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家庭是我的资本，亦是我的动力
01
接受意味着全力以赴
在我的孩提时代，家里的女性会客厅里有一个巨大的红木秋千。1939年，印度马德拉斯，我的祖父在一条绿树成荫的道路上建造这座房子时，用四条长长的铁链把它固定在了天花板上。
无数故事就伴随着这座秋千的轻柔摇荡，在印度南部的高温下拉开了序幕。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及表兄弟姐妹——身着紫红色、蓝色或者黄色的简单纱丽——在每个傍晚坐在秋千上摇荡。她们端着一杯杯加了牛奶和糖的咖啡，赤裸的双脚一次次碰触地面，以保持秋千持续摇晃。她们计划餐食，比较各自孩子的成绩，仔细研究印度的占星术，为自己的女儿们或其庞大家族中的其他年轻人寻找合适的伴侣。政治、食物、当地的小道传闻、服装、宗教、音乐还有书籍都是她们的谈资。她们高声谈论着，不断变换着话题。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和姐姐钱德瑞卡，还有弟弟南杜一起在秋千上玩耍。我们一边摇晃，一边哼唱我们的校歌——《泰迪熊野餐之歌》《啄木鸟之歌》《祖父的时钟》，有时也会唱披头士和克里夫·理查德的歌，还有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海滩男孩的曲调——《一周八天》《单身汉男孩》《芭芭拉·安》。我们一起打盹儿，一起嬉笑，一起阅读伊妮德·布莱顿、里奇玛尔·克罗普顿和弗兰克·理查兹的英国儿童小说。我们在闪亮的红砖地面上嬉闹玩笑。
我们的房子宽敞且通风，一到节假日，我的10多个表兄弟姐妹总会聚集在这里，同我一起把自己想象的剧情表演出来，那座秋千便成了让演出更精彩的重要道具。我们的祖父母、父母和叔叔阿姨们也会拿着潦草地写着“单人票”的碎报纸一起过来观看。他们可以随意评价我们的表演，也可以在下面聊天甚至直接走开。我的童年世界并未充满着类似于“干得好”这样的夸赞，我收到的更多的评价是“那很一般”，或者“这就是你的最佳状态吗”。我的家庭习惯于真诚以待，而不是予我以虚假的鼓励。
当然，任何评价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日子忙碌而欢乐，被珍视的感觉美妙无比。我们运动、欢笑，玩一个接一个的游戏。我们捉迷藏、爬树、采摘生长在房子周围花园里的芒果和番石榴。我们盘腿围成一圈，坐在地上吃饭，母亲则坐在中间，从陶土碗里舀出小扁豆炖肉和凝乳米饭，然后把印度泡菜盛在香蕉叶做的盘子上。
如果晚上有表兄妹来访，秋千就会被拆掉——将油亮的木板从银色的链子上拆下来，搬到后廊存放一夜。我们便在这个房间列队睡觉。男生和女生各一排，身下是一个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垫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枕头和棉质床单，有时候也会加上蚊帐。
如果当天有电，我们头顶上的风扇就会懒洋洋地转动起来，假装可以打破这炎热的天气。我们会把水洒在周围的地上，希望水的蒸发能让这个地方凉快下来。
像当时印度的许多房子一样，我们的房子被叫作拉克什米·尼拉亚姆。房子里正对着入口门廊处也有一个很大的男性会客厅，透过一扇扇四方形的大窗户就能轻易看到进进出出的人们。
我的祖父是一位退休的地区法官，他用自己所有的积蓄设计并建造了这座宏伟的、带有露台和阳台的双层住宅。不过，他几乎只待在男性会客厅中：他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帆布安乐椅上读书看报，或是在一张带有深蓝色衬垫的木雕长沙发上安然入睡。
祖父总是热情地欢迎来访者，尽管他们大多是不请自来的。男人们聚在房间的两个大沙发上，谈论国际局势、当地政治或时事。针对政府或公司如何帮助大众，每个人都表达着自己独到鲜明的看法。他们使用泰米尔语或英语，抑或两种语言混合使用。孩子们则在其他房间里闲逛、阅读或做作业。我叫我的祖父“萨萨”。我从未见过任何女性当着祖父的面进入男性会客厅并坐下，我母亲也只能在打扫或给来访者送上咖啡或小吃时进去，随后立即离开。
我们家的《牛津英语词典》和《剑桥词典》都是用酒红色皮革装订的，它们被放在一张木桌上。祖父曾经让我和姐姐读《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这是查尔斯·狄更斯写的一本近1 000页的小说。有时祖父会拿起书，随意翻开，指着其中某一页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不知道，他会说：“你不是说你已经读过这几页了吗？”我只好立刻去查阅这个词，并且造两个句子以表明我真的已经理解了它的词意。
萨萨是我崇拜和敬爱的人，他的全名是纳拉亚纳·萨尔马，于1883年出生在喀拉拉邦巴尔卡德。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里曾是马德拉斯的一部分。当我入学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祖父身高约五英尺七英寸[1]，身形瘦削，戴着厚厚的双焦距眼镜，威严坚毅又不乏温和。他总穿着熨烫齐整的浅色半袖衬衫与白色腰布。从没有人敢在他说话的时候插嘴。祖父年轻时学习过数学和法律，然后办理了数十年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他的婚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团，祖父与祖母有八个孩子，但在我对祖母生前的印象中，两人似乎从不交流，而且在房子的不同房间居住。祖父把大量心力倾注在了年幼的孙辈身上，他会给我们讲解深奥的书籍或思想，解释几何定理，要求我们详细汇报在学校学到了什么。
我从未对居住在男性会客厅的这位房子的首脑——当然也是整个家族的主宰——产生过任何怀疑。
我们热闹的生活核心是在男性会客厅的另一头，那个有着巨大红木秋千和红砖地面的开放式空间，这里也是我母亲让整座房子保持生机的地方。莎昆塔拉是我母亲的帮手，这位年轻的女子负责用户外的水龙头洗碗及拖地。
我母亲总是处于高速运转状态——做饭、打扫卫生、大声发号施令、照顾所有人，或者跟着收音机一起歌唱。一旦她不在家，家里会陷入一片死寂。没有人喜欢那样。
我父亲则与那个时代和环境中的其他男性不同，他会帮忙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父亲拥有数学硕士学位，在一家银行工作。平日里他会购买生活用品，帮忙整理床铺，并且乐于在母亲做了他最喜爱的食物时真诚地夸赞。他通常允许我做他的小跟屁虫。父亲是一个安静又具备智慧和幽默感的人。我经常引用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一句话：我们有两只耳朵和一张嘴，所以我们能听的应该是能说的两倍。我的父亲正是这句话的真实例子，他善于避开一切紧张的局面而不使之恶化。
父亲每个月都会把他的薪水交给母亲，让母亲自己安排日常开支。母亲把所有的交易记录在一张名为“现金支出”的纸上，并每周对账目进行结算。这是她凭借直觉创建的一套账簿系统，到现在我都为她无师自通的会计能力感到惊讶。
对孩提时代的我们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马德拉斯是一个广阔却相当朴素的地方。这个城市大约有150万人口，每天早上4点，当祈祷的歌声和自行车铃声响彻晴空时，这座沉睡、单调且安全的城市就开始苏醒，直到每晚8点全城熄灯，所有的商店、餐厅、娱乐场所关门闭户，年轻人回家学习。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距163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登陆此地海岸已过去300多年，我们居住在这个既保留了古老的印度庙宇，也有19世纪殖民统治时期的办公室、法院、学校和教堂的城市。绿树成荫，宽阔的街道上停满了公共汽车、摩托车、黄包车、自行车和几辆汽车——通常是小小的菲亚特或大使牌轿车。城市的空气干净清新。偶尔我们也会去孟加拉湾绵延6英里[2]的滨海沙滩——玛里纳海滩。但在大人看来，浩瀚神秘的海洋最好是远距离欣赏为妙。因此我们只能坐在沙滩或草地上，绝不能靠近水边，以防被海浪卷走。
马德拉斯是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于1996年更名为金奈，纺织、汽车制造和食品加工及新兴的软件外包行业是这座城市的主要经济来源。这里不仅遍布著名高校，也是印度南部古典艺术的殿堂。艺术家们在这里交流古老的卡纳塔克音乐和婆罗多舞——这是一种充满表现力与节奏感的舞剧形式。每年12月的艺术节闻名遐迩，每到此时，城市里就会挤满游客。我们一边欣赏收音机里的音乐会，一边洗耳恭听这一整月都穿梭于我们家的各种亲戚对每场演出的深刻见解。
我们是一个印度教婆罗门家庭，我们的身边除印度教徒，也有不同信仰的人——基督徒、耆那教徒和穆斯林。在这个充满文化活力、信仰多元的社会，亲密和忠诚是我们家族一贯的信条。
在20世纪中叶的印度，身为婆罗门便意味着我们属于一个生活俭朴、虔诚且极其注重教育的阶层。我们并不算富裕，房子虽大但家具屈指可数，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舒适且稳定。几代同堂是我们一贯的家族传统。每个人的衣服都少得可怜——时尚并不在我们的追求范围内。我们尽可能地攒钱，从不在外用餐，也从不度假。我们家的二楼也总是向房客开放，以赚取额外的一点儿收入。尽管经济地位不算很高，但我们深知生为婆罗门是多么幸运。大家都认为我们是有学问的群体，因此我们一直很受他人尊重。
母亲会用适当的仪式庆祝所有的印度教节日，但绝不会庆祝任何人的生日。我的父母从未拥抱或亲吻过我们，也从未对我们说过“我爱你”。爱这个字在我的家族里显得虚无缥缈。我们从不与长辈分享恐惧、愿望和梦想，他们不是那种会进行这类对话的人。当然我们也不是没尝试过，但所有的尝试都会被一句话打断：“祈祷吧，神会保佑你。”
母亲最爱的口头禅是“马塔，皮塔，古鲁，迪瓦姆”，她每天都会重复许多次。根据我母亲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的老师都应该像神明一样被深深敬仰。
她会不断提醒我们要学会尊重。例如，我们不能在长辈面前把脚抬起来；我们学习时不能吃零食，以示对书本的尊重；当老师走进教室时，我们必须起立，得到允许后才能坐下。
与此同时，虽然我们还是孩子，但大人们允许我们自由表达观点，彻底打开思路，并且可以与他们争论。不过，我们不得不接受大人们无数次的打断，这使我们无法说完全部观点，他们经常声称：“你们能对这个话题了解多少呢？听我们的就没问题。”
我们在马德拉斯的家总是热闹非凡，充满欢笑、争辩声和喊叫声。同时，这也是一个严苛的成长环境，一旦我不守规矩，就会被打屁股——这在当时的大多数家庭里是很常见的现象。幸福稳定的生活让我学会了如何自我约束与自信表达。我之所以有勇气一步步拓展边界，证明我的价值所在，是因为我是在一种逐渐给予自由但也有着明确框架意识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家是我永远的安全感之源。
每每谈到教育女儿的方式，我童年的家总是会被打上思想先进的标签。排行老二的我皮肤黝黑，又高又瘦，而且精力充沛，喜欢运动、爬树，家里和花园里经常能见到我跑来跑去的身影。这个社会评价女性的标志就那么几个：肤色、长相，性情是否娴静温和，以及能否勤俭持家。有一次，我听到了亲戚们的闲谈，他们在猜测到底有谁会愿意娶像我这样的“假小子”。这些话到现在依旧刺耳无比，但是我从未因此感到难过。虽然我是女孩，但我可以证明自己。我也愿意付出更多辛劳从而获取更多知识。就算和身边最聪明的孩子相比，我的能力也毫不逊色。
在我们家，男孩和女孩被允许拥有同样的抱负。这并不是说男女所面对的竞争规则一样，我能明显感觉到保护女孩和保护男孩的方式截然不同。但在智力和机遇层面，我从未觉得我会因性别而受阻。
这一切都源于顶层思维：来自我们家族对古婆罗门价值观的诠释，来自印度20世纪中叶作为新独立国家的繁荣使命，还有我祖父萨萨的世界观。我也如此幸运，我的父亲——我叫他“阿帕”——总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我们接受教育。他会陪伴我们去上所有的课程，并且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他就会带着自豪的笑容四处踱步。
父亲告诉我，他永远不想看到我向父母之外的任何人伸手要钱。“我们投资你们的教育，是希望你们能自力更生。”他说，“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做自己就好！”
我母亲的想法也是如此。尽管她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儿媳一样，无论是否做错，只要发生家庭矛盾就会成为长辈责备的对象，但她还是如此坚韧不拔、干劲十足。在处理家庭事务时，我母亲有着相当灵活且强硬的手段。她拥有成为一名出色的CEO的潜力，可惜她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母亲把自己的缺憾转化为指引我们展翅翱翔的动力，尽管这对她来说并不容易。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母亲在通过女儿们的人生来间接地活出她的自我，希望我们能拥有她从未得到过的自由。
从很早开始我就知道，家庭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赖以生存的根本。对我来说，家庭既是我的资本，亦是推动我前行的动力。在美国，我和丈夫拉杰组建了家庭，拥有普利萨和塔拉两个女儿，这是我此生最引以为豪的成就。尽管我生长于一个特殊时代的印度家庭，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我也明白家庭可以有许多种存在形式。当我们与父母、孩子或与更大范围的群体成员产生深厚联系时，无论彼此有无血缘关系，无论独自前行还是并肩作战，我们都可以茁壮成长。我深信，健康的社会离不开健康的家庭。
我也知道家庭意味着一地鸡毛。我的父母共有29个侄子、侄女、外甥和外甥女，14个来自我母亲那边，我和他们非常亲近；15个来自我父亲那边，因为过去的种种我无法理解的陈旧矛盾，这边的许多人我都不认识。我把这些情况视为我们余生的缩影，它也教会我，人生就是有许多你必须经历和容忍的困难。
1955年10月，在我的父母结婚4年后，我出生了。彼时我的姐姐仅13个月，我的母亲尚塔22岁，我的父亲克里希纳穆尔蒂33岁。
我的父母并非自由恋爱。母亲高中毕业后不久，一对远房亲戚找到她的父母，问他们是否愿意将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我父亲在我母亲玩击环网球时注意到了她，这是一项很受女孩欢迎的运动，选手们会将橡胶环在网的两侧来回投掷。我父亲喜欢她展现出的英姿。在几次占卜和两家人会面后，联姻就确定了下来。这场婚姻对在家里排行第六的母亲的好处在于，她将加入一个受人尊敬、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并在婚礼后立即搬进一栋舒适安全的大房子。
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的母亲和父亲几乎没有说话。我出生时，他们用父亲每月稳定的收入一起安心地经营着这个家。我祖父有8个孩子，他选定我父亲——他的第二个儿子成为这栋房产的继承者。我祖父相信我的父母在他年迈时会照顾他，他已经发现自己的这个儿媳处处以家庭为重，也很乐于像对待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一样全心全意地对待他。
当我大约6岁时，我和姐姐钱德瑞卡会被指派做一些家务事。天快亮的那段时间最为辛苦。很多时候，只要叽叽咕咕的水牛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我们中的一人就必须第一时间从共用的床上爬起来。一位本地妇女会带着这头灰色的大动物到来，为我们挤够一天所需的牛奶。我们的职责是盯着她，不让她往牛奶里面掺水。
我的母亲，我叫她“阿妈”，用水牛奶做酸奶、黄油和浓香四溢的南印度咖啡，这些是我们素食菜单的主要原料。上午晚些时候，会来一个卖新鲜蔬菜的小贩，他售卖花椰菜、菠菜、西葫芦、南瓜、土豆和洋葱等，种类繁多，价格合理。
7岁后，我会经常被派去几个街区外的杂货店，我需要送去一份送货上门的物品清单，或者把少量的物品带回来。杂货店员会把小扁豆、大米或豆类包进一张卷成圆锥形的报纸里，并在顶部用麻线绑好。量大的订单则会用更多的“报纸锥”送到家里。我们将谷物储存在厨房的玻璃罐或铝罐里，把报纸叠好，将麻线缠成一个球，再把它们放在架子上以便再次使用。这样一来，就不会浪费任何东西。
我觉得阿妈每时每刻都在忙碌。牛奶送到的时候，她已经穿戴整齐地出现在厨房，她会先做好两杯咖啡送到萨萨和我父亲的手中，孩子们则人手一杯名为保必塔的巧克力麦芽饮料。然后她开始做早餐，通常是加入牛奶、糖和豆蔻粉的燕麦粥。在天气炎热的日子里，我们会喝坎吉，这是一种把煮好的米饭浸泡在水中过夜后与酪乳混合的饮料。
早上8点，阿妈会出现在花园里，和我们的园丁尚穆根一起工作，照料花朵，修剪灌木，以及挑选花朵来装饰祈祷间，这是位于厨房里的一间凹室，阿妈说她常在做饭的间隙去那里做日常祷告。她也会一边聆听，一边跟唱卡纳塔克音乐。阿妈总是用一串白色或彩色的花朵装饰她的黑色发髻或马尾辫。在周末时，她偶尔也会把花插进我们的辫子里。
父亲和我们出门之后，阿妈就会转回厨房，为萨萨、钱德瑞卡和我准备午餐。由于炉子是以煤油为燃料，那股刺鼻的煤烟味总能直入鼻喉。尽管如此，阿妈仍然坚持为我们制作新鲜的餐食，然后将其装在洁净的金属餐盒里，趁热送到学校。我们在操场的树下坐好后，莎昆塔拉负责把餐盒里面的食物舀出来。我们不能浪费任何一粒粮食，如果送来的食物吃不完，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晚餐时解决剩余的，因此我们总是竭尽全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萨萨的午餐则被阿妈放在一个大银盘里，再用小碗盛各种蔬菜和佐料。
下午，她会乘坐黄包车到距离1英里的娘家，讨论家庭事务，或者在厨房帮外祖母干活。然后阿妈再回到家里开始做晚饭。日复一日，我们家的每一次烹饪、用餐、打扫都显得与众不同，因为我们从无剩饭剩菜，也没有冰箱。
钱德瑞卡和我在下午4点半放学回家，萨萨和阿妈会在门口迎接我们。接下来，直到阿帕下午5点半到家之前，我们有1个小时的零食和玩耍时间。尽管我们有自己的书桌，由于萨萨会定期检查我们的作业，我们就干脆坐在地上，在他的脚边做作业。如果我们在数学上遇到困难，他就会掏出一堆他早已准备好的练习试卷。一般来说，我们还需要在练字本上练字，练习的内容通常是一个短句：“敏捷的棕毛狐狸从懒狗身上跳过。”因为这个短句里面包含了英文的全部26个字母。萨萨深信：“好字造就好未来。”
晚上8点左右，我们会一起吃晚饭，但是阿妈会在我们吃完后再吃。饭后我们继续做其余的学校作业，干家务，然后熄灯上床。这里经常停电，瞬间屋子里就伸手不见五指，这时我们会依靠蜡烛和灯笼照明。喜爱黑暗的蚊子在四周嗡嗡作响，准备在我们身上享用饕餮盛宴，此时手打蚊子就成了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我们会在睡前祈祷，当然祈祷的声音必须足够大，这样才能确保阿妈听见。祈祷的内容是我们在学校也会背诵的主祷文，再加一些梵语的祷文。
在我8岁时，母亲经历了一场复杂的剖宫产手术，生下一个小男孩南杜。他的出生意味着终于有人可以传承这个家族的姓氏，这让全家都很骄傲和开心，当然我也不例外。依照家里的习俗，母亲和婴儿会在娘家待几个月。与此同时，父亲负责家务，以及接送我和钱德瑞卡。在带着孩子回家之后，阿妈更忙了。尽管她的身体还没有从那么大的腹部手术中恢复，她仍然在照顾新生儿的同时挑起了过去的所有重担。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手忙脚乱过，我永远无法了解她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如今的金奈，人口已经超千万，但这里一直都很缺水。该地区依靠每年的季风降雨来填满大约数百英里外的湖泊和水库，并通过19世纪90年代安装的管道将水源与城市相连。此外，也会有卡车把水从农村运来，居民们则会带上巨大的塑料桶来领取他们的配额用水。我们家的水也是有定量的。当地的供水公司会在清晨时分打开城市水阀，水流非常细，我的父母会拿出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接水，然后仔细地将水分配用于烹饪、饮用或清洁。
我们的院子里也有一口水井，井边的电泵能把海水抽到二楼露台的水箱里，然后水会流向卫生间。我们用钢制的小杯子舀温水洗澡，我会蜷成一小团，这样才可以让自己尽可能地淋湿。洗头只能用一点点水，加上皂角粉——这种粉由一种随处可见的藤本植物的树皮和树叶研磨而成。之前我们用食指蘸取稻壳焚烧后的炭灰来刷牙，后来才逐渐过渡到了用高露洁牙粉。大概到9岁，我才用上了真正的牙膏和牙刷。直到24岁那年，我才第一次在牙医那里洁牙。
我们的生活非常单调乏味。首要任务是好好学习并取得优异的成绩，但我和钱德瑞卡晚上也要做家务，比如收拾碗碟，再费力把咖啡豆用研磨器磨成粉，以确保大人们早上就可以喝到咖啡。这还不是最难的，有时候我们需要用最原始的方式搅动牛奶，分离制作黄油。这项任务不仅枯燥，还会使我们的双手肿胀。
从1958年的圣母幼儿园开始，我在圣天使修道院的校园里待了12年。这是一所离我家1英里的天主教女子学校。几年来，钱德瑞卡和我每天早上搭父亲的自行车或小型摩托车上学。最初我们穿着灰色的无袖连衣裙和白色衬衫，然后是绿白相间、有条纹腰带的圆领校服。
每年5月，阿妈都会买50码[3]左右的布料，并雇一个当地的裁缝，为我们的新学期定制6套新校服。我能听到她叮嘱裁缝把所有衣服都要做得比我们现在的尺寸大两码，这样我们就能穿得更久一点儿。我们还会定做几条休闲活动时穿的连衣裙和适合日常穿着的帕瓦黛——一种多彩的印度裙子。这些衣服其实都很不合身，但孩子们认为它们是高级时装且非常珍惜。所有衣服都被整齐地叠放在半空的卧室衣橱架上。每逢节日或婚礼，我们会收到一种非常特别的、用真丝制成的帕瓦黛。这些则都被保存在我母亲的衣橱里，很少拿出来穿。阿妈会优先把大部分的服装预算花在我们身上，只给自己买一些简单的东西。
白天，莎昆塔拉会洗男人们的衬衫和腰布、母亲的纱丽，还有我们的制服，然后把它们挂起来晾干。晚上，在做完作业后，我和钱德瑞卡需要把自己的黑色皮鞋擦干净，洗长筒袜，把米粉用水搅拌后在炉子上加热，然后用它给衣服上浆。如果米粉结块，衣服上就会出现白色的斑点。我们俩在实践中逐渐成了娴熟的米浆调配专家。雨天，我们会提前把衣服熨干，避免早上穿湿衣服。但如果停电（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们就只能穿着湿乎乎的制服去上学。当然尴尬的并非只有我们，我想学校里的许多孩子都有同样的苦恼。
我们的玩具很少，因此姐姐和我都非常珍惜仅有的几个娃娃，经常在聊天中翻来覆去地讲娃娃的事。我们用迷你的锅碗瓢盆玩“过家家”，还用电线和纸制作简易的医疗设备，玩“医生游戏”。
钱德瑞卡和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上学，学校打开了我们亲密家族以外的全新世界，我们对上学的热情总让大人们称赞不已。学校的安排充满了自由的气息，我们是如此迷恋校园生活，哪怕是有表亲围绕在身边玩耍的暑假，我们也会在卧室的墙上贴上日历，倒数开学的日子。
在家里，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会受到密切的关注。如果我们想看电影，父母会坚持说他们要先检查影片内容，不过他们似乎永远没有看电影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几乎没看过。我们可以去当地的图书馆，那其实只是一个位于几个街区外的小阅览室。阅览室的借阅费用低廉，借阅次数不限，但借走的书必须在第二天归还。（这使我养成了快速阅读的习惯！）阿妈随时都在收听广播，和印度的其他人一样，我们没有电视，当然更别提互联网了。尽管家里访客如云，但除了看望外祖父母，我们从未出门拜访过任何人。家中必须留一个人照顾祖父才行。
学校是一个充满各种新鲜事物的地方。课间时分，荫凉的长廊里总会出现我奔跑的身影——我会冲去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活动。圣天使修道院由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会在1897年创立，现已扩建为六个部分，包括礼堂、花园、中庭、无挡板篮球场和一个很少使用的网球场。我经常在下课后留下来打球或者为老师们做志愿者。
我很早就加入了夜莺队，这在国家女童军项目中属于新手级别，因此我穿的制服也有所不同：一条浅蓝色的裙子，搭配一条被戒指系住的橙色条纹领巾。几年后，我非常荣幸地“晋升”为正式女童军。我拼命努力，荣获了缝纫、打结、急救、生火、旗帜信号等十几项被童子军认可的徽章。十一年级时，我甚至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童子军盛典，我从这个项目中受益匪浅。童子军教会我团队合作——如何给予、如何索取，以及人们在不同时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领导责任。我也学会了信任。举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搭帐篷。我记得每个人都必须用合适的力度拉住绳索，才能让杆子立起来并撑住帐篷。
我们的学校也教授音乐，音乐老师拉扎勒斯女士有一种天赋，她能让每个人从心底爱上那一首首英国的校歌。每周钱德瑞卡和我还会在家上几天印度古典音乐课和舞蹈课——作为未来找到好丈夫的先决条件，这些课程对像我们这样的女孩来说是绝对的必需品。即便在那个时代，钱德瑞卡也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歌手，并且是一位努力认真的学生。而我，却满脑子只想着怎么跑出去玩。
圣天使学校的学术课程可并不轻松。教室里的木头桌子排得非常密，可以坐大约30个女生。每天早上8点半开始上课，下午4点放学。课程内容安排得专业且全面，包括英语、历史、数学、科学、地理，以及针线活和艺术等女性必备技能。每隔几周就有一次的考试期让我们深感压力。
老师们温和又不失威严，其中包括专门从爱尔兰来到印度、献身上帝和教育的修女们，她们有着严格的着装要求：头巾必须覆盖在面颊的周围。我们的校长内森修女，还有幼儿园校长本尼迪克特修女总是在走廊里来回巡视，她们也会定期来我家，一边小口地啜饮着咖啡，一边和我的家人们聊天。
每月的最后一天是成绩发放日，萨萨会把凳子移到外面的门廊，以确保第一时间拿到我们的成绩单。如果我们没能拿到班级前三（当然最好是全班第一），萨萨会闷闷不乐。祖父极其重视我们的教育，有时他也会质疑老师对我们的负面评价，当然这不全是因为偏心。
阿妈同样十分重视我们的学习。她会用她特有的方式来考我们，比如拿一本科普教材，里面的内容包括世界七大奇迹、最长的河流及各国的国旗。阿妈总是在男人和孩子们用餐完毕后才开始用晚餐，此时我和钱德瑞卡就坐在厨房，每人用10分钟演讲，主题诸如“如果你是印度总理，你会怎么做”。演讲完后，她会奖励给她认为的赢家——她珍藏的一小块吉百利巧克力。如果我赢了，我会用足足半小时来享受美好的舌尖时光。这种充满胜利喜悦的滋味在我心中胜过我如今可以购买的一切巧克力。
作为一名校园辩论手，我报名参加了当地所有让我有机会发表见解的比赛。演说技巧是我的一门选修课，这是一门专注于演讲、诗歌朗诵和公共演讲的课程。我仿佛是天生的辩手，擅长辩论，从不羞于上台。
八年级时，即将12岁的我此时必须在文理科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下一个阶段的课程体系是由剑桥大学创建的。由此，我开始长达数年且更为密集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课程的学习。当然，这也意味着精通英语、数学、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祖父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指导我的学习，我只能自力更生。
生物学尤其吸引我，我们需要自己带标本到学校，对蟑螂、青蛙和蚯蚓等进行解剖。我会四处寻找大蟑螂，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装有用于麻醉的三氯甲烷的玻璃罐里，这样就能确保我的标本到第二天仍然很新鲜。蚯蚓随处可见，青蛙在季风季节以外相对难找，所以全家人都会帮我一起搜寻。幸运的是，圣天使学校最终与一个标本供应商签订了提供青蛙的合同，我们终得以从捕蛙中解脱出来。
也正是在八年级，我被班主任老师约巴德夫人选入校队，前往新德里参加首届印度联合学校组织会议，该会议为期四天，旨在建立全国学童之间的联系。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这样的机会都足以让人激动到无以言表。我是被选中的年龄最小的学生，我们全家对此极其惊异，并且光速地同意了支付这笔旅行费用。
于是，在约巴德夫人——这个45岁左右、目光炯炯有神的小个子女人的带领下，我和4位穿着圣天使学校制服的女生，在巨大的马德拉斯中央车站登上了蒸汽火车。我们带着干净整齐的小小行李，开始了为期两天、行程2 170千米、一路向北的旅程。接连两个晚上，我们都睡在一个三层铺位的狭窄车厢里。
印度的首都新德里跟我去过的所有地方都不一样。我被草坪和花园环绕的宏伟建筑，还有那些纪念碑完全迷住了。这里有宽阔的、满是汽车的道路，戴着头巾的人，印着印地语的路牌。印地语在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占主要地位，但我完全听不懂。在科学会堂的一个大厅里，我们小组与来自30多所学校的青少年进行辩论，参加文娱表演，进行关于和平与政治的演讲。我们表演了一段源自爱尔兰的舞蹈，主题是“善与恶”。我记得评委们对舞蹈内容大为疑惑，不过他们还是给我们颁了一个奖。我们在一个宽敞但混乱的食堂就餐，休息则是在宿舍里。
成为这个大团队中的一员真正地帮我建立了自信，印度文化的多样性也让我眼界大开。
在我进入青春期的那几年，家里的情况也开始改变。我的父亲成为银行培训学校的一名讲师，三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到处出差，一个月只能回家两三天。这让我极其想念他。父亲和我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联系，我总喜欢幻想我是他的最爱。他也总会跟我分享他在工作上的许多想法，这让我感觉自己是如此与众不同。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母亲安装了一个新的戈德瑞吉衣橱，用来储存我们结婚时的嫁妆。这个大型金属橱柜是由印度锁匠戈德瑞吉和博伊斯制作的。每当她从家用中节省出一点儿钱，她就会买两件相同的东西，然后把它们收起来给我和钱德瑞卡放好。她在柜子里装满了不锈钢的锅碗瓢盆、银盘、银碟和银杯，还有一些小的黄金首饰。母亲也会以物易物，有时会拿着带着金线的旧纱丽去卖家那里换取新的炊具。我们家有三个戈德瑞吉衣橱，一个放母亲的衣服、一个放家里的贵重物品，还有一个放她两个女儿的婚礼用品。
我并未关注太多这类信息，但我知道，钱德瑞卡——我们家这位有着一头漂亮的卷发和灿烂笑容的大女儿会倍感压力。作为二女儿的我则没有这种担心，反正我有姐姐这个完美的“挡箭牌”。
1968年夏季的一天，父亲在驾驶他的伟士牌小摩托车时被一辆公共汽车撞倒，他被卷入车轮下面，在路上被拖行了一阵。我清楚地记得，当警察来告知我们这起事故时，是阿妈出去应的门，那时我们还没有电话。
随即，我和阿妈跳上一辆电动三轮车，向医院赶去。
当我们走进病房时，看到父亲躺在床上，血流不止，意识模糊。他一只手托着部分断掉的鼻子，脚踝的骨头突出在外，全身都是伤。他看着我们，低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就昏了过去。
经过6个小时的手术及在医院的数周治疗后，父亲回到家中进行康复训练。阿妈是他的理疗师，帮助他复健双腿。账单堆积如山——当时印度还没有国家医疗保险，我父母几乎花光了他们的积蓄。几个月后，父亲重返工作岗位，我们的生活也基本回归从前。这次可怕的事故给他留下了永久的伤疤。
我现在才意识到，如果父亲没有康复，我们的生活将会天翻地覆，甚至举步维艰。萨萨的退休金很少，而我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根本没有能力赚钱。我的叔叔和婶婶们没有一个能养活我们。当时的印度政府并没有社保体系，因此我母亲很有可能会在我们那所大房子里安排更多的房客，但她也会因此迅速被歧视和偏见包围。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是不能涉足“商业”的。而我们的学业，显而易见，也可能被迫停止。
家庭能有多强大，也就能有多脆弱。每个家庭都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没有政府或私营企业提供的充分保障，如我父亲所经历的那种灾难事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可能长达数十年，甚至波及几代人。
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印证了父亲对我的敦促：作为女性，要永远有能力养活自己。
十年级时，圣天使学校来了一个转学生——玛丽·伯纳德，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玛丽是一位军官的女儿，她风趣又爱冒险。更重要的是，她也上音乐课，还有一把很炫的木吉他。
我也很想学弹吉他，但阿妈从没打算给我买。她很坚决，还有点儿忌讳这件事。她坚称，优秀的印度南部婆罗门女孩不应该弹吉他，也不应该唱英国摇滚歌曲，这是相当不合时宜的。她说我应该专注于学习印度南部的古典音乐和乐器。
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幸运的是，玛丽和我在学校的储物柜里发现了一把旧吉他，我们把它交给了内森修女。令人意外的是，她同意把这把吉他翻新给我使用。与我母亲的态度相反，我认为内森是一位当代思想家，她喜欢披头士，而且她似乎对圣天使学校正在萌芽的新音乐流派感到兴奋。
随即，为了学校的综艺节目，玛丽、我还有另外两个朋友乔蒂和赫玛组成了一个乐队。在我们学习完数学用表之后，修女们为我们的乐队起名“对数韵律”。自此，我们四个形影不离。我们一起练习了玛丽会的五首歌：《旭日之屋》、《深情的吻》、《生活还在继续》、《绿袖子》和《黛利拉》。我们曾经是一群超级书呆子，但在我们穿着白裤子和花衬衫第一次登台亮相后，学校不得不额外增加两场演出以应对热情的观众。内森修女和本尼迪克特修女满面春风地坐在第一排。我父亲对此也格外感兴趣。父亲已经回到马德拉斯和我们住在一起，尽管从未看过我们的表演，他还是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边踱步，一边哼唱我们的主打歌曲。
“对数韵律”存在了整整三年。我们作为马德拉斯唯一的女子乐队出道，在全市众多的学校节日和音乐会上演出。我们总是以最初的五首核心主打歌曲开场，然后再增加几首其他的，其中包括投机者乐队的经典作品《斗牛犬》和《托基》、南茜·辛纳屈的《这些靴子是为走路而生》，还有俄亥俄快车的《十分美味》等流行歌曲。
我们最大的粉丝和乐迷是我的弟弟南杜。他每场必来，还会帮忙调试设备。我原以为我保守的叔叔婶婶们会疯狂地批评我背离传统的音乐追求，但他们在朋友面前夸赞并炫耀我，而且经常在屋子里低声哼唱《十分美味》。每次家庭聚会，我还必须用吉他表演几首歌曲。
大约一年后，负责邦戈鼓和吉他的乔蒂和赫玛退出了。斯蒂芬诺斯兄弟俩加入了我们，负责打鼓与和声。后来我们与他们一家成了亲密的朋友，一直到乐队解散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
1970年12月，我从圣天使学校毕业，那时我只有15岁。没有毕业典礼，没有大肆庆祝。事实上，我们上学的这些年里，我父母连学校都没进过。老师们和修女们全权负责我们的教育。我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上，虽然不算顶尖，但最终还是以不错的成绩毕业了。
和那时其他的高中毕业生一样，萨萨和我的父母完全没有参与我的大学择校和录取过程。当我知道他们会为我支付本科的教育和其他费用时，我感到特别开心。但其间漫长的经历——择校、选专业、申请、录取或被拒，这些都需要我自己解决。
钱德瑞卡一直成绩优异，她在我毕业的前一年去了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MCC）学习商业，该学院位于30千米外的塔姆巴拉姆郊区。MCC是马德拉斯少数几所男女同校的大学之一，也是印度南部最好的教育机构之一。这所大学将学术成就与嬉皮士文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音乐氛围也超级浓厚。这里有一种缩微版的旧金山嬉皮士区气息，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认为MCC于我而言也是最好的选择，被录取时我兴奋无比。我选择的是化学专业，不过也需要同时学习物理和数学。
化学使我着迷，我喜欢将一种化合物转换成另一种化合物，从一种颜色转换成另一种颜色，创造形状大小各异的晶体，观察沉淀，学习关于宇宙如何运行的最基本的信息。我所在的班大约有30个男生和8个女生，为了跟上进度，我加大了学习的强度。那时，女孩被要求每天穿着纱丽，无论是在上学路上的90分钟，还是在实验室的一整天。这给我平添了许多小问题，因为化学物质会飞溅到衣服上，早上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缝补纱丽，以遮盖前一周被烧出的各种窟窿。
让我特别吃力的是“高等数学”这门课。我的大多数同学不仅完成了十一年的中小学教育，还学过一年大学预科。而我却因为参加过剑桥考试，跳过了大学预科课程直升大学。当然除了数学，我在其他大部分的科目中表现都还很不错。我的父母在这个阶段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学习方面介入，并给我提供帮助。在听到我因为解析几何、微分方程、拉普拉斯变换和傅立叶级数等问题痛哭之后，他们聘请了一位教授，每周来家里辅导我几次。这对我母亲来说也是一次重大妥协，因为她必须再次面对因我的与众不同而带来的各种非议。她认为请家教只能说明我有问题，而这就意味着我父母也有问题。但是那段时间的家教对我的帮助可谓举足轻重，如果没有额外的补习，我的人生可能会完全不同，我甚至无法确定自己在那些课程上能否及格。
与此同时，我加入了本市最好的辩论队之一——MCC辩论队。我们赢得了许多校际和州际冠军。辩论使我必须钻研学科之外的各个领域——世界事务、政治、社会问题。这很费时间，但我的竞技水平因丰富的材料和高水准的辩友得以提高。如今看来，正是辩论帮助我建立了自信，打磨了我说服他人并巧妙反驳对方观点的能力。
印度，毋庸置疑，是一个为板球而疯狂的国家。收音机里一场比赛接一场比赛的解说能让生活完全停摆。我的叔叔们都是板球球迷，他们专门把自己的假期调整到国际板球锦标赛的那五天，并乐此不疲地谈论比赛和球员。因此我也逐渐喜欢上了板球，还叫上我弟弟及他的朋友们一起在我家的院子里玩。
我甚至参加过MCC的一些大学男子板球比赛，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地对我的朋友们说，我们应该组建一个女子板球队。令我大为惊讶的是，这个想法居然实现了。学校允许我们使用男性球员们的设备，一些男性球员开始指导这个由15名女性组成的球队。我们每周练习三次击球、投球、防守，强化规则，也难免受伤，再振作精神。最终的结果是，马德拉斯的几所女子学院也开始打板球，然后我们组织了马德拉斯的首届女子板球锦标赛。尽管只有四支球队，但总比没有强。
我向父亲借了一件白衬衫和裤子，并设法用腰带和别针把它们固定好。南杜仍然是我的设备主管。我至今还记得那美妙的时刻：我穿着白色的板球服，作为开场的女击球手走进球场与斯特拉·马里斯学院比赛，至少有50名观众，包括我的家人、朋友及许多陌生人，他们在场边热烈鼓掌。
钱德瑞卡在MCC的日程与我全然不同，我们两人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她属于人文系一个很酷的男女生小团体，最不愿意被别人看到与一群理工科书呆子在一起，即使我是其中一员也不行。她在大学期间表现极其优秀，在毕业时，钱德瑞卡决定参加一个顶尖的商科硕士项目的考试，这是一个极其勇敢的决定，尤其对女性而言。这个决定也极大地影响了我。
20世纪70年代初，印度一共有四所管理学研究生院，但是其中只有两所属于印度管理学院[4]。其中最好的艾哈迈达巴德分校（IIMA）隶属于哈佛商学院，每年有成千上万名学生来这里参加极其残酷的入学考试，还有如噩梦般的面试，就为了争夺仅有的150个名额。我们的一个叔叔说，入学印度管理学院艾哈迈达巴德分校就如同获得诺贝尔奖。他也告诉钱德瑞卡：被拒绝的时候——并不是“如果被拒绝”——不要感到难过。一贯冷静的钱德瑞卡对此全不在意，她泰然自若地处理了整个申请的过程。
当我们听说她被录取的时候，全家人对她肃然起敬。因为学校宿舍留给女生的房间少得可怜，钱德瑞卡是少数几个被录取的女性之一。这一切意味着她正在开辟一条全新道路，萨萨随即就支付了住宿押金。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母亲提出，钱德瑞卡不能去远离马德拉斯的艾哈迈达巴德分校，除非她先把婚结了。
“年轻的单身女孩不会为了学业远离家庭，更别说是去男女同校的大学了。”母亲这样说。当然她也没有错，这个观念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但我的祖父直接选择无视她的担忧，而且提出愿意用他的养老金支付学费。
阿妈怒不可遏，她冷冷地说：“如果你送她去，我就绝食到死。”
钱德瑞卡吓坏了。但是祖父和父亲对我们说：“别担心，如果她坚持这样做，我们会继续照顾你们的。”
谢天谢地，大约一天后，阿妈想通了。她放弃了绝食，并忙着给钱德瑞卡做入学准备，大家也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一幕鲜明地体现了当时印度母亲们所承受的重压：做母亲需要脚踩刹车，以确保女儿们能够平安健康、礼貌端庄；与此同时，母亲们也需要脚踩油门，以帮助女儿们受人尊重、独立自主且充满能量。作为印度传统社会的一员，阿妈的意识让她自然地倾向了刹车，但为了女儿们的梦想，她最终踩下了油门。
几周后，父亲和钱德瑞卡一起坐火车抵达孟买，然后再去艾哈迈达巴德。对于姐姐的离开，我有些难过，但也有点儿开心，因为南杜和我可以拥有更多的卧室空间，我还可以占用她的书桌，那张桌子有一个带锁的抽屉，这样我就可以让我的秘密远离弟弟好奇的视线。
当我结束在MCC三年的学习时，我的人生道路又一次受到姐姐的启发。我决定申请印度管理学院加尔各答分校（IIMC）的硕士学位，这是一个以密集的定量分析为基础的商业课程。如我所料，钱德瑞卡并不想让我跟她去艾哈迈达巴德。
“无论是圣天使学校还是MCC，每时每刻你都在我身边打转，”她大喊道，“我们之间需要距离——你绝不能申请艾哈迈达巴德！”
我回复她——尽管听上去让人难以信服，如果我能去一些更加专注于数学项目的地方，我会更开心。“艾哈迈达巴德的申请太简单了，我要去加尔各答。”我勇敢地反驳了她。当然，事实是我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申请过程令人精疲力竭：包括类似于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入学考试、与其他申请者一起进行的小组讨论，以及一对一的面试。所幸最后我还是被录取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想如果我没有被录取的话，自己大概率会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家族异类。
这一次，没人反对女儿上商学院，也没人把这个成就与诺贝尔奖相提并论。事实上，大家觉得这一成就简直是无足轻重。父亲带着我乘坐豪拉邮件火车从马德拉斯到加尔各答，这是一段1 600千米的旅程。
我超级兴奋，但同时未知的将来也令我忐忑不安。
[1] 1英尺约为30.48厘米，1英寸约为2.54厘米。——编者注
[2]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3] 1码≈0.914米。——编者注
[4] 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是由印度总理拨付专项资金兴建的综合性商业经济类院校，与全球顶尖高校与企业深度合作，声誉卓著，目前已有七所分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