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巴菲特在一次股东大会上说：“Only when the tide goes out do you discover who's been swimming naked.”这句话，国内一般翻译为：“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在裸泳。”
“知道是谁在裸泳”，当然也是编撰“中国当代美学前沿丛书”的目的。也因此，在筹备之初，我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丛书不分亲疏，不论学派，不看头衔，不比项目和获奖，一切以当代美学史上的‘首创’与‘独创’成果为入选标准，力争讲好中国当代美学的故事，力争描绘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当代中国的美学地图。”而在丛书的第一辑，经过多方征求意见，最终选择的则是缘起于20世纪50年代、新时期的最初十年曾经一统当代中国美学天下的实践美学，以及新时期以来涌现出来的最具创新意蕴的四家美学新学说，以出现的时间为序，它们分别是：情本境界论生命美学、主体间性超越论美学、新实践美学和实践存在论美学。为此，我要衷心感谢张玉能、朱立元、杨春时、徐碧辉等几位美学名家在百忙中的鼎力相助。
遴选的标准是“首创”与“独创”，也就是“原创”。这也许会令一些人不习惯。因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以学会头衔、学校职务、荣誉称号、重大项目、核心期刊乃至获奖等来判断学术贡献，“著书立说”都逐渐不再是学术地位的评价标准。甚至，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偶尔我们还会看到个别人明里暗里地对“著书立说”冷嘲热讽。然而，这实在是极不正常的，而且也已经阻碍了美学的健康发展。当前的“破四唯”，应该说就是对此的及时反拨。美学的尊严从来都是靠独立思考、靠原创赢得的。于他人不思处思，于他人不疑处疑，反思、拷问、批判、创造，虔诚地“听”，也勇敢地“说”，一直都是美学之为美学的立身之本。因此，美学也就必然是高难度、高风险的，必然是“子革父命”“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更必然亟待思想的登场、智慧的登场。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提出问题，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去解决问题，“让思想冲破牢笼”，让原创的星星之火、“首创”“独创”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无疑都是美学研究中的必然与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明里暗里地对“著书立说”冷嘲热讽，则应该说恰恰暴露了在原创方面、在“首创”“独创”方面的先天恐惧。然而，没有人能够两次踏入同一条美学的河流。不敢去正视这一点，就会把美学研究异变为教科书式的、流水线式的研究。如此一来，美学的眼睛不再是长在前额的，而是长在脑后了。抄标准答案，不敢越雷池半步，心甘情愿地成为美学卫星、美学流星，成为不会说话的美学哑巴，或者成为随风摇摆的墙上芦苇，什么课题都敢接，什么课题也都能做……以至于“古人、洋人研究美学，而我们只研究古人、洋人的美学”竟俨然成为一时之风范。尤其是利用外文资料进入国内学术界的时间差去抢先引经据典，拾几句洋人的牙慧，快速制作出“一杯水加一滴牛奶”式的稀释的学术论著，这种做法更是屡见不鲜。因此，“著名”而不“留名”，也就成为一种常见的莫名尴尬。可是，作为美学大国，为什么就不能建立自己的美学自信？为什么不能去鼓励中国的美学家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离开古人和洋人就不会说话甚至不敢说话？诸如此类，亟待引起我们的深层思考。
除了“著书立说”，还可能引起争议的，是“开宗立派”。然而，这实在是把美学常识变成了美学雷区。不知从何时开始，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派系”“派别”“某某派”都有意无意地被涂抹了一层厚厚的负面色彩，因此，“开宗立派”也就成为某种禁忌，“不立学派”，甚至成为某些学者的一种自我表扬的方式。然而，这实在是对于美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的特殊存在方式的隔膜。其实，“著书立说”的极致，就是“开宗立派”。“著书立说”与“首创”“独创”亦即“原创”一脉相承，“开宗立派”更是与“首创”“独创”亦即“原创”一脉相承。这是因为，美学派别的存在以及美学派别之间的否定，都是美学得以存在的基础，更是美学学科成熟的标志。美学一定是有派别的，一定是各有所是、“自以为是”的。美学只能在派别中存在，美学派别以外的一言九鼎的美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除非它是平庸的美学、虚假的美学、为了职称项目奖励头衔的美学等。而且，号称万能公式、灵丹妙药、包治百病的美学一定是虚假的。也因此，但凡崇尚“首创”“独创”亦即“原创”的美学家都必然会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也必然会是对于另一旧派别的美学主张的颠覆，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全都坚信，他们有能力结束哲学的混乱，开辟某种全新的东西，它终将提高哲学思想的价值。”[1]也因此，“首创”“独创”亦即“原创”的美学学说以美学舞台为黑格尔所谓的“厮杀的战场”，毅然认定只有自己才找到了“庙里的神”，毅然认定只有自己的美学才是唯一的美学，因此而不惜互相批判、互相讨伐，这都是十分正常的。而且，美学的自我批判也正是借助于此才得以完成的。叔本华说，哲学就像一个“多头怪物”，十分精彩。也因此，尊重美学派别的存在，鼓励美学派别的存在，应该被视为一种起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学术伦理。
何况，没有学派，必有宗派、帮派。大凡竭力反对美学派别者，往往都是在暗自庇护着自己由此而得利的公开的或隐秘的学术江湖。更不要说，在美学界，门派林立早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可是，既然门派林立是被公开鼓励的，那么作为美学发展之必然的学派为什么就不被允许？须知，学派从来都是门派的必然补充，也是门派不至于走向宗派、帮派的必然保证。门派、学派共存，才是美学界期待看到的良好局面。更不要说，派别林立还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基本经验与宝贵财富。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代美学正是从美学四派的确立发端的。它意味着：美学派别在美学学科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其实早已成为共识。无论是否使用“美学学派”称谓，美学学派的产生显然都应该是美学学科走出万马齐喑、走向百花齐放的关键性指标。这样看来，美学学科的成熟，一定首先是美学派别的成熟，舍此别无他途！因此，就美学派别而言，有，比没有好；多，也比少好。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绝对来不得半点含糊！而且，提倡“著书”，就更要提倡“立说”；保护门派，也更要保护学派、流派。当然，在诸家诸说之间，都应该以尊重他者的存在作为前提。它们彼此之间是合作的关系，不应该老死不相往来。只有宗派、帮派彼此之间才会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学派之间也不是输赢、对错的关系，而是互补双赢的关系。戴着偏光镜，具有特定理论偏向，是美学派别的特征。美学派别就是一个被偏振过滤的世界，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以及能看到的。关键是要有理有据、合理合法。自以为是地将美学学派的思考斥为“虚妄”“没有价值”，从而对别人的工作横加指责，以至于“光武故人”摇身一变而为“瑜亮情结”，都是极为不妥的。其实，正是学派之间的反向积累、互相补足，才促成了美学学科的相对均衡的良性发展，使得美学学科具有和而不同的良性发展与弹性空间，不至于单调枯萎，不至于一家独大；因此，要宽容地对待各学派成员内部的经常性的学术互动，宽容地对待各学派为自己学派的摇旗呐喊。只要是实事求是的而非自吹自擂的，一切就都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不必去过分解读，更不必做诛心之论。因为，“中国气派的当代美学”，只能从学派林立的中国当代美学中涌现出来。摆脱“唯西方独尊”和“西方美学本土化”的尴尬，乃至进入“中国美学世界化”的康庄大道，也只能在学派林立的中国当代美学中实现。
当然，美学学派从来都不是自封的。沙砾还是金子，不能靠“扯旗抱团”的办法来检验，而应该历经冲刷筛选。在这个方面，时间才是过滤器。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为例，一般认为，这场讨论以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在1956年6月的《文艺报》发表作为标志，持续时间长达九年。但是，美学四派的概括，却是等到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蒋孔阳先生在1979年写的《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一文的出现才逐渐得到了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广泛认同，并且流传至今。其间，已经走过了二十三年的历程。即便是刨除“文革”时期，也已经走过十三年的历程。再看实践美学，则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是被后人追认的（一般认为是李丕显在1981年提出的，参见他的《为建立实践观点美学体系而努力——初读李泽厚的〈美学论集〉》，载于《美学》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已经是二十五年以后。即便刨除“文革”的十年，也是在十五年以后。至于提出者本人，李泽厚是在2004年才接受“实践美学”这个称谓的。再看本丛书所收入的论生命美学、主体间性超越论美学、新实践美学和实践存在论美学这新时期美学新四说，它们究竟是不是新时期美学新四派，这里我暂不去论及，但是它们都堪称认真的学术探索，却是无可置疑的。起码，它们问世全都已经超过了十三年，时间长的则已经三十六年，时间短些的也已经将近二十年。并且，它们都早已成为美学界的专有名词，有了独立的生命。可以认定，它们也都已经获得了学界后人的拥护。思想的深刻、思想的魅力乃至思想的穿透力，在它们之中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因此，在这个方面，事后去过度猜测“开风气之先”的美学学者的“扯旗抱团”动机，显然也是不公正的。其他美学学者暂且不论，就以我本人为例，我是在1985年提出美学研究应当以“生命”为现代视界的，距今已经三十六年，而真正写出《生命美学》则是在1991年。而且，只要了解当时的情况的美学界同人就都知道，在三十六年前，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生命美学而且不惜与主流美学“对着干”，是找不到人跟自己“扯旗抱团”的，还反倒是自谋绝路、自我隔离，意味着与项目、获奖、学术头衔、学会职务等背道而驰。更不要说，2000年以后，我本人甚至完全离开了美学界十八年之久，因此也就更谈不上“扯旗抱团”了。坦率而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应该是我本人一直以来的心声。我相信，这也应该是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迄今所有勇于提出美学新说的美学学者的心声！
还需要说明的是，当下的美学界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崛起中的美学新学说甚至美学新学派也不只是我们在丛书第一辑中所收录的除实践美学之外的这四家四说，还有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以及中外美学、文艺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等方面的名家名说。但是，不论是就“首创”来看，还是就“独创”而论，这诸家诸说却很难出于这四家四说之右。最早完成了从一般本体论到基础本体论的转向的，毕竟是这四家四说（尽管它们内部还有时间早晚的不同），这应该是不存在争议的美学事实。中国当代的第三次美学大讨论，也主要是在这四家四说中展开的，这应该同样是不存在争议的美学事实。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以及中外美学、文艺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等方面的名家名说，则大多都是在这个本体论转向的影响下出现的，因此在时间上也都晚于这四家四说，而且，其“首创”和“独创”的价值也主要是在门类美学的意义上。因此，立足于尊重“首创”和“独创”这一学术史考察的学术伦理底线，也意在鲜明区别于某种以亲疏、门派、头衔、官职等为标准去“乱点鸳鸯谱”的不良做法，我们在第一辑率先收录了除实践美学之外的这四家四说。至于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以及中外美学、文艺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等方面的名家名说，如果有可能，当然理应在后面几辑中隆重推出。
最后，再次感谢张玉能、朱立元、杨春时、徐碧辉等几位美学名家的辛勤工作，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执行董事章华荣先生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各位责任编辑的积极努力。
1998年，是北京大学的百年诞辰。张世英先生曾经感叹：可惜现在北大最缺乏的是学派的建立，如果北大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学派林立，那才具有“大校风采”和“大家气象”。
我要说，对于美学界，这也是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的美学界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学派林立，那才具有“大国风采”和“大家气象”！
是为序。
潘知常
2021年6月1日，南京卧龙湖，明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