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末的西欧，单身女性几乎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已婚妇女则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妇女不能雇律师，不能签合同，不能继承遗产，不能投票，无权监管子女。牛津大学的法学教授威廉·布莱克斯通在他颇具影响的著作《英国法释义》（1758）中说：“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在婚姻期间，女人的存在或者法律存在是暂停的，或者至少说是融入或者并入到了丈夫的存在之中：她在丈夫的羽翼、保护和掩护下做每一件事。”
于是，热情、大胆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场了，她写的《为女权辩护》（1792）引起了轰动。她宣称，男人和女人都被赋予生命权利、自由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她呼吁女人接受教育，坚持认为女人应该自由进入商界，追求事业，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投票。“我说的是让所有女性都得到改善和解放。”她宣称，“让女人分享权利，她们就会效仿男人的美德；因为，获得解放之后，她们就会变得更加完美。”
沃斯通克拉夫特发出的是肺腑之言。她虽然博览群书，但是更多的东西却来自她动荡不安的经历。她坦承说：“我的思想中肯定存在一种原始缺陷，因为最残酷的经历也不会根除我那种珍惜和寻觅浪漫温柔的愚蠢倾向。”
她敢于做其他女人不敢做的事：即使没有贵族赞助，她也能成为全职作家，写作严肃的主题。“我要成为新人类中的第一个。”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因为根据传统伦理，女人的价值仅体现在家务方面，而不是思想上。她依靠微薄的收入拓展自己的技能。她衣着朴素，很少吃肉，喝酒也是用茶杯，因为她实在买不起葡萄酒杯。
同时代人记录了沃斯通克拉夫特吸引人的外表：体形瘦削，中等身材，头发和眼睛都呈棕色，声音很柔和。一位钦佩她的德国人说：“玛丽并非令人炫目的美女，但是自有一种迷人的优雅。她脸上的表情非常丰富，是一种超越端庄的美。她的眼神、声音和动作无一不在散发一种魅力。”
1759年4月27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伦敦，是伊丽莎白·狄克逊的第二个孩子和长女。伊丽莎白来自爱尔兰的巴利香农。玛丽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沃斯通克拉夫特是手帕编织工。他们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加上爱德华嗜酒如命，所以在10年内就搬了七次家。
玛丽接受的正规教育十分有限，但是在伦敦城外的霍克斯顿，她有位朋友，那位朋友家里藏书颇丰，因此玛丽把大量时间都用于埋头读书。通过这位朋友，玛丽认识了比自己大两岁的范妮·布拉德。范妮擅长缝纫、素描、水彩和钢琴，激励玛丽主动去培养心智。
迫于家中的经济困境，玛丽打算无论如何也要自食其力。因此，她在19岁时找了一份工作：住在一个寡妇家当帮手。后来，她尝试在北伦敦的伊斯灵顿创办学校，但是没有成功。接下来，她和妹妹伊莱扎和埃弗里娜，加上范妮·布拉德，在纽因顿格林附近创办了一所学校，但是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学校停办本已让沃斯通克拉夫特心灰意冷，结果母亲和范妮·布拉德又先后去世。因此，照顾酒鬼父亲的责任就主要由她来承担。然而，通过在纽因顿办学，沃斯通克拉夫特结识了当地许多新教徒，这些人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置身于靠税收支撑的英国国教之外。其中就有理查德·普莱斯，他是牧师和道德哲学家，跟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孔多塞侯爵和其他激进思想家都有联系。
沃斯通克拉夫特现在处于一种绝望状态。传记作家克莱尔·托玛琳解释说：“玛丽再次无家可归，没有工作，也没有推荐信；她无以为生，还欠了几个人的债。她也没有结婚的打算。”
最终，沃斯通克拉夫特撰写了一本关于教育的小册子，交给约瑟夫·约翰逊出版。约翰逊是一位思想激进的出版商和书商，在圣保罗教堂墓园开了一家书店。他49岁，为人谦虚，但是仍然单身，身体很单薄，还患有哮喘。他告诉沃斯通克拉夫特，说她很有才华，如果努力就会获得成功。1786年，约翰逊出版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册子《女教论》。销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部作品却让沃斯通克拉夫特走上了文学之路。她把稿费送给了已经陷入贫困的布拉德家人，自己从此也加倍勤奋。
约翰逊帮助沃斯通克拉夫特找到了住处，必要时会预付她稿费，跟她的债主打交道，帮她应对父亲的混乱状况，在她抑郁时安抚她的情绪。1788年，约翰逊还给她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把法语和德语书籍翻译成英语，并让她担任助理编辑，为自己新创办的杂志《分析评论》撰稿。她一直为这份杂志写稿，直到去世，可能总共撰写了多达两百篇关于小说、教育、布道、游记和童书的文章。在为约翰逊撰稿期间，她结识了更多前来拜访约翰逊的激进人士，包括威廉·布莱克、瑞士画家亨利·福塞利、约翰逊的出版合伙人托马斯·克里斯蒂、哲学家威廉·戈德温和充满激情的小册子作家托马斯·潘恩。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导了会话。戈德温回忆说：“我本来希望听听潘恩怎么讲，结果却经常听到她在讲。”
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引发了巨大的争议。11月，激进的政治哲学家理查德·普莱斯当着“纪念1688年光荣革命学社”的面发表了一次演讲，捍卫法国人民的反抗权利，建议英国人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这显然是对世袭君主制的挑战。他警告议会议员埃德蒙·伯克，后者因维护美国大革命而著称。彼时，伯克正在撰写《反思法国大革命》（1790年11月），这本书修辞华丽，攻击自然权利，维护君主制和贵族统治。
伯克的思想和普莱斯的抨击让沃斯通克拉夫特义愤填膺。她吸收了约翰·洛克和普莱斯的观点，迅速出版了《为男权辩护》一书，这是大约30部回应伯克思想的最早出版物之一。尽管这部论战之作内容重复、组织欠佳，尽管她对伯克的攻击有些过头，让人觉得太过自负、缺乏原则、不够敏感，但她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她批评伯克无视贫穷：“我感觉，要让灾难抵达你的内心深处，就必须戴着尖顶圆帽，上面系着铃铛。”她谴责英国体制的不公正，说这种体制形成于“无知的黑暗时代，当时人们的思想全被最严重的偏见和最邪恶的迷信所束缚”。她还抨击政府的独断专权：“财产安全！瞧，寥寥数语，英国对自由的定义……但是且慢——安全的只是富人的财产；靠自己汗水谋生者却处处遭受压迫；强大的人也许会出现——但是，穷人的城堡何时神圣过？——卑鄙的告密者无须勤劳就能供养家人……你建议把我们的政府形式当作典范，但是却没有警告法国人，不要习惯于逼迫男人去海上服务，这不由得让我感到惊讶。”后来，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其他人的作品）在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面前相形见绌，因为潘恩对伯克的回应要有力得多，不过沃斯通克拉夫特也通过此举证明了自己是位不容小觑的作家。
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在提到“人”时，指的是整个人类。但是，1791年9月10日，欧坦的前主教塔列朗主张，在政府办的学校，女生上到八年级为止，男生则继续读下去。这件事让沃斯通克拉夫特明白了，尽管人们在大谈权利平等，但法国大革命并不会给女性带来多少帮助。于是，她开始计划自己最著名的作品《为女权辩护》，这本书大大超越了之前探讨女性问题的作家。约翰逊于1792年1月3日出版了此书（三卷本）。不到一年，就销售一空，接着约翰逊又发行了第二版。此后，美国版发行，还被翻译成了法语和德语。她写道：“对生活必需品所征收的税，让一大帮游手好闲的王子和公主得以带着愚蠢的炫耀从张大嘴的人群面前经过，这群人对让他们付出高昂代价的游行队伍却表现得近乎崇拜。”她专门援引法律，这些法律“使男人和女人成为荒唐的一对；然后，通过简单的转变，只认为男人负有责任，女人则无足轻重……一个人一无所有，怎么可能慷慨？又或者，如果没有自由，怎么会有美德”？
沃斯通克拉夫特第一次呼吁女性的选举权：“我真的认为妇女应该有代表，而不是被专横地统治，不能直接参与政府的审议。”她还抨击让—雅克·卢梭等极力压制妇女的激进主义分子。她认为，教育能拯救妇女：“锻炼她们的理解力是必要的，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成为性格独立的基础；我想明确地说，她们只会向理性的权威低头，而不能成为他人见解的谦卑奴隶。”她坚持认为，应该教授妇女一些严肃的科目，譬如阅读、写作、算术、植物、自然史和道德哲学；她还建议妇女积极从事体育锻炼，这有助于激发她们的心智。在呼吁扫除妇女进步的障碍时，她指出：“自由是美德之母；如果妇女因其体质而成为奴隶，无法呼吸到强烈而令人振奋的自由空气，那么她们肯定会像外来植物一样憔悴枯萎，只能被当成大自然的美丽错误。”
沃斯通克拉夫特憧憬着未来妇女能有机会从事几乎所有职业：“我认为，虽然普通阶层的妇女受宗教和理性的召唤，只能履行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但我不禁悲叹，即使上层妇女也没有更广泛的计划去做有用的事情，追求自身的独立……有多少妇女就这样郁郁寡欢，虚度一生；而她们本来可以成为医生，或者管理农场、开设商店，凭借自己的勤劳而独立，昂首挺胸，而不会多愁善感，伤心流泪，垂头丧气。”
沃斯通克拉夫特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亲自查看法国大革命，受到了托马斯·潘恩的欢迎。她跟包括孔多塞在内的支持自由的吉伦特派站在一边，他们赞同受宪法制约的政府和妇女拥有平等权利。但是，奉行极权主义的雅各宾派实行恐怖统治的速度之快让她感到十分恐惧。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把自己的解放思想运用于自己的生活之中时，遇到了不少困难。她先是迷上了怪才亨利·福塞利，但是这个男人已经结婚，跟她逢场作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就抛弃了她。在法国期间，她又爱上了美国冒险家吉尔伯特·伊姆利，这个阴谋家总是想着大发横财。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取名范妮。后来伊姆利对她们母女失去了兴趣，离家出走。这导致沃斯通克拉夫特两次自杀未遂。
为了摆脱伊姆利给自己带来的绝望情绪，沃斯通克拉夫特带着女儿范妮去了斯堪的纳维亚度假3个月。在此期间，她撰写了一部思想极为深邃的作品《漫长的旅行：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这些书信全都写给孩子的美国父亲，不过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书信主要是游记见闻，同时还穿插着对政治、哲学和个人生活的评论。譬如，在恐怖统治后，她对社会变革的希望有所缓和：“对人类的满腔深情促使充满激情之人在条件未成熟之时就急于改革法律和政府。但真正有益而持久的改革必须根植于特定的土壤，在对国家的认识臻于成熟时才会慢慢结出果实，果实的成熟靠的是时间，而非不自然的发酵。”威廉·戈德温评价说：“如果曾经有一本书能让一个男人爱上它的作者的话，那么我觉得似乎这本书就是了。”
沃斯通克拉夫特决定去结识一下戈德温，因此于1796年4月前去拜访他。他脑袋很大，眼睛深陷，说话柔声细语。戈德温的传记作家乔治·伍德科克说：“他似乎具备一种魅力，他的敌人无法察觉，他的朋友也无法解释，但是这种魅力会真切地影响到与他交往密切之人。”像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戈德温也办过一所学校，但是他的思想太过激进，因此办学失败。他的文学生涯始于一本沉闷的政治传记、一本布道书和一些粗制滥造的小说。后来，伦敦出版商乔治·罗宾逊给他提供了足够多的预付款，让他研究自己的哲学，结果就是他出版了《政治正义论》（1793），书中描述了他对没有法律和战争的和谐社会的见解，这让他一举成为英国最激进的思想家。他勇敢地公开反对英国政府对通讯会——一个对革命思想感兴趣的辩论俱乐部——的压制；他公开写信支持被告者，指责政府行为非法，因为这些被告没有谁有过革命暴力行为。他的作品为被告赢得了广泛的同情，让他们免受了进一步的迫害。
当沃斯通克拉夫特拜访他时，戈德温已经42岁，尚未结婚，正在追求一个医生的女儿艾米莉亚·奥尔德森。尽管他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一印象是说话太多，但他还是对她很感兴趣，第二周便邀请她共进晚餐。赴宴的还有詹姆斯·麦金托什和塞缪尔·帕尔博士，两人都曾发文反驳过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
戈德温在遭到奥尔德森的拒绝之后，就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更热情了，这个女人的激情确实让他把持不住。他回忆说：“这是友谊上升到了爱情。”沃斯通克拉夫特仍很警惕，担心再次遭到背叛，但是戈德温安慰她说，自己渴望一种平等的关系，于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热情被再次点燃。她给戈德温写信说：“这是一种美妙的宁静，我在你的怀抱中感受到了这一点。”及至12月，她已经有孕在身。两人都曾批评婚姻是利用他人的工具，但他们还是于1797年3月29日结了婚。沃斯通克拉夫特终于找到了真爱，内心充满了喜悦。
8月30日是个星期三，这天清晨她准备分娩。为她接生的是一个名叫布伦金索普太太的接生婆，经验非常丰富。那天夜里11点之后，女儿出生了，取名玛丽——她长大后嫁给了诗人雪莱，改名玛丽·雪莱，著有小说《弗兰肯斯坦》。玛丽出生后，当时似乎一切正常，但是三个小时后，布伦金索普太太告诉戈德温，胎盘还没有从子宫里取出来。胎盘在体内时间越长，感染的风险就越大。戈德温叫来一个叫普瓦尼昂的医生，他把手伸进子宫，取出了大部分胎盘。沃斯通克拉夫特说，医生的这个动作让她感到实在疼痛难忍。
那个星期天，沃斯通克拉夫特感到浑身发冷，这是感染的不祥之兆。医生们用酒帮助她缓解痛苦，还让小狗从她的两个乳房往外吸奶水，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刺激她的身体排出剩下的胎盘。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状况越来越差，于9月10日星期天上午快8点时不幸去世。戈德温伤心欲绝，没有参加在圣潘克拉斯教堂举行的葬礼，而就在5个月前，他们正是在这里完婚的。她被葬在这个教堂的墓地。
不久，一直热心帮忙的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发行了戈德温整理的《〈为女权辩护〉作者的遗作》，还附上了一篇坦诚的关于她的回忆录。戈德温原本以为和盘托出会提高亡妻的声誉，不料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她的放荡私生活成了人们轻视她的思想观点的简单借口。
几十年后，维吉妮亚·伍尔芙这样评价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在今天的人们身上，我们还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察觉到她的影响。”美国争取平等权利的斗士，譬如玛格丽特·富勒、柳克丽霞·莫特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都受到了《为女权辩护》一书的激励。
沃斯通克拉夫特确立了平等权利的个体性根基。她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积极接受教育，告诉妇女们如何获得成功。她鼓励每个人挖掘自己的潜力。她呼吁至关重要的经济自由，要求伸张正义，拥护以互尊互爱为基础的婚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