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五四年的秋天，伯父和父亲终于用挣来的钱，在东城外购置了一幢小院，院内只有两间瓦房，由于年久失修，从屋子内抬起头，能看见屋顶外面的蓝天。三个大人非常高兴，搬家时买了一挂鞭炮，伯父抱着我，我用香火把鞭炮点燃。紧接着伯父和父亲又买了五亩地，还买了一头毛驴，没有石槽喂毛驴，老大便在院子里栽了一个石礅，把毛驴拴在石礅上，用盛面的笸篮喂驴，毛驴把笸篮里草料吃完后等不到老大为它重新拌料，驴脾气犯了，用蹄子把笸篮踩烂。后来，伯父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口破锅，老大拾了一些砖头把锅支起来，按时给驴喂草料，驴脾气没有再犯。
最高兴的要数妈妈，有了毛驴以后，妈妈不用再抱硙杆（人推石磨磨面），妈妈那次血崩跟她无休止地干重活有关。那是一段相对而言比较平和的日子，老大砍回来许多藤条，用藤条做苫盖，把两间瓦屋重新翻修了一遍，屋子里下雨天不漏雨了，然后糊了顶棚，用白土把四面墙壁刷白。五亩土地只是一个象征，地里干活用不了几天。热天没有红薯可卖，老大便挑两只瓦罐，去阿寺村贩苹果，苹果在当年属于稀罕，用条筐装苹果容易碰伤，用瓦罐装苹果是老大的发明。
有时，老大也去洛河畔贩小瓜，贩梨贩桃，实在没生意可做时便跟人家打短工，反正很少看见老大闲着，为了经营那个小家老大老妈受尽了煎熬。
妈妈继续卖豆芽菜，妈妈的豆芽菜在凤栖城卖出了名气。有时，也有许多熟悉的客户撵到家里来买。妈妈过完秤后，总给人家多抓一把。妈妈的人生理念是，自己多下些苦，不能让别人吃亏。妈妈那次生病以后，老大坚决再不让妈妈下沟担水，而是打制了两只驮桶，用毛驴驮水。驮水也不让妈妈下沟，院子里放两口大瓮（水缸），老大白天做生意晚上驮水。有时顾不过来也买水，妈妈总跟卖水的弹嫌，嫌人家桶太小，水不满。
转瞬间到了种麦子的季节，那是伯父和父亲逃荒到洛川以后，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地里种田，自家一头毛驴没有办法耕地，又借了别人家一头毛驴，耕地的犁铧、耱地的耱都是借别人家的，父亲在前边牵驴，伯父犁地，妈妈手里拿着一把镢头，把犁起来的土疙瘩打碎。第三天下午，老杨叔扛着种麦子的耧，为我家摇耧种麦。
一九五五年，我家的麦田里终于有了收成，好像那一年风调雨顺，地里的麦子长势喜人，割麦子以前，老大就在集市上买了一只装粮食的囤，家里太小，便把粮食囤放在伯父住的土窑里，碾麦子的场也是借用邻居的，邻居的麦子碾完以后，我家的麦子才开始碾。
不论怎样，收获的季节总给人一种喜悦，妈妈特意蒸了一锅过年才吃的大白蒸馍，到地里去给伯父和父亲送饭，担子一头挑着盛米汤的瓦罐，一头挑着装蒸馍的条笼，两根长辫子在身后有规则地摆动，我一路小跑跟在妈妈身后，听妈妈唱打更歌：
一更里睡下二更里起
三更里套上毛驴去碾米
四更里做饭五更里送
娃他大在圪梁梁上受死苦（干活）……
我喜欢跟大人们一起在地头吃饭，那是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体验，不远处的坟堆上，蹲着一只狼，伯父和父亲全不理会，一边吃饭一边谈论着老家关中的小麦一望无际，四面八方的麦客赶到关中割麦挣钱。
吃完饭妈妈也要割麦，父亲不让，说只有一点麦子，都不够两个人一天割。伯父说，你回家歇着，再不要累着。
那一年我们收获了两石麦子，好像屯里没有倒满，以后伯父又从集市上买了一些麦子，把麦囤灌满，伯父说，灾荒年间一斗黄金换不来一斗粮食，这些粮食先不要吃，以备灾荒。
刚收完麦子没有几天，工作组三番五次来我家，动员我们入社，那时好像叫做农业合作社。我们全家入社那天，伯父牵着毛驴，我骑在毛驴背上，老大手里拿着地契，临出门前我看见妈妈坐在炕上，呜呜地哭。妈妈主要舍不得那头毛驴，毛驴能推硙子碾米，帮妈妈减轻负担。
七月天，妈妈又为我生了一个妹妹，从此后我便跟着伯父去睡，不过每天都能见到妈妈，每次回家我都爬上炕，掀开炕角的小被子，看酣睡中的妹妹，甜滋滋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