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六二年，我十二岁。那一年妹妹也背上书包，上小学一年级。政策适当宽松，消失了几年的自由市场又开始活跃，做惯了小生意的老大老妈又跃跃欲试，利用早晚时间做些洋芋饼，我放学后便在东城门外摆起了小摊子，卖洋芋饼。洋芋饼的外面裹一层薄薄的玉米面，掺和一些花椒叶，闻着很香，看起来惹眼，吃洋芋饼的人络绎不绝，妈妈做的洋芋饼根本就不愁卖。十二岁的我每天下午四点放学，拉着妹妹的手一起回家，老大跟妈妈在生产队干活，兄妹俩一起吃了妈妈留在锅里的饭，然后挎着条笼，在东门口摆摊。我腼腆，不习惯吆喝，妹妹把双手卷成喇叭状，稚嫩的嗓音传得很远：“卖玉米饼唻——”
生产队活路很忙，一天不出工便要扣工分，除非天下雨，下雨也不能闲着，生产队组织开会。
一九六六年我初中毕业，现如今人们普遍把六六年至六八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叫做“老三届”，老三届是时代的产物，老三届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
妈妈老记着舅舅夸我的那句话：“这娃是个念书的料。”学校里停课了，最急的是妈妈，妈妈要我给舅舅写信，打算打发我去子长，让舅舅单独教我。殊不知当年年届七旬的舅舅也受到了冲击，自身难保，那有闲暇顾及外甥。
老大害怕他的独生儿子有什么闪失，把我发送到厢寺川一个叫做罗家塔的地方伐木。一个月后生产队派人用架子车套上毛驴为我们送粮食，老屈叔叔为我捎来一个包裹，我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有妈妈为我做的布鞋，还有一件新衬衫，更让我感动的是，妈妈竟然为我捎来许多书。妈妈稍识几个字，我真不知道那些书是从哪里来的。有领袖著作、毛的语录，初高中课本，更多的是小说。读小说是我的嗜好，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开始啃大部头的小说。在罗家塔伐木的四个月，虽然活很累很苦，但是有书籍作伴，感觉不来日子的苦涩，反而认为那是一次历练。粗壮的苍松咔嚓一声倒下，停在山顶的太阳显出老态，秃鹫箭一般俯冲而下，抓起一条潜伏在草丛中的蟒蛇……强食弱肉的自然法则淋漓尽致地循环，日子里充斥了太多的无奈。
四个月后我从罗家塔回来，妈妈双手抓住我的胳膊，目不转睛地看，说我长高了长壮实了，紧接着泪水夺眶而出，说我没有心肝，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回家看她。
后来我才知道，我家的铜脸盆漏水了，妈妈拿到收购站去卖，看收购站收了许多旧书，于是拿铜脸盆给她的儿子换了二十多本书籍。
一九七零年冬天拓家河水库上马，生产队派我去拓家河水利工地劳动。征兵的薛连长来工地摸底，正好我在城关营（工地上以公社为单位成立军事建制）的黑板前出黑板报，薛连长站在黑板前看了好久，问我愿不愿意当兵？我转过身，有点无所适从地回答：“愿意。”于是填表、体检，十多天后，我穿上军装，告别父母亲，开始了军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