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汉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

战国晚期，浙江地区先秦原始青瓷走向衰落。从瓷业生产的角度看，这一衰落过程，一直持续到了东汉中期前后成熟青瓷出现。然而，衰落并不意味着中断。虽然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衰势明显，但从考古发现看，烧造原始青瓷的战国晚期窑址在浙北的东苕溪流域和钱塘江以南的萧山、绍兴一带，依然多有分布。秦汉到东汉早中期的原始青瓷窑址，在浙北的东苕溪流域、浙东的上虞和慈溪、浙西的龙游等地，也有发现。窑址之外，墓葬和城址中，尤其是墓葬中，原始青瓷的出土非常普遍，其中，汉墓中出土者更是为数甚巨。与原始青瓷相生相伴的印纹硬陶，情形也大抵如此。

始于战国晚期的衰落趋势，使得浙江古代原始青瓷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入秦汉以后，变化尤其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质量有明显落差。胎质多较粗松，胎色普遍发灰，浅白者少见。满釉器物罕见，多数仅最大径以上或正投影部位带釉；釉色偏暗，多呈黄褐色或青黄色。其次，器物种类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在墓葬出土的器物组合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最后，产品外观特征包括造型和装饰等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既有浙江地域政治格局和主流文化剧烈变动的原因，也有工艺技术上的原因，前者应该是主导力量。

战国早中期，浙江原始青瓷无论从产品质量看，还是从产量看，均处于巅峰期，但到了战国晚期，却从高峰猛然滑落。很显然，这是某种强大外力发生作用的结果，而其时间节点恰好与楚灭越的时间相吻合。需求决定生产，越国灭亡以后，外来的统治阶层不再尊崇越地的原始青瓷文化传统，来自官方和上层社会的需求消失或急剧减少，高质量的原始青瓷渐无“用武之地”。与此同时，如果此前越国统治时期曾经存在官营窑场的话，此时当已不复存在，或许这也是产品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瓷业文化结构看，秦汉原始青瓷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浅表层。核心层的胎、釉特征，虽然与春秋、战国时期有所差异，但并非质的不同。所用胎料依然是就地取材的瓷土，和以往一样，属于高硅低铝的瓷石类原料，只不过Al₂O₃和Fe₂O₃的含量较此前略高。Al₂O₃的含量越高，胎体瓷化所需烧成温度越高。如果达不到所需温度，胎体反而会因烧结度不足而显得疏松，这应该是秦汉原始青瓷胎体多较疏松的原因。胎体颜色较以往深，与Fe₂O₃的含量较高有关。釉也依然是传统的钙釉，釉色更深，同样是铁含量较高的缘故。(103)胎釉成瓷质量差，一方面，可能如上所述，是因为缺乏高质量的产品需求，生产的着力点主要放在追求产量上；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原料加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质瓷土资源多数在以往的原始青瓷烧制中消耗殆尽的缘故。施釉方式的改变，也应该与产品重量不重质有关。多数器物仅最大径以上或正投影部位施釉，说明采取了比过去更简单快捷的施釉方式（可能是淋釉）。

产品器类和造型、装饰等，属于典型的浅表层瓷业文化因素。浅表层文化因素稳定性最弱，最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楚灭越以后的战国晚期，包括原始青瓷在内的越国故地陶瓷器，其器物组合和外观特征等就已经受到了外来的楚文化影响。秦汉一统之后，外来文化特别是来自中原的文化影响更为强劲，浙江地区原始青瓷面貌的变化更为显著。此外，核心层和浅表层之外，处于中间层的窑炉类型以及与此相关的烧成工艺，未见明显变化。

综上所述，秦汉浙江原始青瓷，虽然在器物组合和产品外观上与春秋战国时期有明显的差异，但从胎釉制备到产品烧成，均无实质性变化。可以说，工艺传承未断，基本技术一脉相承。实际上，因为掌握制作技艺的人群不可能完全消失，原始青瓷的烧制完全中断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东汉中期前后，浙江既有烧造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的窑场，也有原始青瓷和成熟青瓷共烧的窑场，而成熟青瓷中的许多产品，其造型和装饰与同时期的印纹硬陶相同。这不仅说明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也进一步说明了印纹硬陶、原始青瓷和成熟青瓷三者之间深厚的工艺渊源。

相对于先秦时期，秦汉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流行的时间短暂，但因其刚好处于先秦原始青瓷衰落和成熟瓷器兴起之间的过渡阶段，实乃陶瓷发展史上的关键环节。了解和研究秦汉原始青瓷、印纹硬陶的总体特征，对梳理原始青瓷发展脉络、探索成熟青瓷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一、秦汉原始青瓷的定名

关于“秦汉原始青瓷”的定名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由于其流行的时间刚好处于商周原始青瓷衰落和成熟青瓷产生之间，质地和烧成温度也介于陶、瓷之间，因此，一直以来存在“釉陶”(104)“高温釉陶”(105)“原始青瓷”(106)“带釉高温陶瓷”(107)等多种名称。无论是从原始青瓷发展、成熟青瓷起源的历史进程，还是从理化测试的手段来讨论，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部分学者习惯将其称为“陶”，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更倾向于“瓷”。

“釉陶”或“高温釉陶”的名称多来自汉墓考古报告、简报及文物图录等。而坚持“原始青瓷”或“早期青瓷”命名的学者多认为，西汉到东汉中期出现于墓葬中的所谓“釉陶”“高温釉陶”，属于瓷器的范畴，只不过在胎、釉、吸水率等方面还达不到后来成熟瓷器的标准，所以仍是一种“原始青瓷”或“早期青瓷”。还有学者指出，“釉陶”是指施有低温铅釉的陶器，这类陶器多见于中国北方，南方汉墓中很少出土，而把南方施高温釉、烧成温度可达1200℃的汉代原始青瓷称为“釉陶”显然是不确切的(108)。

考虑到这类器物自身特征和出现时间，即出现于西汉到东汉早中期的中国南方地区，原料中Al₂O₃和Fe₂O₃的含量较高，相比于北方地区相同时段出现的在800℃左右温度下烧成的铅釉性质的低温釉陶，烧成温度更高，所着釉料是传统的钙釉，显然与陶器存在较大差别。

另外，理化测试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西汉到东汉早中期的原始青瓷片和上虞小仙坛东汉中晚期成熟青瓷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中，对瓷器原料具有关键作用的是Fe₂O₃的含量，从一般陶器的6%左右下降到3%以下，烧成温度则从1000℃左右提升到1200℃左右(109)。这说明人们常说的汉代“釉陶”或“高温釉陶”其实就是“原始青瓷”，它与东汉中晚期成熟的青瓷在材料、工艺等方面没有什么显著差异。

秦汉原始青瓷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胎质较粗，器物最大径以上带釉，且釉层分布不均匀，有点状的凝釉现象，越是器物中心釉层越厚，带釉和无釉的区域多逐渐过渡，不见明显的釉线。在一些战国末期原始青瓷上，我们也能明显看到类似现象。这说明秦汉原始青瓷在施釉技术上可能承袭了战国原始青瓷。

从地区分布上来看，先秦原始青瓷主要分布在以浙江为核心的东南地区，包括浙江全境、苏南、皖东南、赣东和闽北地区，广东也有发现。依据现有考古资料，可以认为汉代原始青瓷的产地主要有三个中心：一是主要在今浙江省境内，包括江苏省的宜兴市，可称之为江东瓷业中心；二是在今岭南地区两广境内，可以称之为岭南瓷业中心；三是在长江中游的湖南和江西境内，可以称之为湘赣瓷业中心(110)。可见，秦汉原始青瓷的地域分布与先秦原始青瓷基本重合。

综合上述考古资料、理化测试、技术特征和地域分布等几方面因素可知，西汉到东汉早中期墓葬中出土的这类器物符合瓷器的基本特征，只是特征更为原始，为了与先秦时期的原始青瓷相区别，笔者更倾向于将这类器物称为“秦汉原始青瓷”。

二、秦汉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的生产

东苕溪流域是两汉时期浙江地区的原始青瓷产地之一（图2-62）。该区域内，除大量战国中晚期窑址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西汉至东汉早期窑址(111)。根据以往的调查和发掘资料(112)，在德清、余杭、湖州南部一带，在安吉良朋，余杭长命的马金口、鸽宝山，瓶窑鸡笼山(113)、馒头山、坑门水库等地均有发现；上虞、慈溪和龙游等地也有发现。西汉初到东汉早期的原始青瓷窑址都未曾正式发掘(114)。

东汉窑址发现较多，主要分布于绍兴、宁波、衢州、湖州地区。绍兴上虞有大顶尖山、龙松岭、凤山、太湖岙窑址群(115)，四峰山龙池庙后山、小仙坛、大陆岙窑址(116)；宁波地区有郭塘岙窑址(117)，东钱湖谷唐岙、玉缸山、老鼠山窑址(118)等；衢州地区有龙游白羊垅、鸡头垅、小垅、狐狸洞水库、三石垅等十几处窑址(119)；湖州地区有敢山、湾山窑址(120)，德清青山坞窑址(121)等；温州永嘉(122)等地也有零星发现。从东汉早中期开始，窑业中心开始向以上虞为中心的曹娥江流域转移，但是东苕溪的德清一带仍然有瓷器的烧造，并且成为由原始青瓷发展为成熟青瓷的重要中心之一，考古界称之为“德清窑”，上虞一带则成为早期越窑青瓷的生产中心。

经过正式发掘的东汉中晚期窑址有上虞帐子山窑址、大陆岙大园坪窑址、小陆岙窑址和龙游白羊垅窑址、德清上渚山窑址、青山坞窑址等。其中，东汉中期前后的原始青瓷窑址有龙游白羊垅窑址、德清上渚山窑址2处。

1.白羊垅窑址(123)

白羊垅汉代窑址位于龙游县城东南的横路祝村。2004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龙游县白羊垅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龙窑一条，斜长14.8米，保存较好，除窑顶外，通火口、火膛、窑床、排烟坑和烟道均有保留。窑址内出土遗物以硬陶为主，偶见原始青瓷。白羊垅窑址以烧造罐类器物为主，兼烧少量壶、锺、钵、坛、罍、盆等产品，其中部分坛、罐、罍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少见于金衢盆地之外的地区（图2-63）。

器物多数使用轮制法制作，且经过修整，也有少数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坯泥淘洗粗糙，胎质普遍较差，含杂质较多，器物表面粗糙。印纹采用手工拍印方式，常见的纹饰有方块网格纹、窗帘纹，耳面和盖面饰叶脉纹、篦纹、变异钱纹，肩部饰弦纹、水波纹等。原始青瓷以钵类器物为主，胎质疏松，胎色偏灰或灰褐，外壁施釉不及底。釉色偏黄，胎釉结合差，部分器物釉层脱落。窑具多夹砂陶，砂含量较少，有的夹炭灰，采用泥条盘筑法制作，有两足垫座和垫饼、支柱等（图2-64）。

产品的烧制方式是单件放置在窑具上烧制，没有叠烧的现象。从废品堆积厚度来判断，该窑址的规模不大，而且烧制次数不多。发掘者认为，白羊垅窑址的服务对象当是普通大众，烧制要求不是很高，因此成品率应该较高。综合窑址中出土的器物和窑具，判定白羊垅窑址的年代为东汉中期，约公元1世纪中叶至2世纪初叶。

考古资料显示，白羊垅窑址与其周边的鸡头垅、三石垅一带，是金衢地区已发现年代最早的窑址群。该窑址群也是迄今为止浙江境内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东汉中期窑址群，是金衢两地东汉中期墓葬出土器物的重要来源地，对于探索成熟瓷器的起源也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在义乌金鸡笼山和武义石锁头山一带也存在这一时期的窑址群。

2.上渚山窑址(124)

上渚山窑址位于德清下渚湖街道宝塔山村上渚山自然村，2018年5—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县博物馆联合组队，对上渚山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发掘面积450平方米。清理窑炉2条，其中Y2除顶部坍塌，火膛、窑床、窑尾保存尚完整。从窑尾迹象分析，Y2至少经过3次整修（图2-65）。根据出土的窑具和遗物情况判断，上渚山窑址以烧制日用器为主，器类较为丰富，以罐类器物为主，兼烧罍、锺、盘口壶、双唇罐、盖、盆、水井等产品，绝大部分为原始青瓷，多半釉或施釉不及底。

在制作方法上，产品中大型器物如罍、双唇罐等为泥片贴筑后拍印纹饰修整而成，内壁可见拍印留下的凹窝；盘口壶、敛口罐等为快轮拉坯成型；锺则采用分段拉坯法分别制成口颈、腹部、圈足等，再粘接而成。装饰手法以刻划、拍印为主，利用轮修弦纹亦为常见。拍印的纹样仅见于双唇罐、罍等较大的器物之上，纹饰以梳状纹和方块网格纹为主。壶、罐等的口、颈、肩等部位，以成组的弦纹划分出装饰区域，部分刻划水波纹。器耳多模印叶脉纹，个别附有铺首。施釉方法以浸釉法为主，也有刷釉法。如盘口壶、敛口罐底部无釉，部分器物内底正中有釉，且有流釉、缩釉现象。由于温度不足和还原气氛控制不好，造成许多器物釉色发黄，胎釉结合差，极易呈斑驳状剥落（图2-66、图2-67）。

根据上渚山窑址出土器物的特征，推测其年代应处于东汉中期。

三、秦汉原始青瓷

（一）秦汉原始青瓷的出土

浙江境内出土秦汉原始瓷的地点众多，主要集中在墓葬中。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这一时期的墓葬几乎遍及全省各地，是历史时期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古代墓葬（图2-68）。

按照地区分布，可将这一时期的汉墓分为北部的湖嘉余、东部的宁绍、中部的杭金衢和南部的温丽台四大区域。

具体来看，浙江北部湖嘉余地区的墓葬包括湖州的杨家埠(125)、方家山(126)，安吉良朋、高禹(127)，长兴七女墩(128)，海盐仙坛庙(129)、龙潭港(130)，海宁龙尾山(131)，嘉兴闸前(132)，余杭石马兜(133)、大观山(134)、义桥(135)、姜介山(136)等。东部宁绍地区的墓葬主要包括余姚老虎山(137)，嵊州剡山(138)，绍兴大龙山、小龙斗(139)、狮子山(140)、漓渚(141)，上虞羊山(142)、周家山(143)、后头山(144)、牛头山(145)、驮山(146)、严村凤凰山(147)，奉化南岙(148)，慈溪陈山(149)，鄞州高钱(150)，萧山城南(151)等。中部的杭金衢地区包括杭州葛岭(152)、老和山(153)、古荡(154)，义乌北郊(155)，龙游东华山(156)、仪冢山(157)，金华马铺岭(158)等。南部的温丽台地区包括温岭塘山(159)和元宝山(160)等。

（二）秦汉原始青瓷的特征

秦汉原始青瓷的器类多样，既有仿铜礼器，也有日常用器和用于随葬的明器。根据其形制的演变，大致可分为西汉和东汉早中期两大阶段。

西汉时期原始青瓷种类丰富，以生产中原文化系统的仿青铜礼器为主，如豆、钫、鼎、盒、壶，器物造型与楚墓中常见的泥质彩绘灰陶十分近似；以传承越文化系统的日用器为辅，造型与战国时期越族墓葬中的原始青瓷相近，如瓿、罐、罍。此外，还有簋、熏炉、耳杯、火盆、斗、灶、房屋和牲畜模型、麟趾金等。到东汉早中期，仿青铜礼器基本不见，产品种类锐减，开始以生产日常生活用具为主导，如杯、盘、盂、壶、勺、虎子和放置这些物品的器具案等，另外还出现了锺、五联罐等。

具体来看，西汉早期流行三足器和高圈足器，常见的器型有高足钫、高足鼎、圈足盒、直口壶、三足瓿、三足罐。胎釉的质量普遍较好，釉色以茶绿或青黄色为主，釉层往往带有较强的光泽感，胎色以乳白或灰白为主，胎质较为细腻。器物的肩、腹部往往刻划形态不同的弦纹和水波纹，耳面普遍装饰叶脉纹（即简化的陶索纹）。其中，瓿的铺首模印眼、鼻、嘴俱全的写实状人面纹，鼎的立耳面则模印各种几何形纹饰（图2-69）。

西汉中期，钫的器身由修长趋向丰满，圈足转为平底；鼎盖的捉钮已变为圈足形，三足趋矮；敞口壶腹最大径上移，圈足减低，逐渐演变为卧足，足壁趋直；盒腹壁趋向斜直收；瓿的铺首进一步减低；罐由圈足转为平底；鼎和盒的数量略有减弱，而瓿和敞口壶的数量则有所增加；罍腹部圆鼓而最大径移至中部。新出现熏炉、灶、各种动物和房舍模型。器物的胎釉结合程度开始呈下降趋势，釉层出现较多的流釉和聚釉现象，釉色中黄或黄褐色的比重逐渐增加，青黄色釉退居次要位置。胎色以灰或深灰色占多，胎质的致密度不如前期（图2-70）。

西汉晚期，鼎的双耳进一步趋低，三足逐渐变矮，盖为弧面顶；盘口壶口沿极浅，腹部圆鼓；瓿的铺首下降至贴近器壁；盒的腹壁斜收和底径缩小；敞口壶口沿进一步外展，器身趋向瘦削，卧足变浅；盘口壶盘口壁直而较浅。陶鼎和盒的数量进一步减少，陶瓿和壶则猛增，同时日用器的数量也大大增多。器物纹饰略有增加，新出现的鸟纹，一身多首，纹样繁复。在所有随葬品中所占的比例有所降低。器物胎釉结合程度进一步下降，釉层普遍出现流失的现象，釉色多呈青黄或黄褐色，釉层普遍缺乏光泽感。而胎色多呈深灰色，胎内含有较多的石英颗粒（图2-71）。

东汉早期，鼎、盒等消失，主要有喇叭口壶、深腹盘口壶、瓿式罐、梳状纹罍；敞口壶底与腹径的比例缩小，腹壁趋弧；盘口壶的盘口逐渐增大，圈足转为平底，腹部出现密集的弦纹。此外，随葬品中的礼器基本消失，改以日用器为主，辅以部分明器的组合，并出现锺、五联罐等新的器型（图2-72）。

东汉中期前后，瓿、壶消失，盘口壶折腹更加明显，底由平底转向假圈足；弦纹罐的腹最大径移至上端；罍的纹饰由梳状纹演变为网格纹；锺的腹部由扁鼓发展成扁折，圈足进一步增高，并在足的根部出现两个对称的小圆孔；五联罐的器身逐渐增高，下部出现兽状堆纹，底由圈足演变为假圈足。

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过少量东汉中期前后施釉线较明显的原始青瓷。以长兴七女墩汉墓(161)为例，其中M2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简报中称之为“釉陶”）罐和壶，釉虽多不及底，但施釉线清晰，施釉线位于器物的上腹部或下腹部，除青黄色釉外，出现较多酱色釉或酱褐色釉。灰白色胎质器物比例增加。此类器物一般火候较高，胎质细腻致密，硬度高，釉层厚，施釉均匀，青釉玻璃质感强，已接近成熟青瓷。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这类器物是介于原始青瓷与成熟青瓷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在胎、釉方面均为成熟青瓷的出现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对于成熟青瓷的出现有重要意义。

在制作方法上，秦汉时期原始青瓷的成型有泥条盘筑、轮制、手制及模制等，并辅以套接、黏合等手段。罍、壶、瓿等器物通常采用泥条盘筑成型，器物的外轮廓线往往不甚流畅，尤以罍最为明显，制作时采用口、颈、肩、腹分段盘筑，衔接时将上段套入下段的内侧。同时，为弥补泥条间接合不够致密的缺陷，增加器壁的抗压强度，成型时普遍有拍压工序。一般小型器物均采用轮制，如鼎、盒、罐、碗、钵等，器物的内壁往往有轮制形成的旋痕，外轮廓线相对流畅；而部分异形器，如灶、房屋和牲畜模型，则均采用手制。除此之外，钫、灶、房屋等在制作时要根据需要先将泥坯切割成片状，然后再进行拼接和组合。另有零星器型采用模制，如麟趾金等。

四、秦汉印纹硬陶

（一）秦汉印纹硬陶的出土

秦汉时期印纹硬陶流行的时间大致从西汉早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东汉中晚期，其出土地点也以汉墓为主。其中，部分出土地点与原始青瓷相重合，如浙江北部地区的湖州杨家埠(162)、方家山(163)、小塔山(164)、白龙山(165)，安吉上马山(166)，长兴卞山、西峰坝(167)、七女墩(168)，余杭大观山(169)、义桥(170)等；东部的宁绍地区主要有余姚老虎山(171)，嵊州剡山(172)，绍兴大龙山、小龙斗(173)、狮子山(174)，上虞周家山(175)、后头山(176)、牛头山(177)、驮山(178)、严村凤凰山(179)、蒿坝(180)，奉化南岙(181)、石菊花地(182)，慈溪陈山(183)，鄞州高钱(184)，萧山城南(185)等；中部的杭金衢地区主要包括杭州葛岭(186)、老和山(187)、古荡(188)、龙游东华山(189)、仪冢山(190)，武义后金山(191)等；以及南部的温丽台地区，包括温岭元宝山(192)、塘山(193)，平阳凤门岭，乐清四房山(194)，黄岩秀林(195)，临海黄土岭(196)，云和白塔山(197)等。

（二）秦汉印纹硬陶的特征

印纹陶器盛行于先秦时期，是浙江乃至江南地区商周至战国时期随葬品的主要组合器类，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入汉后，此类器物虽趋式微，但其泥条盘筑的制作方式、器表拍印几何纹的装饰技法仍贯穿于整个两汉时期，至六朝后才逐渐消失，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两汉时期的印纹硬陶普遍用于日用器的制作，器型以罍占主流，另有零星的罐、坛、瓮等。

西汉时期印纹硬陶在随葬品中所占的比例不高，器型以日用器瓮、罐、坛、罍等居多，最初器表是以满饰的席纹最具特色，稍后约西汉晚期，拍印的梳状纹开始流行，并延续至东汉时期。

具体来看，西汉早期，印纹硬陶的数量不多，器型常见坛、罐、罍。其中，坛、罐、罍器物通体拍印规整的米格纹和斜方格纹，斜方格纹和麻布纹，涂抹式的弦纹与小方格纹、麻布纹、方格填线纹的组合纹饰，另有少量罍通体拍印编织纹。（图2-73）

西汉中期，印纹硬陶仍以罍、坛、瓮、罐居多。其中，罍的纹饰由组合纹向单一的编织纹转变，纹饰仍模糊而多有重复；坛类器物仍多拍印小方格纹、斜方格纹，偶有少量通体拍印粗麻布纹。瓮和罐类器物均仅见于浙西南地区的墓葬当中，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瓮通常体量较大，敞口，宽弧肩，鼓腹，腹下部斜收，平底，通体拍印小方格纹或拍印大方格对角交叉内填线组合纹饰；罐通体拍印粗麻布纹或编织纹。

西汉晚期，印纹硬陶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常见器型有圜底罐、罍、双唇罐等。其中，圜底罐底部拍印绳纹或通体拍印横向条纹；罍和罐的纹饰以编织纹、梳状纹最为常见。（图2-74）

王莽时期至东汉早中期，印纹硬陶大致延续了西汉晚期的器型和纹饰。东汉早期，罍的纹饰由编织纹向梳状纹转变，到东汉早期后段，又向网格纹和窗帘纹转变；双唇罐也常见块状网格纹；另外还有少量印纹硬陶罐通体拍印窗帘纹或斜方格纹。（图2-75）

东汉中期晚期，浙江地区的墓葬当中，开始出现成熟青瓷。这些瓷器除了表面施釉外，在器型和纹饰上，与包括印纹硬陶在内的同时期硬陶如出一辙。可见，脱胎于原始青瓷的成熟瓷器的出现，与印纹硬陶的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