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讨论城市文明，首先必须对文明概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文明的内涵又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不断丰富和演进的。古今中外学术界关于“文明”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见解千差万别，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主要维度：一是词源学，探究文明一词的由来和内涵演化，包括汉语和西语（英法德等语言），以及中西词义比较、互鉴；二是将文明作为有机体，探究人类文明的历史，文明生成和发展的条件和机理、阶段特征、共性和个性（多样性）；三是文明的表现形式，如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四是文明比较研究，如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东西方文明比较等；五是文明意识形态化倾向，如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等。现实生活中又存在对“文明”概念进行片面化、世俗化解读和随意滥用等现象，不一而足。在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成果中，笔者试图梳理出一个认识“文明”的角度和线索，以便更准确地理解中华文明正在开启的伟大复兴之路，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明建设的目标和路径。
一、人类的家园和文明的摇篮
科学家们通过化石考证研究证明，地球上曾经存在的人类物种至少有21种，如今我们这种直立人成了地球上仅存的人类物种，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几百万年。1在漫长的时光隧道里，人与其他动物一样生活在荒野森林之中，不辨彼此。当人类开启自我意识，把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时候，就逐步脱离蒙昧与野蛮阶段。人类脱离蒙昧状态，开始定居和社群生活，能够制造劳动工具和生活工具，并利用工具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活条件，从而摆脱求生存状态，逐步达到比较稳定的温饱乃至富足阶段，就意味着开启了文明时代。
考古学家还证明，现存的人类物种具有共同的祖先，都源自于非洲大陆。因为地球气候周期性大变化，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人类不同的分支不得不时常离开生活的区域，以追逐迁徙的猎物群和适应气候环境的变化。2当不同的人群寻找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便利的大河流域，就开启了人类的农耕时代。大河流域这些理想条件推动了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复杂而稳定的社会逐步孕育形成。人类最为突出的古文明发源地无一例外都是处于大河流域，如底格里斯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古埃及文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等。一种文明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因为必须以打猎为生的人，无法长期定居并获得稳定的公共生活，而农业则使人们有条件和可能开始驯养动植物、耕作田地、取得生活物资、储存和积累财富，继而学会经商贸易等，最终导致集镇的形成和城市的兴起，这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
大河流域稳定的农耕生活，除了良好的地理条件还要得益于温暖的气候。地质学家基于严谨的地质考证认为，过去五千年来地球经历了四次寒冷和温暖交替的气候循环，每次变化的周期为一千二百年或一千三百年。气候周期性变化对人类文明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带来的饥荒、战争、疾病和大规模族群迁徙，在地中海、欧洲中部和北部、中国乃至美洲的历史上周期性出现。即使像美索不达米亚这样流着牛奶与蜜的富饶之地，由于气候最适宜期结束，人类也不得不放弃农耕居住地长达三百年，早期青铜时代文明于公元前2200年左右开始消失，农耕民族一直到公元前1900年才回到此地。印度的印度河河谷民族同样因寒冷干燥的气候不得不离开，向东迁徙到季风降雨较多的地区。四千年前的小冰川期对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族也是一场大灾难，他们必须向南迁徙到非洲西部的草原地带，或是向东迁徙到尼罗河河谷，撒哈拉湖泊也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干涸。3历史上欧洲北部各部族向欧洲中部和南部的迁徙和入侵、中国北部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入侵，甚至导致朝代更替，几乎都与周期性寒冷气候有关。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大地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人类的生存发展从被动受制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到逐步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克服乃至摆脱自然环境的束缚，过上稳定富足的生活，这个进程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轨迹。
二、早期“文明”观念的形成及其演进
“文明”一词（包括中文、英文及其他语言）在创造并使用的早期，不同民族的人们使用“文明”或者赋予“文明”的含义时，所指代的是较先进步的族群相对于较落后或未开化族群的优越感。几千年前，在东西方出现“文明”概念或词语之初，其所指代的寓意都是与“野蛮”相对立的状态。
在中国，汉字“文明”一词最早见诸《尚书》，有“经天纬地，照临四方”之意，意为改造自然，驱走愚昧。后赋予启蒙、教化之意，如严复《天演论》所讲：“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多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大群；猎，则戕杀而鲜食，凡此皆无化之民也。迨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出草昧，入条理，非有化者不能。”4
考古学界认为，夏王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朝代，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祖先开启了文明的进程。夏即夏族，又称华夏族，是以上古的炎黄部落联盟为核心，逐渐融汇许多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族体。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华夏族将周边少数民族概称为“夷”，从形意字来看，“大、弓”为“夷”，字面含义为背着弓箭的健壮之人，引申为“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在春秋时期曾经是诸侯国相互攻击或联合的舆论武器。齐、晋两国提出“尊王攘夷”以号召诸侯，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创建霸业，即基于“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春秋》以“礼”作为判别夷狄与中国的标准，所谓礼，就是以“周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夷夏之辨既是一种民族身份认同，也是文明野蛮之辨，它内中国外夷狄，贵中国贱夷狄。这个中华世界体系的核心观念的基础是强大的物质与军事力量，对周边族群用华夏礼仪来实现同化和管制。当然，历经数千年的征伐与交融，如今的中华民族已经是多民族融合的总称，甚至包括了当时所谓的“四夷”。
方维规指出，从概念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夷夏之分，其思维框架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即如康有为所言：“夷夏之分，即文明野蛮之别。”5夷夏之辨影响甚远，随着数千年朝代更替和民族交融，所谓“夷”的所指也发生了悄然变化。如16世纪晚期，在华传教达28年（1582—1610）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其中国札记就记述道：“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6直至1895年，谭嗣同在寻求变法以图拯救衰落的清王朝时，仍在哀叹：“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7他所说的“夷狄”显然是指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考察西方文明或文化观念的演化，与东方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早在公元前5世纪，作为古代欧洲文明最高成就的希腊，同样把不能用希腊语交谈、无法融入希腊社会的外国人，如波斯人、埃及人等非希腊人称作野蛮人、蛮族，“亚细亚”一词就带有贬义，带有独裁和野蛮的色彩。英语中的词根barbar-即源自希腊语，为拟声词，模拟外国人讲话含糊不清，后引申为“不会讲希腊语的，外国的，其他民族的”。现代英语词汇Barbarous、barbarian意即野蛮的、未开化的，作为名词则指野蛮人、蛮族。18世纪中晚期，欧洲就极为盛行文明或文化等级观念，这源于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欧洲人将世界分为“进步的文明国家”和“落后的野蛮国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都把欧洲文明看作世界所有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用文明、半开化和野蛮来描述世界各地的差异。达尔文认为，任何民族都有经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1818—1881）也在其著名的《古代社会》中，以进化论观点将人类发展过程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递进阶段。
早期“文明”的含义虽然是一个与“野蛮”相对的概念，其隐含的内容也是丰富的，包括文字的发明和使用、生产技术的进步、相对富裕的生活、城邦出现或城郭的建造、明确的法律制度、特色文化艺术和礼仪的形成，等等。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文明和野蛮不是静态对立的，而是动态转化的，文明的“教化”之意，就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被“有教养”的文明民族征服，继而归化纳入文明的过程。总之，“文明”绵延的原因，在于人类智识的不断进化。
三、现代文明观
脱离“野蛮”以后，“文明”逐步成为一个独立概念范畴被构建，文明的含义也随着历史时代演进而不断丰富完善。弗朗索瓦·基佐在其《欧洲文明史》（1828年）开篇讲到“文明”的含义时认为，词语的含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所谓科学定义所能准确、真实描述的，“词语的含义不断扩充、延展，直到那些本质上应该归属于该词语的各种事实、想法已经被归入该词语中”。基佐认为，“文明”是“以特定年代和地理为边界”的客观事实，包括诸民族的生活之所有表现形式。因此，“文明”不仅包含制度、商业、工业、治理形式和战争，还涉及宗教信仰、哲学观念、科学文学和艺术等，也就是说，“文明”是社会和个人的全面进化。8“文明”的内涵具有多样性。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考证，现代文明即西语“civilisation”一词起源于18世纪的法国，之后由法、英、德等国学术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共同努力，至19世纪初期，其内涵才逐渐清晰、定型。1798年的《法兰西学术词典》将“civilisation”定义为“文明化的行为或文明人的状态”，一方面是指人们脱离蒙昧、野蛮状态，进化为高级生存状态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经过上述过程所达致的生活状态。近代以后西方的文明观念开始传入东方，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5年），是研究和介绍西方文明概念最早、影响最大的著作。福泽谕吉明确表示“文明一词英语叫作civilization”，他运用“文明”“文明开化”“教化”和“莽昧”“草昧”“野蛮”等词，分别对应西洋的civilization和barbarous概念。9
古往今来，在各学派构建文明范畴的努力中，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对文明的阐述更系统、更贴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马克思认为，对于文明的理解，必须把它同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联系起来，把文明看作是一个反映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是标示人类社会开化状态和进步状态的范畴。马克思认为文明是实践的、发展的、进步的。首先，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实践成果或创造物，不能离开人以及他们的活动来理解文明。实践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次，文明是发展进步的。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共产党宣言》将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文明视为一种新的文明象征，同以往一切文明区分开来。欧洲资产阶级利用先进技术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客观上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10因此，资本主义开拓过程中必然催生对共产主义的新文明的追求。马克思把建立一种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作为理解“新”文明实质内涵的关键，把人的解放作为构建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关怀，要求建立符合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和追求人的解放的进步观。
文明的多元性和互鉴性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东西方学术界才真正达成共识。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以后，欧洲人知道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实际上是在传承了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使得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者认识到人类文明是多样性的和交融互鉴的。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在其《西方的没落》（1918年）中把世界文化分为八种11，认为这八种文化在价值上是等同的，西方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优势。这种多元文化史观打破了当时占据主流的“西欧中心论”。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学说，把人类的文明分为21种。12他认为相对于人类数十万年的历史，这21个文明都不过是几千年内同一个时代的，没有先后之分，如果和原始社会相比，都可以说是有很大成就的。关于文明的起源和演进，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起源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人类第一代文明的兴起就源自于对自然环境挑战的应战，第二、三代的人类文明则是在应战人类自身环境挑战中产生。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文明多元观基础上，亨廷顿也认为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任何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吸收借鉴和借助了其他文明的成果和力量，具体到西方文明也是这样，它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希腊文明的精华，也借鉴了东方文明的长处，它并不是在自我封闭中自给自足发展起来的。
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人的主流世界观认为世界如同一个大圆盘，中国居于圆盘之中心，或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蛮夷也”。历朝天子乃天下主宰，中国乃天朝上国。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碎了中国人千百年“天朝帝国”闭关自守的昏昏沉梦，惊醒了一批最敏锐的士大夫，魏源、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林则徐、龚自珍、郭嵩焘等，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批人。尽管这些先识时务的士大夫们已经认识到九州之外还有九州，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部分国人并不以为然。1868年至1870年，清朝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乘船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历访日本、美国及欧洲，才亲身体验到世界是圆的，从上海出发一直向东航行可以到达西洋各国。清光绪二年（1876），李圭奉差到美国费城参加世界博览会后形容其见闻：“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日不动而地动。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此说者十常八九，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13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列强和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在被迫的中西接触中，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首先涉及“文明”观念的文化价值大转换，最后在五四运动时期达到高潮。
现代意义的“文明”概念在清末民初的形成及实际运用，无疑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前从未受到真正挑战的东方文明观念，在近现代逐渐陷入被取代的困境。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帝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失败及其给内政所带来的影响，大大动摇了千百年来确立的儒家精英统治地位，以及反映中国在东亚统治地位的那种文化自我意识。动摇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文化优越感和“天朝荣耀”的原动力首先来自外部，对改变晚清士大夫的世界观和文明观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和译作，它们以中西比较的形式，揭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文明的积弊，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知识者的视野，不再视中国文明为具有普遍意义、至高无上的文明。
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古老封建帝国开启现代化历程的思想启蒙运动。冯桂芬、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倡导彻底变革的思想，无疑来源于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认识，并且几乎以西方近世文明为“坐标”。
西方文明把自己视作人类现代文明的样板，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文明，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开启了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但资本主义文明只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一种实践或一个阶段。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文明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大实践和重要形态。文明多样性的事实，以及多元文明观的形成，对于促进人类文明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具有鲜明的历史时代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华文明的复兴是现代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伟大实践，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努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四、文明的本质探析
如果说东、西方早期文明观念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与“文野之分”，主要区分了文明与非文明，强调了“文明不是什么”，那么现代学者对文明的研究则着重在回答“文明是什么”。
关于文明的定义，现代西方学者也有多种认识和解释，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比如：第一，“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开化、改善国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行为”（法国《拉鲁斯词典》）；第二，“文明是关于城市的文化，而城市则可以被定义为很多不从事食物生产的居民的住宅聚集区”（菲利普·巴格比）；第三，“文明是一个具有扩张工具的生产性社会”（卡罗尔·奎格利）；第四，“几千名以上的有共同文化的人组成的群体，通常使用共同的语言，通常在一个地理区域，有一些显著的建筑物以及政治体制，该政治体制不一定要统一”（斯蒂芬·布莱哈）；第五，“一种通过技术和科学的进步而实现的生活条件”（维基百科）；第六，“一个民族生活方式之精神或技术先进形态的总和；通过教育和知识所影响的有教养的行为和体面的举止”（德国《瓦西里德语词典》）；第七，“文明是最崇高的联系纽带……文明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社会存在理想”14。总之，关于文明内涵的讨论不仅没有终止，而且更加热烈，说法也越来越多。国际比较文明研究会会员“对于构成文明的内容是什么，除了宽泛的论述之外，也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15。无论从何种立场、何种角度，古往今来人们对文明的概括、描述，基本都是对文明属性、特征、表现形式的理解和阐发。文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本书认为，文明作为一个观念范畴，必定有其现实对应物，文明的形态多样性、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形式的复杂性，以及广泛的实践性，决定了目前学术界对文明概念的解释和讨论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但文明的本质是确定的。探寻文明的本质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人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寻找答案。
马克思认为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类最基础、最广泛、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就是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他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方式是划分社会形态的基本标志。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基础。”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是二者的统一”，“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直接规定了生产方式的性质，生产力最终决定着生产方式的存在、发展和变革”，“生产方式与地理环境、人口因素一起构成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马克思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16
马克思十分强调生产力、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产生和变革的革命性作用，他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前提，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方式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简言之，人们怎样生产，他们便怎样生活。与人类的生产方式密切联系的就是生活方式，“是人的生存方式和人自身需要的满足与实现方式，也是人们把握社会和人自身的基本方式”。生活方式不仅涉及经济生活领域，也涉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17人类不同族群或民族、不同区域、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其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进而决定相应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文明。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文明是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呈现的状态及其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中外学者关于文明多样性的共识，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这个文明形成的逻辑。
文明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其内在的生成、运行过程可以形象描绘为一棵“文明之树”，图示如下：
图示说明：
（1）文明生成的物质基础是特定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以及特定的人类族群，也就是说特定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相对稳定成熟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特定种类的文明，这就是世界文明体多样性的根源。
（2）一种文明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形成的机理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互作用、矛盾运动。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力提高的最重要因素，来源于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规律认识水平的提升，并运用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推动生产方式的进步。生产方式的进步和革命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可以摆脱有限自然资源的束缚，越来越有条件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设计安排生活，人类生活方式必然相应发生变化。简而言之，在文明形成的过程中，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是直接的推动力量，生活方式特别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积极的牵引力量。
（3）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互作用、矛盾运动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就是文明的表现形态。物质成果包括人们吃、穿、住、行、用等生活所需的一切物质形态，是生产智慧的体现；精神成果包括规范人们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制度、法律体系、道德和价值观体系，以及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理想追求和沟通交流的宗教、艺术、语言文字、习俗等，是生活智慧的体现。
静态地看，文明是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动态地看，文明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状态。总结来说，文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某种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文明的表现形式就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或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文明的目标是人类对美好生活和理想未来的向往和不断追求，文明进步的动力来自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技术进步是人类探索和掌握自然规律并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结果。
一种文明存在和延续的前提条件，是这个族群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其独特而稳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明的多样性是由生成该文明的物质基础的独特性决定的，文明的交融互鉴特性，则是由文明的差异性决定的，因为不同文明（或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学习、模仿和适应的。因此，任何文明相对于另一种或其他文明而言，都没有本体论的、历史的或道德的优越性。
五、作为发展战略的城市文明
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从人类文明形成的空间形态来看，城市文明是相对于农业文明而言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性形态。城市文明就是人类在城市这种空间形态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总和，以及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城市与广阔的乡村并存但发展缓慢，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全球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先发展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以城市为主导，城市经济和人口已大大超过农村，世界进入城市化时代。
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即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向现代社会即工业生产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转型。从生产方式来看，数据显示，1970年，中国第二产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13年，第三产业超越第二产业；截至2020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7.7∶37.8∶54.5。从生活方式来看，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时代；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 199万人，占比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 979万人，占比36.11%。目前我国有17个城市GDP总量超过万亿元，还有7个准万亿城市，这24个城市GDP之和占全国经济比重达到38.3%，未来随着区域协同发展，城市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越发显现。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市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全方位的推动作用，技术革新、产业升级、人才培养、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深化改革，等等，几乎都是以各大城市为主要依托和引领。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调整、治理难题积累、城市生态恶化、世俗文化泛起、市民素质滞后、新型安全威胁等问题，也日益突显。因此，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对城市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定位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城市经济功能和经济贡献，到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城市治理理念，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社会建设的目标越来越清晰。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对深圳提出五项战略定位，即：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显然，中央在对未来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上，已经把城市文明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进行规划。城市文明作为发展战略，其终极目标是建设一个新型现代文明社会，这体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宏大的政治抱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
城市是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城市文明观认为，现代城市作为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和新的生活环境，为现代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可能。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现代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文明社会，即在生产方式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生活方式上成就高品质生活。现代城市文明社会的核心内涵或理想特征为：在物质生活上实现共同富裕、安居乐业，在精神生活上实现多元包容、共同价值，在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上实现以人为本、良法善治、公平正义，在城市存在目的和意义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城市生态建设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上筑牢安全底盘。
人类选择城市这种空间形态作为自己新的家园，就必然需要共同探索城市生存发展的基本规律。本书认为，城市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它是一个学术问题，应从认识论层面研究其内涵特征；作为城市发展战略，它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应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其实现路径。从城市生命体逻辑出发，从城市文明作为现代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来看，其实现路径必然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安全六个相互联系的要素协调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经济、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全面发展的现代市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家园、富有韧性的城市安全，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图示如下：
本书用六章的篇幅分别回答城市文明六大组成要素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实现目标或路径）。此外，本书开篇第一章主要从理论上阐述城市与文明的关系，包括文明的概念要义，城市的发展历史及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等。最后一章展望未来城市及其对文明发展的引领作用。
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的生成土壤，也是现代文明的突出成就和最显著的特征。城市文明的六大要素，也是城市文明社会的基础。我们冀望对城市文明内涵的探索研究，有益于我国即将开启的城市文明建设伟大实践。更希望引起越来越多的学界同仁关注和研究城市文明课题，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和城市化理论，使我们的城市建设与发展行稳致远，我们的城市家园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