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刘从戎笑着对吴超鹏讲普天之下的商人，蜀商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你们文大人算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看来是很好加以利用了。吴超鹏皱着眉头对刘从戎讲平时文大人并没有和卑职聊起这些，人都说天下浙商和徽商厉害，我看蜀商除了能吃苦耐劳外，并不是非常精明的……刘从戎听吴超鹏讲完摇了摇头，讲就吃苦耐劳这点就难能可贵，而蜀商的头脑算计也是很厉害的。西汉繁华几百年，蜀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西汉开发西南地区上蜀商贡献巨大。蜀商与西汉的关系可以说是共同成长，彼此成就。西汉的鼎盛蜀商平分，蜀商的辉煌西汉共享。蜀地的地理资源、多民族经济形态、蜀道建设等条件给蜀商提供了如鱼得水的发展空间，蜀商以其特有的商业模式将蜀地商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冲出国门，远至南亚、中亚和东南亚。蜀商在西汉不仅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还为西汉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创造了奇迹，蜀商在西汉势不可挡，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们经历了什么才会取得如此成就？虽然蜀道凶险，但在蜀商们的眼里却如履平地一般。自古形容蜀道难的句子很多，李白的《蜀道难》并不是唯一，由此可见蜀道的凶险程度。金牛道两边都是悬崖峭壁，经常发生地震，是蜀道数条道路中最为凶险的一条，“西当太白有鸟道”金牛道的凶险从这句诗里能深刻体会到，大致意思是是说只有鸟才能飞进蜀境。而在历史传说中，有一个故事更是将金牛道的凶险形容的真实贴切。
当属秦惠文王想要攻打蜀国，因蜀地的凶险地势，秦国兵将想要光明正大的进入蜀道几乎没有可能。秦国百般思考终于有了计策，他们准备打造五只石牛，然后再放风石牛可以拉出金子，想到蜀王听到消息必会想方设法得到金牛。蜀王向秦王索要，秦王见鱼已上钩便痛快答应，但条件是蜀国必须自己来取金牛。为了得到金牛，蜀国寻找了五位大力士开凿山路。山路太过凶险，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千辛万苦的开凿出的小路惹怒了山中的巨蟒，巨蟒大尾巴一挥便将这些人掩埋，“地崩山摧壮士死”的传说由此得来。山路难只是蜀道难行的一种，猛兽挡路才是蜀道真正拿难行之处。之前提到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其实是一个说明蜀道凶险的故事。传说刘邦在鸿门宴后返回蜀地休养生息，为诱导项羽烧掉了蜀地的栈道，来表明不出蜀地的决心。在项羽降低对蜀道的防御之后，刘邦又在陈仓道上偷偷修起栈道以便进出蜀地。修栈道才能通行，进一步说明了蜀地路况的凶险艰难。“黄鹤之飞尚不过，猿猱欲渡愁攀援”这两句诗不仅形容蜀道的难行，还形容它的杳无人迹，不然一个轰轰烈烈修路大部队不会不被人察觉。就这样四面被悬崖峭壁环抱的蜀地，竟然成就了一批批富甲天下的蜀商，产品在他们的运筹帷幄间远销到全国甚至世界，推动了蜀国经济的发展。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蜀商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还真需要咱们去很好的总结。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蜀商的巨大成绝非一蹴而就。
蜀国地理环境特殊，同时物产也极其丰富。据史料记载，从先秦时期蜀国在矿产、冶炼、纺织、制作玉器以及一些利用竹木编织的手工业方面技术都非常发达。当时蜀国的许多产品在全国首屈一指，现今出土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就有当时蜀地制造的痕迹，充分说明冶炼技术在殷商时代的发达。在先秦之前，尽管蜀地的铁矿资源丰富，其冶炼技术并没有中原地区发达，因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到了西汉时期，他们是从中原地区移民到蜀地的卓氏和程郑，对蜀地的资源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两位著名蜀商的成就在西汉首部经济史书籍《汉书.货殖传》中有详细记载。卓氏是赵人的后代，秦国灭了赵国之后，他们便迁徙到蜀地的临邛，靠祖上传下的炼铁技术致富。程郑则是从山东流放到蜀地的，祖祖辈辈最擅长的也是炼铁技术，来到蜀地之后，这里丰富的铁矿资源让他们欣喜若狂。他打造的铁器都卖给了周边的少数民族，其富有程度可想而知。在他们的带领下，蜀地的炼铁技术得到飞速的发展，他们一边加工一边出售，渐渐形成了亦工亦商的经商模式。在炼铁业的带动下，蜀地农业和手工业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蜀地的青铜和银钱铸造也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西汉时期蜀地西南和东南地区，因为生产力低下，经济相对比较落后，蜀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中原地区和西南边塞的重要枢纽。当时巴蜀的西南夷、东南因生产力落后，对物质需求就很大，巴蜀、关中盛产的铁、铜、竹木、纺织品等正好是他们需求量最多的。
西汉建立后，蜀商遵循“以所多易所鲜”的原则，与西南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往来，极力开发周边市场。汉朝建立后关闭了蜀地与西南的通道，放弃西南夷地区的官至。这些地区之前被国家管制，不允许其间的商业往来，为了能顺利开展贸易，蜀地商人不惜铤而走险，开始走私行为。当时有则很著名的故事就讲这个事情，番阳令唐蒙有次出使南越时吃到蜀地枸酱，顿时心生疑虑，南越怎么会有蜀地的特产，经多方调查这些特产是由蜀商“运”来的。回到长安后唐蒙即刻找了一个蜀商，询问他是如何将枸酱运到南越的，蜀商答道：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史记.西南夷列传》汉武帝的使者“终莫得通”的西南夷，蜀商皆能走私而至。这句话的大致意思为连汉武帝的使臣都没有走通的西南地区，蜀地商人却进出自由，由此可见蜀商的智慧。据《滇越考》记载，西汉时期的蜀商还把物品走私到印度地区的记录。虽名为走私，但在那个经济不发达的古老时代，蜀商确实推动了巴蜀地区及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蜀地四周被悬崖峭壁环抱的艰险境地，并没有阻止阻挡蜀地的商品遍布天下。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来到了大夏国，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国家。许多来自蜀地的布匹、竹子制品等物品使他惊讶万分，《汉书》记载，中如此记载。一条连接蜀地和身毒也就是现在印度的“蜀身毒道”，就是从这之后被张骞发现，就是从这条自殷商时代就已见雏形的千里道路上蜀商产品源源不断向外输出。
蜀地商人对于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最初印证是“丝绸之路”，这条路打开了蜀地对外贸易之路。史书记载的西汉时期著名的商人有30多人，可见当时期蜀商富的繁荣，“巨万”“万金”“数千金”成为他们财富的代替名号。“马千匹”“羊万只”等各类以财产名称种类来标注的物品，也同时验证了当时他们的财富程度，用仆人成群，富可敌国形容他们，豪不夸张。蜀商的成功西汉的辉煌蜀地商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原因很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蜀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便利。秦汉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素有“膏壤沃野千里”之称的关中，人口茂密，农业发达，同时期的巴蜀同样有着丰富的地产资源，物产丰富，给经商人提供了便利。即使秦朝末年战乱频繁，蜀地也因为易守难攻而免于战乱，所以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都保护良好。到了西汉之后，炼铁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地方经济的昌盛，素来风调雨顺有“鱼米之乡”的蜀地，竹木资源也异常丰富，百姓生活富足，标志着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大。兴修水利，著名的都江堰工程为富庶的蜀地锦上添花，稳固的后方，成为他们大力发展蜀地经济的坚强后盾。商人地位的提高，从侧面促进了而西汉时期的经济发展，“只要有钱就可以封官”是汉文帝对天下的诏令，这种形式不仅提高了百姓经商的积极性，还让商人的地位有了一定的高度。取消闭关锁道、放宽前朝时期严禁的私盐和钱币铸造政策为西汉初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又一通道，各地商品的快速流通，促进了商业的良性发展。
从汉惠帝到汉武帝西汉对蜀地两百多年的的开发历史，让蜀地的商业发展从初始走向辉煌。大量移民涌入巴蜀地区，对经济的也起到促进的作用，秦朝灭了蜀国之后开始支持百姓移民至巴蜀地区，据说高峰期的移民数量达到万家。为了支持百姓移民，秦朝为他们提供了包括土地资源和其他一些利民政策在内的一些优厚条件，在统治者的号召下，大批的贵族和富商以及工匠等踊跃来到蜀地。这些经济操纵者的聚集使得蜀地商业蓬勃发展起来。与蜀地相邻的各少数民族因其独特的经济形式和需求也为蜀商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蜀地盛产铁器制品、竹木制品、布匹以及中原特殊的食品等等，这些深受各少数民族的喜爱，同时少数民族盛产的皮毛、牛羊肉、马匹等也深受中原百姓的喜爱。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爱好加速了两边的贸易往来，虽然形式依然是走私，但是结果是蜀商盆满钵满。为了开发蜀地，西汉时期朝廷出众金为蜀地修栈道，并且大力开发水路，为蜀地商人通行提供了便利。因此，看来蜀地商人崛起与成功的原因众多。总而言之蜀商的崛起，对研究西汉时期的中外经济和贸易文化交流意义匪浅。蜀商与各少数民族的互动，不仅促进了西汉中原与边疆的民族团结，而且对现代研究蜀商的成就与原因研究、西汉历史和发展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西汉时期全国与国外的商品上不仅流着蜀商的汗水，也凝聚了他们的智慧，不畏艰险的他们不仅为西汉的经济贡献巨大，他们的成就更值得被后人赞叹与借鉴。
很多人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中外大范围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始，其实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200年，一条鲜为人知的经贸大通道就已经在运作了，它就是由蜀商开拓的“蜀身毒道”，后世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这条中国古代的国际商贸通道以成都为起点，经今云南、缅甸，到达身毒(印度)等南亚各国，总长2000多公里。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之前，这条路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商品贸易。蜀商为了商业利益开辟了这条贸易通道，同时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也成就了蜀商极高的商业地位，他们将蜀地的商品销售到国内外的广大地区，影响之深远为后世所惊叹。史家对西汉蜀商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战国时期巴蜀的繁荣与富庶离不开这些蜀商。到了西汉，巴蜀地区以成都为代表的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成都的户数高达76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的 80800户，成都与长安、临淄并称为当时全国的3大城市。成都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与北方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而且成都还是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那时可是当之无愧的“北上广”一线城市啊！早在南方丝绸之路还未显露于世之前，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蜀商就已经在这条商路上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最先着墨的就是蜀商，分别是卓氏和程郑，被司马迁列为西汉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之首。
司马迁如此看重蜀商，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蜀商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了，他们遍布国内的长安、番禺等通都大邑，而且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蜀地的丝绸很早就通过“蜀身毒道”远销南亚，被印度阿萨姆人称为“蜀布”。考古发现，蜀商很早就开始与印度、缅甸进行商业来往了。 20世纪80-90年代，在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商周时期的遗址出土了若干海贝、象牙等文物，生物学家考证这些物品的产地只产于印、缅温暖的海域，证实了蜀商与印度、缅甸的商业往来。不仅是南亚，蜀商也开辟了中亚市场。1936年在中亚的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出一座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城—亚历山大城，城址中发现了许多中国的丝绸，也被认部分是蜀商运抵的。公元前4世纪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可见蜀商的商业影响力之大。蜀商还将商品和蜀文化传播至南越国，在今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领玉璧、玉璋等，都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物样式一致。在东北亚，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以北的巴雷泽克谷地曾经出土不少中国丝织品，朝鲜平壤附近的墓中出土了一批蜀布和广汉郡的漆器，都被认为与蜀商有密切的联系。蜀商的商业足迹覆盖面广，是因为他们很早就通过蜀地的各条对外商贸通道与国外进行经贸往来，在当时无疑是开创性的。张骞出使大夏时，发现了当地有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对蜀商的商业表现很是惊讶，并报告了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