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肩头弄文化”和营盘山期遗存

“肩头弄文化”和营盘山期遗存，是主要分布于浙西南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年代范围为夏代至商代。由于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较为薄弱，缺乏足够的资料，目前对于文化的界定与认识仍处于讨论阶段。“肩头弄文化”和营盘山期遗存，并非确切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只是在实物材料与地层证据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为建立区域编年谱系而临时提出的一种期别概念。

“肩头弄期”概念的提出，源于1977—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与江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江山市南区古遗址群的调查与试掘。(1)由于地理环境、水土流失等原因，调查与试掘所得到的地层关系十分有限，牟永抗先生等学者巧妙地将集中出土的遗物归纳为32组，结合浙南、闽北地区的考古经验，认为这些集中出土的遗物应为土墩墓或灰坑中的共时遗存，可以代表江山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春秋时期的六个单元和四个阶段遗存。其中，在江山南区第一、二、三单元的遗存有着黑陶、印纹陶和泥质陶器，着黑陶器器型主要有深腹罐、高领罐、扁腹罐、匜形罐、碟等（图1-46）。印纹陶器器型以各种类型的罐为主，还有盉。泥质陶器有豆、盘、钵、罐、盉（图1-47）等。纹饰有条纹、方格纹、编织纹等。其中着黑陶器数量多，地方特征鲜明，是区别于同一时期其他地区文化的典型器物，研究者遂将江山南区以着黑陶器群为特征的第一、二、三单元合称为“肩头弄期”，推测绝对年代在商代或更早时期。

“肩头弄期”所包含的着黑陶器群，是该地区这一时期文化特征的典型代表，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存在是合理和必要的。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该地区这一极具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的定名，仍存在较多争议，前后出现过“肩头弄期”“高祭台类型”的早期文化、“马桥——肩头弄文化的肩头弄类型”“马岭类型”“葫芦山文化”等定名。这一文化类型发现较早且主要分布地点为肩头弄，因此我们暂称“肩头弄文化”。(2)“肩头弄文化”是浙西南和闽北地区一支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范围主要以夏代为主，不排除进入商代的可能。

营盘山期遗存，同样源自1977—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与江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江山市南区古遗址群的调查与试掘（图1-48）。在江山南区第四单元的遗存中，着黑陶器消失，开始出现原始瓷器，虽然数量很少，但是代表了古文化的新发展。这一时期的陶器主要有印纹陶坛、瓮、罐和原始瓷豆，纹饰有云雷纹等（图1-49）。这一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地点为营盘山，因此研究者将这一单元称为营盘山期遗存，年代相当于商代，为“肩头弄文化”之后的发展阶段。

“肩头弄文化”和营盘山期遗存，主要位于衢江上中游，墓葬与遗址往往位于一处。遗址常采集有石镞、（有段）石锛、网坠等，可能与采集渔猎的经济生活有关。墓葬主要为土墩墓，平地掩埋，无石框无石床，是目前浙江最早出现土墩墓的区域之一。2014年，寺底袁村一水稻田中，在基建清表过程中暴露出来一座墓葬。(3)墓葬编号为M18，现存较浅，边界不清楚，大约2.8米见方，未见葬具及人骨（图1-50）。随葬器物大多残碎，经过拼对修复，共有9件。其中大型硬陶罐2件，硬陶小罐3件，硬陶钵3件，原始瓷豆1件（图1-51）。根据墓葬出土的器物，M18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商代晚期。营盘山期虽然发现有原始瓷器，但尚未发现原始瓷窑址，目前仅发现有印纹陶窑址。

通过目前有限的考古资料，可知“肩头弄文化”和营盘山期遗存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当，一般认为主要分布于浙西南地区，北临宁绍平原，南抵闽北地区，东到大海，西界尚不清楚。浙江境内的典型遗址包括淳安高祭台遗址、江山肩头弄遗址、江山山崖尾遗址、江山营盘山遗址等。

此外，通过文物普查和其他有关调查，在常山、开化、江山、衢州、金华、兰溪等地也发现了这两个时期的相关遗存，主要遗址有常山九都，江山大桶后山、林场、基山，衢州茶叶山、柘川、黄甲山，金华龙口，兰溪老虎头等遗址。这两个时期的遗址基本分布于主要河流及其支流沿岸，以衢江上游江山地区分布最为密集。

“肩头弄文化”和营盘山期遗存是中国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文化发展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先越文化的重要组成，为越文化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考古（1979—2019）》，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