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商帮史，半部开封史

中国商帮史是多维度的，一部商帮史也几乎是一部中国开放与封闭的历史。无论是以晋商为代表的陆路外贸商人，还是广州十三行里的闽粤商人，抑或上海开埠后逐鹿上海滩的以香山买办为代表的海路外贸商人，无不是外向型的商帮群体。尤其山西百年商业家族比比皆是，为数不少者与对外贸易有关联。当对外政策开明时，商帮群起；当对外政策晦暗或封闭时，海盗横行。一开一封之间所致他们命运之悬殊，对比强烈。

在明朝，中国海商绝大多数时候以海盗商人的身份活跃在海外贸易中。他们甚至武装走私，公然对抗政府。从粤籍的陈祖义到闽籍的金子老、许光头，从徽籍的许栋、王直到泉州籍的李旦、郑芝龙，莫不如此。

这些中国海上走私商人集团的存在，不经意间结成一张遍及东亚、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他们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的角力，成为这些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前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但寄希望于海外贸易的开放而不得的他们，最后一个个身首异处，书写了魔幻般的悲剧人生。

历史上的中国海商似乎走不出某种宿命，这种宿命背后其实站着两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其间的较量和碰撞对中国海商命运乃至整个朝代的政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和下西洋的逻辑是什么？为何后来戛然而止，甚至连档案都遗失了？随后，在事关开放的问题上，为什么身处北方的山西盐商家族内处于朝堂的官员在面对弹劾时能够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而远在东南的以福建人为主体的海商家族在主战主和问题上能够逼死一个主战的巡抚出身的副都御史，甚至连四任首辅老臣的主战派人物也最终掉了脑袋？

这是开与封力量的此消彼长，也是中国海商走不出宿命的根源所在。整个国家的格局与命运也与此共振。及至西方殖民者用枪炮逐步洞开中国门户，朝贡与私商走私体系崩溃，西方殖民体系取而代之，并伴随租界从沿海沿江向内地辐射、海关管理权被英国所攫取，中国主权尽损，关税权尽失。

开放，意味着对内改革，通过改革，不断加快开放的步伐。1571年，山西官员王崇古在张家口广招四方商贩；1617年，户部尚书李汝华和两淮盐政大臣袁世振在两淮盐场推出“纲运制”盐业新政；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告示，商人每年缴纳一定银两，可以官商的名义包揽对外贸易，及至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都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但开放并非没有限度，鸦片战争后，茶、丝等曾为中国带来贸易顺差的传统外贸强势产业，逐渐因订单掌握在西人手中而假手买办，操纵于西方国家之手。胡雪岩的传奇是清朝本土商人与西方国家一次彪炳史册的商业对垒，中外勾结加之中法战争的军事干扰令胡雪岩一败涂地，从此中国丝业再无对抗西方渗透的商业势力，中国茶商、茶农损失惨重。

伴随汉口的开埠，以及对俄国的大力度开放，晋商在北方陆路丝茶贸易中的地位一朝中断。晋商是中国最具战略眼光的商帮，在撒手外贸时，已经找好票号的备胎。在逃亡国外十余年的维新派梁启超眼中，“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但中国唯一有历史、有基础能“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也只有山西票业。

山西票业是中国草根独立成长起来的金融业，在1904年以前几处于无政府管理状态之下，也是中国本土唯一可以与西方抗衡的产业。在中国门户越加开放、西方银行业长驱直入的情况下，票号分布区域之广、数量之多，仍为国内外银行、各大钱庄所不及，这就是山西票商得以“汇通天下”的秘密。

及至辛亥革命，诸多票号因被抢劫导致存贷失衡而逐渐失去往日声势，日本侵华又进一步挤压票号发展空间，中国经济失去最后一道闸门。至此，中国完全沦为西方商品加资本的跑马圈地之所在。只是香山侨商在上海百货业的强势崛起，中国才借此在零售等产业挽回些许颜面。

以此，你可以一目了然中国之所以坚持改革和开放的历史逻辑。从特区、沿海到内陆、沿边，从自贸区、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到中欧班列、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城市，从以引资为主的开放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走出去”，中国昂首开放，成为世界发展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