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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医学：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遗产

本书的主旨之一是通过“科学医学”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来探索它的复杂含义。但我们的出发点在古典时代，这一时代诞生了理性化医学的最初表现形式，从公元前5世纪至18世纪末，它都充当了主导的医学范式——虽然并不排他。这种医学范式起源于古希腊，通常被归于所谓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名下。就我们所知，希波克拉底的文集约有60篇，几乎可以肯定是由多人撰写的，其中宣示了一种全新的医学理念。

在这些著作中，不乏经典之作，诸如《希波克拉底誓言》《神圣病论》《自然人性论》《流行病论》《论空气、水和处所》等。这些著作的首要特征是内容多样。文集中不仅囊括了格言集锦、病历、讲义和备忘录，还记录了当时所实践医学的方方面面，例如外科手术、助产术、饮食疗法、环境疗法，以及治疗学等。但是希波克拉底的所有著作都强调一个核心观点，即疾病是纯自然事件，只能通过世俗原因加以解释，也只能以理性的方式加以对待。希波克拉底信奉这样一种医学哲学——无论是宏观的宇宙还是微观的身体，都仅受自然法则支配。

希波克拉底否定了他之前的另一种疾病观，这种疾病观与他的实践并行共存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是对疾病的超自然解释，神圣疾病观和恶魔疾病观是其中两种占统治地位的解释形式。

神圣疾病观

神圣疾病观主张，疾病是愤怒的神明对人类的罪和违抗行为的惩罚。接下来我们以四个不同时代的神圣解释为例来说明它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圣经》

《创世记》中讲述了最初的人类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他们本是不朽的存在，住在没有疾病、苦难且无须工作的伊甸园中。但当他们听从蛇的哄骗后，一切就发生了变化。亚当和夏娃违抗了神的命令，偷尝了分辨善恶树上的禁果。这种罪标志着人类从恩典和清白之中堕落。上帝愤怒于他们的违抗，就把他们永久逐出了伊甸园，并降下惩罚，使他们不得不经历疾病、辛苦劳作、分娩的疼痛直至死亡。换言之，疾病就是“罪的代价”。（图2.1）

与《创世记》一致，《出埃及记》对流行病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人类堕落很久之后，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奴役。于是神命摩西和亚伦要求法老释放他的人民，但法老拒绝了。为此，上帝让一系列可怕的瘟疫降临埃及。换言之，瘟疫是违逆上帝意志的神圣惩罚。

另外，《诗篇》第91篇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即瘟疫是上帝的惩罚。此篇在历史上尤其重要，因为它在欧洲瘟疫流行时期成为基督教神职人员广泛讲读的重要瘟疫文本。同时，它对灾难做出了解释，为人们提供了希望。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你惟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棚。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诗篇》第91篇第5—11节）

《诗篇》中传达的信息清楚明彻，即如果你弃绝罪并信靠主，就不必害怕瘟疫，因为瘟疫只会折磨邪恶之人。

荷马的《伊利亚特》

西方文化中对疾病的神圣解释的另一有力体现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开头，它叙述了特洛伊战争的高潮阶段。这首诗始于阿喀琉斯之怒。阿喀琉斯是全希腊最伟大的战士，但希腊国王阿伽门农却抢走了他在战斗中夺得的女人。于是愤怒的阿喀琉斯撤出战斗，回到帐中生闷气。他有位朋友是阿波罗的祭司，这位朋友试图恳求阿伽门农认错并归还那个女人。但阿伽门农一口回绝了，还嘲笑和威胁这位祭司。随之而来的就是可怕的瘟疫。这首诗前面几行讲道，祭司从阿伽门农那里退却后，祈求阿波罗为自己复仇：

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向王者

阿波罗、美发莱托的儿子祈愿：

“听我说，卫护克鲁塞和神圣的基拉的银弓之神，

强有力地统领着忒奈多斯的王者，史鸣修斯。

如果，为了欢悦你的心胸，我曾立过你的庙宇，

烧过裹着油脂的腿件，公牛和山羊的

腿骨，那就请你兑现我的祷告，我的心愿：

让达奈人赔报我的眼泪，用你的神箭！”

他如此一番祈祷，福伊波斯·阿波罗听到了他的声音。

身背弯弓和带盖的箭壶，他从俄林波斯山巅

直奔而下，怒满胸膛，气冲冲地

一路疾行，箭枝在背上铿锵作响——

他来了，像黑夜降临一般，

遥对着战船蹲下，放出一支飞箭，

银弓发出的声响使人心惊胆战。

他先射骡子和迅跑的狗，然后，

放出一支撕心裂肺的利箭，对着人群，射倒了他们；

焚尸的烈火熊熊燃烧，经久不灭。[1]

然后阿波罗神就降下瘟疫去折磨希腊人，因为希腊人拒绝尊重他的祭司。

至善主义者

第三个例子的时代更近，就是19世纪的神学系学生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1811—1886）。诺伊斯在19世纪30年代进入耶鲁大学神学院学习，他推断出如果疾病是罪的代价，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有通过实践弥补的办法。他同一群伙伴达成共识，认为可以通过弃绝所有罪重新达到不朽和免于疾病。相应地，他们称自己为“至善主义者”，建立了一个没有罪的社群——首先是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然后是在纽约州的奥奈达。这种对不朽的追求在美国乌托邦社群历史中是一种突出现象。这些社群还采取不同寻常的社会实践方式，包括所谓的“群婚制”和相互批评（这种制度要求他们彼此监视，真诚地互相指责，以防止道德滑坡）。

建立于1848年的奥奈达公社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但在19世纪90年代末，公社就已经衰落了，重组为一家股份制公司，至今仍在经营陶器和银器，不再提出道德纯洁的特殊要求。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追求，公社成员毕竟没有一人能永生不朽，最后一名创始成员也于1950年过世。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降低了自己的道德标准，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理念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了。

诺伊斯的奥奈达公社实验明确地建立在“疾病是对犯罪的神圣惩罚”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他的瘟疫观预设了一个由法则主宰的宇宙。诺伊斯逻辑自洽地认为，疾病的存在有其可理解的原因，因此也就存在一种对应的治疗方法，在他看来方法就是悔罪与行义事。

杰里·福尔韦尔现象

对疾病的神圣解释的更近案例则是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1933—2007）。这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福音派南方浸信会牧师不仅是巨型教会现象的先驱，还是“道德多数派”的创始人。福尔韦尔发表过措辞激烈的长篇演说，称赞艾滋病的暴发，认为流行病是上帝对同性恋罪行的惩罚。他还宣称，不仅是同性恋者会受到愤怒的上帝的惩罚，整个容忍同性恋者的社会也都是有罪的。正如他那著名的充满厌恶情绪的言论：“艾滋病不仅是上帝对同性恋者的惩罚，也是上帝对容忍同性恋者的社会的惩罚。”[2]

恶魔疾病观

疾病的神圣解释虽然奇妙，但也遵从某种超自然的逻辑。还有另一种超自然疾病的观点，更加神妙莫测，这就是所谓的“恶魔疾病观”。该理论认为，世界中充满了强大而又邪恶的恶灵，恶灵会向人施加恶性的影响，致人患病。这些恶灵有可能是邪恶之人，如女巫、囚犯，或是脱离身体的游魂，或是超人类的存在，甚至可能是恶魔自身。流行病是恶魔的阴谋，而非自然发生的、有逻辑的事件，我们会看到这种观点在本书中时常出现。17世纪在大西洋两岸，基于类似观点，女巫成为某些秘密罪行的替罪羊，对女巫进行追捕和惩罚的猎巫现象开始流行。17世纪90年代，这种观点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镇盛极一时，如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戏剧《塞勒姆的女巫》所描述的那样。在16世纪的欧洲，马丁·路德也明确阐述了这种恶魔观：“我对女巫毫无怜悯，我愿用火燃尽她们。”[3]

一个人如果被认为原本是无辜的，只是短暂地被恶灵附体，他就成了转变者。这时就需要通过驱魔仪式赶走恶魔进行治疗。信奉这种观点的医者会施法或念咒，他们开出的处方会是混合药剂、吟唱、神秘的仪式和咒语。在欧洲历史上，这种思路的一个例子是皇室的触摸被认为有治愈疾病的效果，例如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在17世纪中期向将近10万人使用了触摸的治疗手段。不太著名的医者们则吟唱、推荐圣物或提供魔法符咒，以抵御恶灵。此外，他们还建议在疾病侵袭社区时逃往别处，寻求圣母玛利亚、基督教圣徒这样的强大盟友。

希波克拉底的突破

公元前5世纪，希波克拉底的突破同上面两种超自然的解释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神圣的解释，还是恶魔的解释。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95—前429），自然主义、世俗的疾病观得到蓬勃发展。例如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著名描述中提及的雅典瘟疫，被最新DNA研究揭示出由伤寒所致。修昔底德在书中已经将这场流行病解释为纯粹的自然事件，其中并没有神秘的、超自然的或神明的影响。

更戏剧化的例子是希波克拉底对“神圣病”的讨论。“神圣病”可能就是现代医学中的癫痫，它看上去比其他疾病更像魔鬼附体。但希波克拉底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即便是“神圣病”也有纯粹自然的原因：

（神圣病）在我看来并没有哪里比其他疾病更神圣或更有宗教性，它也是自然原因导致的……就像其他疾病一样。最初它被看作神圣的，是因为人的无知与惊奇。现在还有人相信它的神圣，则是因为人们还没有能力了解它，治愈它的方法又过于简单……三日热、五日热和间日热，这三种疾病的起源也有不少宗教感和神圣感，然而人们却没把它们看作神圣病……

最早把这种疾病归因于神明的人，在我看来只是些变戏法的魔术师、涤罪人、江湖郎中和骗子，这些人自诩虔诚而且知识渊博。就是这些人用神圣来掩盖自己的无能……他们对病人也无法提供帮助，才造出了神圣病的说法。他们编造了一些合适的理由，并以此确立了巩固自己地位的疗法，像是使用涤罪仪式和咒语，要求病人不能洗澡，不能吃各种对身体不利的食物……不能穿黑色的衣服（黑色象征死亡），不穿或不铺羊皮，手不能压着手、脚不能压着脚等。他们说这些事都有碍治疗。对所有这些事，他们都假装掌握着更多知识，喜欢扯上神圣性，宣称神圣性优先于其他原因，以图病人侥幸康复时，他们能获得荣誉和声望；如果病人死亡，他们也能找到借口推脱责任——谁要谴责，那就去谴责众神吧。[4]

希波克拉底的观念是一个重大突破，也成为科学化医学的理论基础。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医者不再使用咒语、符咒和献祭，还放弃了驱魔，放弃了祈求神明。20世纪40年代耶鲁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查尔斯-爱德华·温斯洛（Charles-Edward Winslow，1877—1957）将其誉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如果我们假设疾病是由神或恶魔引起的，科学就无法进步；如果我们假设它由体液引起，这种理论就可以被验证和进一步改进。自然因果论的观念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它也标志着人类在思想史的前行中跨出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一步。”[5]

温斯洛的话虽有些夸张，但清楚地表达了一种关于希波克拉底的传统观点。希波克拉底的文集并不是统一体，现存60多篇作品的不同作者之间意见亦有分歧。此外，学者们对温斯洛关于单一理性医学胜利的论断也是众说纷纭。希波克拉底派医生是众多相互竞争的医学从业者中的一员。各种医学流派提出不同的学说，一些医者在实践自己的手艺时没有任何医学哲学的指导。正如历史学家维维安·纳顿（Vivian Nutton）所言，在古希腊，“不仅有外科医生、接骨师、草药师、助产士、妇科医生，还有驱魔师”。[6]

因此，古希腊是不同医学思想、治疗方法相互交流的争鸣之地，患者可在众多疗法中自由选择。希波克拉底的文集并不是唯一的医学权威，它仅代表一类医学思想的立场。所以文集中不仅有如何赢得患者信任的建议，还有揭露缺乏医学理论指导的庸医的内容。不过，温斯洛虽然忽略了当时的大背景，但还是依照对古代医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有关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科学的精辟观点。无论众多竞争对手的医学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希波克拉底医学的确对后来的医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在他死后忠实拥护他的希腊内科医生盖伦（详见下文）。

盖伦对希波克拉底学说的“致命拥护”，正如历史学家纳顿所描述的那样，歪曲了希波克拉底教义的许多方面。盖伦忽视了希波克拉底的时代背景，过分简化了希腊医生在实践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夸大了理论在他们工作中的作用。另外，正如纳顿所说，盖伦的权威对于构建他眼中的希波克拉底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希波克拉底思想在拜占庭、整个伊斯兰世界，以及后来的拉丁西方世界盛行了数世纪。

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医学有了如此自然主义、世俗化的突破呢？大部分原因是无法量化的，如希波克拉底及其伙伴的灵感等。个人因素和偶然因素在历史因果链中也不容忽视。但当时显然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其一是不存在制裁异端邪说的政教合一的政体。其他原因还包括希腊城邦的去中心化倾向、希腊自然哲学的遗产（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以及希腊文化中流行的个人主义。

同样重要的是希波克拉底派医生在希腊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在医疗市场中的特殊位置。虽然他们以向穷人和奴隶提供治疗而闻名，但社会大众并不容易得到他们的治疗。他们的患者群体主要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受过教育的、富有的精英阶层。“体液学说”是一种建立在患者和医生共同教育背景下的医学哲学。他们都使用同一套自然哲学的语言。医生提供的治疗方案，例如特定的食谱和休息，也是生活无忧的知识阶层可以理解和实施的。

体液医学哲学

体液医学哲学的基本假设是宇宙的宏观世界与个人身体的微观世界互相对应。两者由同样的物质构成，遵循相同的自然法则，其中一者失调会引发对应者的疾病。

根据亚里士多德和希腊自然哲学思想，宏观世界由四种元素构成，这四种元素分别是土、水、气和火，每种元素又能结合干、湿、热、冷四种基本特性中的两种。在后来几个世纪中，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家们痴迷于数字四，又添加了四季说、四风说、四方位说，之后又有了四福音传道者学说。

医学上人体的微观世界反映了宏观世界的基本特征。它由四种元素的液态等价物组成，这些液态等价物即“体液”：黑胆汁（土）、黏液（水）、血液（气）和黄胆汁（火）。与四元素相似，四种体液也分别有干、湿、热、冷的性质，在人体血管内流动，每种体液都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能。

• 血液，属性湿热，可滋养血肉，提供热量，将其他体液送至全身，由肝脏产生，在不同年龄和季节产生的量有所不同。

• 黏液，属性湿冷，可滋养大脑，调和血液热量，还能润滑关节，使身体活动自如。

• 黄胆汁，又叫胆汁，属性干热，在胆囊中堆积，可促进肠道运动。

• 黑胆汁，属性干冷，可促进食欲，有利于骨和脾。

身体中不同体液的比例也决定了人类四种不同的气质，分别是抑郁质、黏液质、胆汁质和多血质。这四种气质又分别对应人生的四个阶段（童年、青年、成年、老年）和四个主要器官（脾脏、大脑、胆囊、心脏）。（图2.2）

这种体液医学的范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艺术、文学，以及医学。例如在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主角在性格上体现了体液论中的气质概念。《哈姆雷特》的奥菲利亚就属于典型的干、冷属性过量的黑胆汁型抑郁质人格。相似地，《威尼斯商人》中黏液质的夏洛克就表现出衰老、阴冷、记仇、不懂宽恕等性格。相反地，《驯悍记》中的凯特则为胆汁质人格。根据希波克拉底的理论，“驯悍”在饮食上就包括少食肉，因为肉类是一种干热物质，“会产生胆汁，煽动愤怒情绪”，进一步激发她的火暴脾气。

体液论是一种公理化系统，基于演绎推理，从第一原则出发。其学说的关键在于地中海气候，正是地中海气候启发了关于四季规律的思考。另一个关键是特定的患者群体，他们很多人都患了今天被分类为疟疾和肺炎的疾病。四体液及其特性的系统是希波克拉底医学思想的核心，被盖伦及其信奉者继承吸收。不过，希波克拉底的文集中对体液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医者之中也有人相信存在不止四种体液，或是将体液视作气体而非液体。

对希波克拉底学派来说，健康的基础在于“体质健全”（eucrasia），即体液和对应性质的平衡。在某个阈值之内，体内四种体液维持平衡，虽然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这取决于不同的个体或同一个体的不同时期、年龄、生活状态或性状态。但是一旦变化超过阈值，某种体液占比过大或过小，就会扰乱整体的平衡。这种体液紊乱的情况称为“体液不调”（dyscrasia），也就是疾病产生的原因。因此，希波克拉底认为，疾病就是某种或多种体液过量或不足导致的失衡。此外，体液也可能会发生腐败，变质的体液流至机体的部分会引发病变。

在体液论的框架内，并不存在现代医学分类中的独立疾病的概念，疾病并不被分为伤寒、癌症、肺炎、流感等独立类别。古代医学一般将疾病视作有关身体内部平衡的整体现象。对希波克拉底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疾病都只是同一种疾病，根据体液失衡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它的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而且，体液是不稳定的，可以转化为不同种类。这就导致疾病也不固定，一种疾病可能会演变成其他的疾病，例如流感就可能会演变成痢疾。

了解希波克拉底对疾病的理解之后，我们就要问，导致疾病的原因何在呢？虽然疾病被理解成单一的，但病因却是多重的。用现代术语来说，病因就是“外界环境的伤害”，也就是后来盖伦归类的六种“非自然因素”。第一种人体可能遭遇的非自然因素是被污染的气，用体液论的说法就是“瘴气”（miasmatic），有毒的气会引发体液失衡。第二种非自然因素就是运动，也即我们现代人所说的锻炼（或缺乏锻炼）。另外几种非自然因素分别是睡眠（或清醒）、排泄（或吸收）、饮食，以及灵魂深处的情感。

体液学说的治疗方法也基于自然。希波克拉底相信，身体本身有自然目的，正如人们常说的，身体具备“自然治愈能力”。按照这种看法，人的身体会用各种方法努力保持或恢复内部平衡，这意味着要调节体温，或清除体内过多的、“致病的”体液，例如通过打喷嚏、出汗、通便、呕吐或排尿等方式来实现。因此体液学说的治疗手段极其温和，主要是在身体抵御疾病时从旁协助。

为达此目的，医生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观察患者症状来判断病情，并记录病历。接下来，为了明确体液失衡的性质，希波克拉底派医生还要通过诊脉、按胸、听诊、望舌、验尿、测皮肤温度等方式检查患者身体。其中的尿液检查格外重要，希波克拉底派医生会仔细监测患者尿液的颜色和浓度，甚至会采用鼻闻和口尝的方式，并观察尿液中有没有血或泡沫。所有这些线索都可以揭示患者体内的体液状况。医生的目标并不是针对某种单独症状进行治疗，而是整体评估病人的身体状况。而且，疗法也是根据个人体质对症下药。病人的个体差异起到决定性作用。疾病不是独立的存在，在不同的情况下和不同的人身上，疾病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鉴于以上原因，体液医学相对来说不太关心病情的详细诊断，它更关心如何解答病人那个永恒的疑问——“医生，我的病会好吗？”希波克拉底派医生通常更重视做出预后判断。

在确定病人的病情特征和严重程度之后，医生们接下来就采用相反相克的治疗原则。如果病患体内干寒的体液过多，黑胆汁过量，那么就需要食用湿热性质的食物或草药。“热”并不是指触觉感受的热，而是辛辣食物表现出的那种热性。

当时医生最主要的治疗方法是饮食调节。每种食物都有热、冷、干、湿的特性，这些特性能够对应地平衡人体体液的缺乏或过量。当然还有其他有效的治疗措施：进行锻炼或休息，类似于现代医生推荐健康水疗中心或疗养院，还有改变环境、节制性欲、平静心情等。医生们还可能尝试草药疗法，毕竟希波克拉底派狂热地痴迷内科。例如他们通常会使用催吐药、发汗药、通便药或利尿药，促进多余的体液排出体外。又或者，因为血液也是一种体液，它在体内流动时还会携带其他体液，所以医生们也将静脉切开放血术视为一种强效疗法。静脉切开放血术作为希波克拉底派医生的标志，流传了长达2000年的时间，直到19世纪末，还一直是医学实践的支柱。事实上，体液疗法主要在做加减法，增加体内缺少的物质，减少体内过多的物质。

现代读者可能会对静脉切开放血术充满怀疑，但我们也要注意，这种疗法对希波克拉底派医生具有非凡意义。这种疗法适配疾病系统，作用迅速，效果可控。当然，对经验丰富的医生来说，这种疗法的局限性也不言而喻。当患者脉搏减弱、放出的血液颜色突变，或者病人已经昏厥，医生就需要立刻停止。因此放血也有如下的一般禁忌：年老、贫血、中暑或之前已有大量失血的情况都不适用。严格操作而有节制的放血术及其工具柳叶刀，在传统医学中占有核心地位。（图2.3）

推崇经文的盖伦

若希波克拉底的文集首次表述了作为“科学医学”的体液论，那么这种理论在“第二任医学之父”盖伦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帕加马的盖伦（129—约210）是著名的希腊医生，主要在罗马行医。

要理解盖伦主义医学理论的诞生及延续，首先需要了解盖伦的个人品质。他在为人方面与希波克拉底截然不同。人们对历史上的希波克拉底知之甚少，实际上，盖伦口中的希波克拉底只是希波克拉底文集诸作者的形象综合。希波克拉底被塑造为一位漫步学派的伟大观察家和经验主义者。相对地，盖伦则把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对希波克拉底文本的精通，以及对其哲学原理的演绎之上。他将希波克拉底学说奉为教条，并进一步巩固其理论。他还自诩为希波克拉底学派的最高祭司、官方解释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首诗歌讽刺了盖伦的傲慢心态：

除去希波克拉底，我就将位居第一。

我欠他的债很多，同样他也欠我很多。

他遗留的事情还没完成，也很费解，

我留下了千卷字迹整洁的书籍。

一个小岛承载着他，

我在亚洲的夜色之地；

他仅写了几样东西，而我要写下无数样。

他给了我们积木，

我从中建造了一座药城，

阿波罗会把它保存得很好。[7]

然而，与此同时，盖伦在推动希波克拉底罗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使用拉丁语的整个罗马帝国内，他的作品广为人知。

盖伦出身于显赫的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享有充裕的私人财富。他在帕加马担任角斗士的医生时开始崭露头角，公元161年来到罗马后更是声名鹊起，被任命为皇帝的御医，这一职位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在当时和后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盖伦为人骄傲自负，自诩为医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的典范，同时也是希波克拉底思想唯一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他还贬低对手和同僚，称他们为外行，对希波克拉底的智慧一无所知，他对经验主义者和方法论学派尤为敌视。

此外，盖伦知识渊博，他这种百科全书般的学识修养，也解释了他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他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坚持笔耕不辍，直至八十多岁还雇用速记员记录口述。遗憾的是，他的作品仅有半数得以幸存，作品的损失甚至从他生前便开始了，尤其是公元191年，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的私人图书馆。即便如此，幸存下来的作品也足有12本，且每本都是上千页的大部头。作品的高产与个人的长寿，这两个因素对盖伦思想的传播十分重要。维维安·纳顿贴切地描述了盖伦的历史地位：

可以说，若想描述盖伦为后世留下的财富，几乎要撰写一部盖伦死后的医学史。他的思想直到17世纪都是欧洲正统医学理论的基础，甚至延续到19世纪……它们还构成了近代伊斯兰世界主要医学传统的基础……经盖伦解释的希波克拉底和希波克拉底医学，不仅直到最近还主导着历史学家们对过去医学史的探讨，更微妙的是，还继续影响着现代人对医学的理解，以及行医的实践。[8]

尽管如此，盖伦对科学知识及其进步的观点，却会让当代读者感到陌生。对盖伦来说，希波克拉底就是医学科学的永恒源泉，他的主要信条不可修正。在盖伦的体系中，他没有考虑过采用新范式的可能性。他认为希波克拉底和他本人的著作是永远正确的，它们只能被提炼和完善，而这就是盖伦毕生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这种僵化的学说构成了盖伦主义的本质。在盖伦手中，希波克拉底成为受人热爱、追捧，甚至崇拜的对象。讽刺的是，希波克拉底这位仅有其著作为人所知的医者，却被附会上各种伪造的美德。盖伦将希波克拉底塑造成一位集智慧、勇气、节制、同情心和诚实于一身的模范人物。希波克拉底的身上就这样汇集了虔诚信仰、英雄主义和勤勉工作的各种传说。更有神话将他的父亲描绘成医学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后裔，他的母亲则被说成是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后裔。希波克拉底还成为将雅典从瘟疫中拯救出来的爱国者，一个智慧公正的英雄，视金钱和名利如粪土。经过这样的美化，希波克拉底跻身古代先贤的行列，堪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媲美。在这个过程中，希波克拉底的文集的最初来源——直接在病床边观察病情的实践，逐渐让位于对经文的诵读学习，即熟练掌握希波克拉底及其权威解释者盖伦的著作。如此一来，“病床边的医学”便转变成了“图书馆的医学”。医学知识的来源不再是病人的身体，而是医学作品本身的权威。

体液医学的遗产

体液学说是否有效？这一疑问难以回避。无论这种体系如何精巧，人们还是想知道：“它有用吗？”若不是在治疗上取得了成功，这种医学哲学如何能流传数千年？

首先，体液学派医生不仅负责治病。盖伦认为“治疗”还包括保持健康，事实上，他在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论养生之道》中关注了保健问题。因此，一名遵循盖伦学说的体液学派医生会花费大量时间，就今天人们所说的生活方式问题为患者建言献策。在古代医学中，人们认为这么做对预防疾病有重要作用。睡眠、运动、饮食、性活动、沐浴、嗓音练习和道德及心理说教等话题在体液学派著作中得到了详细阐述。这些事情被认为影响个体的情绪，从而影响身体的整体平衡或健康。治愈疾病不是评价古希腊罗马医生的唯一标准。他们在许多活动中的作用更像是今天的培训师、心理咨询师或营养师。

其次，在治疗策略上，体液学说的确有很多可取之处。它是从超自然疾病观到自然疾病观的巨大飞跃。它的理念与自然哲学相一致，因此能得到同时代人的支持。而且希波克拉底派、盖伦派医生从医时都很谨慎，例如除了接骨、切脓肿和静脉放血，他们很少做手术。他们认为，人体内部构造已经超出治疗的界限。

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即使在当今的内科医生诊所，大多数患者遇到的也是自限性疾病，甚至常常是心身疾病。他们最需要的是医生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转。按照体液医学的理论，一个熟练的医生应该很擅长预断病情，也善于向病人做出保证。希波克拉底派医生会拒绝给那些他们认为无药可救的病人治疗，对于这些无力救治、最严重的病例，他们有一套转诊系统（见下文）。

但体液学说，尤其是盖伦版本的体液学说，也有不少重大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它构建了一个封闭的体系。体液学说是基于演绎推理的理论，随着希波克拉底经验主义的消失，这种学说越来越走向个人崇拜，即对盖伦的崇拜，以及通过盖伦形成的希波克拉底崇拜。就这样，体液学说演变成了崇古倾向，知识则僵化成了一种启示真理。盖伦主义强调权威和传统，因此它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局限于大学教育的精英医学。如何训练一名医生？在当时，阅读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原著就是最好的答案。

神庙医学

尽管强调古希腊的世俗自然主义医学哲学突破的重要性，但我们也要看到自然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盖伦和希波克拉底都身处信仰神明、敬拜神庙的世界，他们也都是虔诚的信徒。神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古代医生而言，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更是意义非凡。

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与凡人女子所生的儿子，他是一位伟大的医者，有自己的供奉神庙和广泛的信徒。古代世界的医生自称为“阿斯克勒庇俄斯信众”（Asclepiads），将他奉为医生的保护神。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希腊各地共有三四百座供奉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医神庙（asclepieia），其中最大、最著名的一批是坐落在雅典、科斯、埃皮达鲁斯、特里卡（今特里卡拉）和帕加马等地的神庙。

我们应当正确地理解阿斯克勒庇俄斯与古代医学的关系。实际上，他从未施过魔法。他只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他的治疗原则与后世信奉他的医者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人会注意到阿斯克勒庇俄斯与耶稣之间的相似，实际上，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在几个世纪中都是基督教的主要竞争对手。

对许多像古希腊罗马医生那样的游方医生而言，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为医生们提供了身份的象征、权威来源，以及集体归属感。希波克拉底派医生们都被视为同一“行会”的成员。在当时的环境下，游方医生被请到病人家中进行治疗时，需要一个权威来担保他们的道德操守，阿斯克勒庇俄斯就是这个担保者。阿斯克勒庇俄斯可以担保医生们的称职与诚信，也感召他们去特别关照那些付不起钱的穷人。

在某种意义上，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是健康水疗中心、疗养院和医院的前身。神庙中的祭司会照料穷人和重病患者。病人进入神庙区域之前，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包括沐浴、斋戒、祈祷，以及献上祭品。之后他们会在神庙中入睡，阿斯克勒庇俄斯会在睡梦中向他们显灵，告诉他们治病的方法，这被称为“培养”（incubation）。其实所谓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治疗方法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类似于其他经验丰富的医生提出的建议；“培养”并不与后续的自然疗法相冲突。阿斯克勒庇俄斯从没施展过神术、魔法，也不会使用超出普通医生知识的神奇疗法。

结论

本章主要讨论了神圣疾病观、恶魔疾病观以及体液学说几种对疾病的解释，它们在时间上不分先后。实际上，“科学化的”医学哲学的建立并没有取代神圣、恶魔疾病观。这三种观点共存了数千年，甚至在一些伟大的思想家那里并行不悖。时至今日，这三种观点仍作为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例如在印度次大陆，尤纳尼派（Unani）医生仍有可能将体液学说作为其行医准则。

我们之所以讨论这种在欧洲一直流行到19世纪的医学哲学，也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做好讨论黑死病的准备。被黑死病侵袭的欧洲社会通常是从传统疾病观出发来理解这种新灾难的。如果我们不考虑当时的思想背景，不理解黑死病如何被体验、被赋予了何种意义，我们也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黑死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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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Homer, The Iliad, Book I, trans. Samuel Butler, http://classics.mit.edu/Homer/iliad.1.i.html, accessed September 20, 2017.

[2]“The Rev. Jerry Falwell,” Guardian, May 17, 2007,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07/may/17/broadcasting.guardianobituaries.

[3]“Luther’s Table Talk,” Bartleby.com, https://www.bartleby.com/library/prose/3311.html, accessed August 16, 2018.

[4]Hippocrates, “On the Sacred Disease,” trans. Francis Adams, http://classics.mit.edu/Hippocrates/sacred.html, accessed September 17, 2017.

[5]Charles-Edward Amory Winslow, The Conquest of Epidemic Disease: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55–56.

[6]Vivian Nutton, “Healers and the Healing Act in Classical Greece,” European Review 7, no. 1 (February 1999): 31.

[7]Quoted in Vivian Nutton, “The Fortunes of Galen,” in R. J. Hankinso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l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61.

[8]Ibid., 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