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业都会
秦汉时期的蜀郡治所成都，其拥有便利的交通、各类商品物资极为丰富、商贸发达、商人和商品都汇聚于此。正如左思《蜀都赋》中所述：“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呈繁。都人士女，袨服靓装。买贸墆鬻，舛错纵横。”另扬雄撰《蜀都赋》则对成都商业的描述为“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万物更凑，四时迭代”。成都市场上所售卖的商品，不但有巴蜀所产的商品，同时还有来自东西南北各地的商品。随着各种物资向城内的汇聚，商贸业的繁荣，成都在汉代已经是东西南北货物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从成都城的布局看，城内外出现了多个集市，以此实现商品的贸易流通，同时在城市中出现了大量从事商品贸易的商贾。他们来往于各地进行贸易活动，这也大大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成都因为经济的影响力逐渐与周边郡县城市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从而引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正如段渝教授所指出：“秦汉时期，随着成都经济文化建设的高速发展，使它最终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西南国际大都会。”
三、交通枢纽城市
我国古代城邑选址的重要原则是以交通便捷为重要依据，一个城市的行政管理、军事统治或者是经济交流得以实现都必须依靠便捷的交通条件。在汉代，巴蜀地区的江州、临江、南浦、朐忍、汉安、江阳等县城均临江、临河，有了水路便捷条件，加之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城市中出现了港口。它们所拥有的港口其主要是为商品运输交流所用，同时也兼顾军用物资等官府物资的运输，因此这些城市也逐步发展成为以港口通商为主的港口城市。巴郡所辖的江州、临江、鱼复、涪陵、朐忍等城市，其均在长江上游流域及支流的沿线，是长江航运的重要交通节点。这些城市均出产井盐等商品物资，文献记载如临江县在监、涂二溪设置有盐官。鱼复县汉代有橘官，且为贡品贩运至朝廷。朐忍在汉代设有盐官，在县南设有橘官。涪陵县为汉武帝时期设置，汉代此地出产茶、丹、漆、密、蜡等物，常常作为商品外销。汉代巴郡所辖长江流域沿线多个县城具有较为便利的水路交通，形成的运输线可以便捷地将各城市的物资销往区域内及其周边地区。
蜀郡所辖的成都、南安、僰道、江阳、汉安、符县等城市，也因为有较为优越的水路交通便利，较为便利地实现了物资的交换。成都城内外有郫江（即今成都府河）穿城而过，南北物资则可以通过与岷江、沱江等水路相互接连运至成都城内。成都城所产的蜀锦、漆器等物也通过水路和陆路向外输出贸易。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在犍为郡下设置江阳县。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改枝江都尉为江阳郡，治所在江阳县。据《博徒论》中称赞江阳之盐，就此可说明东汉时期江阳县境内井盐生产可能已经比较繁荣了。另据《华阳国志》卷 3《蜀志》中记载：“江阳县，郡治……有富义盐井。”富义盐井本名富世盐井，位于今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两汉时期四川泸州的江阳以及今天的四川自贡均属于犍为郡。富义盐井所在地位于沱江边，因此该研究所产之井盐则可以利用“水通”之便利。由“江阳”地方“江中”航路的畅通，将食盐通过沱江水道运送到泸州，然后进入长江航道。江阳县拥有的水路之利则成为这一地区物资运输中转的便捷通道。除此以外，汉安、符县等城市所拥有的便捷水道也成为这些县城与外界物资交换的重要途径之一。
经以上的分析可见：郡县治所城市以盐官、铁官作为盐业或冶铁业的生产基地与管理中心，城市的商业贸易功能在秦汉之际就已经确定下来。成都作为巴蜀地区商业大都市的盛况，随着汉代中央王朝加强对该城的开发而逐渐形成。而作为交通枢纽类型的城市，其与军事功能、商贸、物流等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汉时这些城市则多是为军事功能（运兵和军需物资）。到东汉时随着巴蜀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依托交通的优势所表现出的经济功能逐渐显现。东汉时期，巴蜀郡县城市在延续着行政管理和统治网络功能的同时，也逐渐地构建形成了地区性的经济贸易网络。综合对巴蜀地区郡县城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从以上几个角度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秦汉时期巴蜀城市无论是在城市的数量还是城市建设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快速发展态势则出现于两汉之际。纵观郡县城市功能演变的情况，城市的功能从秦汉之际的单一行政与政治功能逐渐发展为以商贸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多重功能因素并存的新型多样性的城市。根据巴蜀地区城市的发展水平情况，大致可将秦汉时期该区域的城市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早期巴蜀郡县城市的出现：其表现为以秦灭巴蜀后在该地区初步设立郡县城市，汉初中央王朝延续秦制继续对巴蜀地区各郡县城市的初步开发与管理。
第二个阶段为两汉之际巴蜀地区多个郡县城市的崛起与发展：此阶段出现了以成都为代表的大都会城市的崛起与快速发展，同时兼有地区内如江州、朐忍、江阳、雒县、南安等城市在经济、文化等功能的不断丰富而取得较快发展。
第三个阶段为东汉时期巴蜀郡县城市的平稳发展：这一时期郡县城市的数量时有增减，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城市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等方面在前期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与时局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第一、二个阶段，巴蜀并入中央王朝，在大一统的格局之下，城市的布局进行重新的整合，促进各城市的不断变化与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大都会的快速发展对周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力，同时对巴蜀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
东汉时期，由于各地方豪族的大量出现，各地世家大族财富的迅速积累，加之他们对各地资源的控制，使各郡县城市的发展出现分化，特别是物资较为丰富的城市则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资源较为缺乏的城市则难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进一步分析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市发展的情形，汉初中央王朝对巴蜀地区发展给予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为各城市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
两汉之际，巴蜀地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势，少有战乱之侵袭，各郡县城市的地方官员加大了城市的治理与开发，对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应有的保障。
与此同时，中原等地因战乱而导致的大量人口南迁巴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的涌入，促使巴蜀地区多级城市的快速发展。
纵观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巴蜀地区从之前各自区域为据独立发展的态势，转而成为在中央王朝统治之下的统一发展，导致城市形态、功能等方面较以往有所不同。地处长江上游地区的巴蜀城市在秦汉之际获得初步的发展，直至两汉之际，区域内多地郡县城市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网络体系。
刘从戎晓得巴蜀地区在当地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之快的发展，不光和大汉朝在此地区实施的政策有关，更为主要的是在此两个地区选用了非常得力能干的官员。咱们拿蜀郡而言，汉武帝在蜀郡任命的郡守名字叫做文翁，这位在西汉汉武帝刘彻一朝可是个能够和汲黯齐名的人物。刘从戎虽说与这位文翁文大人没见过几面但关系却甚好，特别是这几年经常不断有书信往来。而这位文翁文郡守，可以说是在大汉朝西南地区实施刘从戎等人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最为积极地相应者，因此这两年蜀郡地区得到了飞快的发展。文翁(前187～前110年)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人，西汉循吏，公学始祖。文翁年少好学，精通《春秋》。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太守，为政仁爱，振兴教育，察举贤能，政绩卓著。设立官学，教授学生。“学官弟子为除更繇”，入学者免除徭役，成绩优良者，补缺郡县官吏。文翁任蜀郡太守期间，一方面“修兴水利”，将都江堰灌溉系统大大扩大，“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他开放地培养师资，派张叔等十余人，到京都受业于博士，深入研习儒学经典，学成归蜀，大都成为一代名师。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元始四年，汉平帝下诏建祠于文翁石室，成都建有多处文翁祠。为了纪念文翁，舒城县将原文冲小学改名为文翁小学，原枫香树中学改名为文翁中学。文翁在担任郡县小官吏时被考察提拔，汉景帝后期担任蜀郡守，仁爱并喜欢教导感化。
他见蜀地的民风野蛮落后，文翁就打算诱导教化，加以改进。于是就选出张叔等十多个聪敏有才华郡县小官吏，亲自告诫勉励，遣送（他们）到京城就学于太学中的博士，学习法规法令。他为了减少郡守府中开支，购买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物品，委托考使送给太学中的博士。几年后这些蜀地青年都学成归来，文翁让他们担任要职，按顺序考察提拔，（他们中）有的成为了郡守刺史。在成都市中修建学宫（公立学校），把条件差的县的青年学生招收为学宫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把学问高的学宫弟子用来增补郡县官员的空缺，学问稍次的担任孝弟力田（一种主管德行教化的官职）。文翁经常选出一些学宫中的青少年在自己身边做事。每次到各县巡查时，更是从学宫的学生中选一些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一起去，让他们宣传教化的法令，在官府中出出入入。各县的官民见到了都以为很荣耀，抢着成为学宫弟子，有钱人甚至花钱以求能成为学宫弟子。因此，蜀地的民风得到极大的教化，蜀地到京城求学的人数和齐鲁之地的一样多。到汉武帝时，命令全国的郡县都设立学宫，有学宫从文翁开始创立这种说法。文翁在蜀地逝世，（蜀地的）官民为他建盖祠堂，每年祭祀不断。巴蜀地区爱好文雅（风气），是文翁进行教化（的功劳啊）。谈及文翁的主要成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振兴教育
文翁从教育工作入手，来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他的得力措施之一就是派有培养前途的低级官员到京城西安学习，他为了解决这批学生的费用(包括生活费和给老师的报酬)不惜减少行政开支。大概可以肯定那时政府并没有专项教育经费，即使有也不够用。学生学了几年回到四川，择优提拔为高级官员，“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把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苗子派往京城学习，如此培养人才，恐怕是从文翁开始的。在此以前官员是举荐的，科举考试制度是隋以后才有的。文翁第二个得力措施，是在成都大办“学宫“，并加强对学校的领导，招选所属各县弟子来学习。一开始来学习的人并不多，他又采取了许多奖励政策，首先是物质上的优待，如免除劳役；其次是从实践上加以培养锻炼，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文翁到各县去出巡，常把一些学得好的学生带在身边，谙习政事，上传下达，出入官府也非常随便，这样就扩大了影响，“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史书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有的则说:“蜀地文风比于齐鲁“(《辞源》)。总之，从此以后，四川文风大盛。
二、兴修水利
文翁主持在太平堰鱼嘴处开通蒲阳河，引水灌溉灌县蒲阳地区，把都江堰灌区向成都平原北面扩大，在彭县、新繁交界处与湔江汇合（称清白江），增加灌溉面积一千七百顷。使四川农业生产很快地发展起来，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文翁也就成为扩大都江堰灌溉效益第一人。文翁的这两项功绩实为相辅相成，互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才有基础培养人才。同时，人才培养了，才会有力促进经济发展。
文翁，被誉为教育史上一颗明星。在写中国教育史时，应把文翁大书一笔。在安徽的历史上，有两位办教育的名人，一位是现代的陶行知，被誉为当代的孔夫子。宋庆龄亲笔题了“万世师表“四个字，陈列在歙县“陶行知纪念馆“。而另一位，就是西汉时期的文翁。所不同的是，陶行知本人是教育家，而文翁是作为地方官员兴办教育的。《汉书循吏传第五十九》中，介绍了六人，文翁列在第一，依次为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六人中有三人是安徽人，文翁、朱邑皆庐江舒县人，召信臣为寿县人，都是西汉治理地方有卓见有政声的人物。《汉书》对文翁的介绍仍然简略。班固《汉书》评论：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班固完成《汉书》时，上距文翁在四川兴办学校约200年左右，班固的评价当不是溢美之词。文翁的贡献不仅在于从教育入手发展了四川的文化，而且他所创办的“官学“有一套得力的措施。由于他办“官学“成效卓著，到汉武帝时，中央政府推广了文翁管理“官学“的经验，下令全国各郡皆立学官，以发展教育，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班固把文翁列为循吏之首，可见班固对文翁的重视。
所谓“循吏“，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大概是指善于治理政事的清官。《史记》被列入“循吏列传“的，有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五人。从此以后，凡修史志的，列俦中都有循吏一章。由于文翁在循吏中又是因“崇教化、兴学校“为世人称道、表现突出，因而成为循吏中的典型。汉李翕《折里桥甫阁颂》说:“佥日大平兮，文翁复存“。而文翁创办的文翁石室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是全世界唯一一所连续办学两千多年未有中断、未曾迁址的学校，今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文翁石室现为成都的石室中学。一进大门，就看到“文翁石室“四个擘窠大字的匾额。据相关人士透露，他们是两千多年前从文翁创办“官学“算起的。校园宽敞明净，郭沫若少年时代曾在此读过书，学校后院有校史陈列室，还有学生会，是郭沫若题的匾额“求实务虚“四个挺秀的大字，两旁对联是:“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当文翁主持四川的政务时，虽然早已有了都江堰的建设，川西平原的农业生产有了发展，而且同时代也出现了像司马相如这样的大文学家，但整个说来，四川仍属边陲，文化很不发达，《汉书》所谓“地辟陋有蛮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