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阿姨
现在写论文，都兴列出几个“关键词”，与摘要一起，放在篇首，看着醒豁。这似已成为固定格式的一部分，非有不可，许多平庸文章，也许根本无“关键”可言，关键词却堂而皇之地在那里，——至少这不难。倘把人生比文章，则不管波澜壮阔抑或平淡无奇，关键词，每人总能列出那么几个。对我们一家而言，至少有一段时间，“老阿姨”绝对称得上一个关键词。
“老阿姨”姓刘，闺名“玉珍”，六合人。大概年轻的时候就到南京城里来帮佣。更早的履历我不清楚，只知道她在美国大使馆干过，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被打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没多久美国使馆就撤了，有段时间，她就在那儿看房子。再过些时候，房子被政府收作他用，老阿姨短暂失业之后又找到一家人家上岗。这以后换过几次人家，成为我们家一员的时候，她已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南京人对家里的保姆，通常称“阿姨”，老阿姨年岁比我父母要长十几岁，喊阿姨有点不合适，故前面再冠以“老”字。据说前一家人家也就这么叫。
我记得家里只是在我一两岁时用过保姆，以后就一直是外婆看护我们。“文革”开始，不知怎么外婆的成分弄成地主了，而母亲一度似乎也被“五一六”审查的事弄得紧张，担心再因外婆惹出麻烦，便将她送回了老家。这才又有找保姆之议。老阿姨之前，曾经找过一个，干了很短的时间就辞退了，以致她长什么样，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她烧的菜好吃，有一样猪肉片炖粉条，比母亲烧的肉好吃得多，我认为已快赶上食堂的水平了。这也是我对老阿姨难以接受的原因之一，她烧菜翻来覆去就那几样，咸得吓人，而且除了弄熟之外，再无其他追求。假如我有发言权，我一定不会选择她。
但是我没有，而父母的标准显然与我相去甚远，第一就是可靠。后来我才知道，原先那个保姆所以被辞退，乃因她趁大人上班时把相好引家里来了。父母谈论这事都背着小孩，有次他们可能正说着这事，见我进来马上就收口，转到别的话题。我是很久以后才从邻家一比我稍大的小孩口中知道了一个大概，他对我的无知大感惊讶，因为这事邻居间早就传遍了。据说东窗事发的那天我原是在家的，被她支到外面去玩，而邻居早就看出苗头不对，告诉了我父母。
照此说来，我应是当事人，但我没有半点印象。倒是有段时间，不知看了部什么小说，里面写到一个女佣的爱情，我忽然想到那个被辞退的保姆，怀疑是否会是一个相类的故事。如是这样，我父母在辞退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就有点不光彩。因她待的时间太短，我只有一个不具真实性的、影影绰绰的轮廓，我甚至回忆不起她是中年人还是年轻人。有这样对她有利的联想，没准是起于对老阿姨的反感也说不定。
我对老阿姨的反感非止一端。首先是她的样子。她绝对不到一米五吧，却胖得很，体重在一百五上下，是乡下老太的打扮，大襟子的蓝布褂，外系一条围裙，裤脚总是绑着的，越发弄得两头小中间大。说不出的土气。我因此怀疑她怎么会在洋人的使馆里干过，难道就这模样在使馆里进出？因她的年岁，跟她一起走在街上时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她孙子，这让我觉得很没面子。
其次与她的胖有因果关系，是她睡觉时打极响亮的呼噜。夏天午睡的时间，她摊手摊脚地仰躺在床上，从脚这头看过去只见到小山一样的大肚皮极缓慢地起落，头在那一边消失了，于是在正午的寂静里就听见她的鼾声格外地嘹亮起来，与窗外聒噪的蝉声相应和。这时我照例是不睡觉，在看书的，虽是在另一房间，与她睡的房间却有一门相通，图风凉夏天又总是开着，那声音自然声声入耳，搅得人心烦意乱。我每每丢了书走到她床前恶狠狠挥拳作势，她兀自鼾声依旧；倒是我妹妹，总是被她强着午睡的，这时从小山后面抬起头来，又是蹙眉又是摊手，表示她被吵得睡不着。
我和妹妹对老阿姨敢怒而不敢言，这已足以说明她在我们家的地位。父母的要求首在可靠，那么，就算是反感，我也得承认，恐怕没有比老阿姨更忠实可靠的人了。什么占点小便宜揩点油之类的事在她身上不仅不会有，而且简直不可想象。她也不会搬嘴，不必担心她的背后议论，尤其是不会有那种切切嚓嚓咬耳朵的议论，因为她从来就不会小声说话，一开口就是大嗓门，其声洪远大，足以与她的呼噜相媲美。行得端，坐得直，从没干过亏心事，所以无事不可对人言，而且可以嚷嚷着言。她肯定不知道有“光明磊落”这么个词，如果知道，她很可以用来描述她为人行事的那么一股子凛然之气。
她来我们家时，我只有七八岁吧，妹妹只有两三岁，父母上班的时候，这个家就完全由她掌控，这种情况下保姆在大人、小孩的面前表现小有差异，也是人之常情，但我可以肯定，她从来没有。若说她把我妹妹熊哭了，那她在我父母的面前也同样横鼻子竖眼地大声训斥。吃饭时若是父母在场，因为他们老是劝的缘故，她推辞不过，还会稍稍吃点肉蛋之类，中午单和小孩一处吃时，几乎永远是青菜、萝卜或咸菜，还有一信条，曰“青菜萝卜保平安”。我让她吃肉，她便喝道：“吃你自己的去！”
有个邻居，喜欢张家长李家短的，不止一次问过我，老阿姨对我们是不是很凶？有一次却又拉住我，说她对你们家真是忠心啊！接下来说了什么忠心的事例吧，我急着去玩，根本没耐心听她的絮叨，找个由头就走了。后来知道，是老阿姨常借钱给菜场里卖肉、卖豆腐的师傅，为的是去迟了他们会给留下点。我记不清她一个月的工钱是多少了，反正不多，她三元五元地借出去，人家不还的时候也有。我们家的饭桌因此也丰富了一点吧，虽然买什么回来结果还是一样烧得难吃无比。
老阿姨对她的忠心耿耿显然不无自矜，绝不会容忍别人对她的可靠有半点怀疑。有时她会臧否人物，标准永远是忠与孝，而最后多半要归结到她的一句口头禅上去：“猫是奸臣，狗是忠臣。”我以为完全不合逻辑，文不对题，因为根本扯不到猫狗上面去。也曾背地里嘲笑过：那她是以狗自况啦？狗在那时的形象绝对地负面，说起来都是地主、资本家的走狗、狗腿子、丧门狗什么的。我们是革命家庭，哪来的地主、资本家？倒是她自己，一身横肉，有点像个地主婆。
我和妹妹的确经常背地里骂她地主婆。主要不是因为她胖，是因为她凶，尤其是对我妹妹。她总是横眉立目，好像压根不知道对孩子还有哄这一说。我妹妹小时喂饭特别难，常吃了两口就嘟了嘴，咬紧牙关，待好不容易一小碗饭喂下去，说不定又哇地一口吐出来。我记得我都还哄过几回。但老阿姨是没有慈眉善目、温言软语这一套的。夏天让她站在澡盆里，其他时候则弄到桌上去，让她没处跑，而后便喂。抗拒总是不可免的，只要一而再，不必到再而三，老阿姨肯定就发作，把碗朝桌上重重一顿，面露凶光，道：“你到底吃不吃？！”气氛马上紧张，有点像电影里国民党刑讯逼供的场面。我妹妹没有革命者那么坚强，通常是嘴一撇就大放悲声。
这让我很是愤愤不平，因为分明想起小时因不肯喝牛奶，外婆如何端了奶锅颠了小脚楼上楼下跟在我后面撵，嘴里乖乖、宝贝地说个不停。我因此向父母告状。其实他们哪里不知道？当着他们的面，老阿姨甚至还打过我妹妹。她从来都是理直气壮，说是不打不成器。这有成功的范例摆在那里：她儿子就是这么教训出来的。她儿子在六合当医生，隔段时间就会来看她，早已结婚生子了，当着我们的面，她依然高喉大嗓地熊他，他也果然是服服帖帖。
也不知哪里得来的印象，我觉得父母私下里似乎也觉得老阿姨太过分了，但也许是认定“大方向”正确吧，在我们面前，总是维护老阿姨的绝对权威。还有个缘故是我后来琢磨出来的：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倒不是新社会什么都变了，问题是他们从农村来，一天到晚在接受革命教育，这里面没有主仆的概念，上下级关系则这里用不上，他们也不会游刃有余地处理这关系。偏偏老阿姨又极嚣张，我都可以想象，若是我母亲委婉地说她几句，没准她会说一番她的道理，把我母亲呛回去，接下去就该我母亲躲一边生闷气去了。何况年岁上她是长辈，而且又是那么忠心耿耿。
虽然老阿姨有主人翁精神，把我们家当作自己的家，人我的意识多少还是有的，打人的事情只是极偶然地发生。通常情况下，她的专制限于严格管理的范畴，当然，这也就够受的了，所以在我知道了“淫威”一词的含义之后，毫不犹豫就用在了她身上。她总是说我太懒，不断地支派我干家务。常规的活是剥毛豆剥花生。我的老家在泰兴，产花生的地方，亲戚隔三差五就送来一大麻袋；她上菜场极其缺乏想象力，买来买去总是那几样菜，在夏天，便是毛豆，从上市到下市，几乎隔天必买。于是我就有无穷的机会坐在那儿垂头丧气地剥，面前是一只盛剥出的花生仁或毛豆米的空碗，不知何时才能达到她“堆堆尖尖”一碗的要求，一时间日子就变得漫长而令人绝望。
明知是躲不过，延挨一刻也是好的吧？厕所是我的避难地，时常带本书进去，反插了门，半天不出来。然而老阿姨的统治在我们家是无远弗届的，厕所也在其中。过一阵她便猜着了，高喉大嗓地让我出来。开始我不出声，待她离去即迅速溜出，将书塞到某个隐秘的所在，而后若无其事在她的面前出现，抵死不认厕所里的人是我。这把戏几次就玩不下去，有次她大概打定了主意要人赃俱获，堵在门口就是不走，嚷嚷道：“你掉茅坑里去了？”“不出声也没用！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在里头！”里面还没动静，她就撞门，我们家的厕所在楼梯肚里，极狭小的空间，窗户上装着铁栏杆，要越窗而逃是不可能的，听她在外面嚷，看插销也一下一下震得松了，我在里面恨得咬牙切齿，像一头困兽。结果可想而知，我束手就擒，书被没收，那书好像是正在看第三遍的《欧阳海之歌》吧。
她对我的管制还涉及起床、睡觉、吃饭等诸多方面。比如起床，放寒假也不让睡懒觉，而且采取的往往是比父母更峻急的断然措施，走上来一把将被子掀掉，如我再盖上，她会干脆将被子抱走。我尤其受不了的是，她在有些在我看来她根本没资格过问的事上，也要管我，比如读书、上学。我说她没资格是有根据的：她根本没念过书，不会写字，认字也只限于自己的名字。她有一套极形式主义的量化标准，不看其他，只看做了多少页，或是规定时间，必须给她看了之后，才让出去玩。我给她看时每每鼻子里出气，心里冷笑道，你看得懂吗？走廊墙上贴着的“老三篇”她自然也看不懂的，但她逼我背给她听。这是在早上上学之前，不背完一篇不放行，要迟到了也不管。我时常欺她不识字，偷工减料，有一回减得太多了，她似有所觉察，质问道：“一张上那么多字哩，怎么一下就完了？昨天没这么快！”
小时记忆力好，能背的真不少。这也成为她炫耀的资本，若是邻居有人夸耀小孩能背多少条语录，她必要说，我们家宏宏（我的小名）“老三篇”全都会背，“老五篇”都快了。其实我的爱看书她也常骄傲地对人说，多年后我考上大学，她就对人说，这孩子有出息，她早看出来了。虽然到了要剥毛豆时，她照例逼我放下书去剥毛豆。
我不知道她让我背“老三篇”与“阶级感情”有没有关系，记得那时学校还没提这样的要求。她的成分是贫下中农，要不就是贫雇农，甭管究竟是什么，从她嘴里说出来，一概是响当当的“大贫农”，“大”是形容其“贫”的程度，赤贫的意思。有田有地，怎么会出来侍候人？她没来我家之前在另一人家干，做过那里的居民小组长，也许就和成分有关，她平日的理直气壮好像与这关系不大，虽说她也曾将出身亮出来镇人——这且按下不表。我因在学校常听忆苦思甜的报告，想她没准也是苦大仇深的，有时就问她，也没听她说出什么来。但她坚称毛主席是“大救星”，说没有毛主席，他们可能还在“跑反”哩，——这是六合那边的说法，指日本人一来，他们就要到处躲藏。“日本人凶啊！到处找花姑娘！有时一天要跑好几回。”她说。
虽然没文化，她的嘴里却会不时蹦出一些时行的红色语汇，还操练得颇为精熟。责骂我时，像“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剥削阶级思想”这些词就会不择地而出。不愿剥毛豆当然是“剥削阶级思想”，吃早饭想要个鸡蛋则属“修正主义”无疑。她常批评我的一句话是：“我看你是‘修’掉喽。”或者，“你这不是八项主义，是修正主义哎！”“八项主义”显系“八项注意”之误，“主义”“注意”她不大闹得清楚，不过只要不是以辞害意，则这里前者为正面的评价，后者反之，其意甚明。
听得多了，结合具体的语境，还是可以觉出，这些词在她那里还是小有差别，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地乱用。一般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严重的指称，这可以说是形势使然，因为那时的宣传中，修正主义似乎比资本主义更可恶，在一般人的意识中，乃是生就的敌人与叛徒之别，“苏修”也因此较“美帝”更是我们的头号敌人。至于她大体上将爱面子归为“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而把贪图享受说成是“修正主义”，则大约只能属于“运用之妙”的范畴了。
我“爱面子”的具体事例不胜枚举：不肯穿老家捎来的奶奶做的布鞋，不愿穿补丁补得难看的衣服，不高兴提着篮子上菜场而宁愿用尼龙网兜往回拎菜，用木桶抬洗澡水回来怕熟人撞见，等等，等等。但这些并未引起什么大的冲突，让她大动肝火的事乃是因为夏天洗澡。
大概是我八岁以前的事吧。洗澡都是在厨房里，这里原是个汽车间，地方宽绰，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放在这里，因此也是属于她工作的地盘。放好了水，她不离开，仍在忙这忙那，我说“我要洗了”。她道，“你洗你的”。这让我且惊且怒，幼儿园大班洗澡就分男女了，我已上小学，怎能如此不讲文明？她振振有词道：“你才多大？我一个老太婆了，你还害什么臊？！洗！”不仅如此，她怕热，还不让关门，亦有说：“又不是女孩，怕什么？乡下男孩多大了还光了屁股在塘里洗哩，你就洗不得？！”汽车间的门是冲着大街的，此门一开，路人看过来，一览无遗。倘有同学撞见，第二天我在学校必成头号笑料。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于是我罢洗。她似乎是做了点让步的，让我把澡盆移到门后，外面视线的死角上，我仍然不从，她就要上强制手段，将我捉将盆里去。我绕盆而跑，最后干脆就跑出门。这是她的弱项，再也追不上的，兀自站在门口，边大喘气边数落：“你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么点大就知道要面子，长大了怎么得了？！”
那天终于没洗成澡。我认为理肯定是在我这边的，便向父母告状，也就这一回吧，他们没说我，且称要去做老阿姨的“思想工作”。果然以后她开始回避，门也让关了。虽然帮我倒洗澡水时总还要气哼哼地叨咕，乡下小孩如何如何。
我和她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则导致了我唯一的一次离家出走。是九岁的时候吧，家里来了个叫小红的女孩，她原先带大的。小红大我一岁，自然玩到一起，我常在她面前发泄对老阿姨的怨愤，不惮以最恶毒的诅咒。有一回她又支派我剥毛豆，不剥完不让出去玩，放在平日也就罢了，那天我是和几个玩伴说好了的，要聚齐了去五台山上打鸟，有个同学拍胸脯保证能把家里的气枪偷出来。而且我也赌了咒，说届时肯定能从家里溜出来。奈何老阿姨把着门，就是不让出去。也是急火攻心了，我对一同在剥毛豆的小红恶狠狠地骂道：“她简直就是地主婆！比地主婆还坏！！”
没想到小红把我给告了。也许她觉得兹事体大，非同小可，也许从小由老阿姨带大，和她亲，也许是为了讨好，我不知道。东窗事发时我正百无聊赖在自己房间里翻一本不知看了多少遍的写李自成的故事，因为毛豆虽已剥完，小伙伴却肯定早已过时不候，走了。但见老阿姨铁青着脸进来，待一开口已是气得浑身乱颤，有点说不下去：“你骂我地主婆？！我一个大贫农，你说我是地主婆？？！！”一直就重复这两句。最后撂下一句狠话：“我要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们评评这个理！”我和她顶撞吵闹之类的事时有发生，她都是自己处理，似乎从没告到我父母那儿去，这一回显然是觉得事情超出了她的想象，已然不在她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气糊涂了。
我在学校和同学间以此相骂，并未闹出过什么恶果，然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整个下午一直处在大祸将临的惶恐之中，甚至没想到要去质问小红的出卖和背叛。意识完全被各种可能的惩罚所占据，正因想象不出来，越发地忐忑不安。我甚至幻想父母同时接到什么突然的指令，都到外地去出差，一星期以后才回来，如是一个月就更好——躲不过十五，躲过初一也是好的呀！但那是不可能的，到晚上，母亲下班回家的敲门声如期而至，听来就像“麦克白的敲门声”那么恐怖，那一刻世界末日终于降临，我扛不住，崩溃了，在母亲进门的刹那，夺门而出。
后来的事情没有想象得那么可怕。关键是心态调整得好，我在同学家把这事玩忘了，直到人家要睡觉了，才想起前情。有家归不得，却是出奇的平静，反正已是破罐子一个。却还想着第二天上学的事，当日的作业未做，如何是好？遂翻墙潜入家中，将书包盗出。大概离家一站地的地方，新装了一种路灯，我们称作水银灯的，特亮，路边又堆了些预制板水泥块之类，我就伏在上面做作业。十一点多钟，父母往学校、山上、同学家找了一大圈之后，终于在道旁意外地发现了我。这一幕对我非常有利，除了找着后的释然之外，他们还因我的不忘功课而大为感动，虽然平日里我倒是经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的。
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老阿姨是否告了我的状，因为根据从父母口中得来的信息判断，他们似乎只知道我顶撞了老阿姨，涉及“地主婆”的关键处仍属隐情。当然我后来也觉悟到，即使他们知道了内幕，也不会怎样，主要的工作还是安抚老阿姨受伤的心。另一个疑问是关于我自己的，即当时为何会选择那样一个很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待着，是否就等着被找到？如是则我有作秀的嫌疑。但我敢发誓，即有此念也绝对属于潜意识的范畴。不论如何，我的流浪生涯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即告结束。据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天塌不下来。
其时我完全沉浸在躲过一劫的庆幸之中，完全无暇去揣想老阿姨如何抚平自己的精神创伤。我只知道夜里她的鼾声依然响亮。据说我出走以后她也很着急，要满世界去找，虽然一直绷着脸。后经我父母劝阻，说得有人看护我妹妹，这才作罢。出走事件后她对我的态度好像有所改变，而背着我在人前夸我则一如既往，只不过最常举出的例证换成了离家出走而不忘功课，至于骂她“地主婆”一节，肯定是按下不表的。
到我上初中时，老阿姨在我的意识中已渐渐开始淡出，人往大里长，她不好像过去那样管了，此外我在学校是学生干部，经常夸大公务繁忙的程度，不是说开会学习，就是声称要出墙报黑板报，整日不着家，她要管也是鞭长莫及。她的管制对象只剩下我妹妹。我偶或对仍处在她“淫威”之下的妹妹表示一下同情，甚或也有仗义执言的冲动，同时也就有那么点隔岸观火的优越。对我而言，老阿姨已经略等于一些可听可不听的唠叨以及以不变应万变、咸得吓人的老一套饭菜。直到有一天家里出了件事，她的存在才又重新格外分明起来。
这就得说到我们家的邻居。前面也提到邻居，不过那是院子外面的，院里的邻居，只有范姓一家。这小院里是幢两层小楼，我们家住楼下，那家住楼上。按通常的说法，该说那家姓季才对，因为男的姓季。称范家不仅因房子是以女主人的名义分的，而且她在家里是绝对的主角。这人是个老红军，既称老红军，年岁自然大于我父母，比老阿姨则要小几岁，我们家搬到这里的时候，周围的人背后已叫她范老太。范老太是湖南人，肯定没参加过长征，她的“老红军”资格可能是因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凡抗战以前参加革命的，都这么叫。她的前夫资格更老，早就不在了，我记不清是牺牲还是亡故了。周围的人都传，要是他还在，肯定是不得了的大官，省军级是肯定的。这恐怕是真的，因为经常会有人坐了小轿车来看她，那时坐小轿车是非有相当的地位不办的。此外楼下有间房，应是属于我们的，一时没住人，她就给占了，说是她们在里面学习。每星期的某两天，果然就有几个穿军装的老太太坐到里面，戴了老花镜读报，其中有两个还缠过小脚的，都是坐了老伴的车来，想来都是老红军，至少是老红军的家属。父亲资历浅，不好说什么，她又气盛，直到我们搬走，这间房也没还。
范老太在我们那一带赫赫有名，一是门前常停小轿车，一是脾气坏。据说原先住楼下的那家之所以搬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不了这位恶邻。她是家里的暴君，从老伴到儿女到女婿，谁都怕她，我们也怕，我想老阿姨是院里唯一不怕她的人。她老伴和她一样，都是再婚，在晓庄师范当校长，级别比她低，在家里总是一副忍气吞声的模样，压抑久了，会暴发一下，白头发下面脸涨得通红，笨嘴拙舌磕巴着吼两声，被范老太劈头盖脸一顿毒骂，很快就蔫下去，复归于忍气吞声的常态。“文革”初有一天，他学校里来了一帮红卫兵，要押他回学校开批斗会，他自然是顺从的，不想下楼下到一半，范老太突然在后面大喝一声：“不许去！我看你敢走？！”他果然就捏了纸糊的高帽不上不下地站住不动。几个小将也被震住了，又知道她是老红军吧，一时都不知所措，愣在那里。过一阵范老太又发话道：“去吧。”他就老老实实跟着小将走了。这一幕太有喜剧意味了，以致我后来不止一次当笑话向人学说，却从未想过范老太那声大喝以及后来的放行究竟是什么动机。
这场景不多见，我最熟悉不过的还是有声音无画面的广播剧。通常是范老太责骂儿子女儿，那边忍不住了就对骂，再发展下去是动手了，就听楼上砰呤嘭隆地乱响，于是响起老头子哀恳夹着愤怒的声音：“不要吵啦！不要打好不好？！”
现在想来，范老太的变态与她的病有很大关系。我们搬来时她已得了肝硬化，每天躺在躺椅上挂吊瓶。她很愿意我妹妹到楼上去，在那儿玩，也陪她说话，帮她拿个东西什么的。我妹妹有点害怕，因为她说话有气无力，像是要死的样子。我也上去过，那时她待我们挺好的。后来不知怎么病好起来，也不是全好，但可以楼上楼下走动了，脾气却越发坏起来，而且变得不可理喻。都说患肝病的人肝火旺，至少在她身上可以得到印证，平日病恹恹的，遇与人争执，会忽地精神大振，直嚷到声嘶力竭。最要命的是，她老疑心我们要害她，而不论何事，最终都将上升到迫害老红军的高度。比如她家厨房在楼下，要走过一段露天才能进入，她觉得大太阳天会晒着，雨天会淋着，就让人搭了个芦席棚，正在我住的那房间上方，这下房间里白天也是暗无天日。我母亲不善言辞，尤不善争执，平日遇到些两家的小摩擦，总是念忍字诀的，这次觉得太过分了，就跟她商量，在那上面弄个洞透光进来行不行。范老太马上火了，说太阳、雨还是会进来，淋了雨病会加重，病情加重她就会死，因此——“你们就是想逼死老红军！”这一类的无稽之谈说了不知多少回了，连我妹妹小时陪她也被说成要找机会害她。
且说这一回是她家的金鱼死了，她下楼找上门来，一口咬定是我在鱼缸里下了毒。我气得要上前论理，被母亲拦住，沉下脸问我干没干，我说没干。接下来范老太和我母亲之间就陷入吵架时那种大量的同义反复。范老太坚称就是我干的，不会有别人，动机是要气死老红军。我母亲听她亮出身份就气馁，除了不许我插嘴之外，就是一味防卫式地说一句话，老红军也要讲理。范老太更气了，说老红军怎么会诬赖人？！你说老红军不讲理？！几个回合下来，母亲好像已经快气哭了。
就在此时，老阿姨登场了。她将我母亲掩到身后，上前道，范同志，宏宏下午不在家，我看他出去的，怎么会弄死你的鱼？范老太见有人帮腔，气得不行，说你们居然欺负到老红军头上来了！又对我母亲说，你家是地主，我要找你们领导！这下老阿姨火了，亮开嗓门嚷道：“他们怕你，我不怕，你老红军怎么了？你老红军，我大贫农！”
此语一出，石破天惊，老红军让大贫农给镇住了，半晌作声不得。待回过神来，就骂骂咧咧地撤了。回到楼上，心意难平，大概平生未尝受此大辱，遂开始砸东西，骂声复又高起来，扬言也要告老阿姨。老阿姨听不得，不依不饶走到楼梯口那儿，双手叉腰对了上面大嚷，说等着她告哩！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看你到哪儿告？母亲要拉她回来，却哪里拉得住？
范老太后来似乎是没告，尤其是老阿姨，的确也没地方可告。经此一役，她的气焰大大受挫，大体上是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虽说还常常寻衅，却多半是龟缩楼上，骂街式地嚷嚷。
真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啊。自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老阿姨成为我们家的守护神，“大贫农”三字在她那里好似围棋中的胜负手，每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她就放出胜负手来。而且她有一种“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概，穷寇勿追的道理不管是在讲恕道还是在审时度势的意义上，她从来是不讲的。有一次我放学回来，还没进院门就听见里面吵成一团，两个声音，一个是范老太嘶哑的声音，一个是老阿姨中气十足的大嗓门。进去看时，两人一楼上一楼下，正在鏖战。楼上有扇窗敞着，范老太站在那儿骂一阵就消失了，过一会儿又复出现，也许是精神不济，要歇一下才能再战。老阿姨却是神完气足，仰脸对着那扇窗如一头咆哮的雄狮，一声声高上去。
不知争执由何而起，像往常多数情况一样，到最后不可避免地进入“老红军”与“大贫农”的对决。范老太痛说革命家史，说她小时如何如何苦，前夫怎样为革命命都没了，又牵连到现在的老头子如何不中用，“不是个东西”。老阿姨也不含糊，马上就跟进，说“你苦什么？我比你还苦哩！”就说她做童养媳，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给人当下人，“现在都是人侍候你，我一辈子都是侍候人家！”两个各说各的，奇的是都不像诉苦，老阿姨说时犹有一股子凛然之气。最后就听见楼上窗户砰地一响，关上了。
那段时间我对老阿姨刮目相看，觉得她有一种豪侠之气。其实这应该是早有所悟的。她从来就爱打抱不平。她到我们家以后没多长时间似乎就成了附近那一带的人物，不是传播信息的那一种，她喜好的是以她的大嗓门评理。从家里到菜场是她每天必走的道，菜场也几乎是她唯一的目的地，五点不到她就起床往那去，此时路上还没什么人，待往家走时行人渐多，认识她的不少，她的大嗓门就一路响回来，打招呼之外，就还涉及评理。只要她在，对着马路的汽车间的门通常是敞着的，门口有棵老槐树，天气好的时候，她都是把菜拿到外面去摘，有熟人经过，便和人说道说道，多半是人家说事，她评理，有时就能隔着大马路进行，振振有词的。若有别家的保姆说主人的不是，她便会说“余同志”“吴同志”（指我父母）如何如何不是这样。如果事涉我们家，那理肯定是在我们这一边。
但是她的理与我的世界相去太远了，所以她总是片刻地闪亮之后又很快在我的意识中隐去。她要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似乎也显得很淡漠，虽说她还叮嘱了一番多做家务，日后要孝顺父母的话，并且眼角有点湿润，要落泪的样子。我妹妹则显得更无情，也是苦大仇深的缘故吧，还在有此一议时就打包票，说没老阿姨一定行，她愿多多干家务活。在老阿姨离去的第二天她果然一大早就上菜场，并且洗了一大堆带鱼，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很开心，简直有点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味道。
老阿姨在我们家干了十几年，离开时已有七十多岁。其实关于老阿姨离去的事，家里此前已议过不止一次，原说到我妹妹小学毕业就回家养老，后来说初中毕业，再后来推到高中毕业。她在我家待惯了，似乎也不大愿意回去。儿子女儿都要接她回去，说年纪那么大了还在外面做，害他们都要被人骂。有次他儿子这么说，倒被她骂了一通，说我还能干，要你们养我？！她骂儿子依然骂得很凶，并且当着儿媳的面骂，总是为媳妇撑腰，派他的不是。至于儿媳是否领情，我就不知道了。最后她还是选择住到乡下，跟女儿一起过。后来我们每年去看她，都是到那边。
大概是恩怨已了吧，几乎都是我妹妹跟着母亲去，我只去过一次。那一次我发现老阿姨真的老了，脸上的肉都挂下来，嘴角不住地流口水，精神也不济了。她见了我很高兴，问了很多也说了很多。说了什么，全无印象，只记得刚一坐下她就让女儿去做水铺蛋，其后就不住地以呵斥的口吻责令多放糖，蛋要煮得嫩。端上来一碗里有五个鸡蛋，甜得要命，我不知怎么想起当年我因早上要吃一个蛋她说我“修掉了”的事。
她是一九八五年去世的，在离开我们家四年之后。母亲说起时我一点没往心里去。倒是过了很久之后，有一天读福楼拜小说《一颗简单的心》，写一卑微而善良的女仆一生故事的，我不知怎么想到老阿姨，鼻子微微有点发酸。其实她与小说里的主人公一点都不像，不管是性情，还是经历。
我母亲偶或提起老阿姨，最后差不多总会说一句：“像老阿姨这样的，现在是找不到了。”这话意思有点含糊，可以指她的忠心耿耿、实心眼，也可以指她有几分专横的脾气。不管怎么说吧，我想，这倒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