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轻鸢所承载的厚重
纸鸢，俗名风筝。轻轻身骨，可以迎风飘扬，但却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文化。它是儿童的快乐伴侣，又是政客平步青云的隐喻，更是谋臣武士攻城略地的战争工具……一纸轻鸢，所承载的，实在太多太重。
在今天多数人的眼里，风筝是儿童的游戏玩具。高鼎就写过“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诗。可见，纸鸢在古时就是儿童娱乐生活的伴侣。
试想草长莺飞的二月，杨柳青青，桃花朵朵，东风习习，一群儿童在绿茵茵的草地上高呼小叫，追着纸鸢飞奔的情景，那是多么盎然的景象。一生渴望建功立业的陆游，见到儿童在春天放纸鸢的快乐情景，也被感染得停下匆匆的脚步，闲下来欣赏起儿童玩纸鸢的游戏：“雨余溪水掠堤平，闲看村童谢晚晴。竹马踉跄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看到孩子们的欢乐，一生壮志未酬的放翁顿悟：“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在乡间带着一群孩子，闲时放放纸鸢，与春风一起放飞，远离名利场上的是是非非，人生该是多么惬意，又何必仰人鼻息，辛苦追逐王侯公卿呢！
虽然放风筝很快乐，但不是每个儿童都有这分幸运。家道中落，父亲早故的周家小兄弟周建人，几岁时看到别的孩子放风筝，他就只能眼巴巴艳羡着。当他偷偷躲到院子后的柴房试着动手做一只属于自己童年的快乐风筝时，偏偏如父的长兄认为这是玩物丧志的事，硬是将快要完工的风筝活生生撕烂踩扁，将一个孩子的童年梦想踩碎在脚底。一边是惶恐惊呆的小弟弟，一边是暴怒如狮的大哥哥，和着地上支离破碎的风筝尸骸……这惨不忍睹的画面不止令人惊惧，更让人觉得残酷。人到中年的鲁迅，为人父后每每回想起曾经的这一幕，都会内疚不已。尽管先生竭力想补救，想得到宽恕，可是，再多的风筝，也永远无法将小兄弟带回童年。因为在他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时，小兄弟同样是中年之人了。《风筝》所承载的，何止是愧疚，更是无数贫寒孩童的辛酸和绝望。
其实，风筝一开始并非是作为儿童娱乐的工具，只是从隋唐开始，由于造纸业的发达，民间开始用纸来裱糊风筝，成本大大降低，放风筝逐渐成为人们户外的游戏活动。到宋代，这种游戏活动就很普遍了，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就有“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鸢，日暮方归”的记载。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苏汉臣的《百子图》里都有放风筝的生动景象。
风筝在走向民间之前，它起源于何时？又充当了什么角色，承载着怎样的使命呢？据说风筝诞生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它的祖师爷是墨子。古书有“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的记载，说明最初做风筝的用料是木材。作为以杠杆天下为己任的墨翟，他当初造风筝，恐怕绝不是为了游戏。三年造一只风筝，飞一天就失败了，这成本够高的。远古的墨子是不是在实践着他的飞行梦？
墨子的学生鲁班，他是木匠的祖师爷，亦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事攻城家。据说他根据老师墨子的理想和设计，采用竹子做风筝，做成喜鹊的样子，即人们所说的“木鹊”，能在空中飞三天之久。由此可以推知，当初墨子、鲁班师徒接力制造风筝，其目的是为了制造飞行器。他们应该是古人飞天梦的实践者。
那么，墨、鲁制造能飞的风筝的用意何在呢？《书》说：“公输班制木鸢以窥宋城。”《渚公旧事》亦记载鲁班“尝为木鸢，乘之以窥宋城”。宋国的城墙是那么高而坚实，如果鲁班带着他的战士能够乘着风筝飞越城墙，不就可以从天而降攻城略地么？由此可知，最初的风筝是用于战争的。这或许就是远古人们的空军梦吧。稍后的历史，就证明了风筝承载军事使命的事实。
公元前190年，楚汉相争，汉将韩信攻打未央宫，据说就是利用风筝来测量未央宫下面地道的距离的。在垓下之战，项羽的军队听到四面楚歌，以为真的被汉军包围，因恐慌而士气涣散，终于彻底失败。四面楚歌的真实情况是，韩信派人用牛皮制风筝，上敷竹笛，迎风作响，汉军在远处配合笛声，唱起楚歌，把项羽军吓坏了。一纸轻鸢，在残酷的战争中，竟然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看来，今天陪伴儿童的如此美好的风筝，它的前世却是充满着血腥的工具。
在很长一段时期，风筝一直飞行在军事领域，甚至被作为通信工具。史载梁武帝时，遭侯景围台城，简文尝作纸鸢，放飞向外告急，不幸被敌方射落，台城沦陷，梁武帝饿死。
回望墨翟造风筝的事，可以肯定地说，是为了政治军事目的。否则，怎么会花三年的代价去造一只风筝呢？
自从走进风情浪漫的唐宋后，风筝就成了一种大众娱乐的工具。如果说元代马臻的“豪家游赏占头船，趁得风轻放纸鸢”（《西湖春日壮游即事》）是写富豪家放纸鸢之乐的话，明代徐谓的“江北江南低鹞齐，线长线短回高低”（《风鸢图诗》）就是大众娱乐的再现了。
一纸轻鸢，高飞云端，已成了百姓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形象。但在娱乐的同时，很多人就借风筝靠风高飞的特点，来隐喻凭借某种背景而平步青云仕途得意的人。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侯蒙的《临江仙·未遇行藏谁肯信》了：“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好一个“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把社会上那些往上爬的势利小人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几人平地起，看我碧霄中”，小人得志后的猖狂与炫耀之态，更是跃然纸上。大凡得志的小人，几个不是凭风借力，平步青云的呢？这时的纸鸢，又成了得势小人的载体了。
风筝，能借风而飞，其身骨之轻，可谓轻如鸿毛。可是，它从喧嚣杀戮的先秦走来，走过风起云涌的隋唐，走过浪漫温情的大宋，走过铁蹄铮铮的大元……两千多年的飞行，小小的身躯，却又承载着难以想象的文化、历史之任。它承载着军国大任，承载着万民欢腾，亦承载着小丑们的得意猖狂，真可谓厚重无比。
一纸轻鸢，在历史的天空里，所承载的厚重，又岂是尺寸之间可道得尽的呢！
天贶节，看六月的别称
农历六月的风雅，不只是万物的繁盛，不只是古诗词的韵味十足，还有文化韵长的古老节日，以及由节日引出的对六月的种种别称。这些别称真是风情万种。
六月初六的天贶节，是汉族的一个传统节日，起源于唐代，传说与玄奘取经有关。《西游记》里说，唐僧经过的第八十一难是通天河遇老鼍。老鼍把他扔到海里，经书全被打湿。上岸后，唐僧赶紧晒经书，这一天正好是六月六日，此后这一天就成了一个吉利的日子。每到六月初六，皇宫里就会晒龙袍，而民间就有“六月六，晒红绿”之说。每年的梅雨季节一过，江南家家户户在六月初六这天开箱倒匣，把衣服、书籍拿到露天暴晒，说这天晒过的东西就不会发霉虫蛀，并把这天称为“天贶”。“贶”是“赠、赐”的意思。所以，六月也称为“天贶”。
天贶被看作是吉祥之日，是有依据的，郭邕的《洛出书》就说：“德合天贶呈，龙飞圣人作。光宅被寰区，图书荐河洛。象登四气顺，文辟九畴错。氤氲瑞彩浮，左右灵仪廓。微造功不宰，神行利攸博。一见皇家庆，方知禹功薄。”因德而天降吉祥，因圣人出现而祥龙腾飞。作者把这祥瑞的天赐，归功于皇帝之隆恩。这是典型的颂圣之作。
在古代，六月除了被称作天贶外，还有很多别称。像季夏、伏月、暑月、烦暑或溽暑、焦月、遁月、荷月或莲月、荔月等，都是它的别名。
为何有这么多称呼呢？古人是依据气候、节令、物候、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来命名的，相当于使用了今天的借代修辞吧。
像“季夏”，是根据当时把整个夏天按时段分为孟夏、仲夏和季夏三段，而季夏正好对应六月，所以就叫“季夏”。孟郊的“故人季夏中，及此百余日。无日不相思，明镜改形色”诗，就写了在六月天天期盼友人相见的情形。
“已教生暑月，又使阻遐方”，这“暑月”，就是按节令来分的。夏天有三伏之分，三伏中的初伏、中伏大都在六月，所以六月被称为“伏月”。二十四节气中，小暑、大暑也大都在六月，这时东风消停，大地暑气如蒸，异常炎热，人们就把六月称为“暑月”。
“近来溽暑侵亭馆，应觉清谈胜绮罗”，这“溽暑”之名又有何讲究呢？六月的天气，闷热、潮湿，人们的心情也会因此而烦躁不堪，所以六月又别称“烦暑”“溽暑”。怪不得周邦彦要在六月里“燎沉香，消溽暑”，原为驱湿去热。
每年六月，太阳是垂直照射在我国大地上的。大江南北，都是高温酷暑天气，炽热的阳光炙烤着万物，一切仿佛都被烤焦了，于是古人就形象地把六月叫作“焦月”。六月如火烧火燎，避暑寻找清凉，不只是今人要做的事，古人也是这样。如何遁逃避开六月的酷热，是一件紧要事。所以，古人就把要逃避的这个六月称为“遁月”。
“要识之无堪底用，归锄荷月且扶翁。”而“荷月”或“莲月”，据说来源于一个美丽爱情故事。传说在唐朝大历年间，江南吴郡有个才女名叫晁采，在二十四日这天，与她的相爱的情郎各以莲子互赠对方。有人问晁采为何赠莲子，她引诗回答说：“闲说芙蕖初度日，不知降种在何年？”于是，人们就把六月二十四日当作是莲诞日，并以此作为观莲节来纪念纯洁美好的爱情。
有考古发掘表明，沉睡在地下千年的古莲子仍可发芽生根开花，这也许就是男女主人公把它当作爱情信物的原因吧！
荷花又叫莲花，每年的六月下旬，江南的荷花开得特别茂盛，人们纷纷出门观赏。每到观莲节这天，苏杭一带画舫云集、裙袂飘飘、挥扇如云，人们在荷花湖塘，竞相观看那接天莲叶和映日荷花。于是，就把六月称作“荷月”或“莲月”。
六月，因着莲荷，也成了一个风流浪漫的季节。观莲节时，平日授受不亲的男女，终于在这一天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便借机来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荷花风前暑气收，荷花荡口碧波流。荷花今日是生日，郎与妾船开并头”。后人常用“并蒂莲”来表达爱情，估计就是从这首民歌中演化来的。
“荔月”，顾名思义是吃荔枝的月。六月，正是荔枝上市的时节。成熟的荔枝，光是剥掉壳的内膜时，就有“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娇”的美感，那果肉的洁白晶莹，更有“白玉薄笼妖色映，茜裙轻裼暗香飘”的妩媚。有史料说当年杨贵妃特别喜欢吃鲜荔枝，可是从岭南送鲜荔枝到长安，因荔枝不好保存，征集荔枝的人只好快马加鞭，沿途累死很多马。杜牧还专门写诗进行了讽刺：“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你可能看过这些诗：“又提精阳剑，蛟螭支节屠”“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且月今朝半夏辰，修行道者有疏亲”。可是，你懂“精阳”“林钟”“且月”这些词是指什么吗？它们也是六月的别称。至于“精阳”“林钟”“且月”等称谓，自然也有其来历，在此就不一一赘言。
徜徉在六月的天贶、观莲等古老的节日里，摇着一把团扇，泡一壶香茗，慢慢咀嚼六月的故事，细数六月别称的由来，缕缕清阴，沁人心脾，再大的溽暑，因着诗韵，心里亦是沁凉沁凉的。
六月诗里觅清阴
在中国，六月，正是炎炎酷暑之时。尽管谷风阵阵，也难挡滚滚热浪；莲叶田田，满池清阴亦难消声声蝉鸣。唯有在六月的诗词里，寻觅到一丝清凉，感悟到一缕慰藉。
六月的诗，是写给谁的？写给风？写给莲？还是写给蝉和孩子的？也许，都是！
六月，属于风的季节。
一袭南风吹来，顿觉暑气全消。晚唐诗人高骈《山亭夏日》中写道：“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精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庭院建在幽静的山间，凭窗而立，入眼的都是绿树浓阴，清阴缕缕；楼台倒映在水池中，楼影与嘉树交相辉映。微风拂过，水晶一样的帘子轻轻晃动，爬满墙架的蔷薇开得正旺，馥郁的香气也随之荡漾开来，充盈在庭院的每一个角落。山居的小屋，幽香清凉，让读者在六月的酷热中觅得一缕清香，无限清阴。
古老的华夏大地，六月，对一个农耕家庭是多么重要。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耕种的农人，在炎热难耐中，遇到南风送来的清凉，是多么惊喜。“仲夏苦雨干，二麦先后熟。南风吹陇亩，惠气散清淑。是为农夫庆，所望实其腹。”（赵孟頫《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奉懿旨撰》）多雨的季节已过，麦谷已熟，热浪炙烤着大地和收获的农人。可是一阵南风袭来，夹杂着谷物的清香，带着泥土的味儿，使得垄亩散发着瓜果成熟的芬芳。
人道西风不相识，可这六月的南风，是多情善解的。
长安三年，因权贵排挤，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内心极为郁悒不平。漫游金陵时，他想象一对小儿女在家门前树下游戏，极目远盼父亲的情景，不禁柔肠百结。诗人正为儿女相隔遥远而犯愁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李白《寄东鲁二稚子》），多情的南风，把诗人的思念之心瞬间吹到了千里之外的儿女跟前，顿解思念之苦。这南风，是传递人间骨肉亲情的使者。
世间最难忍事，莫过于有情人不得长相守。宋代词人赵彦端的体会应更深切吧：“留花翠幕，添香红袖，常恨情长春浅。”情在春不在，已是人生悲苦憾事，偏离歌已唱，离弦已断，离别在所难免。南风也来助兴，爽性叫哀伤更透彻？“南风吹酒玉虹翻，便忍听、离弦声断。”（《鹊桥仙·送路勉道赴长乐》）这南风，似乎也为离愁别恨所恼，一反平日脉脉温情的面容，一派肃杀，吹翻酒具，吹断离弦，和着有情人一道忧伤哀怨。
南风，在六月的诗词里，竟是隐士的伴侣。功名富贵无尽头，可人生总如白驹过隙，宦海如战场，到哪里安歇疲惫的灵魂？唯南风解人意，“风飘飘而吹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路伴着归隐道上的归田者。“渊明三径已催归，名利几时足。遥想五云多处，奏南风一曲。”（姚述尧《好事近》）陶渊明的小径长满了荒草，为了五斗米曾汲汲以求，如今他就像一只飞倦了的鸟，终于在南风的吹送下，驾着一叶轻舟回归田园。姚述尧的仕途颠簸，人生迷惘之际，他想起了陶潜的田园山水，遥望着五云多处，一曲《南风》，袅袅清音，直入心扉，丝丝抚慰着他劳顿的灵魂。
黄庭坚，才华横溢，却因奸馋迫害，一生仕途困顿，做着小官，诸多是非，沮丧之情油然而生。尽管“春尽也”，当他“心情老懒”，可“尤物解宜人”。是何物“解宜人”？原来是南风，像好友一般，引导他归隐，“有南风，好便回帆去”（黄庭坚《蓦山溪·山围江暮》）。乘着南风，回帆归隐，独善其身，在浊世也是一种坚守。
无论是落魄士子，羁旅离人，还是归田隐者，行走在六月的寂寂古道上，都因南风的抚慰，心灵不再孤单。“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西洲曲》南朝民歌），这善解人意的南风，天生就是为孤寂的灵魂而来的。
六月，属于莲的季节。
晓出净慈寺的杨万里，一眼望见西湖那无边无际的碧绿荷叶，赞美之词脱口而出：“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风光迤逦的西湖，有了这一碧万顷的荷叶和星星点点的映日红莲的装点，炎炎六月，缕缕清香，走在西湖堤上，大有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吧？一个“接”字，把一望无际的绿荷与远方天涯连接成一个整体，把西湖荷叶繁多茂盛的浩大境况，描摹得淋漓尽致。万绿丛中，红灼灼的莲花，高高挺立在碧荷之上，远远望去，可与红日争辉，这又是一种多么壮观的景象！诗人用一个“映”字，把灼灼其华的红莲敢与清晨刚从海上升起的那一轮巨大的火球似的红日争妍斗奇的情态，写得活灵活现，直接再现了清晨带着露水红得似火的红莲精神抖擞、鲜艳逼人的迷人姿态。
清晓的碧荷红莲，是这么灿烂，可黄昏的莲却显得异常清幽。白居易的《六月三日夜闻蝉》写道：“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渺茫的荷香飘来，竟然听到碧绿的荷叶上一滴滴清露滴落在池塘里的声音，这是一个怎样万籁寂静的世界！诗人用一个“坠”字，不仅写出了满池清净中小小露珠滴落的声音，更突出了跌落时的力度和落下时的动作过程。这一“坠”字，可谓神形兼备，惟妙惟肖，把读者带入彼情彼景之中。下一句也是特别注意炼字，明明是清凉的南风吹来，使得柳枝摇曳生姿，可作者却说是因为柳枝摇动而使得好风顿生。一个“生”字，故意颠置的因果，却写出了夏夜莲的可爱清幽，柳的多情灵动，风的乖巧应景。
说起六月的莲，人们常想起她“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高洁风姿，仿佛她远离人间烟火，是花中的冷美人。其实，六月的莲季，是一个极为热闹、风流浪漫的季节。六朝时的《西洲曲》就描绘了这样一个浪漫热烈的采莲场景：“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思念的郎君未至，姑娘只好将相思之情寄托在采莲上。一叶小舟，穿行在高过人头的红硕花丛和出水很高的圆圆叶盖之中，人面荷花相映红。看着青青的莲子，女子低头抚弄。一个“弄”字，抓住采莲的动作细节，将女子的温情和温柔，瞬间托出。莲子清如水般纯洁，而如水的又何止是莲子！分明还有采莲女如水的清纯，如水的温柔，如水的美丽。读着这采莲的诗句，一个水灵灵生机勃勃的美丽女子的形象，就从诗里站立起来了，她走过六朝，走过岁月的风霜，走向我们的生活。
“莲”谐同“怜”“恋”，这采莲也是有隐喻的。清代陈粲的《曲院风荷》写道：“六月荷花香满湖，红衣绿扇映清波。木兰舟上如花女，采得莲房爱子多。”这里不仅写了采莲的热闹，写了满湖的色彩缤纷、红绿相间、美女如花，更有一种隐喻，“莲房爱子多”，是不是隐喻着祈求女子婚后生子多？
六月，属于蝉与孩子的季节。
繁盛的六月，天气燥热，可绿杨阴里，到处是蝉声聒噪。蝉在古人眼里，是一个悲的意象。不说“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中作为囚徒的悲吟，就是在一般人眼里，都习惯以蝉喻离愁别绪。“新蝉忽发最高枝，不觉立听无限时。正遇友人来告别，一心分作两般悲。”（贾岛《闻蝉感怀》）这是借蝉声来写离愁。白居易的《六月三日夜闻蝉》中有“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再鸣”的句子，亦是听新蝉而愁。
把蝉声与时光流逝、壮士迟暮、思乡怀人、怀才不遇等情绪联系在一起的就更多。白居易的《早蝉》就是一个典型：“六月初七日，江头蝉始鸣。石楠深叶里，薄暮两三声。一催衰鬓色，再动故园情。西风殊未起，秋思先秋生。”听到初蝉之声，作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蝉声催人老，进而因老而思乡，秋还未至就产生了秋天落寞的情怀。就连一生乐观豁达的刘禹锡，也会因蝉声而动心。他在《答白刑部闻新蝉》中说：“蝉声未发前，已自感流年。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一听到蝉声，就感到流年如水，就觉得入耳凄凉。
为何古人爱把蝉声当作是悲切之音呢？蝉，作为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弱小生命体，朝饮甘露，暮咽高枝，夏生秋亡，在苍茫宇宙中显得微不足道，诗人常会触及自我人生短暂的感慨，加之蝉的叫声凄惨，诗人常借其表现凄楚哀婉之情。或寄托家国覆亡之恨，或表达诗人哀痛之情。当然，这都是人的主观情绪。正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蝉本无知，然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只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但是，在激进的诗人看来，蝉声预示美好。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就有：“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半夜的鸣蝉是丰年的象征，作者并未因蝉而悲，反而有一种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对儿童而言，六月的蝉，带来了美好的游戏和快乐的童年。袁枚的《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就把儿童的动作心理观察得极为细致，逼真地再现了儿童的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儿童，骑着黄牛走来。一个“骑”字写儿童的姿势，轻松自在。他的歌声震动林樾，调子高昂。一个“振”足见儿童的悠闲自得，无忧无虑。正当他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和自己的歌声中时，突然闭嘴不发声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树上有只蝉也和他一样在大声歌唱，他立即蹑手蹑脚走过去想抓住蝉来玩。这个“忽然闭口”，不仅写出了孩子的心理，还写出了天真烂漫的动作。捕蝉对孩子而言，是一件多么快活的事。除了捕蝉，六月给儿童提供的游戏实在太多。“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午睡起来的作者是那么闲适，可是儿童在午间却忙碌得很，他们在捉柳花。柳花不是摘，为何是“捉”？儿童的眼里、心里，柳花也像只蝴蝶或是只虫虫，需要捉。足见在孩子眼里，大自然是多么神奇和美好，这也说明孩子是多快活多天真。如果在这盛夏，能找到吃的，儿童更是得意忘形。陆游的“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一个“卧”字，把儿童的淘气、率真、随性写得淋漓尽致。小儿子卧倒溪头，边剥莲蓬边往嘴里塞的可爱情态，如在眼前。
六月，一个烈日炎炎的季节，行走在六月的诗里，觅得的不仅是生机和欢喜，更有袅袅清韵……
九月茱萸最关情
草木缘情。这或许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野外的那株茱萸，它和千千万万的草木一样，生在泥里，飘在风中，栉风沐雨，花开花落，顺应自然。可是，当九月的茱萸与诗人巧遇，顿时结下美丽的情缘。从此，她就堂而皇之登上了正统文学的殿堂，成了一种永恒情感的寄托，演绎出一种遍插茱萸清香不绝的民风民俗，把重阳佳节渲染得诗意绵绵。
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是一种常绿带香的植物，可药，可食，可玩赏。这些实用的价值，先民们早已将她利用得淋漓尽致。《千金食治》《唐本草》《齐民要术》《本草纲目》都对它的药用功效做了详尽的阐述。川菜的特征，首先表现在辣。没有辣椒的年代，川人靠什么做辣料呢？据说就是靠这茱萸，因为茱萸性辛辣。茱萸的花，也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况且还带着一身香气，文人墨客、田夫野老对它顾盼多情，自是常见之态。只是茱萸为何成为诗人钟情之物？进入诗词中，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个钟情于它的又是何人？
植物入诗，在中国是早有传统的。早在《诗经》的时代，先民就将劳动中常见的植物用作比兴之物，来婉曲地寄托自己的感情。苍苍之蒹葭、参差之荇菜、沃若之桑叶、有炜之彤管，这些常见的植物，一时都成了爱情的代言物。据统计，《诗》305篇，写植物的有135篇，可见草木非无知，寸寸皆关情。但是，像茱萸这种植物，不论朝代更替，跨度千年却还有诗人乐此不疲吟诵它，借它来传达自己的悠远情怀、真切思念，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学术问题。
史载，早在汉初，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民间有用绛囊盛茱萸挂在手臂上，登高望远，许愿祈福，喝菊花酒，以消除厄运、避开恶气的风俗。茱萸有强烈的幽香气味，正好是九月成熟，具有杀虫消毒、逐寒祛风的功能。古人相信“悬茱萸于屋，而鬼不入”。《淮南万毕术》就说：“井上宜种茱萸，茱萸叶落井中，饮此水无瘟疫。悬茱萸于屋内，鬼畏不入。”《风土记》中说：“俗尚九月九日谓上九，茱萸气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
也许，美好的习俗，旷远的传说，是激发诗人情愫的催化剂。茱萸既是香料，又是可做食用、药用的材料，它与诗意盎然的菊花酒，以及象征亲友团聚的古老节日相伴而行，自然会得到诗人的青睐。九月的秋风，催烈了茱萸的香气；茱萸的馥郁芬芳，浓郁了重阳佳节的吉祥。诗人们用茱萸来涂抹重阳的金色和人间至情的醇厚，茱萸从此就成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文化符号。
试想重阳之日，天高云淡，男女老幼臂悬茱萸囊，口饮菊花酒，呼朋引伴，登高祈福的情景，会引发多少诗情与遐想。而今可查的最早记录这种盛况的文字资料是晋代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晋朝周处的《风土记》也说：“以重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又云茱萸会。”此情、此景、此时，士人们能不诗情喷薄，激情腾飞么！
今人熟知写茱萸的诗，大多数恐怕是从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了解到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茱萸遍插，可是以往一起登高的兄弟，如今却各奔东西，宦游四海。独在异乡的游子，对手足亲情的思念，却是那么隽永深刻。这茱萸，分明就是故乡和亲人的代表，是思乡怀人的载体。
重阳佩茱萸的习俗在南北朝至唐代最为盛行，写茱萸的诗自然非常之多。光唐诗中涉及“茱萸”的就数不胜数。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四中仅列了十多个人，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王维就不止一次写茱萸，杜甫、朱放都有直接写茱萸的诗。杜甫在《九日蓝田崔氏庄》中有“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的句子。虽然和王维诗一样，茱萸抒写着主人公的忧思之情，但杜诗的茱萸是一种漂泊天涯，老迈无依，生命不知何时会骤然终了的旷远之悲，渲染的是一种极度没落萧条的气氛。其悲的意义要比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深广得多。
虽然作者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但进入诗词中的茱萸，有两点是相通的。一是茱萸必与九日重阳相伴，它和重阳是紧密相连、相得益彰的关系，也可看作是重阳的代名词。如王昌龄的《九日登高》、戴叔伦的《登高回乘月寻僧》、卢纶的《九日奉陪侍郎登白楼》、白居易的《九日寄微之》，写的都是重阳节的茱萸。二是茱萸所关之情，大多是离情别绪，给人一种落寞伤怀的意气。像王昌龄的“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白居易的“蟋蟀声寒初过雨，茱萸色浅未经霜”、何思澄的“新知虽可悦，不异茱萸香。妾有凤雏曲，非为陌上桑。荐君君不御，抱瑟自悲凉”，无不透着或浓或淡的悲绪。就连乐观放达的李白，见到茱萸时也会伤感，“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茱萸成熟于九月，而九月已是暮秋了，文人墨客的心较之一般人要敏感，情感要细腻，看到萧索秋风中的茱萸，自然泛起对人生秋天的思考，对韶华已逝的伤感，对人生际遇的落寞。平生种种遭际，浓缩在笔下的茱萸中，自然会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伤感气息。
当然，在帝王与武士的眼里，茱萸又是另一种风采，它是热烈豪情的载体，是胜利者的喜悦象征。南朝的宋武帝刘裕在项羽曾经戏马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城南，重阳节时宴群僚于戏马台上，把茱萸当作犒赏全军的奖品，当时获得茱萸的将士，该是多么荣幸，多么自豪！“天门神武树元勋，九日茱萸飨六军”（储光羲的《登戏马台作》）就记载了茱萸被作为皇恩豪奖的盛况。
一花一世界，一草一人情。九月的茱萸，从远古走来，它不仅承载着汉民族深广的历史文化，更承载着历代士人的种种情愫，秋风渐起，凝望历史的时空，九月的茱萸最是关情。
诗意悠远的南山
物象，一旦被人赋予某种特定情感，就成了意象。南山这一物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因文人世代的附会，也成了一个意蕴极为丰富的文化符号。
在远古时代，南山就引人向往。它不仅是标明方位的山，更承载着旷远诗韵和悠久文明。
第一次认识南山，是在儿童时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有“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句。“幽幽南山”，是指清幽遥远的向南的山吗？每读此句，总把年幼的我勾得魂不守舍，总想了解“幽幽”南山到底在远古的哪个坐标系上。
后来读《诗经》，发现305篇中，光写“南山”的诗就有十首之多。像《草虫》《殷其雷》《齐风·南山》《曹风·候人》《天保》《南山有台》《斯干》《节南山》《蓼莪》《信南山》即是。当然，这些诗中的南山也非指一处，是当时各诸侯国不同的山名而已。
说起“南山”，我们就会想到对高寿的遥想和美好的祝福，像“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大概这南山就是青春常在，人生不老的象征。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这种象征大概起源于《诗经》中的《小雅·天保》和《小雅·南山有台》两首诗。
《小雅·天保》的末章有“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的诗句，估计是一位大臣给君王祝寿时唱的赞歌。意思是，“您像永恒的明月，您像东升的太阳。像南山一样长寿，永不减损不塌崩。像松柏一样繁茂，福寿都由您传承”。作者用南山等一系列的比喻句来表达对君王的美好祝福。
《小雅·南山有台》的第一、二章也是借南山来祝寿的：“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大概因山的变化很小，山又是牢固坚实的代表，所以古人用山来指代长寿。另外，《信南山》中，也有类似的印证，像它的首章就有“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的诗句。这里的南山就是万寿无疆的标志。
其实，在远古时期，南山的文化含义还远不止这些。还有情事说和忧愁说。
闻一多先生认为，南山与男女情事有关，说《曹风·候人》“末章四句全是用典，用一个古代神话的典故来咏那曹女”（《闻一多全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88页）。什么典故呢？“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这四句据说是写高唐神女的传说。宋玉的《高唐赋》就记载了楚襄王梦见自己和巫山神女见面后怦然心动的故事。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也是用这个典故。因神话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将发生在巫山的事与会稽山的“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国语·鲁语》）混为一谈，两座山也混同了，会稽山又叫南山。于是，南山也因“禹召诸神，会稽南山。执玉万国，天下安宁”（《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而成为专指男女情事的意象了。后世也就在这些神话的基础上，演绎出一个个与南山有关的爱情故事。
远古时代，男欢女爱还是比较自然的，男女幽会大多选在山野水边草地，《诗经》里的爱情与草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是“彼采葛兮”，都是野地里的爱情故事。那么，长满杂草、云遮雾罩的山与男女爱情联系在一起，自然也有几分浪漫了。
当“南山律律，飘风发发”“南山律律，飘风弗弗”（《小雅·蓼莪》）时，这南山就成了忧愁怨愤的代表。诗人在险峻的南山，冒着呼啸的朔风艰难行役时，想到“我独不卒”，连父母双亲都不能养老送终，内心是多么忧愁悲苦。有“诗鬼”之称的李贺，一生郁悒不得志，他也借南山来表达自己的失意忧愁。“抚旧唯销魂，南山坐悲峭”，这高峻的南山，就是诗人心中无以排解的块垒。
令人奇怪的是，陶渊明也是一生落魄，但是南山在他的眼里，却是极为温暖的精神田园。他的一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淡泊恬然的心境、高远清雅的境界，撩拨得后人对南山产生了无限美好的联想。这南山，就是陶渊明的精神家园；亦是红尘俗世中，落魄士子安歇灵魂的故乡。
据说有新加坡的学者到陶渊明故里来考证“悠然见南山”的情景，但是怎么也无法在陶渊明的东篱看见有向南的山，只能望见北山，很多汉学者甚为不解。其实，南山在哪里并不重要，陶渊明笔下的南山也未必就是实写的某座山。中国的艺术是讲究虚的，宗白华先生早在《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中就作过阐述。如果你非要对古人诗中的某些事探究个来龙去脉，恐怕会令你失望。
随着时代的发展，南山的文化意义，除了象征生命永久寿高福多一直流传外，其他如代表男女情事和失意幽怨的含义，都在慢慢消逝。无论先民用南山来象征什么，我觉得，以“南”代表阳光，代表温暖是最主要的。中国人的方位意识极强，阴宅阳宅都讲究正北正南，坐北朝南，以接受阳光。南是向着太阳的一面，它就是阳光和温暖的代名词。隐居南山的陶潜，因着温暖的阳光，内心亦变得明净平和。这或许就是古人把诸多神奇浪漫的事，安上“南山”这个意象的原因吧。
寻觅“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行走在悠然的南山古道上，南山，带给我们的，何止是悠长的诗韵，更是厚重的文化历史。
南山，一个包孕着中华古老文明与厚重历史的文化符号！
“义”的前世今生
说起“义”，自然就会联想到正义、道义、义气等。但是，“义”的前世今生到底是怎样的呢？
远古时代，“义”就出现在先民的重大战事活动中。最初的“义”，写作“義”，与“义气”没有半点关系。“義”的上面是头羊，下面的“我”是件武器。“我”在《说文解字》中的写法是，它的右边是戈，左边是三叉戟。“義”的意思就是杀羊。什么时候杀羊呢？自然是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比如军队出征，这是需要祭祀的，以显示军威。因“义”的场合庄严、隆重，与特定的仪式有关，后来“义”又慢慢发展成为“仪”，这一层意思不是本文要涉及的。
因“义”的本意是重大活动时祭祀杀羊，后来就引申为一种庄严的道德准则，成为与“利”相关联的观念，如“义，利之本也”。从此，“义”的出现常常需要与“利”结伴而行，从而形成“义利”之说。
据文献所载，形成“义利”的概念，早在夏、商时代。《尚书·盘庚》有“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之说。《高宗肜日》中亦有“惟天鉴下民，典厥义”（上天考查下民，根据的是他们是否按义理行事）的说法。这时的“义”就是一种道德准则。《尚书·洪范》中明确提出了“遵王之义”的原则。周代就是遵“义”来治国的。
春秋时期，对“义”的探讨，思想家们更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义以生利”，也有人将义、利相对应起来，认为“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既然义与利相伴而行，面对义与利，该如何取舍呢？老子认为，对待义、利应“少私寡欲”。老子之后的庄子，他干脆用对义与利的态度来区分世俗的君子、小人。他说：“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对“义”论述最多的，莫过于孔子儒家。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急需用“义”的规则来匡正人的思想，《论语》中光“义”字就提到过24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这些论述，几乎成了儒家影响后世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尽管儒、道两家对待政治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道家老庄主张无为而治，遁世远人；而儒家则是主张积极入世，明知不可而为之。可是，在对待“义”的态度上，儒、道又达到了惊人的相似，面对义与利的冲突，都主张重义轻利。这说明不管哪个思想流派，对作为社会人所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良俗，是约定俗成的。
自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士人的思想受到了钳制，再到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中国的文化主流就是儒家文化，以致有人评价，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国文化。所以，后世文人学者，对义的内涵的阐述，基本是在儒家的框子之内打转。
直到东汉曹操，他对“义”的理解仍是与儒家一脉相通的。“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曹操《蒿里行》），在曹操的心里，犯上作乱就是儒家所说的不义，那么讨伐作乱之人的人，就是代表正道的“义士”。就连女流之辈的蔡文姬，也是把铲除“不详”的人当作是义师，“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详”（汉·蔡文姬《悲愤诗》）。曹、蔡对“义”的理解是一致的，这说明同时代生活在同一个大环境下的人的认知是差不多的。这或许就是道德的同一律吧。
延续到唐代，凡是符合国家主流利益的行为，就被称作是义举，这时的“义”已经是“道义、正义”的代名词了。如抗击外族他国或平定国内叛乱的军队，因他们的行动代表国家主流意愿，被称作是“义师”。李白在《越中览古》中就把参与灭吴的战士称作“义士”：“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这里的“义士”就是越国的军人。
把“义”当成“正义、道义”，并非是个案，唐人杜甫、许浑都是这样认为的。“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杜甫《悲陈陶》）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年）冬，唐军跟安史之乱的叛军在陈陶作战，唐军四五万人几乎全军覆没。这些平乱的军队，他们是正义之师，所以，杜甫称他们为义军，以此表达对平叛之师的敬意。镇压叛乱的义军全军覆没，作者感到无限哀痛，于是，他把主观之哀情通过描写天地辽阔、空蒙凄清、寂静肃穆的环境，以天地同悲来沉痛悼念“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悲惨事件。
在许浑的眼里，义，就是得道、有道。隋炀帝杨广为了东游广陵（扬州），不惜倾全国民力财力开凿一条运河。当他穷奢极欲为所欲为时，最后被唐军所灭。“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许浑《汴河亭》）。作者借用陈后主骄奢荒淫而筑景阳城，终为隋朝所灭的典故说明隋灭陈是有道之军，而唐灭隋的时候，唐是有道之军。作者实际是讽喻晚唐统治者，如果不吸取教训，也会被有道之军所灭。
到了宋代，“义”已经从道义、正义向情义、侠义演变了，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情感色彩，江湖义气重，国家大义退隐到历史的长卷中。宋人廖行之的“诗豪气侠负家传，平生重义不重钱”（《和汤无邪》），就刻画了一个诗豪气侠、重义轻财的侠士形象。苏轼也说：“知人得数士，重义忘千金。”为了朋友之义气，就是千金都可以忘却。可见古人对情义的重视。
一部《水浒传》，更是把江湖义气渲染得淋漓尽致。宋江为了兄弟之义杀了阎婆惜，燕青为了对主人卢俊义尽忠尽义，当卢俊义被官府抄家发配，大难来临，他还是暗中保护，并射杀董超、薛霸。在梁山英雄眼里，犯不犯法不是要考虑的，但江湖义气是不能不考虑的。当江湖义气凌驾于法律之上时，恰恰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混乱，社会成员的愚昧无知状况。
由于“义”走向了私人领域，有关“义”的成语更是不胜枚举。人们把重感情懂恩义并敢于为正义而奋斗的人，称为“多情多义”“大仁大义”“深明大义”“义薄云天”“舍生取义”的人；而对只为自己打算，不顾他人的人，就会用“薄情寡义”“无情无义”“见利忘义”“不仁不义”“背信弃义”等词来形容。一个“义”字，打上了丰富的感情色彩。
义从诞生之初就承载着重大的使命，它沿着五千年的华夏历史一直走来，不断演绎，含义越来越丰富。由当初的杀羊祭祀，慢慢发展为义理、准则，再到道义、正义，乃至情义和江湖义气，每个历史阶段，它都有浓墨重彩的故事。在法制健全的今天，义，不再是江湖侠气了，它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正义、道义。
不过，无论义的前世有多少丰富的内涵，它的今生就是浩然正气、凛然正义，它的铁肩所担的道义，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捍卫法律的神威！
可以说，义，它的前世今生，是一部社会进化的历史大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