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书局教科书的两次竞争与现代教科书市场的型塑

王鹏飞

（河南大学）

教科书是出版业的重要品类，也是民国大型出版机构的标配出版物。在教科书市场能否占据一席之地，决定了某一书局的出版界地位。清末新政以后，新式学堂兴盛，对新教科书的出版提出了迫切要求。主营印刷业务的商务印书馆乘势而起，继文明书局之后发力教科书出版。民国成立之前，商务印书馆一度占到教科书市场90%的份额(1)，一家独大。打破这个局面的，是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借助提前准备的共和内容教科书，一战成名。沈知方曾参与是役，深知教科书对于一家书局的重要意义。世界书局改组为股份公司之后，沈知方立即将教科书出版列为书局的主要业务，在1930年代的民国图书市场上，沈氏的小学教科书、中学教科书高调入场，左右突围，最终形成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鼎足而三的局面。

进军小学教科书市场的第一次竞争，世界书局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最终战胜商务与中华共同出资的国民书局，在教科书市场上站稳脚跟。进军中学教科书市场的第二次竞争，世界书局分别与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会文堂新记书局交手，中华书局声称世界书局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存在图片抄袭，会文堂新记书局指责现代法学社出版、世界书局总发行的《现代法学讲座》图书，侵犯了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会文堂新记书局发行的“法学丛书”等版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的《开明英文读本》之争，其间几经反转，热闹非常，以侵权抄袭开展，以舆论之争达到高潮，最终双方握手言和。所谓树大招风，正是此理。

再次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补全历史的面貌，尽量还原当时的种种情形，而且有利于发掘出世界书局在民国教科书市场的表现对整个教科书市场的型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两次竞争崛起的世界书局，某种程度上改写和重建了教科书出版竞技场上的态势和规则。

一、新格局：国民书局与小学教科书的份额之争

1924年冬，世界书局筹划几年的第一套教科书编竣送审。1925年1月16日，《申报》报道“教育部审定世界书局初小教科书”，有国语、国文、常识、算术四种读本及教学法共计六十四册，全部出齐(2)。有了教育部的背书，沈知方在沪上各大报纸大加宣传。1925年7月，又推出了高小的九种，包括国语、国文、公民、历史、地理、算术、自然、卫生、英语，每种另有配套教学法。除了英语和教学法是各两册外，其他都是课本与教学法各四册。

当时全国的教科书市场被两家书局垄断，即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小学和中学教科书，以及中华书局的新小学教科书和新中学教科书。教科书出版的门槛甚高，资金要求也大，数年来少有其他书局尝试。沈知方突然编成了一套小学教科书，让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大为震惊。他们对沈知方这位老员工知根知底，太了解他八面玲珑的营销能力了，怎能置之不理呢！于是“两家为了梦想继续垄断教科书市场，乃合谋对付办法”。商务和中华沟通之后，决定先礼后兵。先由陆费逵代表两家书局出面与沈知方协商，“劝告世界停止出版教科书，由两家出资十万元收买世界教科书稿本”。(3)一开始沈知方略有犹豫，但听到要以世界书局永远不出教科书作为条件，谈判立即破裂。招安不成，商务和中华决定重拳暴击，两大书局采用了两个策略，一是正面围剿，二是釜底抽薪。

先说正面围剿。1925年7月16日，在沈知方刊登征求中学教科书的广告四天之后，中华书局召开了一次董事会。第一个议案，就是商议抵制世界书局的教科书：

议案一　为抵制某同行教科书，商务、中华联合另组一书局，股本额定廿万元，商务三分之二，中华三分之一，陆续支用。议决通过。

陆费伯鸿、吴镜渊、戴懋哉、高欣木、范静生（李默非代）、沈陵范、徐可亭、黄毅之

这个联合另组的书局，叫国民书局。中华书局董事会讨论的时候，国民书局已经运作小半年了。国民书局出现的时间节点很微妙。1924年底，世界书局教科书通过部审，1925年1月10日，《申报》刊登了一封致谢函，“世界书局范祥善等编辑之初级国语国文常识算术等四种课本及教学法，已完全出版，该书系依照新学制编辑，并经教育部审定，昨承惠赐全份，谢谢”(4)。3天之后，《申报》就出现了“国民书局启事”：“本书局聘请海内教育家编辑中学小学教科书参考书，现在已编成初级小学国文国语常识算术四种，名曰新国民教科书，即日出版，先此预告。”(5)1925年3月17日，国民书局正式营业：

上海棋盘街中市国民书局开幕大廉价。七折发售，买一本，送一本。本局编印新国民教科书，欲对教育界有所贡献，特于开幕之始举行空前大廉价，以六个月为期，自十四年阳历三月二十日起，至阳历九月二十日止，除照定价七折外，每买一本加送一本，此举系为普及教育推销新书起见，不惜巨大牺牲，亏折在所不计。敬布区区，伏希鉴察是幸。(6)

国民书局对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发行，完全是剿灭式的价格战。世界书局第一批教科书出版了四种，国民书局就同样科目也出版四种；世界书局主打廉价，国民书局就打七折，还买一送一，一出手就是半年期限，表示“不惜巨大牺牲，亏折在所不计”。开业一个月之后，国民书局感觉七折和买一送一还不够力度，决定开始赠送样本，“本局鉴于各地教育费非常困难，生活程度日高，担负教育费不易……现在教科书已出版过半，特印样本；如承索阅，即行奉赠”。

打价格战就是烧钱，需要充裕的资本才行。为了增强火力，国民书局运营四个月之后，商务和中华决议共同出资二十万元。二十万元的资本，直接让国民书局进入到当时上海书业的前五名，可以说是下了血本。有了巨款加持，国民书局不计成本的价格战一浪接一浪，到了九月开学季，又打出了“半送半卖”的广告词。此后在国民书局的教科书营销中，“不惜巨大牺牲”“半送半卖”“样本普赠不取分文”等词语，不时出现。

再说釜底抽薪。在国民书局正面价格战的同时，作为教科书龙头，商务和中华两大书局不好自贬身份打价格战，就在背后阻断世界书局教科书的销售渠道。沈知方是发行老手，“他也知道推销教科书，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有自己的分支发行机构，才能与商务、中华抗衡。于是在全国大城市凡商务、中华设有分支机构的地方，也逐步设立了分局，为日后出版教科书作好竞争据点的准备”(7)。1925年，初沈知方在15个大城市设立了分局，但相较于商务、中华遍布全国的发行机构来说，还是势单力孤。于是两大书局依仗发行渠道的压倒性优势，开始“仗势欺人”。新学制教科书发行初期，沈知方想在东北地区打开局面，由沈阳分局经理李春生游说奉天省教育厅成功，获得该厅的推广批文，上海世界书局就向沈阳发了三百多箱教科书，准备销售。谁料被商务印书馆得知，马上向奉天省教育厅运动，迫使该项批文被撤销。只因“当时的官厅，只要谁势大财多，谁就胜利。当然沈氏力不能敌，这一次就落了空，只得将原书退回上海”(8)。

如果说沈阳分局的图书退货近似定点清除，那么两大书局“用津贴的办法阻止同行经销世界书局教科书，由两家根据各个同业每年交易大小，给以相当数目的现金津贴”(9)，就是典型的地毯式轰炸。在长三角地区，商务印书馆派出批发处职员王少峰，中华书局派出负责批发业务的王竹亭，沿着沪杭、沪宁铁路线，从苏锡常到杭嘉湖，联络贩卖同行，订立口头密约，每家给予三五百不等的津贴，要求立刻停售世界书局出版物，否则两家书局与之断绝往来。在湖南市场，两家书局也分别与发行点签订“特约”或“经销合同”，约定不得销售世界书局教科书；又扬言世界书局缺少资力，搞不长久，如果想试试看搭销世界课本，则威胁同业收回“特约经销”，迫使同业不敢和世界书局往来。导致的结果，就是有些代理商拗不过世界书局的面子，答应代售一点，“可是一学期过去了，我们派员去了解经售情况，出乎意料，发去的课本原包原封不动高搁在书库里。这种恶劣手段使人哭笑不得”(10)。

类似的场景在其他地方层出不穷，手段虽然“恶劣”，但对打压世界书局颇有效果。面对两个老东家的打压，沈知方“并未因之气馁，相反的更促使他更加努力为教科书的销售找出路”(11)，他采用了两手策略应对。

一是正面硬刚。两军相逢勇者胜，面对咄咄逼人的三大书局围攻，沈知方毫不畏惧。对国民书局的低价倾销策略，沈知方一方面适度跟进，另一方面则以“比较”为口号，在报纸上连续发布广告，呼吁读者明辨是非：

售价的比较：本局赠送教科书免邮优待券，凭券购书可以享受特别折扣之利益，比较他家是否便宜？

内容的比较：本局出版教科书，教材活泼，编制新颖，切合现代潮流，适应学生环境，比较他家是否优胜？

优待的比较：本局奉送教学法赠书券，凭券购教科书，赠送教学法全套，比较他家是否优待？(12)

二是巧施计谋。正面硬刚塑造了沈知方的勇者形象，也让世界书局同仇敌忾，上下一心。但要想真正突围，还得讲究策略。两大书局不让各地发行商代理世界书局教科书，世界书局就对发行商晓之以理，告诉他们虽然现在有两大书局的津贴可拿，但若世界书局被挤垮关闭，这项津贴会立即停掉。另外也给他们指明道路：两大书局的津贴该拿还拿，世界书局额外再给他们一笔津贴，只需他们另外搞个门面，挂上世界书局招牌，装作是世界书局设立的分店即可。加之沈知方承诺低折扣，高回佣，一时之间，真真假假的世界书局全国遍地开花。商务中华试图垄断发行商的做法，立即破功。

同时，沈知方紧抓关键少数。对于各省的教育厅，沈知方亲自出面，利用各种关系打通关节，让他们发出通令，批示全省采用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当时的报刊上，江苏省教育厅长沈彭年通令六十县采用世界书局教科书、浙江教育厅计厅长通令全省七十五县知事采用世界书局教科书、浙教厅二次通令采用世界书局教科书、山东省教育厅通令一体采用世界书局新出三民主义课本和教科书，以及广州、汕头、上海县等地的诸多政府通令，不时出现。但有了政令批文，只是获得了许可证，要想真正售出，关键在于拥有购书决定权的小学校长和教员。沈知方对他们施以恩惠，给男教师赠送怀表、绸缎大衣，给女教师赠送化妆品、玻璃丝袜等，或者趁他们参加全省或全国教育会代表会议时，请吃请喝请游玩，临走再送小特产。这个举动看似微小，却收效巨大，因为“过去商、中对小学教师是不大理睬的，有事只向县府教育局讲话，未注意到基层”(13)。

为了打造用户黏性，沈知方还遍招小学教师入股，每股五元。告之曰如有赢利，则利润均分，条件是作为股东，需极力为世界书局推销。又给每个股东一个折子，即使不是股东的小学校也赠送一张，凭此折可预领取五元以内的教科书。内地的不少小学，经费既绌，薪水亦薄，对这种名为欠账却不需归还的折子大为欢迎。一番操作之下，市场成效立即显现。1925年的冬天，一位记者即写道：“有某视学员告我曰，若某地某地，今已成鼎足势，所谓鼎足，则商务、中华、世界也。然世界进行颇猛，而各教员均啖其利，下学期不难成世界清一色也。故商务中华闻此消息，对于书业敢死队之沈知方君，不免慄慄危惧耳。”(14)

总之，经过一番激烈竞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扼杀世界书局教科书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世界书局不但成功进入了教科书市场，而且借助先人一步的“新主义教科书”，奠定了自己稳固的地位。相反，充任正面打手的国民书局，因为创局之时就师出无名，加之商、中两局同床异梦，有时三家书局还互相误伤，导致发展每况愈下。创办之后，只出过一套小学使用的“新国民教科书”，后来在1927年8月，为了适应党化教育，出了修正版。但在世界书局耀眼的新主义教科书面前，这个修正版实在不堪一击。此后，国民书局的主要业务就变成了销售文教用品，举凡西洋名画、儿童玩具、仪器文具、贺年信片、信笺信封、碑帖画册、丝织风景，乃至橡皮套鞋、中山装和雨伞，都是国民书局在沪上报刊广告的销售内容。这样又维持了两三年，1930年4月底，国民书局宣布大廉价三十天。到了六月底，终于支撑不住了，在《申报》刊登了“国民书局停止门市，存货削本贱卖”的广告。清仓了近一个月，1930年7月21日，国民书局发布“国民书局正式停止营业启事”，进入历史。

围绕小学教科书的第一次竞争之后，世界书局强势进入教科书市场，并以惊人的速度直逼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在第二次竞争之后，开明书店抢占舆论高地，让世界书局遭受不小的损失。这次竞争，一方面遏制了世界书局的扩张力度，迫使世界书局在教科书经营上逐渐陷入保守境地；另一方面，也促成开明书店等新生力量的崛起。在商务、中华、世界三足鼎立的整体局势下，给予了中小出版机构更多的生存可能和空间。图书市场上出版力量的丰富，共同塑造了多姿多彩的现代教科书出版格局。

二、新模式：开明书店与中学教科书的读本之战

围绕中学教科书的竞争，被世界书局称为本局教科书革命的“第二次竞争”。与第一次相比，除了竞争对象小升初之外，竞争场域也从现实的渠道战，变成了纸面的舆论战。这一次对手的主要手段，是攻击世界书局的教科书涉嫌抄袭，参与的有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和会文堂新记书局。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店围绕《开明英文读本》的沪上激战。

《开明英文读本》由林语堂编订，开明书店1928年1月出版。林语堂是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英文素养甚高。林氏的英文读本参考西式教材理念，结合中国儿童特征，内容精审。尤其是聘请著名画家丰子恺配图，图文并茂，被称为“一扫旧式英语读本谬误浅陋粗劣之弊，为中国破天荒之英文读本”(15)。上市之后，自然畅销，一版再版，几乎把商务印书馆周越然编著的《模范英文读本》给挤掉了。对于创局不久的开明书店来说，“林编《开明英文读本》几乎成了开明书店的命根”(16)。

在《开明英文读本》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1930年5月底，世界书局出版了一套三本的初中《标准英语读本》，编者是林汉达。林语堂见到之后，发现《标准英语读本》的形式与自己的读本相近，而且有几篇课文内容一样，认为被抄袭了，就让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去向世界书局交涉。《开明英文读本》是命根子，被人抄袭，这还了得。当时负责世界书局编辑所实际工作的徐蔚南与开明书店的夏丏尊和章锡琛都熟悉，章锡琛就请徐蔚南转达沈知方，要求自动停止出版。沈知方并不买账，也没当回事，置之不理。

一看未能奏效，1930年7月26日，开明书店向世界书局发了一封律师函，要求三日内答复。彼时的沈知方一心忙于世界银行的扩张，无暇顾及，就把信函交给了林汉达，让他自己去处理。林汉达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去拜访了林语堂。林语堂说如何处置，需要与开明书店商量一下。林汉达决定28日再去找章锡琛，这时还挂名世界书局编辑所长的范云六，曾与章锡琛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事，就为林汉达写了一封介绍信。

范云六的信写得很客气，“锡琛先生大鉴：久不聆教，企念何极。近来贵处营业非常发展，甚佩。兹启者，敝局出版标准英语，闻与贵处出版开明英语，有相似之嫌疑，刻由敝处原编辑人林汉达君前来声明一切，希望免除误会。特为绍介，务乞台洽。是所感祷，此致暑祺。弟范祥善顿首七月廿八日”。林汉达见了章锡琛之后，交了范云六的介绍信，章锡琛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但具体方法需要与书店其他人和林语堂商量以后再说，让其明日再来。

29日上午，林汉达再次往访，恰逢章锡琛外出，林汉达就留了一张便条：“锡琛先生大鉴：昨日会晤，深知先生亦欲和平了结。然律师三日之约已到，弊公司欲知该事可否由达自行解决，或需由弊公司答复律师。倘如昨日所约，则祈转告贵律师。专此候示，此请撰安。林汉达，七．廿九。”章锡琛下午回信，说他们同意和平解决，但主要得听林语堂的意见来办。

得此意见，林汉达29日当天便去找林语堂，林语堂不在，林汉达留了名片，还写了一张便条，有“语堂先生：今为和平解决英语读本，讨教如何修改，以便答复之”等语。30日一早，林汉达第三次拜访，终于见到林语堂。根据开明书店的陈述，林语堂提出了三类修改意见，“（一）文句抄袭者（二）课中雷同之数处者（三）排法形式故意模仿者”。

事情发展到这里，除了林汉达瘦小的身影陀螺式地穿梭各处让人感觉心酸之外，似乎正向和平解决的路子上进行。但没想到的是，8月26日，开明书店突然在上海各大报纸的头版，以半版的篇幅刊登“世界书局承认标准英语读本抄袭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的广告，一下子把世界书局置于抄袭者的地步。

开明书店为何如此暴怒？根据广告所述，是因为林汉达拿着林语堂的意见回去之后，世界书局向开明书店回了一封律师函，说这是作者林汉达个人的事情，不承认曾经说过有抄袭一事。接到答复，开明书店大为光火，立即发律师函质问：林汉达是世界书局的雇员，书也是世界书局出版的，怎么能与你们书局无关？“至抄袭部分，事实具在，更非空言所能掩饰”，认为抄了就是抄了，否认是否认不掉的。世界书局再次回函，说林汉达承认第三册中有一首英诗确实是采自开明读本，已自动修改，但不承认抄袭，因为诗歌作者并非林语堂，认为“事出无意，问题极小”。

接到这封回函后，开明书店未再答复。沈知方和林汉达以为这场纠纷告一段落，其实开明书店对沈知方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已经气炸肝肺，认为纯属以大欺小，这口恶气不出实在心意难平，于是8月26日在上海各大报纸扔出了一个控诉世界书局抄袭的震撼弹。控诉广告将范云六的介绍信和林汉达的两封便条全部拍照制版，结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画面，就是世界书局承认抄袭的黑体标题和三张手写信函的大照片，以及围绕着照片的密密麻麻的陈述文字。

从效果来说，这条广告符合有图有真相的传播特征，视觉说服力极强。更让世界书局不可接受的是，开明书店叙述完这场纠纷之后，居然另起一段，举报沈知方涉嫌欺骗，说他宣传自己的教科书通过了教育部的审定，但有的教科书上却未见审定的日期和批号，“倘确均经审定，未在书面上印明，已属显违部章。否则即为捏称审定，蒙蔽官厅，欺骗学校，地方检察官厅即应检举该局”。这实在太狠了，以诛心之论，直接把沈知方和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定位成欺骗大众的骗子。

自己的绍兴老乡章锡琛如此辣手，沈知方作何感想不得而知。只是第二天的沪上各大报纸，刊登了《陆绍宗施霖律师代表世界书局警告开明书店启事》：

兹据当事人世界书局声称：本书局出版之标准英语读本，与开明书店出版之英文读本完全不同，绝无抄袭情事。曾由本书局委托贵律师等，详细答复该书店代表律师，来函在案。该书店理屈词穷后，即未再来函有何主张。倘该书店果有正当理由，自可根据著作权法为合法之交涉。乃竟不出此，忽登报散布文字，淆惑听闻，公然毁损本书局名誉信用，实为有意妨碍本书局营业。除请贵律师等代为依法救济外，并请登报警告该书店等语，委任前来。为此，代为登报警告如右。

警告启事于8月29日重登了一次。8月30日，开明书店的律师袁希濓和王曾宪代表开明书店又警告世界书局，依然指明世界书局抄袭，而且自己承认了。依据是世界书局编辑所长范云六的介绍信中，有“敝局出版标准英语，闻与贵处出版开明英语，有相似之嫌疑”一句。此外，林汉达的两张便条都有“和平了结”字样，如若不是抄袭，何来此语？

看到开明书店如此反应，8月31日，陆绍宗、施霖两位律师再次代表世界书局警告开明书店。同日，世界书局也在当天的沪上各大报纸，刊登了控诉出版教科书以来所受迫害的《世界书局宣言书》。对于正发生的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的指控，世界书局认为纯粹是嫉妒：

我们世界书局的中学教科书，是十八年秋季开始出版的，现在已完全出齐了。各书的编校人，都是教育界的专家。他们多年的经验、卓越的学识，都用在我们这套教科书里了，而且大多数是符合教育部颁布的中学课程暂行标准的，在中学教科书中又是一队革命军。所以出版以后，即蒙全国中学教员不约而同的引为教授的善本，同时那种腐旧的书，当然不能立足。于是又引起了嫉妒，不惜用种种手段，欲破坏我们中学教科书的名誉信用。他们的居心，不过如此而已。(17)

世界书局还说，“现在出版教科书的同业中，有将我们的书抄袭了大部分去的，也有模仿我们中学书的式样的，我们对于同业一向推重，所以不愿起无谓的纠纷，连他们的店号也不宣布”。但是自己的教科书稍有差池，就被同行大肆炫耀，昭告天下，委屈之情溢于言表。接下来的事情，像走马灯一样上演。世界书局继续发布《标准英语读本》的广告，同时还刊登多位学界名人对《标准英语读本》的赞语，力争清白。开明书店则坚持控诉，指斥抄袭。在报纸上，两家书店“警告”“驳复”“再警告”来往十余次，热闹非凡。

沈知方何曾吃过这种亏，忍无可忍之下，开始还击。他以诽谤名誉罪，向法院起诉开明书店。侵害的名誉有二：一是无中生有，公然污蔑《标准英语读本》抄袭；二是8月30日开明书店的回复中，有“以后编辑图书，务望多聘通人，慎重行事”的语言，直接鄙视世界书局的编辑水平，引起局内公愤。

双方各自聘请律师，展开法庭论战。第一次庭审，开明书店落于下风，法官初判两项诽谤名誉罪全部成立。开明老人宋云彬回忆说，这是因为沈知方聘请了上海滩知名女律师郑毓琇团队，她和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王宠惠有某种关系，只要郑律师经办的案件，基本只胜不输。眼看要崩盘，开明书店急忙寻求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帮助。当时的教育部长蒋梦麟与林语堂曾在北大同事，也是英美留学派的代表；教育部次长刘大白与夏丏尊是密友，早年在浙江一师和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都是同事。相对于司法系统，教育部才是开明书店的靠山。

这一招果然奏效。宋云彬说：“那时候，林汉达编的英语读本正由世界书局送请南京教育部审查中，南京教育部里做实际审查的一些人，多认为《标准英语读本》确实比《开明英文读本》编得好，对林语堂硬压林汉达有不少人代抱不平，甚至有一位编辑者，还写了一段称赞《标准英语读本》的话。”但收到开明书店的请求，“南京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召开了一次会，经研究，批准了开明的请求。批词断定《标准英语读本》确有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处，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18)这份批文于1930年9月9日由蒋梦麟批出，序号“教育部批第458号”，被开明书店刊登在9月13日上海的各大报纸广而告之。

这份批语的刊登，是一招漂亮的先手棋，让还未等到二审的世界书局陷入了极大的被动。最受伤害的还是林汉达，编著的第一本教材就被指控冒效，对这位以英语教育为业的年轻人来说宛如灭顶。忿恨之下，他在9月15日的报纸上发布了《林汉达启事》：

鄙人本教授英文十余年之心得经验，编著《标准英语读本》一书，托由世界书局发行。历时未久，横被开明书店及林语堂诬为冒效，冤遭不白，忿恨何极。除即日辞去世界书局职务，专心办理此事外，并（一）对于世界书局被开明书店破坏名誉一切阴谋，俟法律交涉解决后，鄙人当原原本本，公布社会，以明真相。（二）向世界书局收回该书，暂时停售，以待水落石出。（三）依据著作权法，呈请教育部重行审查，以明是非。（四）胪列本书确被诬告之实证，请求司法官厅救济。总之，鄙人一息尚存，誓当为公理而奋斗，求法律之保障。事实所在，虽只手空拳，亦决不屈服于强权之下也。(19)

林汉达委屈满满，但开明书店并未因此放松对世界书局的攻击。针对林汉达的表态，第二天，开明书店就由“袁希濂王曾宪律师代表开明书店警告世界书局”，一方面指斥世界书局偷梁换柱，说世界书局此前一直称该书是世界书局出版，“今忽以林汉达名义在各报登载启事，改用托由世界书局发行字样，妄图诿卸责任”；另一方面则对林汉达上纲上线，“该项启事中竟敢公然指斥教育部命令为强权，教育部审查为诬陷，又指斥本店正当防卫为阴谋，尤属违抗注令，故意侮蔑官厅，毁损本店名誉，均有触犯刑法之嫌”。(20)

几番回合下来，世界书局一审建立的优势荡然无存，而开明书店咄咄逼人的攻击，也未能获得全部支持。一周之后，这场引人注目的出版官司于1930年9月23日下午宣判。原告世界书局沈知方的代表王锦南，自诉人林汉达，以及沈知方的律师陆绍宗，林汉达的律师郑毓秀团队的李辛阳等，被告开明书店经理杜海生以及章锡琛、律师王曾宪等，到现场聆讯。判决结果，一是《标准英语读本》与《开明英文读本》有两则小诗系属雷同，但未标明出处，所以开明书店“对于世界书局散布诽谤文字，尚非捏造事实可比”。二是开明书店虽然不是完全捏造事实，但杜海生举“《世界奇谈》艾子宿于逆旅，晨兴，亡其狐裘，得诸一旅客之箧”的故事作为类比，等于比喻对方为盗窃，尤其是“以后编辑图书，务望多聘通人，慎重行事”一句，“无异指斥对方编辑皆为不通，此种公然侵慢之词，实故意溢出其声述之必要范围，使人难堪，应构成刑法第三二四条之侮辱罪”(21)，判决杜海生赔款三十元。

至此，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从法律上二审定谳。但其中对章锡琛的结论，“被告章锡琛仅为普通店员，免予置议”，却十分耐人寻味。明明是开明书店的老板，在8月26日各大报纸控诉世界书局抄袭的广告中，他也一直以当家人的身份出现，但到了法庭上，身份却变成了普通店员。与此同时，开明书店却一直抨击世界书局缺乏担当，诿过于林汉达个人。这种一边自己放火，一边控诉别人点灯的举动，显示出章锡琛这位小沈知方七岁的绍兴老乡，在竞争方面的能量绝非一般对手可比。

事实也确实如此，虽然法院二审定案了，但开明书店却丝毫没有罢休。他们把法院的判词与教育部的批文同时刊登在报纸上，制造出开明书店在法庭上弱者被欺的形象。两本书中认为相似的地方，开明书店全部放大复印，自10月11日起在四马路开明书店发行所张布一周，同时在报纸上以《开明书店揭布标准英语读本抄袭真相》为题大做广告，呼吁广大读者去现场查验。张布的次日，开明书店又在报纸做了“开明书店陈列开明英文读本标准英语读本两书比较敬请参观”的广告。

或许是感觉对方战斗韧性实在太强，或许以为互泼脏水毫无意义，法庭判决之后，面对开明书店的举动，沈知方和世界书局没有继续跟进。如是又延续了一个月，终于在1930年11月21日，上海的各大报纸上刊登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紧要声明”：

窃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因英文读本交涉一案，兹经友人调处，双方均已谅解，恢复同业情感，特此声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二天，这份声明又以《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紧要声明》的标题刊登了一遍。自8月26日开明书店率先报纸公告《标准英语读本》抄袭，历时三个月的《开明英文读本》官司告一段落。若从5月私下接触算起，这场现代出版史上著名的版权纠纷历时半年。出版双雄持续争斗之时，广大读者也不无看热闹的心态，如记者报道庭审之时，不忘指明“惟两造俱为智识阶级，所言殊雅驯”(22)，令人哭笑不得。过后来看，在这场竞争之中，开明书店作为相对弱小的一方，尽得弱者为大的舆论场之利，借助林汉达《标准英语读本》编写上的一些相似之处，大做文章，而且始终直指世界书局，让沈知方在教科书的竞争中第一次栽了跟头。经此一役，章锡琛的开明书店声誉更广，在几年之后持续发力教科书市场，奠定了“商中世大开”(23)的出版业称谓。

两次竞争中，如果说第一次竞争时，三大书局走的都是全套教科书的竞争思路，那么到了第二次竞争，“读本”开始成为一种模式。开明书店依靠自己的英文读本、活页文选和算学教本，打出了“开明三大教本”的名头。世界书局的读本模式，则改变了此前商务和中华凡教科书必全套推出的出版方式，世界读本的成功，也为开明英文读本、开明活页文选等提供了思路。

此外，教育读本，成为诸多书局切入教科书市场的一种模式。这是一种教辅读物，针对中小学生使用，不过按照出版规定，教辅读物不需要像教科书那样，由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审定，内容也不需要完全按照教育大纲进行，操作起来要容易很多。沈知方进军教科书市场的前奏准备，便是出版教育读本。开始于1920年春，沈知方“请了几位新教育家，编辑言文对照和白话的书，格式最新，出版最早，到了年底，方才出全”(24)。1922年3月，世界书局推销出版了中学和师范学生的教科自修读本。一年之后，教育读本的品类暴增，世界书局的教育读本开始主要面对中小学生，后来向下覆盖到学龄前儿童。1923年3月，世界书局对作文书类进行了一次专门促销，学生一律对折。广告中说“本局编辑作文用书，及作文范本多种。蒙全国学校先后采用，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文言白话，兼善其胜，成语典故，批解详明，实为学生必备之要书”(25)。在获得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出版资质之后，教育读本依然是世界书局的主要品类。而放眼当时的市场，也莫不如是。

三、新市场：党义教科书与政党书局的崛起

那么，世界书局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呢？除了沈知方杰出的营销才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把握社会和政治的方向。出版与政权的紧密关系，早在中华书局的成名之战中就得到充分展示。中华书局凭借符合共和思想的中华教科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占领市场。世界书局在1927年某种程度上复制了这种胜利。作为第一次成功的参与者，沈知方深谙其中的门道。

世界书局新主义教科书的逆袭，让党义成为教科书的编辑主线。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沈知方感知山河即将变色，立即把编制初中教科书的力量转移到用三民主义修订全套小学教科书上来。提前准备的“新主义教科书”，让世界书局第一次超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占据了主动地位。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光复上海。一周之后，世界书局公告“三民主义教科书出版”(26)：《三民主义教科书》，是世界书局“新主义教科书”的第一种。四个月之后，供小学使用的全套“新主义教科书”发布(27)。1929年8月，世界书局出版教育部及大学院最新审定的初中教科书，有党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每种六册，另有初中英语三册。到了年底，又出版了初中本国史、初中世界史、初中本国地理、初中外国地理、初中动物学、初中植物学、初中矿物学、初中物理学、初中化学、初中生理卫生学、初中算术、初中代数学、初中几何学、初中三角术。1930年1月，推出新版的高中教科书，包括高中党义、高中国文、高中本国史、高中外国史、标准英语读本、实验英文文法读本等。1930年3月，又出版了新版的“民众课本”，包括民众千字课本、民众珠算课本等。

1927年3月18日，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各书局党化教材到杭》的新闻：

浙江各处党部对于推行党化教育颇为积极，各书局为供给需要编有党化教材多种，商务中华均编有活页，以便插入原有各书教授之用，世界书局则有三民主义读本。闻昨日（十三）该三书局共到二百多大箱，门市骤行拥挤云。

这条新闻的时代背景，是1927年1月上旬，蒋介石担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决定继续北伐，进军杭州、上海，会攻南京。一个月之后的2月19日，北伐军光复杭州，孙传芳的势力在全浙被逐步扫清。新的政权需要新的教科书，国民革命军要求的三民主义教材成为春季学期的紧缺图书。沪上几大书局闻令而行，便是这条新闻的内容。

《申报》的新闻传递出两个消息：一是“各处党部对于推行党化教育颇为积极”，预示着一场新的教科书革命即将展开；二是各书局为了迎接北伐胜利，准备了多种党化教材，“商务中华均编有活页，以便插入原有各书教授之用，世界书局则有三民主义读本”。也就是说，南京国民政府即将成立的时候，两大书业龙头几无准备，只能临时编了活页，世界书局却提前编好了完整的三民主义读本。

3月21日，北伐军光复上海。一周之后，世界书局公告《三民主义教科书出版》：

国民革命军成功以后，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于儿童的思想应积极的设法改革。贵校采用何种读本？本书迎合潮流，适应需要，是唯一完善之教科用书。

本书根据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之小学规程编辑，供前期小学第三四学年之用，全书四册，每学期适用一册。

本书取材，包括孙文主义的全体，就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纲各要义，撷取精华，兼收并蓄。

本书编制方法，间接法与直接法并用。凡讨论主义用间接法，以增加儿童研读之兴趣；凡解释主义用直接法，以免除儿童认识之错误。

本书为教师教授便利计，特另编教学法四册，详载各课教学方法，以供教师之参考。(28)

《三民主义教科书》是世界书局“新主义教科书”的第一种。四个月之后，供小学使用的全套“新主义教科书”发布：“我们这套书，用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方法，在儿童教育范围内，把革命的思想尽量的灌输到小学生的脑子里去。一切不合于时代潮流的材料，如封建思想国家主义思想，完全根本铲除。尽力培养适于革命的性格如平民化、团体化，俾合党化教育。”(29)

这就是沈知方的“大招”。政治正确的加持，让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如虎添翼。据1930年底的《市校教科用书统计》一文调查，上海市立小学各年级所用的国语、算术、常识、自然、卫生、公民、社会、历史、地理等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国民书局四家总计2 734种：其中商务印书馆的881种，占32.2%；世界书局的874种，占32%；中华书局的546种，占20%；国民书局的433种，占15.8%。(30)另一份数据显示，1930年，商务印书馆资本额500万元，职工人数1 353人，营业总金额556万元；中华书局资本额200万元，职工人数975人，营业额367万元；世界书局资本额60万元，职工人数160人，营业额222.7万元。(31)就人均营业额来说，商务印书馆人均0.41万，中华书局人均0.376万，世界书局人均1.39万，分别是前两者的3.39倍和3.697倍。

对一个改制十年的书局来说，这个成绩实在优秀。尤其是1925年随着小学教科书之后，沈知方急剧扩大资本，“原定资本仅有三万元，近因学业发达，特增加四十七万元，其为五十万元”(32)，暴增近二十倍。后来他又开始搞品牌建设，世界书局的教科书都印一个小地球图案，原因是“地球是包含全世界的意义。故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的封面上，统用‘地球商标’”(33)。可见在沈知方眼里，教科书已成为世界书局的核心资产。

更为关键的是，世界书局党义教科书的成功，直接催生了此后正中书局等专营党义教科书的书局的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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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汪家熔：《陆费逵：教育“减负”第一人》，《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4月。

(2)　《教育部审定世界书局初小教科书》，《申报》1925年1月16日。

(3)　刘季康：《世界书局的发行工作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4)　《致谢》，《申报》1925年1月10日。

(5)　《国民书局启事》，《申报》1925年1月13日。

(6)　《国民书局开幕大廉价》，《申报》1925年3月17日。

(7)　刘季康：《世界书局的发行工作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第337页。

(8)　刘廷枚：《我所知道的沈知方和世界书局》，《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第317页。

(9)　刘季康：《世界书局的发行工作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第337页。

(10)　翁稚棠：《世界书局在湖南省的经营》，《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第352页。

(11)　刘廷枚：《我所知道的沈知方和世界书局》，《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第316页。

(12)　《比较》，《申报》1925年8月15日。

(13)　翁稚棠：《世界书局在湖南省的经营》，《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3》，第351页。

(14)　天马：《书业敢死队》，《晶报》1925年12月6日。

(15)　《开明英文读本》，《申报》1928年1月18日。

(16)　宋云彬：《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的争讼》，《文史资料存稿续编》，第363页。

(17)　《世界书局宣言书》，《申报》1930年8月31日。

(18)　宋云彬：《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的争讼》，《文史资料存稿续编》，第364页。

(19)　《林汉达启事》，《申报》1930年9月15日。

(20)　《袁希濂王曾宪律师代表开明书店警告世界书局》，《申报》1930年9月16日。

(21)　《开明被控案判词全文》，《申报》1930年9月27日。

(22)　《世界开明两书局讼案判决》，《申报》1930年9月24日。

(23)　分别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

(24)　《新教育之先声　男女学生适用》，《申报》1921年2月19日。

(25)　《世界书局出版作文书类》广告，《申报》1923年3月10日。

(26)　《三民主义教科书出版》，《申报》1927年3月27日。

(27)　《世界书局发行新主义教科书》，《申报》1927年7月30日。

(28)　《三民主义教科书出版》，《申报》1927年3月27日。

(29)　《世界书局发行新主义教科书》，《申报》1927年7月30日。

(30)　《市校教科用书统计》，《上海教育》1930年第12期。

(31)　《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会员录》，1930年6月。

(32)　《世界书局扩大资本》，《申报》1925年10月4日。

(33)　《地球商标》，《申报》1925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