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奥秘

重头戏来了。侦探推理小说的这种“谜题—解答”结构，可以称为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也就是所有的故事都具备的特征。正是因为“元”，侦探推理文学才具有强大的跨界能力：它可大可小，小可为“梗”，跟言情、重生、科幻、耽美、玄幻、职场、权谋等相互掺和；大起来呢，那还真是葫芦里能装天，非其他类型所能比拟了。连一句口误、借来的书里夹了片书签这类生活细节都能成为谜团——并非作家没话找话，而是这种问答结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所有“讲述”和“再现”行为本身经过重新组装后的结果。

听起来太玄奥？不信，让我们问一个最简单，也最致命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听故事？故事的功能何在？

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看别人的故事，其实是在看主体如何面对困境，以及在困境当中如何选择。如果我们把困境替换成谜题，就会发现，侦探破解谜团和人物破解困境，其实是同构的。对终极来说，所有的故事，都是在破解生命这个大案子。

那么，困境又是什么？有主体，有外境，就构成了一种关系。从本质上，所有的故事都意图建立某种关系。把看起来不相关的事件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拼装起来，让它组成一个整体并能够自圆其说，这就是故事的情节骨架。如同天上的星座：此星彼星，实不相干，但人类从特定的观察角度为它们组装了形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星座神话。星座是假的，星座学却蔚为大观。就此而言，所有的学科都在讲故事，星座学和现代的天体物理学在建立关系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它们都是非常迷人，也非常有效的叙事方式。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把侦探推理这个文学类型推进到一个更激进、更深刻的层面了：与其说，推理小说用所谓的“不可能犯罪”打造无数物理和心理密室，是为了造噱头、博眼球，不如说，它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常识本身就是“密室”。

记忆和遗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切相辅相成；同时，尽管一瞬间会发生无数事件，但当你尝试讲述它们，却不能不按照一个失真的线性顺序来进行。这些都意味着：只要我们开口讲话，就已经在丢失真相的一部分；有所“表”，就一定有所“隐”。我们不可能把事物的因和果同时描述清楚，更何况，“我们”，也就意味着众口异声，意味着“罗生门”。

原来，讲话这件事，天生带有悬疑性。当你力图复述、再现、书写已经发生的事情时，真相早已一片片剥落，如同天狗吃月亮，那被吃掉的一角就构成了所谓的悬疑。然而，借用“死神小学生”柯南的名句：原始的真相依然在，且“只有一个”，如同那十五的明月。所有的故事套路，都可以看成是月亮盈亏变化的过程，而侦探推理小说则力求将那些缺角找回来，去追逐那轮圆满的明月。

故事有如月的盈亏，用中国人的老话来说，好故事的秘诀也只有一个，那便是“善知开阖”。“When,Where, What, Who, How, Why”，简称“5W1H”，这六大叙事要素，随便“开”哪个、“阖”哪个，都足以成为独当一面的推理文学亚类。早期的侦探推理小说常使用“开三阖三”的形式，而“开一阖五”“开五阖一”“半开半阖”等方式，则正在被充满竞争意识的当代作家们逐一开发。推理文学界经常发生“诡计都用得差不多了”的集体焦虑，最后往往证明是虚惊一场——这世界妙就妙在，所谓全貌并不真的全，正如满月也并非一个平面一样。一个事件有很多层，表皮、骨架、细胞……每一层都自成套路,又互相含摄，更复杂的是，它们在不停地变化和转动，变化的频率和速度，也可成为故事的新切口。

想一想周易的变化规则，就不难明白：推理小说在理论上（即不考虑社会环境和读者接受度的情况下）可以无尽地写下去，因为事物的“元套路”有限，变奏却应有尽有。就像同心圆（不断衍射或扩散）或者拓扑学中的莫比乌斯带（走着走着突然来到另一维度），稍一变换，就可以形成不同的故事建置。

因此，我们也无须责怪日本作家芦边拓（《红楼梦杀人事件》）和中国作家褚盟（《红楼梦事件》）竟敢把《红楼梦》大观园“糟蹋”成连环杀手的舞台；只要稍稍改变下宫斗剧《甄嬛传》或洗冤案《琅琊榜》的重心，它们本身就会是一则侦探推理故事；至于蒙娜·丽莎的微笑密码和凡·高的生平与画作，那真是推理界相沿不替的传统，每隔十年就会有人想再写一次。那些赫赫大名的文学大师也常常向侦探作家偷师，从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到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和中国的余华、格非、马原、洪峰、王安忆……都曾经从侦探小说中获得滋养。如果你立志成为作家、编剧、批评家或新闻记者，尤其是，当你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而尚不会写作时，那么，你实在应该多读读经典的侦探推理故事——它们是文学创意的批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