讲机说。
“是啊，车尾排气管子还在冒烟，没熄火呢。”对讲机另一头传来声音。
“怎么办？动手吗？”
“动手！不然接下来他跑了，咱跟不上怎么办，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我们看了下现场情况，车子停在洗浴中心的马路边，它的左边停满了车，右边一拐就能开上马路，但它前面有一辆车是顺着停的，而且已经熄火。只要我们用一辆车从后面顶住它，另外一辆车从侧面别住它，就可以来个瓮中捉鳖。我看了下停在他前面的是一辆丰田吉普车，估计凭他这辆车也撞不开。
事不宜迟，立刻行动，我晃晃悠悠地从车侧面走过去瞟了一眼。一个二十几岁的人抬着一只胳膊在窗外掐着一根烟，另一只手在玩手机。我走过去上了洗浴中心的台阶，然后蹲下装作系鞋带等待机会。我看到其余的人都下车从四个方向慢慢围过去，我们的车子也从后面顶住他，这个人依旧在无动于衷地玩着手机。我心想有戏了，只见宋队一摆手，所有人一齐行动。
我们单位负责别住外道的人可能有些紧张，车子冲得太猛，来到他的车旁边时猛地一刹车，发出吱的一声长响。这人在车里听见声音一抬头，正好我们队最年轻的高伟冲到他身边。
高伟是警校的学生，今年才毕业，现在在我们队实习。小伙子年轻气盛，宋队安排他在最后面跟着大家伙就行，结果他抢先几步冲了过去。
“别动，警察！”高伟一把拽住他搭在车窗上的那只手。
这时我冲到高伟旁边，用力一拉车门，咔嚓一声，我几乎把车门把手拽下来了，可是门没开。我心里顿时慌了，这小子把车门锁上了！
“你们干什么？”车里人一边喊一边想把手从窗外抽回来。高伟死死地抓住他的手，可是车窗太小，高伟整个人贴在上面，我连个下手的空隙都没有。
“警察，别动！”
“把门打开！”
大家冲到车旁猛拉车门，发现车门全锁死了。
呜的一声，这人在车里猛地一踩油门，车子往前咣的一声撞到了丰田吉普车上。我拉着高伟，高伟拉着他的手，一起被车子带动往前踉跄了几步。
“把他车玻璃砸了！”有人在一旁大喊。
又呜的一声，他单手把方向盘转死，车子顶着丰田吉普车往外车道开。这时候又来一个人到我们这边帮忙，可是面对锁上的车门，我们毫无办法。这个人坐在车里靠着车的惯性把我们三个又往前带了两步，一时间我就感觉我拉着高伟的胳膊好像被放进了洗衣机里，强大的惯性把我整个身体都甩了出去。高伟更惨，他在我前面被车的惯性一带，身子往前一下子撞到了吉普车上。不过他这一挪露出了一个空当，我从后面抓住了这个人的手腕。
整辆车只有我们这边的车窗有空隙，不过车窗实在太小了，这个人靠车子两次启动的惯性把本来搭在车外的胳膊缩回去了。现在是我和高伟的胳膊伸到他的车里面拉着他的胳膊，几个人挤在一个窗户前，我觉得自己的手都快断了。
这时候前面的丰田吉普车尾灯亮了，原来丰田吉普车里有人。紧接着丰田吉普车发出呜的一声轰鸣，开走了……
“快把手拿开！”队里的人在一旁大喊。
这辆轿车前面已经没有阻挡了，我意识到情况不妙，这个人在我们亮明身份之后坚决不开车门，而且两次踩油门向外车道开，拒捕之意很坚决，如果再继续撕扯，他一脚油门我就得跟着飞出去了。我急忙往回抽胳膊。这时我看到高伟还在死死地拽着他，我一把拉住高伟，身后两个同事也使劲把我们往外拉。几乎是同时，这个人一脚油门踩到底，我都能听见车子轮胎和地面摩擦打滑发出吱吱的声响。轰的一声，我一下子被甩到路旁，而高伟则被甩出去更远，跌到地上还滚了好几下。
“追！”宋队大喊一声，其余人急忙上车冲了出去。等我爬起来的时候，马路上三辆车都没了踪影。
“这个傻×丰田车。”高伟愤愤地骂着。我把高伟扶起来，幸好他只是胳膊上有些擦伤。
我心里虽然也在骂娘，但更后悔没准备周全，没注意到前面的车里有人。换作任何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车被人从后面连续撞了两下，而且一群警察围着这辆车大呼小叫，肯定都会把自己的车开走，躲得远远的。
当天晚上，这辆车疯狂地奔逃，连续闯了几个红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故，我们放弃了追捕。
虽然人没有抓住，但是我们得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根据交警队反映，这辆车曾经被他们处理过，当时是联合执法，名义是非法营运，这辆车是私自拉客的黑车。
非法营运案件不好管理，因为没有明确的界定，主要针对没有营运资格的车辆通过拉人载客进行牟利，只要没有交易就不算非法营运，所以很多时候执法必须要等到乘客将钱给司机后才能处罚。非法营运是对黑车载客行为的一种称呼，大多数的黑车指的是那种固定在两地拉客的车辆，俗称返程车，比如火车站附近叫喊到某某地多少钱一位的那种，私家车做网约车兼职的并不属于这类黑车。
线索已经明了，洋葱最后一层皮被剥开，我们开始对王建所管辖的责任区拉客的黑车进行排查。
黑车虽然是非法营运，但是他们有固定的组织，一般几辆甚至十几辆黑车组成一个团队，有人负责安排车次，有人负责拉客，有人负责开，分工明确，管理严格。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城管，因为城管可以对在其责任区内运营非法的黑车进行查处。一般的黑车团伙多多少少都会与当地城管有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的城管都会买他们的账，比如王建。
这时王建的父亲找到我们（在王建头七的日子里，我们没敢去打扰这位送走黑发人的老人），老人告诉我们，曾经有人来过王建的家里送东西，正巧他在家，被他拒绝了。王建下班后，他还和王建说过这件事。王建说这个人是个黑车司机，被自己处理过，曾经给他送过东西，但是自己没要，没想到能找到家里来。
一个知道王建住处的黑车司机，也是知道王建上班途径的黑车司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口，我们把有嫌疑的黑车司机的照片全部打印了出来。没想到老人还没把二十多页一百多张照片看完，翻到一半就指认出了曾经来过他家的那个黑车司机——孙兵。
我不禁对老爷子惊人的记忆力和决断力感到惊讶，老爷子告诉我们他是一名退休警察。
嫌疑人身份确认。如果说在茫茫人海之中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那么对警察来说，确定身份的嫌疑人就像是一根带了定位仪的针，假以时日，必将落网。
同月25日，我们查出了孙兵的下落，在内蒙古。我和黄哥、瓜哥一起启程前往内蒙古。
初春的内蒙古依旧是白雪皑皑，白天被太阳照射融化的雪到了晚上又结成冰，周而复始。我们通过孙兵使用的QQ登录信息找到了他暂住的地方，那是一栋四层的民宅。可惜这栋楼是老房子，用的是老式的宽带上网，所有的住户都是同一个IP地址。我们只知道孙兵住在这里，却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屋子。
挨家挨户地找怕惊动孙兵，最后我们决定就地蹲守。孙兵也得吃饭，总得出门买东西吧。
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风非比寻常，到了晚上我们在车里开着空调都能感觉风顺着车门缝吹进来。车子的空调几乎发动了全部马力，但只能是要么开上风，要么开下风，上下一起开吹出来的就是凉风。我们只能蜷在车里开一会儿上风，暖暖身子，然后开一会儿下风，暖暖脚。到了后半夜，身子没暖和过来，脚就开始冷，在开空调的车里张嘴都能吹出冷空气。不过有一点好处，就是人被冻得格外精神，一点睡意也没有。
最后瓜哥受不了了，他说孙兵天天在家上网，我们却在楼下受冻，绝不能让他这么舒服地待在家。瓜哥找到楼外面的宽带通信，把电缆给掐断了。事实证明瓜哥这个办法立竿见影，断了网的孙兵在家待不住了。到了下午，我们看到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中年人从门里走出来。我们早预料到内蒙古气候寒冷，出门的时候人们会穿戴严实根本看不清脸，没法辨认，所以我们带了一个认识孙兵的人来。他立刻对我们说这个人就是孙兵。
孙兵没想到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还能被认出来。被抓住后一问，果然孙兵是想去网吧，因为家里网断了，在家待着实在无聊。
瓜哥不懂宽带箱里的线路，一下子扯掉了一半。事后我听说断了半个区的网，当地为这件事还追查了好久。
在审讯时，孙兵交代，根据黑车团伙之间的划分，王建负责的那片地区本来是他拉客的主要客源地，但是王建每次发现违法情况都会对他团伙的车辆进行处理。孙兵也曾找到城管部门的领导，但是没用。而王建负责的地区客源又多，孙兵实在不忍放弃，最后打算找人吓唬王建一下。于是他安排自己的侄子和另一个从内蒙古找来的老乡，拿着木棒守在王建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上。他们第一下想打王建的后背，把他直接打倒，也就是我从监控录像里看到王建扑进来的那一下，可是棒子却打在了脖子上，让王建倒下了。这一棍子直接导致王建下丘脑受损，进而抢救无效死亡。
最终，孙兵被以故意伤害主犯定罪，因为他组织人殴打王建主要是想教训一下对方，并没有想要杀人，只是没想到一棍子打下去出了人命。所以孙兵在对王建补偿后可以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书，谅解书可以成为法院在定罪量刑时从轻的一个依据。孙兵被抓后，他的家人积极筹款对王建的家人进行补偿。在走后续的诉讼程序时，我见到了孙兵的家人以及他的朋友。他们对我说孙兵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们从没把孙兵当作一个杀人犯。可我不这么认为。这个案件对我来说是经办的众多命案中的一个，但当我得知王建是因为秉公执法被人打击报复后，我对这个案件突然有了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是为了王建所坚持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