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委访谈

顾骧:先锋派作品基本无法通过

:多次担任茅奖评委,可否谈一下您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是什么印象?

顾骧:我曾参与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具体评奖工作,担任第二届、第四届评委。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应该追溯到1945年6月,重庆曾举行“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在庆祝会上,正大纺织厂的陈钧经理将一张十万元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茅盾表示自己生平所写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多,引以为憾,建议以这些捐款举行一次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有奖征文。之后,由老舍、靳以、杨晦、冯雪峰等人组成茅盾文艺奖金评奖委员会,举办了一次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征文活动,反响很好。这应该是茅盾第一次设立文学奖。

三十多年后,茅盾临终前再次设立文学奖,这一次他奖励的对象是长篇小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时候,长篇小说整体上还是处于萧条状态。新时期文学先是发轫于诗歌,然后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兴起。后来参评的长篇小说大多写作于“文革”末期。李国文写《冬天里的春天》时“文革”还未结束。1979年刚摘掉“右派帽子”,李国文将书稿试投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周克芹写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初稿是在1978年,1980年《红岩》杂志全文刊发,小说表现极左路线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巨大破坏,立刻引发反响。《将军吟》讲一位将军对极左路线的抵制,作者也是在“文革”中顶着风险写成。

: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是否一开始就受到大家的关注?

顾骧:茅盾文学奖备受关注,还与获奖作家有太多利益关系。从第二届起,茅奖的声誉日隆,开始受到各省市的重视,成为地方政绩。第三届路遥获奖后,回到西安是省委领导到机场亲自迎接。第三届天津作家的《都市风流》得奖,书是浙江一家出版社出的,责任编辑被提成编辑室主任,还分了一套房子。

:在这种情况下,您作为评委是否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顾骧:有个作家曾给我写信,信里直接说:他们领导说了,如果他得了茅奖,马上升文联副主席。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来说情走后门的作家只有一两位,第三届时请吃饭、送礼的就开始多起来,到了第四届,评奖工作还没有启动就有关系托过来了。各种评奖规则卡住了这种不正之风,比如三分之二以上票数入选的规定,要活动遍及三分之二以上的评委,恐怕不是易事。

:能具体谈谈您所参与的评选工作吗?

顾骧:第二届茅奖于1984年7月启动,1985年11月选出获奖作品。这一届获奖作品中,《沉重的翅膀》是有很大争议的。因为小说写早期改革的内容,有一些很尖锐的、当时忌讳的话。出版这本小说之前经过了审查,提了很多修改意见。评选的时候,《沉重的翅膀》是以修订版入选的。

读《平凡的世界》,当时几个评委都有同样的感觉:第四十页之前的内容很沉闷。但是到了90年代末,我到外地出差发现年轻的大学生都在看这部小说,感到非常奇怪。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还能有这样强的生命力?

:第三届评选时,是否还具有这样的特点?

顾骧:“现实主义独尊”在前两届基本没有引起争议。争议出现在1985之后,马原、刘索拉、格非、残雪等一批中国先锋派作家和作品出现。他们的创作与茅盾文学奖倡导的传统现实主义、宏大题材、史诗叙事看来格格不入。在90年代初第三届茅奖评选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有一批优秀的现代主义手法的长篇引起了文学界的反响。包括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张炜的《古船》等。这些小说没有进入读书会推出的十五部初评书目名单,作为当时的评委会副秘书长,我曾提出增加五部手法较为现代的小说作为备选,就包括这几部作品。但最后好像都没有提到评委会去讨论,或者拿过去就给否定了。在那个时候,先锋派作品根本无法通过,多数评委接受不了。

(顾骧,担任第二届、第四届茅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