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给每个写作者的建议

1980年，美国国际纸业公司赞助《纽约时报》办了一个建议专栏系列。每篇两页长的文章都是由著名专家撰写，要点都以粗体标题突出。刊文包括乔治·普林普顿的《如何演讲》、哈佛商学院杰罗德·西蒙的《撰写简历》、詹姆斯·迪基的《享受诗歌》等等。

“鉴于我的化学、机械工程和数学差点儿不及格，而且我从未上过文学或写作课，他们选我来谈谈文学风格。”库尔特·冯内古特谈及他的供稿时如是说。

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冯内古特首次付梓的《如何写出风格》，之后每个学期我都会复印多份，发给我在亨特学院的写作课学生。此处我就开始沿用冯内古特的格式——向每个人提供关于进行任何写作的一般性建议，包括带有编号的五大“法则”。

先是一个五段话的引言，然后冯内古特提出了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建议：“找一个你关心的话题。”

注意他是怎么写的。他认为，既然你身而为人，你就应该有关心的事物。你只需在你自己的仓库里四下搜寻，把这个东西找出来。以下是他更详尽的解释。

“找到一个你关心的，并且你内心觉得别人也应该关心的话题。

“你的文风中最让人爱不释手、最引人入胜的元素是发自内心的关心，而不是你的文字游戏。

“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在催你写一部小说——但你要是已经写完了一部，我也不会感到遗憾，前提是这是你真正关心的事情。给市长写一封关于你家门前坑洼路面的请愿书，抑或给隔壁女孩写一封情书都可以。”

下面这件逸事将说明，他说的关于这些相对朴实的文体的话绝对真诚。他在《圣枝主日》中写到他的六个孩子，谈论了他觉得由自己传给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艺术癖性，包括木工、绘画、音乐和下棋。那时，他的儿子马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他的女儿伊迪为一本书创作了插图。他对这些成就称赞有加，也会夸奖别的孩子的艺术创造力和普通生产力，但他把最高褒奖给了女儿纳内特写给一个陌生人的信。

“在我的孩子们迄今为止创作的所有艺术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件？也许是我的小女儿纳内特写的一封信吧。太浑然天成了！她写给‘X先生’——一家科德角餐馆里的暴躁顾客，她1978年夏天在那儿当服务员。一天晚上，这位顾客对他得到的服务暴跳如雷——你懂吧——气得他写信给管理层投诉。管理层把投诉信贴在厨房的公告板上。而纳内特如是答复：

‘亲爱的X先生：

作为一名刚培训完不久的服务员，我觉得必须要回复您最近写给ABC饭店的投诉信。今年夏天，您的来信给一位无辜的年轻女性带来的痛苦，远胜过汤未按时送上及面包被过早撤走等事宜给您带来的不便。

我相信，这位新来的服务员给您的服务确实很差劲。我记得那晚她非常慌张、沮丧，但她希望，尽管她的失误很笨拙，您也可以考虑到她经验不足而给予谅解。我自己也在服务中犯过错。幸运的是，顾客们既幽默又富有同情心。短短一周内，我从这些错误中、从其他服务员和顾客给我的支持和理解中学到了很多，我现在对自己手头的事情信心满满，极少出错。

在我看来，凯瑟琳无疑正在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服务员。你必须明白，学做侍应跟学杂耍如出一辙。要找到正确的平衡和时机很难。然而，一旦你找到了，做侍应将变成一项坚实而不可撼动的技能。

即使是在ABC饭店这样周密的机构中，也必须有可以失误的余地，必须允许服务员符合人之常情。也许你没有意识到，你对这位年轻女士的指名道姓让管理层有了炒她鱿鱼的必要。现在凯瑟琳在科德角找不到暑期工，而且马上就要开学了。

你能想象目前在这儿找工作有多难吗？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学子维持收支平衡有多难吗？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我有责任请你三思：生活中什么才是重要的。我希望，你可以平心而论，考虑一下我所说的话，并且以后，你的行为里也会多一分周到和人性。

纳内特·冯内古特敬上’”

我本人对于纳内特的信件内容异常感同身受。我发表的第一则短篇《处置》就是从一名向暴虐老板复仇的餐厅洗碗工的视角写的。我读大学那些年一直在做服务生。后来，我发现当服务生的报酬和兼职教学一样高。诚如诗人简·赫什菲尔德妙语，许多作家都从事“食品行业”。

不管怎么说，纳内特的信都符合她父亲的首要标准。她足够关心她的主题，从而写下这封信，她认为其他人也应该关心这件事。具体而言，这些人包括：她的老板，那个投诉的人，那名被投诉的女服务员，大概还有餐厅的其他员工。

纳内特的信挺严肃的。但你也可以用戏谑的方式写严肃的话题。天晓得，库尔特·冯内古特就这么干过。

31年前，25岁的库尔特为自己和妻子简起草了一份他们要履行的合约。他们新婚燕尔，就快要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小库尔特·冯内古特和简·冯内古特就此订立合约，于1947年1月26日星期六生效。

本人小库尔特·冯内古特在此宣誓，我将忠实履行以下承诺：

一、在我妻子同意不会就此事宜唠叨、诘问或以其他方式打扰我的前提下，我保证每周擦洗一次浴室和厨房的地板，时间和日期由我自己选择。不仅如此，我还会打扫得很干净很彻底——她这话指的是：我会擦洗浴缸下面、马桶后面、水槽下面、冰箱下面的犄角旮旯；如果上文所述的地板区域恰巧放有任何可移动的物体，我会将其挪到其他地方去，这样我就能擦到它们盖住的地方，而不仅仅是擦洗它们周围的区域。此外，当我承担此任务时，我会克制自己不要随意使用诸如‘狗屎’‘该死的混蛋’之类的粗话，因为这不过是处理必要事宜，并非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状况，所以这种语言在家中出现会令人心烦气躁。如果我不遵守此协议，我的妻子可以随意唠叨、诘问或以其他方式打扰我，直到我不得不擦洗地板——不管我有多忙。

二、此外，我发誓我将完成以下举手之劳：

（一）我会把不穿的衣服挂起来，把不穿的鞋子放进鞋柜；

（二）我不会不必要地将灰尘带入屋内，比如通过不在屋外的垫子上擦脚、穿卧室拖鞋出门倒垃圾等方式；

（三）我会将空火柴夹、空烟盒、衬衫领子下的纸板等扔进废纸篓，而不是放在椅子和地板上；

（四）刮完胡子后，我会把剃须用具放回药箱；

（五）如果浴缸周围出现的一圈水渍是由于我洗澡直接造成的，我会借助斯威夫特清洁剂和一把刷子（比如我的毛巾）来清理上述水渍；

（六）在我妻子同意收集待洗衣物，将其置于洗衣袋中，并把洗衣袋放在大厅内显眼处的前提下，我将在上述衣物出现在大厅后的三天内将其带至洗衣房；此外，我会在将脏衣服带到洗衣房后两周内取回洗净的衣物；

（七）吸烟时，我会尽一切努力将我所用的烟灰缸放在一个不会倾斜、下陷、歪斜、下沉、起皱或因轻微的刺激而变形的表面上；会出现以上情况的表面可以理解为：椅子边缘欲坠的书堆、带扶手的椅子的扶手，以及我自己的膝盖；（八）我不会在红色皮革废纸篓或我亲爱的妻子于1945年圣诞节亲手为我做的邮票废纸篓的桶身上摁灭香烟，也不会把烟灰弹到里面，因为这种做法明显损害了所述废纸篓的美观和终极实用性；

（九）如果我妻子向我提出请求，而这一请求不能被视为不合理或是不完全属于一个男人的工作范围（即当他的妻子怀孕时），我将在我妻子提出请求后的三天内遵从该请求：我的妻子在这三天内将不会提起这一事宜，当然道谢除外；然而，如果我在更长一段时间过去后还没有遵从上述请求，我的妻子将完全有理由唠叨、诘问，或以其他形式干扰我，直到我在她的驱使下完成我本该完成之事宜；

（十）上述三天时限的一个例外是倒垃圾，因为再傻的人都知道，倒垃圾最好不要等那么久；在妻子向我指出垃圾需要处理后的三个小时内，我就会去倒掉。然而，最好是我亲眼观察到垃圾需要处理，然后主动执行这一任务，这样就没有必要让我的妻子提起一个让她较为厌恶的话题；

（十一）双方同意，倘若我发现这些约定在任何方面不甚合理，抑或过度约束了我的自由，我将合法地提出对案，然后礼貌讨论，逐步进行修改，而不是通过破口大骂之类的行为以及随后对所述义务的持续忽视来非法终止我的义务；

双方同意，这份合同的条款具有约束力，直至我们的孩子出生后（由医生确定日期），届时我的妻子将再次完全拥有她的全部机能，从而能够承担比当前建议之事宜更为艰巨的任务。”

亲爱的妻子们，想象一下你是这样一封信的收信人（尤其如果你在20世纪50年代结婚，家务毫无疑问是你的责任）。至少，你会知道你的丈夫已经听到了你的抱怨。你会知道他认为你的抱怨值得他关注。你可以放心，他对那些抱怨、对你、对你们的婚姻、对你们每天的相处都足够在意，所以才会把这一切都写在纸上。你会喜欢他的，不是吗？甚至当你下次倒空他满溢的烟灰缸时，你可能都会原谅他。

试想，这些书信中的每一封——给ABC饭店客户的信和那份承诺合约——都起到了某种作用。不论这个效率低下的女服务员是否找回了工作，她肯定会觉得有人替自己说话了。顾客和老板都被鼓励要更有同理心，他们可能也已经变得如此。（我自己16岁干第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就被炒了，心情很糟糕，仿佛我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有人曾经在我侄女工作的餐馆给她留了一张餐巾纸，而不是小费，纸上写道：“请勿繁殖。”要是有人代表我俩其中一个写一封信，我们必定不胜感激。）库尔特和简一定和平解决了促使他起草那份合同的争端。

关键在于，要想写得好——即使是写一封普通的信或一封深思熟虑的电邮——也需要你不吝付出时间、努力和思考。你会权衡写或不写的代价，而你必须足够在意才能确定这值得你花费精力。

有时候是话题找上了你。这就不是要去寻找你所在意之事的那种情况了。有些事情就发生在你面前，终究会引起你强烈的关心，乃至融入你的生命。

当小库尔特·冯内古特告别战俘生涯，最终再次踏上盟军领土时，他感觉必须给家里写一封信。因为，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所有亲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他音讯全无。他必须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

“寄信人：美国陆军一等兵小库尔特·冯内古特，12102964

收信人：库尔特·冯内古特，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威廉姆斯溪

亲爱的家人：

我得知，除了“在执行任务时失踪”以外，你们可能从来没有得到关于我的任何其他消息。很可能你们也没有收到过我从德国寄的那些信里的任何一封。因此，我有很多事情要解释——概要如下：

1944年12月19日，我沦为战俘。那时，希特勒孤注一掷地猛攻卢森堡和比利时，把我们师打得溃不成军。7个狂热装甲师袭击了我们，切断了我们与霍奇斯第一集团军其他战友的联系。在我们侧翼的别的几个美国师都设法撤退了，而我们只得留下来战斗。可毕竟刺刀难敌坦克：我军的弹药、粮食和医疗用品都耗尽了，伤亡人数远超战斗力尚存的人——所以我们放弃了。有人告诉我，106师获得了总统表彰，以及蒙哥马利授予的英国勋章，但跟付出的代价相比，这些荣誉真的值得吗？我是少数几个没有受伤的人之一。感谢上帝。

就这样，那些“超人”将我们赶往林贝格，大概有60英里的路程。我们一路上不眠不休、不吃不喝，被装在车厢内锁起来，每个狭小、密闭、阴冷的车厢里挤着60个人。也没有卫生设施——地板上都是新鲜的牛粪。也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所有人都躺下来休息，所以一半的人睡觉时，另一半的人就得站着。我们在路上耗了几天，就连圣诞节也在那条林贝格侧线上度过。圣诞前夜，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并扫射了我们那列没有标记的火车。他们杀死了我们中的150人左右。圣诞节那天，我们得到了一点儿水，慢慢地穿过德国，来到柏林以南的穆赫堡的一个大型战俘营。新年那天，他们才将我们从车厢里放出来。德国人赶着我们成群结队地冲淋滚烫的热水来除虱。许多人在经过10天的饥饿、口渴和暴晒后，在淋热水时死于休克。而我侥幸活命。

根据《日内瓦公约》，军官和军士在被俘时没有劳作的义务。而我正是一名列兵，你们也了解。1月10日，150名这样的次要人员被运送到德累斯顿的一个劳动营。而我是他们的组长，因为我会说一点德语。但很不幸，我们有一群嗜虐、狂热的看守。我们得不到医疗看护和衣物，只有长时间极其艰苦的劳作。我们每天的食物配给是250克黑面包和1品脱未经调味的土豆汤。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拼命请求他们改善我们的状况，每每都只得到漠然的微笑作为回应，于是我便告诉看守，等俄罗斯人来了我要对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揍了我一顿，不让我再当组长。殴打只是小事——一个男孩饿死了，党卫军士兵还枪杀了两个偷食物的人。

大约在2月14日，美国人来了，随后英国皇家空军也到了。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24小时内25万人被杀，整个德累斯顿——也许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被摧毁了。但我还活着。

之后，我们被派去从防空洞搬运尸体：女人、孩子、老人，有的死于脑震荡，有的被烧死或窒息而死。当我们把尸体搬到城里堆成巨大的火葬堆时，平民咒骂我们，朝我们扔石头。

当巴顿将军拿下莱比锡时，我们被徒步疏散到“萨克森——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我们的看守抛下我们而去。在那个快乐的日子里，俄罗斯人一心要清除我们这块地区里孤立的非法抵抗势力。他们的飞机（P—39）对我们进行了扫射和轰炸，14人遇难，但我还活着。

我们8个人偷了一辆马车。此后的8天，我们在苏台德地区和萨克森穿行，一路掠夺，活得自由自在。俄罗斯人对美国人非常着迷。俄罗斯人在德累斯顿接我们。我们从那里乘坐福特出租卡车到达哈雷市乘坐美国的航班，飞到勒阿弗尔。

我正在勒阿弗尔战俘遣返营的红十字会写这封信。我吃得特别好，玩得也非常开心。回国的船只自然是挤满了人，所以我只得耐心等待。希望一个月后能回家吧。一到家，我就将在阿特伯里进行21天的疗养，得到大约600美元的补发工资，还有60天的休假呢。

我想说的太他妈多了，剩下的只能改天再说了，我这里收不到信件，所以别给我写信。

1945年5月29日
爱你们的
小库尔特”

冯内古特过世后，这封信于2008年在《回首大决战》中首次发表。回过头来看，这封信的惊人之处在于，正如所有冯内古特的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埋下了库尔特·冯内古特风格的种子（在《五号屠场》中尤甚），也奠定了形成他这种文风并在余生影响他本人和他一切作品的经历。他的风格和这封信的内容密不可分。

在这封信中，库尔特提出了一个极好的独创观点：风格源于关心。他并没有坐下来去考虑“现在我应该如何写出自己的风格？”，或“现在，这篇文章该怎么写才能打动未来的读者？”。

他当时22岁。他写作是由于他迫切地想要向家人讲述他的遭遇。他写作是由于他对自己的幸存感到诧异。他写作还有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自己是一场灾难性事件为数不多的目击者之一，那是一场具有巨大的政治文化影响的事件，或者，用他后来的话来说，是一次“奇特”的经历。

“你的文风中最让人爱不释手、最引人入胜的元素是发自内心的关心，而不是你的文字游戏。”

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3]有句名言：“功能决定形式。”

库尔特·冯内古特在2005年9月的《每日秀》中告诉乔恩·斯图尔特，“我确实觉得，是某种神圣的工程师在控制着进化。我情不自禁地这么想。而这位工程师确切地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以及进化的原因和方向。”他略微停顿，斯图尔特等他继续，“这就是世界上有长颈鹿、河马和淋病的原因。”

但正如库尔特戏称的那样，尽管这位神圣工程师的进化计划尚未可知，但他列举了这些异常多样的生命形式，从而激起了我们对于工程师的个体设计意识的好奇：为了自身的运转和生存，每种生物都以极尽完善的形式构成。符合沙利文论建筑的箴言。

照做吧——根据你的目的来写作。

冯内古特曾为他高中和大学的校报出力。这两份校报都办得很棒。他那封家书的风格一定跟这段训练有关系。他做过新闻报道，曾立志当一名记者。他还带了一台打字机去接受基础训练。我相信，我们内心都有某种东西想要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成长，那是命中注定的。我自己就这样成了一名作家。年轻的小库尔特·冯内古特一定知道，这将是他一生中举足轻重的事件——这个问题会不断萦绕在他心间：为什么只有他没有受伤并幸存下来，而其他人却没有——那封家书也记录了这一切。

冯内古特在《如何写出风格》中提出的第二条建议是“不要长篇大论……”。“我不会就本条建议长篇大论。”他说，他确实也做到了。

第三条建议是“保持简洁”。他指出，一切文学作品中，最深刻的句子往往是最简单的：“‘生存还是毁灭。’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问道。”

《纽约时报》上的一幅漫画里，莎士比亚用手指抵着额头，头顶上一团翻腾的云揭示他的内心活动：“我应该按照内心的强烈冲动去行事，还是保持被动，从而停止存在呢？”

冯内古特接着说道：

“语言的简练不仅广受赞誉，甚至还可能是神圣的。《圣经》开篇首句的写作技法，仿佛出自一个活泼的14岁小孩之手：‘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

不少人认为，行文艰涩——比如文风陈古、繁复费解，抑或通篇使用深奥的词语——就是要比平实的语言更高级、更聪明。要是看不懂，那必定是真的高人一等。冯内古特不止一部小说讽刺了这种假设的荒谬。

一些评论家嫌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作品过于简单。约翰·欧文[4]则批评了那些批评冯内古特的人。欧文写道，他们认为“如果作品是经过煎熬的，读来佶屈聱牙的，那一定是严肃之作……”而“……如果作品明晰尖锐，叙事流畅如水，我们就该怀疑这部作品是否过于简单化，轻如鸿毛，缺少严肃性”。当然，这种批评是简单化的；这种批评也很好写。

“为什么如今‘可读’成了一件如此糟糕的事情？”有些人“……对于他们为了看懂读物而付出的艰辛感到满意……真正让我感到满意的是，一个甘愿为了文笔晓畅而付出巨大努力的作家”。

冯内古特也批评了文学评论家。他曾说，他们写的是“洛可可式的泼妇骂街”。

如何才能避免长篇大论？如何“保持简洁”？听从冯内古特的第四条建议吧：“要有胆量删减。”

“这么说吧，也许你也有能力为克里奥佩特拉制作项链。但是你的口才应当是为你脑中的想法服务的仆人。你可以定下这条规则：一个句子，无论它有多精彩，如果不能以某种新颖或有益的方式阐明你的主题，那就把它删掉。”

如果你倾向于在细节上漫侃细谈，说个天花乱坠，处理这种冲动的方法就是继续前进——闲聊、文饰、浓墨重彩未尝不可。与其扼杀你的倾向，抑制文思的流淌并消解最终掘出钻石的可能性，不如在洋洋洒洒、信马由缰地写完初稿后再删掉多余的文字。

关于写作，我个人有一条建议：写作和修改的过程要分开。先一气呵成，不要检查你写了什么。再放一段时间。然后再用新鲜的眼光去阅读、修订和校改。重复这个过程，如有需要可无限重复，直至你心满意足：终于大功告成了。

这种方法已经是写作老师的老生常谈了。一般叫作“自由写作”。小学生都知道。它恰恰暗示了一种相反的、并不自由的写法，暗示了修订的束缚。

几年前，没有人听说过自由写作。我们对句子进行图解。这是个乏味但快乐的游戏。但我们从中学习语言的结构，感受几何的美感。

我还记得有人教我文章的结构。我们开玩笑说，整个过程是这样的：说你接下来要说什么，然后说出来，再说你已经说过了。同样，在我看来，一篇文章就像一个几何图形：

句子由主语、谓语动词、宾语构成。段落由句子组成：陈述主题，再加上解释或详述这一观点的句子，最后用结束句落来归纳或者强调之前所讲的内容。而文章则是由连续的段落组成的。把段落堆在一起，你的文章就写好了——搞定！

库尔特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教学时从未谈到要将写作与修订的过程分开。因为那不是他写作的方式。这可能并不是他在肖特里奇高中为校报或老师写作的方式。

1974年，有人提问：“能稍微谈谈你的写作方法吗？你是如何一次性地接连写出数页，然后完成改写的？”冯内古特回答道：

“有速战速决的人，也有持久作战的人。而我恰恰是后者。也就是说，你用头去撞墙，直到你撞破墙，来到第二页，然后到第三页，以此类推。很多人随便用哪种方式写作都可以。而我吧，举个例子，我绝对用不着电动打字机，我仍然无法想象这个鬼东西为什么会被发明出来。但是速战速决者的方式，你懂的——我也羡慕他们，因为这种写法一定很令人兴奋——就是说，不管怎样，在一个月内写完一本书，尽快搞定，然后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我向来做不到这样。我差点就在写《海妖》的时候做到了。《海妖》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部自动写成的作品。那不是一本持久作战的书，因为我提起笔来就一气呵成。”

他速战速决地推出了长篇大作《泰坦星的海妖》，凯鲁亚克风格的。他用胶带和订书钉把手稿弄成一捆。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冯内古特作品档案中，这些稿纸一直是卷起来的，宛如卷轴。

《如何写出风格》本身当然是经过编辑的。下面列出几例。请注意：括号里加着重号的文字是编辑删掉的。

第一个例子来自由五段话组成的引言部分：

“（在你开始把单词写到纸上时，要记住）关于自己，你能够展露出来的最可怕的一点在于，你不知道什么有趣，什么无趣。难道你自己对作家的好恶不直接取决于他们选择展现给你看或让你思考的东西吗？一个作家倘若脑袋空空，就算他精通语言，你会因此钦佩他吗？不会。”

编辑删掉库尔特的开头那句话是对的。你不觉得吗？陈述句更有力。陈述句通常都是有力的。知道什么有趣跟“在你开始……”没有关系，“记住……”就暗示了“应该”，而没有人愿意被教训。主要是，“在你开始把单词写到纸上时，要记住……”这句话并不能“阐明你的主题”。

库尔特·冯内古特在介绍他的作品时说，记者和技术写作者受过的训练让他们不能展露自己，但所有其他的作家都“……向读者展露了很多”。

“作者展露出来的东西（对我们读者来说很有意思。这些东西）告诉作为读者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跟我们相处。作者给你怎样的感觉，无知还是博学，（疯狂还是理智），愚蠢还是聪明，狡诈还是诚实，幽默还是顽皮？等等。”

编辑删除了关于“有意思”的那部分（包括“读者”一词的第三次重复），并且开门见山：“作者展露出来的东西告诉作为读者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跟我们相处……”“疯狂还是理智”也被划掉了。举例太多了，对吧？意思我们已经明白了。

以下是编辑从“要有胆量删减！”的部分删掉的两句话。

（“如果只有教师坚决要求现代作家要贴近过去的文学风格，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忽略他们。但是读者也坚决要求同样的事情。他们）希望我们写的东西看起来很像他们以前看过的东西。”

终版如下：

“读者希望我们写的东西看起来很像他们以前看过的东西。”

为什么要有删减的胆量？为了有力。无关痛痒的话会分散焦点，所以在准确的前提下，字越少，越齐整，出拳就越有力。

冯内古特的第五条建议是：“用你自己的语言。”他说：

“对你来说最自然的写作风格必然与你儿时听过的言语相呼应。而在爱尔兰长大的作家真的很幸运，那里的英语是如此欢快，富有音乐性。我自己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长大的，在那里，日常言语听起来如同带锯在切割镀锌铁皮，所用的词汇就像活动扳手一样毫无修饰。

“言语的各种变体都是美的，正如各种各样的蝴蝶都是美的。不管你的第一语言是什么，你都应该一辈子珍惜它。如果碰巧你的母语不是标准英语，而它在你用标准英语写作时显露出来，那么往往会出现令人欣喜的结果，就像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一只眼睛是绿色的，一只眼睛是蓝色的。”

听一下这些声音[5]，它们可以佐证库尔特的观点。每个声音都是一个故事。而无一跟冯内古特的声音相似。每个声音都独一无二，就像拇指指纹或雪花，没有哪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只需朗读出来，倾听：

“你见到我一定很高兴吧。我是那个欣赏青春的女人。是的，在那段快乐的时光里，我与众不同，青春没有像易逝的梦般离我而去。那些周二和周三如同周六的夜晚一样欢乐。”

“亨利的馆子开门了，两个男人走了进来。坐在吧台旁。”

“你注意过吗，盲人喜欢哼唧。这完全可以理解，一旦你遇到一个盲人，然后注意到没有目光会强迫你去跟人对视，这是你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这似乎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就像你又来到了教堂，和胸部肥胖的女士们还有老先生们在一起用喉咙里的低沉声音咕哝，以此回应传教士说的任何话。”

“他梦见通往海边村庄的路上，有一百个果园燃起熊熊大火；无风午后的所有火舌射穿花朵。”

这些声音不可爱吗？但它们不也是一种变体吗？

与冯内古特所批评的他自己的中西部言语相反，下面这些绚丽准确、富有音乐性的语句也是出自他手。在这些语句中，声音与意义呼应，并服从于功能：

“……她散发出的性欲，和她祖母的牌桌散发的一样多。”（《囚鸟》）

“地球表面翻涌着、沸腾着旺盛的躁动。”（《泰坦星的海妖》）

“‘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这个词……我听起来、看起来都像一个人在下肥皂薄片的暴风雪中打喷嚏。”（《冠军早餐》）

“我个人发现，”冯内古特继续说，“当我的作品最让我自己和他人信服的时候，往往是我的语言最像一个印第安纳波利斯人的时候，也就是做我自己。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老师们最强烈推荐的选项无疑是强加给你的：要像一个世纪甚至更久远以前的有文化的英国人那样写作。”

我不认为老师们现在仍然做出那样的要求，但是冯内古特上学的时候他们肯定是那样的。

看看冯内古特在《冠军早餐》中讽刺这种事情的时候玩得多开心：

“‘我觉得那个词用得不对。’她说。她已经习惯了为自己使用的语言道歉。在学校里，她在人们的鼓励下做了很多这样的事。米德兰市的大多数白人说话时都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会把句子写得简短，用词简单，以便将尴尬的错误减到最少。德韦恩肯定是这么做的。帕蒂肯定也是这么做的。

“这是因为，只要他们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贵族那样说话，他们的英语老师就会皱起眉头，捂住耳朵，给他们不及格的分数，诸如此类。此外，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无法喜爱或读懂关于古人的那些费解的小说、诗歌和戏剧——比如《伊凡赫》，他们就不配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写作。”

“黑人是不会容忍这种事的。他们一直随心所欲地说着英语。他们拒绝阅读他们看不懂的书——理由是他们看不懂。他们会问一些无礼的问题，比如，‘我他妈为啥要看《双城记》？’”

“帕蒂·基恩在被迫阅读赏析《伊凡赫》的那一学期英语不及格，这本书讲的是穿铁袍的男人和爱他们的女人的故事。”

冯内古特并不总是信任自己的印第安纳之声。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戏剧制作人希里·埃尔金斯在一起。他刚刚买下了《猫的摇篮》的电影版权，而我试图显得文雅一些。我说了些文雅的话，希里摇摇头，说，‘不，不，不，不，不。你要当威尔·罗杰斯[6]，而不是加里·格兰特[7]。’”

那次交流发生在60年代中期，那时他正在爱荷华教书。事情发生后，库尔特立马在课堂上向我们坦诚相告。我还记得他苦笑的样子。

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因为就在那周，我姐姐来看我，我带她一起去上课，这样她就能感受下我们的工作坊，特别是感受下冯内古特。但是库尔特没来。库尔特在纽约。理查德·耶茨[8]来代课了（好牛的代课老师！）。

冯内古特终于获得了成功。一切都对他敞开大门，比如卖出《猫的摇篮》的电影版权。他正在找到平衡。

“我不断地失去和恢复平衡，这是一切通俗小说的基本情节。而我自己就是一部虚构作品。”他在用文字发表这件逸事时写下这样的序言。

“我现在明白了，所有那些我用来与自己的作品相比较的古老文章和故事，它们的出色并不是由于久远性或异质性，而是因为它们准确地表达了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库尔特在他的第六条建议“说你想说的话”下面做了如是解释：“我的老师们希望我写得精准，总是选择最有效的单词，并把这些单词没有歧义地、严谨地排列在一起，就像机器的各种部件一样。老师们其实并不想把我变成一个英国人。他们希望的是，我写的东西是容易读懂的——这样我才能被人理解……

“假如我打破所有标点符号的规则，让单词表达我想让它们表达的意思，然后乱七八糟地串在一起，我根本就无法被人理解。”

因此，冯内古特说，你最好也避免这些做法，“……倘若你有值得表达出来的东西并希望被理解的话”。

《冠军早餐》里有个角色叫拉波·卡拉贝克安，是个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他将自己的一幅画卖给了米德兰市艺术中心。这幅画“宽20英尺，高16英尺”，是用五金店的“绿色墙面漆”画的。

“竖条纹是荧光橙的反光带。”“这幅画卖这么贵简直是一桩丑闻。”5万美金！“整个米德兰市都震怒了。”

在许多“艺术节的贵宾”住宿的那家旅店的酒吧，拉波·卡拉贝克安请米德兰的一个叫邦妮·麦克马洪的服务员告诉他一些关于艺术节上那位十几岁的女王的事情。女王的照片——她身着白色泳衣，脖子上挂着奥林匹克金牌——印在艺术节目手册的封面上。

“她是米德兰市唯一一位国际名人，名叫玛丽·艾利丝·米勒，世界女子200米蛙泳冠军。那时她只有15岁。”邦妮说。

“……玛丽·艾利丝的父亲是谢泼兹敦假释裁决委员会的成员，在玛丽·艾利丝8个月大的时候就教她游泳，而且……从她3岁起就让她每天至少游4个小时。

“拉波·卡拉贝克安想了想，然后用很多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声说：‘什么样的人才会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一台舷外发动机？’

“邦妮·麦克马洪发怒了……‘哦，是吗？’她说，‘哦，是吗？’……

“‘你觉得玛丽·艾利丝·米勒不怎么样吗？’她说，‘我们觉得你的画不怎么样。我见过5岁的小孩都比你画的好。’”

你们要是还没体会过阅读《冠军早餐》的乐趣，我便不会透露叙述者口中“此书的精神高潮”——也就是冯内古特笔下的角色卡拉贝克安在那间酒吧向人们解释他的画作所说的那段话。但他的确解释得很有说服力。

下一章的开头：

“卡拉贝克安的演讲反响热烈。现在每个人都同意，米德兰市有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画作之一。

“‘你只需要解释就行，’邦妮·麦克马洪说，‘我现在明白了。’

“‘我本来不认为有什么好解释的，’建筑师卡洛·马利蒂诺疑惑地说，‘但天呐，其实是有的。’

“珠宝商亚伯·科恩对卡拉贝克安说：‘要是艺术家们能作更多的解释，人们就会更喜欢艺术的。你意识到了吗？’”

一次访谈中，海明威被问到重写了多少次。海明威说要看情况。“我重写了《永别了，武器》的结尾，也就是最后一页，写了39遍才满意。”

“是什么把你给难住了？”采访者问道。

“找到对的词。”

冯内古特在写作中领悟了海明威那句话的含义：

“打字机上输出的信息是非常粗糙或者愚昧的——有误导性。但我知道，如果我在打字机上花足够的时间，我最聪明的念头终究会浮现，而我到时候就能够解码出它试图谈论的东西。”

冯内古特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之一《哈里森·伯格朗》的早期草稿，也可能是初稿（因为字迹潦草，随意涂改，且并未写完）是这样粗略地开头的：

“公元2081年。

“4月当然还是最残酷的那个月。潮湿、黑暗，以及对于春天永远不会到来的恐惧在这所小房子里弥漫，唯独被电视荧屏的亮光牵制着。在电视机黑屏的那一瞬间，这三个绝望骑士似乎要让乔治和黑兹尔·伯格朗窒息了。

“‘那段舞真的不错。’黑兹尔说。”

别管那个笨拙的“骑士”隐喻了。黑兹尔在说什么舞蹈？冯内古特用铅笔潦草地添加了答案（下文用着重号表示），修改后的句子如下：

“在电视机黑屏的那一瞬间，这三个绝望骑士似乎准备让乔治和黑兹尔·伯格朗窒息。屏幕上是一群芭蕾舞演员。

“‘他们刚才跳的那段舞真的不错。’黑兹尔说。”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知道，乔治和黑兹尔在电视上看了这段舞蹈，知道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以及他们看的是哪种舞蹈。

在发表的版本中，莫名其妙的“骑士”指涉已经消失。尽管进行了微调，但这些解释仍然保留了下来。开篇段落做了大幅修改。现在的版本非常好。

“2081年到了，终于人人平等了。不仅是在上帝和法律面前平等，在任何方面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更聪明，没有谁比谁更好看，也没有谁比谁更强壮或更敏捷。这一切的平等都归功于第211、212和213条宪法修正案，归功于美国素质判定指挥处的干事们的不懈警觉。”

冯内古特不停地在修改，因为他强烈意识到读者想要的技巧是什么。

“（读者）必须识别出纸上成千上万的小标记，并立即加以理解。他们必须阅读，而阅读是一门非常难的艺术，大多数人甚至在花了整整12年，从小学读到高中之后都没能真正掌握它。”

由此，冯内古特引出了“体恤读者”这一法则。

“我们的观众要求我们，”冯内古特继续道，“要做有同情心和耐心的老师，永远愿意简单化、清晰化……”

那些“纸上的标记”只是符号，而不是经验本身。它们代表声音以及声音的组合。它们需要破译。它们是阅读这种无声音乐的乐谱系统。

事实上，人类阅读的时间并不长。历史上第一个字母表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近3000年后，大约在公元1050年，中国的毕昇首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印刷术的广泛传播和应用还要到几个世纪以后。大约400年后，在公元1450年，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因此，从字母表的产生到使用字母表的机制被设计出来一共用了3050多年，然后又过了大约400年，古腾堡的印刷机才得到广泛使用，让普通人也能够阅读，印刷物也自然传播开来。

有些人的大脑不能很好地破译排列在纸上的字母。阅读障碍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学习障碍，它是神经性的，往往来自遗传基因，与智力或教学无关。它会让人难以流利、大声地阅读和理解；它会阻碍词汇增长，让有些人只能进行创意拼写；它会导致自我怀疑和不安。据估计，有15%的美国人是阅读障碍人士。

冯内古特指出，即使一个人有一个能够准确地译解字母的大脑，他也需要用全部的校园生涯去学习如何阅读。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觉得读书难。美国有3200万成年人没有阅读能力，占到美国人口的14%，大约七分之一。此外，21%的学生的阅读能力低于五年级水平。这些统计数据可能涵盖了有阅读障碍的人。

库尔特把阅读称为“艺术”。你并不是天生就有这种能力。你必须学会如何阅读，就像一门艺术一样，你可以在一生中不断习得技能，并从中获得乐趣。

看看冯内古特为了让他的读者能够理解和想象《猫的摇篮》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九号冰——所付出的努力。他让一个角色——据说是这方面专家的布里德博士——把这个概念教给叙述者，而我们读者就和叙述者一同学习。

“‘某些液体，’布里德博士对我说，‘可以有几种结晶或者冻结的形式，它们的原子可以用几种形式来进行有序、严谨的堆积和固定。’

“那个手上有斑点的老人让我想到了在法院草坪上堆放炮弹的几种形式，想到了把橙子装进板条箱的几种形式。

“‘晶体中的原子也是如此，同一物质的两种晶体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物理性质。’

“‘现在再想想法院草坪上的炮弹或者板条箱里的橙子。’他建议道。然后他让我明白了，炮弹或橘子底层的摆放模式决定了每一层的堆叠和固定方式。‘底层是种子，决定了后面每个炮弹或者每个橙子的行为，甚至决定了无数炮弹、橙子的行为。’

“‘现在假设，’布里德博士大笑着说，自得其乐，‘水的结晶或者说冻结有多种可能的形式。假设用来滑冰或者放入高脚杯的那种冰——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号冰——只是几类冰中的一类。假设在地球上，水总是像一号冰一样冻结，因为它从来没有遇到一颗种子教它如何形成二号冰、三号冰、四号冰……再假设，’他又用之前那只手敲了敲桌面，‘有一种形式，我们称之为“九号冰”——那是一种和这张桌子一样坚硬的晶体——其熔点可以达到，比如说，华氏100度，甚至更好，熔点达到130度。’

“‘好吧，我还跟得上。’我说。”

这恰恰是你希望你的读者达到的状态：跟上你。

因此，冯内古特在《如何写出风格》中将他的建议总结为一条满怀同情的劝告：“体恤读者。”

读冯内古特的小说时，我有时候会跟不上情节发展。跟着情节走不是我作为读者的强项。通常我对发生的事情不太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情感共鸣，所以我有时不太注意线索或事件的先后顺序。

但这不全是我的错。库尔特也有部分责任。他并不总是把发生的事情说得足够清楚。有时候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曾经看过一篇书评，但我不记得是谁写的了，也不记得是关于哪部小说的。书评人表达了和我一样在事件中迷失的感觉，但她说，她应对冯内古特小说的办法是：加快速度，读快点。而我的建议则正好相反。慢下来。很慢很慢。

我为了准备这本书而重读冯内古特的作品时做了笔记，这大大放缓了阅读过程。就在那时，我发现，虽然写作是为了促使读者不断阅读，但信步闲庭的节奏会让一切都产生得更多——比如快乐、理解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