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车时代的王者赫挮人，都被迫转型骑兵力量。在整个军事发展史上，骑兵在公元前10世纪崭露头角。在文明起源地西亚，无论是日趋衰退的赫悌地狗，还是新崛起的亚述帝国，都有发展自己的独立骑兵部队。当然，这些早期骑兵的任务也很简单，就是配合过去的王者--战车。例如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国王提格兰三世，就在作战中让每个作战单位由5辆战车+15名骑兵+25名重步兵+50名轻步兵组成。后来在公元前3世纪的李牧，几乎运用着理念完全相似的编组模式。于是，传统战车开始在公元前5-8世纪退出西亚和欧洲的战争舞台。过去由他们所执行的任务，多半交给不断发展的骑兵完成。反观先秦时代的列国诸侯，不仅开始革新的年代较晚，也始终没能让骑兵摆脱对战车的依赖。另一方面，赵国在北方的最大劲敌秦国，也有事实类似胡服骑射的改良更新。根据已经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显示，骑兵都位于侧翼的2号坑中，而且是与战车部队混编，还额外需要一些使用弩的轻步兵来掩护。而且骑兵俑的装备普遍寒酸，除用于远射的弓弩外，近战武器只剩下短刀匕首，配备护甲的比例更是远少于步兵。相比之下，同时代的西方骑兵已初具规模，并不依赖于战车等单位协同。他们普遍配有长矛、盾牌、护甲，甚至会给坐骑也穿上马甲。他们的异军突起和不断升级，正是西亚或地中海将领们愿意彻底淘汰战车的根本原因。唯有如此，骑兵才是真正具备一锤定音能力的铁杆，而非先秦那边的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而骑兵的持续发展，才是西亚淘汰战车的根本原因。说到这里诸位就不难理解大名鼎鼎的赵国骑兵，为何会在长平之战中自动隐身？！毕竟，无论来自代郡等地的骑兵如何厉害，终究是南方战车部队的附属品。在几乎完全以步兵和营垒攻坚为主的情况下，自然更难以显山露水。考虑到秦国已有一定数量的骑兵，赵国骑手恐怕难以在外围交锋中占便宜。而当时的秦军，一样有将骑兵投入长平战场。长平战场位于山麓地形间，骑兵很难有施展余地。此外，包括《六韬》在内的先秦军事著作，也将此类环境视为部署骑兵的死地。可惜，人类历史上并非没有山区的骑兵强国。无论波斯人的伊朗高原，还是后来成为突厥温床的小亚细亚半岛，都是群峰环绕、平原破碎分布的山地区域。另有高加索山脉的亚美尼亚，以及兴都库什山边的阿富汗，都很早将骑兵视为军事力量的主力。此外，年代略早于赵武灵王的亚历山大大帝，更是在众多山峦间从容运用骑兵力量。在侧翼临海、三面环山的伊苏斯，他就遭遇到拥有数万骑兵的波斯军队。自己则亲率马其顿骑兵冲杀于高低不平之间。尽管双方主力都是步兵，但骑兵的作用直接左右着战局发展。数年后，马其顿军队攻入波斯本土，被堵截在地势险要的波斯门。亚历山大继续用骑兵作为先导力量，实施大胆迂回，偷偷迂回到敌军防线的后方。可见无论是哪种骑兵，都可以在山区寻觅出行动策略。所以，长平战场不适合骑兵行动的理由根本就不成立。
赵国军队若能够拿出足够数量骑兵，完全可以编组独立的机动分队。虽无法正面强攻壁垒，也能在关键时刻袭击秦军后方，通过截断粮道等手段施加影响力。可惜，历史上的赵国人非但没有尝试，反而在决策中显得异常呆板。倒是不以骑兵改革闻名的秦国，组织包括骑兵在内的几股部队，将对手的后勤供应完全切断。从而逼迫廉颇被撤换，以及继任者赵括的灾难性豪赌。因为在这些亲历者心中，本国骑兵真的实力有限，完全撑不起某些后世评论家给于的热切期盼.......至于说到有人称：“代县之‘代’，源于代国、代郡之地名。”此言不谬。还有人称：“古代国，战国属赵，赵武灵王置代郡，为秦朝三十六郡之一，治所在今天的代县。”此言有误，古代国治所在代县不假，但远在河北省蔚县代王城，并非今天山西省忻州市代县。据笔者撰写的《历代代国与代王之探析》一文所述，历代代国都城及代郡治地共有十几处，但均与古代州（今代县）无关；西汉时期的代国占据太原郡、雁门郡、代郡和定襄郡等地，当然也包括古代州之地，都城曾设在晋阳（今太原市晋源区）、中都（今平遥县境内）两地。据《隋书·地理志》载：“雁门郡（治地在今代县），后周（于北周大象元年<579年>）（移）置肆州。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杨坚废雁门郡），改（肆州）为代州，（并）置总管府。”此为今代县首次冠以“代”字号。此后，代州两度改为雁门郡（隋大业初年<605年>改为雁门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复为代州；唐天宝元年<742年>又改为雁门郡，乾元元年<758年>又复为代州），一次改为代县（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为代县，洪武八年二月复升为州）。
说到代县之名的由来，汉高祖封其子刘恒为代王，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逐步移到这里的。由此可见，代县之名与汉文帝刘恒大有渊源。刘恒是汉高祖刘邦之四子，母为薄姬。要讲刘恒，还得先说薄姬的故事。薄姬之父有姓无名，会稽郡（治地在今江苏省苏州）人，秦初与原魏国宗室之女魏媪私通，生下了薄姬。秦末各地纷纷起兵，魏豹自立为魏王，魏媪就将薄姬送进魏王宫中。魏媪曾找相师许负看相，许负说薄姬将生下天子。当时天下大势尚未分明，魏豹初时跟随刘邦一起攻打项羽，听到许负的预言后暗自高兴，先是背叛刘邦保持中立，接着又与项羽联合讲和。于是，刘邦就派韩信等人攻打并俘虏了魏豹，不仅把魏国改置为郡，还将薄姬送进宫中的织布工房。不久，有人将魏豹杀死。有一次，刘邦来到织布工房，看见薄姬很有姿色，便诏令纳入后宫。但薄姬入宫一年有余，也没有得到汉高祖的御幸。薄姬在年少时，曾与管夫人、赵子儿非常要好，相互约定先显贵者要记得关照好友。后来，管夫人、赵子儿率先得到刘邦的宠幸。汉高祖四年（前203年），管夫人和赵子儿陪伴刘邦坐在宫中，一起谈笑当年与薄姬的约定。刘邦得知实情后十分同情薄姬，当天就把她召来并与之同房。薄姬说：“昨夜我梦见有苍龙盘踞在我肚子上。”刘邦说：“这是显贵的吉兆，我为你促成了这件好事。”此次同房后，薄姬便有了身孕，并于次年诞下刘恒。此后，薄姬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刘邦。传说刘恒生于军中，一直不知道父亲是谁，长大后每天在城门外祭父。
刘邦多次梦到一个小孩在祭祀自己，便派出使者实地查看，果然在城门外发现了刘恒。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冬，刘邦镇压陈豨叛乱后，年方六岁的刘恒被封为代王。次年，刘邦因伤病逝后，那些受到宠幸的爱姬如戚夫人等都被幽禁起来不得出宫；而薄姬因为极少被见爱的缘故得以出宫，跟随刘恒前往封国代地作代王的太后，其弟薄昭也跟随到代地。刘恒就藩代地十五年，在薄姬、薄昭的辅佐下，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举国大安。其间，薄姬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人们尊其为薄太后。有人称代县上磨坊乡朴村为薄太后的出生地，也有人称为其埋葬地，其实不然。据传，薄太后曾在广武县（今代县城西古城村）城东三十余里处建有城堡及行宫，居住过不短的一段时光，故以其姓命名为薄村。后取朴厚之意，用谐音改称为朴村。史载，薄太后身体虚弱，经常患病，曾有三年时间卧床不起，十分孝敬的刘恒亲自熬煎药汤，日夜守护在母亲的床前，看到母亲睡着了，才趴在床边休息一会儿。每次煎完药，他总要亲自先尝一尝，看看汤药苦不苦烫不烫，觉得差不多了才递给母亲喝。这就是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故事。在刘恒被封代王的第十七年，吕雉因“病犬祸而崩”，刘氏诸王遂群起而杀诸吕，吕氏一族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大臣们商议拥立继位皇帝，恨外戚吕氏势力强盛，都称赞刘恒仁慈善良，便迎回代王刘恒立为皇帝。薄姬由王太后改称为皇太后，其弟薄昭也被封为轵侯。按照食邑制度，薄太后的汤沐邑被封在陕西富平县。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刘恒去世，其子刘启即位，尊薄太后为太皇太后。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薄太后去世，因吕后与刘邦合葬于长陵，便独自起陵葬于南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郊），靠近刘恒所葬的霸陵，希望母子在地下依旧休戚与共祸福相依。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八月，吕后去世，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和朱虚侯刘章兄弟联手诛灭了吕氏势力，考虑到吕后所立的小皇帝刘弘并非汉惠帝之后，便开始商议该由谁来继承皇位，评估了当时诸王和外戚势力后，最终相中了宽厚仁慈、政声卓异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迎刘恒到长安继位。相传，此时的刘恒尚在广武县，刚见到使者并不是十分高兴，反而忧心忡忡难以决断，担心又是吕后或其他什么人的圈套。他仅带了几名随从，便骑乘一匹骏马，信步游缰来到了滹沱河南岸的一片小树林。他思虑再三，身感疲乏，就翻身下马，蜷卧在一株大树下休息。此时，红日即将落山，大树竟为他停住了阴影。因古时“景”通“影”，便把此地命名为“断景”，又以谐音演变为“段景”。后因山洪冲击分为东、西两村，原断景树所在的村位于西边叫西段景，东边的村叫东段景。不仅代王刘恒自己拿不定主意，就连属臣们也是意见各异。郎中令张武等人认为使者有诈，提议以有病不能前往为由，随时观察情况的变化。而中尉宋昌则力排众议，认为刘氏江山稳固，不必顾虑太多。于是，刘恒决定用占卜的方法来决定去留，得到了一个“大横”的结果，表明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卜卦人马上即位做天王，将家族的伟业发扬光大。
卦师还解释道：“天王即是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级。”于是，刘恒初步决定入京即位。在向长安进发的途中，刘恒步步为营以防万一，深怕中计命丧黄泉。一是先派薄昭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距离长安五十里时再派宋昌入城探路。宋昌到达渭桥后，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他便返回高陵报告给刘恒。当刘恒来到渭桥时，群臣以臣礼拜见刘恒，刘恒亦谦逊回拜。周勃请求赐他片刻时间，以秘密禀陈下情。宋昌回答说：“若是公事，就请当众面奏；若是私事，王者是没有私事的。”周勃就当众跪下奉上玉玺。刘恒辞谢说：“请到京都代邸再议。”同年十月，刘恒在众大臣的簇拥下进入代邸。他两次西向辞让、三次南向辞让，最后终于同意即皇帝位。随后，他让刘兴居清理宫掖确保无虞后，才住进了大内的未央宫。不久，选择良辰吉日，正式继承皇位，是为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性措施，使他的帝位得到巩固。在进入未央宫的当天，他首先任命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从根本上保障了自身的安全；接着由宗室与大臣清理宫室，分别诛杀了后少帝刘弘及其三个弟弟；然后返回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相传，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正月十五夜，刘恒为庆祝勘平诸吕之乱，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古代“夜”同“宵”，正月又称元月，文帝便将这一天定为元宵节，这一夜就叫元宵。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创建了《太初历》，更将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习俗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我国民间重要传统节日之一。
汉文帝虽然作了卦师所谓的“天王”，但他深知自己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面对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前元元年（前179年）正月，他根据群臣的建议，立长子刘启为太子；按照薄太后的提议，立刘启之母窦漪房为皇后。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随他入朝的官员大加封赏，有人甚至官至列卿。十二月，他新立了一批诸侯王，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不久，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之后，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先徙为淮阳王，后徙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除了用拉拢的手段巩固皇权外，打击重臣也是他的一项举措，主要体现在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周勃因为拥立有功，每次上朝总是一副骄横的样子，而文帝对他礼数周全敬畏有加。经属下及时提醒，周勃才猛然醒悟辞去了右丞相（汉时以右为上）职务，文帝也很快就批准了。一年之后，因陈平离世，文帝再次任命周勃为丞相。但仅仅十个月后，又以列侯归封国为由免除了他的相职。再后来，有人举报周勃身披盔甲怀有谋反之心，文帝马上将他抓捕入狱。周勃赶忙找帝舅薄昭说情，文帝在重新调查之后才予以释放。与很多皇帝相比，文帝对功臣的处理确实比较宽容了。
由于汉初大力推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导致部分诸侯逐渐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汉文帝的即位，非但没有起到缓和的作用，反而在刘氏宗室内部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前元三年（前177年），因皇权利益分配不均，济北王刘兴居率先发动叛乱，开启了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汉文帝派兵镇压，叛军很快便土崩瓦解，刘兴居也被俘自杀。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先派人传讯刘长入京，后罢去他的王位，在将他发配到蜀郡的途中，刘长因绝食而死。对此，大儒贾谊上奏《陈政事疏》，提出了两点深刻的见解：一是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同姓诸侯王不一定比异姓王可靠。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封国体制下均会严重威胁中央集权统治。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文帝对贾谊十分欣赏，但他正致力于稳定政局及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不允许用激烈的方式实施高大上的政治构想。直到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去世，因无子嗣即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的建议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直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