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认为自己不被社会理解，常常怨天尤人，殊不知生命的脆弱，让人惊愕得喘不过气。
好像路遥回忆往事时说过，大饥荒年代，他在洛川南门外汽车站的候车室过夜，两腿饿得浮肿，每天早晨都有饿殍从候车室抬出。笔架山下随便挖个坑，把死人扔进坑里头。
路遥幸运地从死人堆里爬出。
1983年，笔者有幸参加了延安地区小说创作讨论会，见过路遥，那时，路遥的《人生》已经发表。双方没有任何交往，只是路遥点评过我的小说，有一句话对我影响颇深：走自己的路，不要在乎所有的人（不是原话）！
路遥逝世，笔者是过了很久才知道，因为那一段时间我在生活的深水坑里扑腾。至于《平凡的世界》，可惜我至今都没有拜读，我只看过《人生》，选材很好，布局得当，迎合了那个时代，很快走红。
对路遥认知的加深，是在读了海波（跟支海民同一天转正，路遥同乡）的自传以后，文章写得很真挚，评价路遥时说过：灯影下边最黑。他离路遥最近，却看不到路遥的光辉，可是他从繁杂的生活细节里，解析了路遥这个人，读起来让人感动。不过路遥为了讨吃一口馍而爬到地上学狗叫的细节，笔者感觉到有点别扭，有点不太舒服。好多名人都引用过这个细节，支海民不敢苟同。
拜读《白鹿原》，是在生意失败以后，那不叫读，叫“啃”。恨不能把整部书吃进肚子里头，可以这么说，《白鹿原》救了我的命，因为我当时确实有自杀的念头，负债超过100万，讨债的踏破门槛，感觉到这个世界已经不值得我留恋。
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在评论中国第一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高行健的《灵山》时说过：生活虐待作家，作家虐待文字。不知道陈忠实老先生是不是在“虐待文字”，作家驾驭文字那种娴熟和得心应手让人震撼不已。这绝对不是现代人所说的“码字”，而是篆刻！每一个字符都经过细细敲打，镶嵌在历史的那一面墙上的画卷是那样的清晰。
记不清我啃了多久，感觉中牙齿掉了，把啃掉的牙齿咽进肚子里，舌头流血了，蘸着自己的血写下几个字，活下去！为的是绽放一回！
笔者不能认同评论家、陕西乡党李建军在评论《白鹿原》时说过的那段话，大意是朱先生的学生鹿兆海参军时，朱先生要求鹿兆海荣归故里时多带几撮倭寇的头发。鹿兆海死后果然捎给朱先生一只铁罐子，铁罐子里边果然装着四十三撮倭寇的头发。李建军批判这一段描写没有人性，应该像外国小说那样，把人打死后为死者祷告。
文章必须真实才能隽永。朱先生对战争的认知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殊不知剪死人一撮头发比打死一个人还难。朱先生没错，错就错在四十三撮倭寇的头发是陈忠实老先生的唯一疏漏，枪响的瞬间对面倒下的那个人并不一定是你打死的，鹿兆海不可能为了满足恩师的愿望而跳出战壕去剪敌人的头发，因为对方也拿着枪。至于李建军建议打死人为死者祷告，笔者认为实在没有必要，中国人没有替敌人祷告的传统。
老先生已经作古，是不是有点吹毛求疵？非也，瑕不掩瑜，这一点疏漏丝毫也不影响《白鹿原》的光辉。白鹿原就是白鹿原！小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白鹿原是中国的第五部文学名著、白鹿原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没有其他作品能够代替！
老先生走了，人不过是这个社会的过客，走是一种必然。柳青、路遥、陈忠实，陕西作家的短寿发人深思。
作家是一个特殊的团体，大凡成名的作家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成果绽放的瞬间，他已经预支了生命。那些日耕万言的码字者，他们缺少的正是社会担当！
生与死之间，是一具等身的棺材，生命没有回头路。可我老在张望，希望在芸芸众生之中，能够看到陈忠实老先生的身影。你把自己的名字，篆刻在历史的那一面墙上，警示苟活者，唯有勤奋，才有可能修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