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已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成绩斐然。但在发展过程中，工业生产主要依靠高投入，能源利用效率偏低，资源的限制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发展遇到了挑战。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必须转变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发展是解决当前资源、环境制约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既要取得经济发展的新成果，又要实现生态文明的新发展。在战略上，要以国内经济运行为基础，在全球要素资源中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这一系列文件都充分反映了我国对绿色发展的重视。在倡导绿色发展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这一指标，结合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的因素，成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下，新的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准，受到广泛关注。

2.产业协同集聚发展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新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GDP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实行了“单轮驱动”的制造业发展战略。1978年，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40%。中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发展提升了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中国曾经依靠廉价的要素价格优势，制造业通过国际代工进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发达国家掌握着产品的研发、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的环节，而低附加值的非核心零件生产和装配的生产环节则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产业价值链，我国面临着价值链的低端锁定。近年来，我国的产业发展模式遭到了挑战。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红利正在减退，印度、巴西、中美洲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兴起，使得中国的制造业重心开始向这些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转移；另一方面，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资源压力和环境压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大经济体要么恢复缓慢，要么陷入衰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更是让各国经济陷入困境。

面对外部环境的恶化，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亟须摆脱“大而不强”“低端锁定”的困局，制造业需要由“要素驱动”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从传统的劳动密集、低成本的生产模式向以技术、品牌、服务等为主的生产模式进行全方位的提升。可以借鉴经验的典型性事实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实施了“工业4.0”计划，都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的“双轮驱动”模式。由此可见，协同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趋势。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高人力资本、高融合度的产业，和制造业之间的产业协作可以提高技术效率和生产效率，从而形成融合创新的推动力。并且，产业协同可以通过行业之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带来许多新的产品、服务和技术，这不是产业替代，而是向产业链两端延伸，从而优化产业结构。近几年来，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稳定增长，201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越了第二产业，到2015年，第三产业的比重首次突破了50%，这也为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一些城市呈现出协同集聚的现象，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竞争效应、学习效应等多种溢出效应，有利于企业集中生产、集中经营、集中治污，这能有效减少对环境资源的消耗，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3.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有待检验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实施的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其实质就是要以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实际情况来看，长江三角洲等城市群是集聚经济的外在体现。长江经济带是以长江黄金通道为基础，总面积达205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1%，承载了全国约40%的人口和经济。长江经济带承接东西、地域广阔，制造业集聚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较多（袁一仁，2019）。长江经济带集中布局了钢铁、石化、汽车、机电等一大批重要产业，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国家和地方相继制定了10多个专项规划，包括《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以及10多个相关领域的政策文件，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有数据表明，长江经济带在产业协同集聚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环境的改善。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其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从而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二）研究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拟以长江经济带城市数据，分别构建指标测算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此基础上，既从理论上探讨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的作用机制，又将构建计量模型来检验其影响机制。具体而言，这一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1.理论意义

（1）完善了产业集聚理论体系

传统的产业集聚理论更关注单一产业的集聚，如制造业的集聚或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等，是专业化的集聚类型。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关注到产业的多样化集聚，但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研究还有所欠缺，集聚理论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研究的范围及深度还有待拓展。本书以这两种产业的协同集聚为研究对象，有利于深层次挖掘集聚理论，从而补充集聚的基础研究。

（2）进一步拓展了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更侧重于效率的提高，仅考虑资源的约束，而忽视了生产带来的环境负影响。区别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种衡量指标，把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放入同一个体系，进一步完善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在研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中，已有研究更加侧重于关注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方面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书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为出发点展开研究，进一步完善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

2.现实意义

（1）有利于满足当前绿色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国际、国内双重压力。在国际上，自巴黎气候大会以来，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一直致力于承担起节能减排的责任，制订了减少碳排放的中长期计划，2021年又进一步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在国内，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我国低劳动成本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因此，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我国亟须改变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高要素投入转向高技术投入，实现绿色可持续增长。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符合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密切相关且相互契合。

（2）有利于为城市的产业布局提供政策支持

深入分析各城市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方面的空间分布形态，其基本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互补效应”，使其在实施“双轮驱动”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好地规划和优化产业布局，一方面使各城市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另一方面有效释放集聚经济的环境正效应。本书从产业协同集聚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以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为研究样本，在测度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基础上，分析产业协同集聚的绿色效应，除了分析长江经济带的总体样本以外，还比较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内部三大城市群的异质性。这有助于地方政府根据当地产业分布现状来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同时，也有助于缩小区域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