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非虚构 我的二本学生：漫长的家访（1）

黄灯

作者简介：黄灯，女，学者、作家，湖南汨罗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现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著有《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等。

序：抵达、看到与安放

2017年暑假，应黎章韬邀请，我开始了去学生家看看的漫长旅途。首站是云南腾冲，黎章韬是我2010级中文班的学生。随后五年，我利用周末或者寒暑假，断断续续去过郁南、阳春、台山、怀宁、东莞、潮安、陆丰、普宁、佛山、深圳、饶平、湛江、遂溪、廉江、韶关、孝感等地，当然也去过广州的荔湾、越秀、萝岗和白云。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这个过程被称为“家访”，也是传统教师角色的一项日常工作，但对我而言，这种跨越时空的走访，完全超出了日常“家访”的边界，成为我从教生涯中，从“讲台之上”走进“讲台背后”的发端。

相比《我的二本学生》在较长时空中对学生群体的整体性叙述，这种贴近大地、回到起点的走访，让我在生活细密的皱褶处，从另一个视角获得了讲台之外的更多观察：

我由此看到了一个开阔、丰富、绵密而又纠结的世界，这个世界链接了学生背后成长的村庄、小镇、山坡和街巷，也召唤了他们的父母、祖辈、兄弟、同学和其他亲人的出场。更重要的是，通过家访，我对学生家长——我的同龄人——有了切近的观察和理解，多年来，我对这个群体一直持有朦朦胧胧的想象，但始终无法在脑海中形成清晰而具体的感知，正是家访带来的近距离相处，让我获得了和他们直接交流的机会，并由此确认了一个事实——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情境中，家长作为教育主体的重要组成，事实上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目睹、融入和接受以教育产业化为载体的社会变化进程，孩子从念书到就业的人生大事，往往成为他们遭遇和深度介入这一进程的核心纽结，并伴随着外出打工、亲子分离、跨省婚姻、城乡融合、教育期待、孩子就业等具体情节，演绎着路径不同但气息相通的生命图景。

在家访过程对我课堂的延伸中，我清晰感知到父母的生计、劳动的历练、祖辈的陪伴、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等具体的日常生活，在学生漫长的少年时代，怎样以“教育资源”的面目，渗透到他们的生命成长中，我由此切身感受到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所形成的复杂关联和参差图景，感知到了学生背后的故土、家庭、亲人所链接的教育要素，以及曾经驻留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相比大学的一览无余，才是他们更为根本的成长底色。

当然，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陪伴学生回到他们成长的地方，一种被遮蔽的力量，总能在年轻人身上神奇地复苏，我不否认，囿于校园的狭隘和对年轻群体理解维度的单一，在此以前，我对二本学生群体整体的去向过于悲观，当我有机会贴近他们的来路，看清他们一路走来的坚韧和勇气，我发现，往日的担忧，竟然得到了不少释放，他们作为个体所彰显出的自我成长愿望，让我清晰地看到，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是一本立足讲台视角，建立在从教经验之上的教学札记，那么，本书是我走下讲台，走进学生家庭实地考察和亲历的家访笔记。叙述和描绘出“讲台之上”和“讲台背后”的双重教育图景，是我多年的心愿，五年的家访经历，让我意外地获得了机会，从某种程度而言，本书的完成，《我的二本学生》才算获得了相对完整的表达。

本书依然聚焦我的二本学生，出场的年轻人，同样来自广东F学院。

回想起五六年来在全国不同的村庄、集镇、街巷走访的经历，有太多难忘的瞬间值得铭记。我在夏天的溽热中，到过喧嚣而纷乱的南方小镇，也在年关将近的冬日寒风中，抵达过萧瑟而苍茫的北方村庄，它们或庇护在高黎贡山之下，或湮没在高速公路隔绝的群山之中，或在夸张房地产广告的包裹里，显示出街巷的活力和烟尘。我在不止一所废弃小学的操场后面，目睹到曾经的教室，随着孩子们的消散，早已一片狼藉；同时也在多所庄重、整洁的高中校园，看到了我讲台下的年轻人，曾经燃烧的梦想和青春。我一次次从广州南站、省汽车站、越秀南汽车站出发，也一次次在漫长的远行中，将家访变为现实，并由此获得机缘，回溯一个个年轻人成长的足迹。

为了更完整地俯览村庄的全貌，李敏怡曾带我爬上老房子的屋顶；为了进到废弃的小学看看曾经的课桌，何境军多次示范怎样翻越学校的狭窄围栏；为了告诉我养蚝的流程，罗早亮爸爸亲自驾船，带我穿梭海湾抵达蚝场；为了感受茶园的辽阔，林晓静妈妈豪情满怀地开着摩托车，载我在崎岖的乡村小径一路驰骋；为了体验爸爸的工作强度，于魏华和我一起溜入了韵达快递辽阔的分装车间；为了更清楚地还原高三的紧张和劳累，张正敏翻出她尘封已久的日记，翻出她高三写过的近两百支圆珠笔，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圆珠笔摆满一地给我带来的震撼和触动。

当然，更让我触动的是，在这种走访中，以家庭为锚点，往往能轻易看到其所带来的丰富链接：我终于拥有机会看到讲台下年轻人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叔叔、姑姑、堂弟、同学等父母以外的群体，看到这个群体和他们的具体关联；也得以拥有机会感受到家庭作坊、进厂打工、养蚝修船、摆摊售卖、种植茶叶、宰杀牲畜等具体生计，是如何作用到一个个孩子的生命中，并在无形中塑造他们的劳动观、金钱观和对求学深造、成家立业诸多事情的认知。

这所有的片段、场景和抵达，在我脑海中绘就了一幅动态而清晰的画卷，接通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中国。

“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作为教师，置身细密的时空之网，目睹年轻的群体，一波波从毕业季的潮水漫过，步入人生种种的不确定性，再也没有“流动性”三个字，更能让我切身感知到他们的生存。我的课堂，不过是学生流动性命运在高校象牙塔中的片刻驻留，“二本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的命名和出场，不过是我借助职业的便捷，对他们存在的粗疏叙述。但与他们生命链接更为紧密的家长群体，在当下急剧变迁的时代洪流中，却始终面目模糊，难以在喧嚣的信息堆积中，冒出稍稍清晰的面容和身影，更难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庆幸的是，也正是通过家访带来的便捷，我才得以走近这个隐匿的群体，并获得一次次互相看见、直接沟通的机会。

我想起第一站到达章韬家，坐在雨天的茶桌旁，听他爸爸讲起早年在缅北的伐木经历，他平淡地叙述一切，我却听得心惊肉跳；我想起正敏带我穿梭在童年常走的泥泞小径，想起我们在村庄高高山岗的小学所感受到的绝对宁静，尽管妈妈不在身边，但在故乡的山间田地，无处不是妈妈劳作的身影；我想起源盛带我重走课堂上描述过的“打火把上学的路”，目睹他最喜爱的堂弟车技惊人，却无法获得驾照进入城市谋生的事实，而我在此种遗憾和现实中，突然理解了无法与我谋面的妈妈，为何在生完孩子后，一定要走出大山的坚定；我想起晓静妈妈跨上摩托，带我在茶场的山路上风驰电掣，她人到中年，却依然活力四射，我一眼就能感受到，只有同龄人才能明白的孤独和不甘；我想起境军妈妈站在村口人行道的桃树下，和我讲起儿子的懵懂给她带来的忧虑和无奈，以及决定留守家中陪伴孩子的挣扎和坚持。

事实上，虽说是家访，和家长见面原本应为这一环节的核心，但不少时候，就算来到学生家，我也有可能见不到他们的父母，他们要不双双在外打工，要不一方常年在外。有幸能够见到双方，我们大都没有特定的时间用来交流，他们无法停下手中的活计，生存严丝密缝，日复一日的既定劳作，填满了日常的有限空隙，我们难得的聊天机会，更多只能在红薯地、猪栏旁、快递间、养殖场，或者铡猪草、煮猪食、织渔网、拣快递、修单车等忙碌的间隙中进行。这些场景如此具体、日常而又必然，无不浸润了快速流动的现实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他们坚信劳动创造价值，勤劳、质朴而又坚韧，他们对个人消费保持警惕，但对孩子的教育展现出了惊人的重视、不计代价的付出和让我羞愧的耐心，承载了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朴素心愿。和我们的父辈比较起来，这群来自中国传统家庭的最后一代，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在价值观念上，依然延续了父辈的精神底色。

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最为广大的劳动者群体，在叙述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图景时，他们是不可忽视的、沉默而庞大的主体。正是在一次次切近的观照中，我进一步坚定了此前的判断，他们的孩子，我庞大的二本学生群体，构成了中国大学生的多数，成为社会的重要支撑，作为家长，他们以自己的劳作和付出，作为劳动者的主体，同样构成了中国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

在和学生共同的寻访中，我一次次感受到，剥离掉985、211、双一流等名校孩子的光环，对更多年轻人而言，哪怕进入二本院校，除了自身的竭尽全力，同样离不开家庭奋不顾身的托举。

我还必须承认，正是通过家访，激活了我很多关于教育的想法，也祛除了我此前的诸多困惑。多年来，相比通过写作呈现学生的命运，我更想做的事，是通过教育实践改变学生的命运，并尽力发现和寻找如何助力学生安放身心的途径，这种明确的“建构性企图”，是我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本能。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从“学校教育”的维度进入，凸显了年轻群体越来越难以立足社会的趋势，这固然显示了流动性时代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遭遇的危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学校教育”裹挟在现代分工之上，悄然将“完整的人”置换为“工具的人”这一过程所遭遇的挑战。那么，从寻找新的教育资源的角度来看，“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否蕴含了一直被我们疏忽和漠视的地方？那些我们早已视而不见的日常，湮没在个人化话语中的定见，是否真的失去了讨论空间？说具体一点，诸如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否真的像某些主流媒体宣传的那么确凿？鳄鱼池般应试链条裹挟下的过度学校教育，其对个体的严重损耗，是否应作为成本进入考量？家庭结构的变迁、个体的唤醒契机、劳作对孩子品行的锤炼、祖辈给予孩子情感滋养所构建的心理屏障、多子女家庭孕育的彼此担待中的责任感、家族团结协作所滋生的集体力量、公共意识的植根对个体意义感的确立，是否隐藏了当下贫瘠、慌乱的教育实践中，值得重新挖掘和审视的宝贵经验？在绩优主义横行的时代，我们是否需要心平气和地回到教育本身，对极度内卷的现实保持警惕，并对附着在文凭通胀和高校鄙视链条之下的现实，激活并恢复来自个体直觉的质疑勇气，真正让“人”的概念和声音得以强化和彰显？

说得更直接一点，在逼仄到无以复加的成长语境中，作为成人和教育工作者，是否应守住和跨出学校教育的边界，仔细去勘探和甄别那些曾经帮助年轻个体安身立命的要素和可能，并在越来越单向度的评价体系中，帮助年轻人确立丰富而多维度的自我审视？

是的，拉开时空看，正是五年的家访经历，让我挣脱知识包裹的学院氛围，通过特写镜头般对学生个案的聚焦，获得了对上述追问的直观答案。比之大学校园中我对年轻人生活的熟悉，以及他们毕业去向的明了，通过家访，我直接感知到了学校以外的更多维度，“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到底从怎样的层面，塑造了一个个“立体而丰富的人”。

举个例子，尽管在和年轻人的交流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他们和祖辈之间的深厚感情，但只有目睹文瑜给奶奶剪指甲的一幕，目睹何健站在爷爷坟前的郑重和追念，目睹章韬外婆慈爱温柔地注视眼前健康黝黑的外孙，目睹境军扶着中风的爷爷在宽阔而简陋的客厅走来走去，我才清晰地意识到，相比课堂的粗疏，在他们的生命成长中，隐匿了很多我看不见的场景。在关于代际的叙述中，我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些并未瓦解的家庭结构所留存的传统人伦，事实上正是作为生命中的“真正之重”，进入到我讲台下年轻人的情感结构中。凭直觉，我甚至可以判断，廖文瑜、何健、黎章韬、何境军，之所以更有立足社会的勇气，正来源于他们和父辈及祖辈深刻的情感链接。在别人眼中，他们统称为“懂事的人”，在我眼中，他们是一群内心柔软、情感丰沛、充盈责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我在课堂的驻留和观察中，无法从同质化的教育要素里，发现他们情感教育完成的具体路径，也说不清他们和其他孩子差异的原因，但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回到他们的村庄和亲人身边，一些被遮蔽的图景便会浮出水面。

我想，这也是本书中，除了观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层面，我更为侧重叙述村庄的变迁、父母的生计、和祖辈的关系、家庭模式甚至同龄人分野的原因。只有还原到这些具体层面，我才能清晰地看到，“背后的村庄”作为生命的原点，怎样成为年轻人“社会化”的发端；才能明确感知，渗透在父母生计中的“劳动”，怎样作为教育资源浸润孩子们的价值建构；才能进一步确信，祖辈毫无保留的情感滋养，怎样给孩子们传递直面现实的力量和勇气；也才能看得更清，在庞大的年轻群体中，我的学生，就算只能来到一所二本院校的课堂，相比更为多数的同龄人，也算得上巨大的突围和幸运，更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被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压力打败，终究依仗更为本源的滋养和力量，在喧嚣世界中找到了安放自己的地方。

从教育要素的角度看，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通过叙述流动时代学生命运的变迁，凸显了“学校教育”的有限性，那么，本书将通过家访个案所链接的成长细节，通过叙述学生背后的家庭所遭受的流动性境遇，竭力探讨“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所包蕴的细碎可能，如何帮助年轻人更好地立足社会，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

而这，也是我在本书中，对出场年轻人的教育图景进行梳理时，愿意花较大篇幅，不厌其烦地叙述学校教育以外其他因素的原因：诸如黎章韬在就业的选择上，父亲对他的影响，他工作以后，客户交流对他的塑造；诸如张正敏与家庭环境、社会偏见对抗的自觉，以及大学期间彻底接纳自己、直面个体真实的勇气；诸如于魏华从父母职业中习得的商业敏感和行动能力，以及对金钱的管理意识和根深蒂固的独立观念；诸如何境军在和爷爷密切的情感关系中，因家族纠纷，在高中阶段偶然被激活的担当使命；诸如林晓静和莫源盛尽管在现实的夹击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考研或就业的失败，但他们一直听从内心的声音，敢于坚守兴趣的指引，终究慢慢在社会上寻得了立足之处。我在感知他们踏实、充盈而从容的生命状态时，时时意识到，寻找一种不受制于概念和焦虑煎熬的生活，在现实的夹缝中，并非不可能。

在这些个案身上，还原他们各自被遮蔽的成长细节，我惊讶地发现，其力量感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和现实的对接。当负载于学校教育之上的文凭，其边际效应日渐递减，他们立足现实，脚踏实地，破除“成功学”对自己的禁锢，回到“整体的人”成长本身，在一次次另类实践中，相信来自直觉的声音，相信内心的真实力量，在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滋生了进入社会、立足大地的勇气，并促成了教育最为核心的环节——“自我教育”的达成。

尽管我知道，本书中提到的个案，并不构成我学生的主体，但他们的实践和选择，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二本学生群体的观察和叙述。

我由此意识到，尽管从整体而言，任何群体都受制于时代大势所决定的趋势和路径，但从微观角度看，个体一直拥有社会夹缝中突围的可能，这恰恰是教育之于年轻人的重要意义，也是它能提供此种可能的最好屏障，激活个体的生命活力、唤醒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恰恰是教育能以柔韧之躯巧妙抵达之处。而我所谓的“建构性企图”，除了具体的教学实践，更为根本而切近的路径，正来源于和年轻人站在一起，直面真实的社会、自主抵挡生命的惯性消耗、尽可能和更多的人建立关联，并在具体的生存细节和生命场景中，以下蹲的姿态，激活各自的生命活力，积蓄可持续的起跳能量和力气。

毫无疑问，这是家访旅途所构建的丰富链接，对我回到现场的最大馈赠。

好了，让我从教师角色习惯性地饶舌中，说说几年家访的直观感受。

不得不说，相比千篇一律的课堂，五年的家访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对教育的理解，也激发我对年轻人的成长产生了更多思考。每次走进学生家，我都怀有特别的期待和真实的雀跃，见到家长的那一刻，内心充盈着一种久违的温情。在短暂的相处中，我亲眼看见一双双或沧桑或残缺的手，通过各类普通的劳作，铺就了孩子们通往大学的路，我亲眼看见他们劳碌的同时，因为教育带来的希望，在田野、在山间绽放的笑容。和他们在一起，一种“遥远的亲切”和“眼前的亲切”杂糅交织，我由此感受到某种从未有过的慰藉和涤荡，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同代人被时代打下的精神烙印，清楚觉察到独属于一代人的率性、野性以及并未泯灭的活力和激情。

这种让人放松、没有隔膜、彼此敞开的关系，固然来自师生之间的信任，更来自我和我的同龄人——学生家长之间，因为共同的时代记忆所产生的共鸣，在以家访名义的遥远回望中，不需要语言，我们就能跨越具体的现实处境，滋生出一种别样的理解和默契，感知到彼此的心心相通。

这是属于同龄人之间，对逝去时光缥缈却真实的牵念。

同样，通过倾听，我在感知不同地域、不同家庭相同气息的同时，也在一次次行走中，唤醒了自己对故乡、对工厂、对祖辈、对亲人的记忆，他们给予我的情感支持和持续鼓励，让我感受到教师这个职业的庄重和尊严，也感受到教育的柔软、美好和力量，在网络泡沫和现实的喧嚣中，一种久违的让人宁静的东西在我内心萌生。

我想，这是我走进学生家庭，和他们的父母一见如故，没有任何隔膜的原因。

最后，让我借助文字的庄重，记下本书中出场妈妈的名字，并借此表达对中国劳动者的敬意：黎章韬妈妈尹聪兰，莫源盛妈妈李翠艳，张正敏妈妈范氏碧（中文名黄梅香），罗早亮妈妈谭君芳，吴浩天妈妈刘月吟，蔡礼彬妈妈张赛卿，于魏华妈妈袁美芳，何健妈妈李开云，廖文瑜妈妈冯珍，林晓静妈妈谢英华，何境军妈妈李秋琼，温钰珍妈妈潘胡取。

我相信，就如当初和她们告别时约定的那样，我们还有机会再度见面。

（《我的二本学生》一书202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文系作者为续作《我的二本学生：漫长的家访》单行本所作序言，本刊发表的是该书部分章节）

一、去腾冲

踏上家访路

2010年9月，从未出过远门的黎章韬，准备去广州上大学。他的分数，按照当年的录取线，可以上云南师大，但他对教师职业不感兴趣，一心想到沿海地区看一看，这样就报考了位处广州的广东F学院。他原本填报了热门的会计专业，由于竞争激烈，最后被调剂到了中文专业。

父亲忙，考虑到路途遥远、开支也不小，他没有选择陪伴，而是削了一根花梨木，郑重地交到独子手中。章韬对远方的想象，兴奋中夹杂着茫然和担忧。第一次出远门，他偷偷上网查询了一些防身的套路，“背了一双球鞋，携带了一根棍子，拿着通知书就走了”。父子之间没有明言，随身携带的花梨木，其实也是漫长旅途的防身工具。

从腾冲到昆明，章韬坐了九个小时的汽车，当天，他又从昆明登上了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事实上，这次远行让他拥有了第一次坐火车的机会，“以前没出去过，没出过保山城，昆明都没到过”。他根据隐约的直觉，仅仅携带了少量现金，几年后，他坦言：“说出来你们不要笑，我是很土的那种，第一次出门，现金都是分开藏，口袋里只放了几十块钱。”他将更多的现金塞在鞋垫下，唯恐陌生人从口袋里顺走。

为了尽早适应大学生活，章韬比别人提早一个星期到达广东F学院。这样，他的大学就比别人多了七天。

军训结束，我成为他的老师，给他们班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次课堂发言，我记住了章韬黝黑、坚毅、毫不含糊的模样。

2014年6月，章韬大学毕业，他从广州天河区的校园，回到了云南腾冲固东镇的村庄。章韬年少时代对外面世界的期待，在大学四年长长的风筝线中，并未在广州的繁华、喧嚣中得以强化。在我任教的十几年中，相比于多数学生对大城市的向往，像章韬这样坚定选择回乡的孩子并不多见，何况，他来自相对僻远的云南，更何况，在他毕业的2014年，大学生就业的难度远远比不上今天。“到沿海地区看一看”，对他而言，不过是负载在外出读书行动上的一句承诺。章韬义无反顾地返乡，让我一直深怀好奇，这也构成了我们师生之间保持密切联系的内在原因。

2017年暑假，我和章韬约好，决定启程去他的故乡腾冲看看。

对这个家庭的寻访，构成了本书的开端。

从广州去腾冲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坐飞机，航班隔天就有；还有一种是先坐飞机或火车到昆明，再从昆明转飞机或者大巴去往腾冲。我决定按照章韬回家的线路，从广州坐火车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坐大巴，前往保山地区的腾冲市固东镇。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祖国的西南大地，也是此后多年断断续续在全国各地对学生进行家访的首程。

2017年7月25日，我从广州南站登上去昆明南站的高铁。章韬大学期间只能乘坐绿皮火车，2014年12月南昆高铁的开通，给广东和西南地区的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捷。七八个小时的旅途，相比以前慢车的悠长，让我真切意识到，“云南”这个从我年少时代便在脑海打下烙印的地方，并非远在天边。

时值夏季，列车驶出广州的边界后，在广东境内途经云浮东站，很快便进入广西地界。沿途铺开的视野，和京广线北段的广袤、单调形成了鲜明对比。两广境内山区多，田野散落在山与山之间的空隙中，村庄隐匿于山脚下。一路所见的农作物主要是稻谷，这种南方常见的粮食作物，在田野中已经成熟。我留意散落田间的稻秆，明显高于故乡常见的高度，显然，这是单季稻种植的后果。虽然两广地区的气候非常适合双季稻种植，沿途的农民明显已不再进行两季的耕作，田地间看不到双抢时节的繁忙迹象。

与稻田的敷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列车进入广西境内后，在非喀斯特地貌区，高铁线沿途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桉树，远远看去，整饬而优雅，在起伏的山坡上绵延不绝，没有尽头，规模极为庞大。尽管成规模种植桉树一直因破坏环境而被人诟病，但对经济落后的山区而言，依旧是增加收入的可靠途径。也许，在水土条件优越的广西地区，种植桉树对环境的透支，较之经济的实际需求，还不值得计较太多。

火车在田野、山间、一个接一个的隧道中疾行，根本来不及让人产生视觉疲劳。我突然意识到，若不是高铁的开通，这些路旁的村庄，这些隐匿在深山老林中的村庄，我将永远没有机会遇见。

傍晚时分，列车抵达昆明。这座西南名城比我想象中要散淡和安静，弥漫着一种特有的笃定。昆明的日落时间比广州晚了两个小时，临近八点，天空依然朗晴，这让我感觉自己赚到了白天的光阴。在昆明逗留一晚后，第二天一早，我赶往客运站，登上了开往腾冲的长途巴士。大巴很快进入群山的怀抱不停穿行，触目所及是难以穷尽的大山，巍峨、壮观、亘古不变，不时可以看到野性的河流，夹杂轰鸣的声音，就在身边奔腾。多年前地理课本上的知识，在眼前的风景切换中，获得了真切感知。

同车的旅客中，可能只有我是外省人，其他人带着归家的从容，一脸平静。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大姐，比之其他旅客的缄默，话明显要多一些，面对沿途的美景，怎么也掩饰不住对故乡的热爱。临近腾冲时，她急切地指引，“前面就是龙江大桥，开通的时候，好多人来看。”确实，龙江大桥横跨龙川江河谷，以一种突兀而协调的壮观，呈现在人们眼前。龙江大桥对腾冲人而言，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归家标志，也是精神意义上的情感牵引。当然，对章韬而言，这更是一条牵引他回到故乡，同时也将他带往外面世界的通道——他的产品，通过龙江大桥，流向了祖国大地的四面八方。

遇到大桥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章韬对故乡土地的牵绊，越出了我以往对年轻人成长路径的理解。

在腾冲休息一晚后，我来到了章韬家——从在广州南站上高铁算起，历时四十八小时。我终于看到他经常在微信中晒出的宗艺木坊，看到院子里高高的向日葵花，正盛开在高黎贡山勾勒的高远蓝天下。

高黎贡山旁的村庄

宗艺木坊是章韬大学毕业后回乡工作的地方，在固东镇上，距离他出生的和平村约八公里，两地之间道路畅通。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上完班，骑着一辆摩托车回到村里。比之实习期间在广州挤地铁、倒公交，这种便捷让他极为舒心。

和平村是典型的云南山区村庄，从地质状况看，这边属于火山地貌，随处可见火山石搭建的老房。巍峨的高黎贡山静静地环绕村庄，到处是绿色的植被，散发着和海南村庄相似的气息，但相比于海南的炎热，腾冲的凉爽给人一种特别的安定感。章韬坦言，因高黎贡山的阻隔，外面世界发生的变化，很长时间都没有波及村庄，和他同龄的孩子，没有一个因父母外出打工成为留守儿童，而我熟悉的湖南、湖北村庄，1990年代出生的孩子大都成为留守一族。拉开时空看，高黎贡山的矗立，固然阻隔了村庄和外界的沟通，对孩子们而言，却成为守护他们童年的天然屏障。

和平村看起来整洁有序、清爽雅静，一种让人放松并渴望停留的情绪，不自觉在我内心蔓延。在路边，随处可见悠闲游荡的水牛群，老人则聚集村口的树下玩乐、闲聊，稍稍远一点，可以看到村庄周围密布墓群，坟墓修建得朴素而讲究，没有半点阴森气息，在这里，逝者和亲人的生存空间交错一起，界限并不分明。

有意思的是，村子里分布了好几家饮食小店，不少老人在路边支起铁制的简易烧烤摊，将新鲜五花肉、西红柿和辣椒烧好，现场制作酸辣味的火烧米线。因太阳下山晚，他们的作息时间，也不同于我生活过的湖南和广东。一日三餐，从十点到十一点之间的早餐开始，午餐算不上正餐，叫“晌午”，以米线或者饵丝为主，晚上六七点的晚餐才算正餐。吃完晚饭，并不意味着一天劳作的结束，村民还得干会儿活，差不多八点天黑后才结束一天的劳作，十点左右睡觉。但章韬经常要忙到十二点以后，他白天劳动，加工产品，晚上要利用网络和外界沟通，通过微信售卖产品。

近几年，男女比例的失衡，使得村里外地媳妇的比例明显增多，在聚集的人群中，偶尔还会闪过缅甸女孩的面孔。火山灰独特的成分，极其适宜淮山的生长，种植淮山，成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村庄自然环境好，最大的一口水井下，肉眼可见的泉眼不断冒出清冽甘甜的水源。比之挑水的辛劳，水管的铺设让村民享受了自来水的便捷，可章韬提及最多的，是故乡真正的甘泉，“这是最好的水质，是真的甜，没有任何自来水的漂白气味”。

章韬的外婆家也在和平村，村头村尾往来方便。外婆家有他童年最温馨的记忆。从两岁开始，他就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当时，妈妈忙不过来，爸爸年轻气盛，与流氓打架，被判了两年劳改。外婆无论去哪里劳动，都将他带在身边，“我小时候就是在她怀里长大的”，章韬说起来，好像一切发生在昨天。

不到几分钟，章韬便带我来到了外婆家。在舅舅精致木楼旁边的院子里，我见到了这位老人，干净的脸庞，慈祥、精干，在院子的花丛中，外婆素雅而精神的笑容自然绽放。“章韬是我最喜欢的孙子，是我领大的，他总是来看我，懂事，心好。”老人开销小，目前依旧独立生活，不要子女供养，“外婆吃素、种菜、种豆子、喜欢种辣椒，豆子一年都要卖不少钱，吃不完的蔬菜，她会精心做成干腌菜，拿到集市上售卖”。

章韬性格中的人情味，被外婆表述为“懂事、心好”，显然，这种性格的养成，得益于章韬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

章韬的妈妈兄弟姊妹四人，她排行老大；二姨嫁给了一个屠夫，“屠夫在我们这里很吃香，二姨日子过得还不错”；三姨性格外向，喜欢闯荡，打工期间认识了丈夫，嫁到了两百公里外的少数民族山区，“地方虽然穷一点，但她很开心，在那里，村民有什么事会跳舞，吃完饭没事干也跳舞”；舅舅就在村里，外婆住的木楼，是舅舅精心所建。

童年经历中，章韬对长辈的劳动场景刻骨铭心，收麦时节，他会戴着草帽跟在大人身旁。和亲人的情感交流，也在这种共同的劳动中自然达成。像任何一个乡村长大的孩子一样，他对田野的一切了如指掌。辣椒何时开花、何时长大、何时变成鲜艳的红色，会像季节的更替一样，悄然印入章韬的脑海。

那时伐木是父亲农业劳作以外的主要生计，每到正月初六初七，父亲就要趁冬天不下雨的间隙，去缅北伐木，“我会送他去路边，很不舍，那种感情我是体验过的”。妈妈为了养家，很长一段时间在村里卖米线，章韬会跟在身边打下手，帮妈妈做点事情。

章韬的童年，说不上贫穷，但也算不上毫无匮乏。整体而言，尽管父母和其他亲人对他施加的教育，依旧沿袭了传统的惯性，但独生子和长孙的身份让章韬事实上领受了不少自由而散漫的爱。虽然勤劳早已成为刻在父亲骨子里的基因，自己一天也不愿意耽误干活，但他从未逼迫儿子去干太多的体力活。

和同龄的城里孩子比起来，章韬更像一头淳朴、健壮、生命力蓬勃的小兽，保留了天性中的灵气和野性。

在村里，章韬读过的幼儿园、小学一直都在。他的小学就在家门口，走过去不到二百米，如果翻墙，则只有几十米距离，现在升级为固东镇中心小学。从小到大，他的成绩一直很好，语文更是拔尖，唯一的遗憾是英语，中考都没有及格，就算如此，他还是考入了腾冲一中。和我大部分来自乡村的学生不同，章韬好像没有面临过太多物质的窘迫，“我的命比较好，小学费用不高时，家里穷也不要紧，念到初中，家里情况好转了一点，念到高中，我爸帮人打工，工资接近一万，已经算很高了”。

在章韬的同龄人中，他小学班上三四十个同学，考出去的有五六个。在传统的职业选择中，像他这样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男孩，依然有人选择伐木。父亲早早从事这一行当，深知其中的艰辛，不让唯一的儿子去缅北伐木，是他的心理底线。

和多数男孩对未来的懵懂不同，章韬从小到大对自己的人生有清晰的想法。只不过种种具体的梦想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小学时，他曾想过当警察，“背一把枪，好威风，穿身制服，给人气派的感觉”。初中时，目睹老师被淘气的学生气哭，他对教师职业没有向往，倒是无意中听到老师对微薄工资的抱怨，让他对挣钱充满了渴望。事实上，相比别的学生，章韬有更多机会接触金钱：妈妈常年卖豌豆粉、米线，章韬时不时帮忙，很小就在细碎的现金交易中学会了算账；他做事细心，深得老师信任，从小学到初中，一直负责管理班费，“从来没有出过错，拥有金钱的感觉特别好”。对金钱的敏感和兴趣，让他在小学时就热衷和村里的小伙伴捡垃圾、拾废铁，天气炎热的麦收季节，甚至独自租冰棒箱卖冷饮。“想起来，到初中，我便明确意识到，最大的心愿，就是做大老板。”高中时浸润在腾冲一中古朴、深厚的文化氛围中，章韬赚钱的心思淡了很多，“高一时，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突然被激发，迷上了考古，特别想当一个考古学家”。这个梦想没有持续太久，等到上了大学，他感觉当考古学家的愿望越来越缥缈，宿舍里的同学大都来自广东，“大家都不喜欢考公务员，觉得太死板，感觉还是做生意比较自由”，章韬也回到初中时的想法，经商的念头越来越强。

大四最后一年，临近毕业季，章韬在广州一家银行实习几个月后，对水泥森林中极度紧张、压抑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但对要不要留在广州，始终犹豫不决。2014年1月，父亲外出购买装修材料，被开往缅北运送木材的无证货车撞上，脑部重度受伤。“当时放寒假，正在回家的长途大巴上，因为睡觉，我一直关机，打开手机时，看到满屏的未接电话，我就知道家里出事了。”章韬直接赶往医院的ICU，见到了无法辨认的父亲，一个亲戚告诉他，父亲命虽保住了，能不能清醒过来不好说，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几个医生也这样说，我就比较害怕”。庆幸的是，在昆明做完手术，经过精心护理，父亲逐渐恢复过来。“作为独生子，我立即知道了自己的选择，我担心亲人再次出现意外时，我在千里之外获得消息，我不想给自己留下一生的遗憾。”

大学毕业后，章韬果断回到家乡，跟随父亲打理木艺工坊。他追溯回来的由头，父亲遭遇的变故，是直接原因，但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受不了广州这么热”，则是一个云南孩子最真实的感受：“我到广州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就是每天都要洗澡，每天都黏黏糊糊，而云南的空气干爽清冽，三四天洗一次就好。”

宗艺木坊

对于章韬的返乡，父母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

父亲支持他，“我们的关系像弟兄两个”。父子俩价值观相同，对于人生的设想，父亲觉得，“应该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他的理解中，自己坚持和辛苦了那么多年，在木艺制作方面已经给儿子搭建了一个平台，章韬多少有了一条退路。潜意识里，父亲坚信，儿子能耐越大，自己工坊的转型也会越方便。更重要的是，他对章韬没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从不觉得孩子在广州念完大学，就不应该回到乡下，既然大城市生活不易，物价贵、房子贵，还不如回来发展。

妈妈则希望儿子找一份有编制的工作。“我妈是那种特别传统的人，我就算做生意能闯出一片天地，她也不高兴，哪怕我一天有一万元的利润进账，她也觉得悲观，觉得没有明天，她认为当一个教师也可以，考一个公务员或者是政府合同工也可以，只要是有编制的职业，就喜欢，她信奉那句话：吃公粮的，星期六在家闲着也有钱。”直到现在，每有人问起，章韬念完大学为什么没有留在城里，妈妈总要强调，“儿子本来在广州的银行上班，是家里人将他叫回来的”，仿佛这个曾经的事实，能够给予她足够的安慰。父母态度的分歧，让章韬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挣扎之中，他从不和妈妈争辩，只想赚更多的钱，让她放心。

父母理念的差异，从两人处事态度可以看出来。碰上无理取闹的执法人员，父亲会捏着拳头冲出去，妈妈则会在后面拼命拉住丈夫。

经过几年的打磨，章韬从初期的隐约失落转变为暗自庆幸，在断断续续了解到当初留在广州的同学大部分空间逼仄、日子艰辛时，他对自己的选择更为坦然。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因素，都成为他安心留在家乡的支撑。

对国家的宏观战略，章韬极为敏感，他看好“一带一路”给云南带来的机遇，腾冲作为边陲省份的名城，一直是通往缅甸的重要口岸。历史上，滇缅铁路和驼峰航线，曾在特殊时期发挥过巨大作用，腾冲市内庄严静默的国殇墓园，始终以一种沉默而笃定的方式，叙述着这片土地曾有的激荡和悲情。章韬对腾冲的前景极为乐观，他说服家人在即将开通的火车站旁购置了商铺，既然自己不会进入体制工作，那自由地经商，就是最好的选择。尽管宗艺木坊的经营还算稳定，随着缅甸的封关、缅北局势的恶化，原材料的匮乏，是看得见的后果，迟早面临转型是章韬必须接受的现实，“如果以后不做木艺，我会琢磨是否转行翡翠，再不济，也要留意餐饮”。

除了工作的踏实，当地优美的自然景色，也给章韬带来了极大满足。在没有走出云南之前，他对沿海城市充满渴望，但通过高考外出见识过后，他发现高黎贡山护卫的故土，火山石建起的村庄，其实是人间少有的好地方，“内地农村，特别是城郊接合部，看起来就像垃圾场”。

当然，章韬返乡后，也遭受了难以释怀的困惑：上大学让他失去了农村户口。2010年考上大学时，录取通知书的附件上，明显提示，“为了毕业后就业方便，最好把户口迁到学校”，章韬就此去当地派出所咨询，得到的答复是：迁出去以后还可以迁回来，不会有任何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回到腾冲后，他的户口一直难以迁回，“我感觉很遗憾，我被欺骗了”。失去农村户口，意味着章韬不仅失去了户口负载的基本资源，根据政策也失去了购买农村土地的资格，“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拉高城镇化水平，把居民生硬地拉到城镇范围里”。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章韬只是城镇化率分母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分子，不能迁回户口的伤害，一直让他难以平复、耿耿于怀。

宗艺木坊是典型的家族工坊。腾冲毗邻缅甸，木材加工一直是传统行业，尤以名贵的金丝楠木为甚。章韬父亲自2006年转行做根雕后，逐渐独立出来，自己开了一家工坊。出车祸前，工坊正历经从起步到发展的关键阶段，突然的变故，让工坊处于停顿状态。章韬对于木艺，并无特别的研究和兴趣，在决定随父亲打理工坊后，他从当初的“被逼与木头接触”，到现在终于“自愿地喜欢上”。他的工作体验，夹杂了获得利润以外的精神快乐，每一次切出木板的新纹路，一种无法言喻、源于大自然赐予的美感，都会让他兴奋起来。

从工序而言，买料、设计、加工、销售是核心环节。父亲经验足，原材料的质量，完全依靠他的判断，“去买料子的时候，爸爸的重要性最明显，树根做成什么样，他心里要有数，茶台怎么切，就靠他定翘板”。原材料依靠缅甸进口，腾冲的商人多年来一直可以便捷地进入缅甸采购。2015年章韬完婚后，全家人将重心转到工坊，准备大干一场，不料缅甸突然封关，木材停止出口，他们就算压缩了别的开销，也只是在边贸的尾货中抢屯了少量原料。如何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成为家人最担心的事情。

产品的设计，是工坊的核心竞争力，尽管工坊产品有不少是实木大板，貌似不需太多设计，只需根据材料的尺寸裁剪，但原生态的根雕是否出彩，则完全取决于父亲来自直觉的设计。宗艺木坊，不但承担了展览成品的功能，更是半成品制作加工的场地。父子俩对加工环节极为严格，以上油漆为例，因工坊在路边，白天繁忙的车辆会带来灰尘，他们喷漆时，会选择晚上进行，在油漆的选用上，更不会计较价格，常用的高端品种，价格逼近三千元一桶。

销售环节有两条线，一条借助不同地方开设的实体店，一条借助网上的微信推广。无论哪条线，都涉及运输环节的物流问题，产品特殊，打包尤为重要，物流成本的攀升，增加了工坊的经营压力。缅北封关后，加上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销售面临激烈争，为及时回笼现金，往往要低价出售成品，行情不稳，成为常态。在腾冲，入行木艺的大都为本金不多的小业主，有些碰上生活窘迫，迫于生存压力，会赶着销售，将存货早点变现，所获利润仅仅来自加工费用，对极度依赖原材料质量、利润来自地域优势所带来之差价的木艺行业而言，这种倾销策略性价比极低。章韬入行时间不算长，却已见证身边不少同行在严酷的市场压力下遗憾出局。

整体看来，面对工坊复杂而烦琐的程序，家中成员各司其职：买料和设计，父亲把关；加工由父亲和章韬协作完成；销售环节全家参与，网络销售以章韬为主，实体店则由妻子和妈妈管理；日常后勤由妈妈和妻子分担；作为勤俭节约的典范，妈妈主动承担了全家的财务管理工作，所有产品的进账，都会从她的账户出入。无论如何，一家人的核心是父亲，宗艺木坊的灵魂人物也是父亲。

从职业传承而言，章韬大学毕业回到家乡，跟随父亲加入宗艺木坊，沿袭了一条古老的“子承父业”的手艺人路径，只不过章韬踏入这条道路的时间起点，要从大学毕业后的时光算起。

手艺人父亲

章韬的爸爸出生于1970年11月。童年时期，家里的生计全靠爷爷上山砍柴售卖，“爸爸出生一百天时，爷爷外出砍柴，山上的大石头滚下来砸死了他。”直到2016年，爸爸才将爷爷的骨殖捡回来，按照习俗安葬在靠近亲人的山边。

爷爷去世后，奶奶带着年幼的儿子改嫁，后来又生育了几个孩子。像那个年代的多子女家庭一样，奶奶的日子过得一地鸡毛：吸毒的曾祖父、冷漠的继祖父，不争气的叔叔。在生活的重压下，奶奶对尚未成人的儿子逐渐失去耐心，变得越来越漠然。1990年代末期，叔叔在口岸和贵州的几伙流氓打架，造成重伤无人理会，爸爸将叔叔送去医院，没有抢救回来，去公安局报案后，直到现在都没有结论。

爸爸从小喜欢画画，年幼阶段还不会写字，在一贫如洗的家中，他挖空心思寻找机会。家里有一个搪瓷缸，瓷缸底部有一匹马，这是爸爸唯一能找到的与“美术”有关的资料。“小时候，我照着画，就画那匹马，越画越像，等我学会写一二三四，那匹马已被我画得可以跑起来。”小学毕业，同学互赠礼物，爸爸没有钱，让每个同学撕下一张纸，画一匹马算是回赠。家里穷，爸爸念到初一，学业被迫中断，十四岁开始，他跟随邻居上矿山，十七岁，开始去缅北伐木。二十岁刚生下章韬，就被家里要求搬出来，三口人住在几间茅草房内，直到章韬十四岁。

对爸爸而言，伐木算得上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副业，他从十七岁开始，一直干到三十四岁。伐木有明显的节令要求，雨季无法作业，要见缝插针抓住合适的时间。每到过完中秋节，爸爸就会去缅北，直到过年才回来，回家住几天，正月初几又得过去，在此期间，碰上家里收割麦子，爸爸也会赶回来。对于冬季缅北伐木的记忆，爸爸刻骨铭心的感受就是冷：“太冷了，大雪飘飘，最怕大雪封山。”“特别冷，根本不可能偷懒，一闲下来就必须烤火，否则会冻死，有时候下暴雪，木头从山上冲下去，掉进山沟，冲进雪堆，根本找不到，只能等雨季来临，冰雪融化后再去寻找。”伐木辛苦，劳动强度极大，在原始森林，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早上天一亮，吃完饭，就去做，两头摸，早上摸黑起来吃饭，晚上不黑不进工棚”。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干活，多挣钱”。在爸爸看来，伐木甚至比下矿还危险，村里人前前后后在缅北死了几个。他们住的地方都是工棚，一个工棚住十多人，在单调、辛劳的日子里，他唯一的乐趣就是画画，山中取之不尽的竹木，是他触手可及的创作材料。

伐木作为副业没有太多确定性，能不能拿到工钱，只能靠运气，大都取决于老板的态度。妈妈记得，爸爸有时候出去几个月，一分钱都不能带回，大多时候，只能拿回几百元，如果偶尔能带回一两千元，就相当于一笔巨款。爸爸最后一次去缅甸是2004年，当年他颗粒无收，而孩子慢慢长大，面临越来越大的教育开支，这也暗中促成了他后来的转型。

在爸爸眼中，缅北的经济极为落后，很多村庄还处于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阶段。不少当地村民种植粮食时，先是砍倒一片山顶，然后放火烧，烧完以后，拿木棍戳一个洞，将种子随意丢在洞里。村民有一些原始习俗，种一颗种子，唱一句歌，种完地，晚上就回来喝酒，根本谈不上精耕细作，自然也没有发展观念，更不要说商品经济意识。

村庄最好的房子是木楼，大部分人住在茅草房里，在当地村民看来，只要不漏雨，就算得上好房子。茅屋没有水电，取暖靠烧火，偶尔看到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可能仅仅用来照明。村庄不通电，也就没有电灯、烧水壶这些常见的电器。村民日常直接喝冷水，没有喝茶的习惯，最大的消费，就是喝酒、吸毒。孩子出生后，父母不会管太多，在放养中任其长大，体力见长后，就上山伐木，到一定年龄，结识一些社会青年，他们会聚集一起，开始接触毒品，整个成长阶段，没有国家强制的业务教育。

章韬从未去过缅甸，也没有上山伐过木，但他去过中缅边境，对边境两端的差异，有着直接感知：“一线之隔，一边在打仗，冷枪冷炮，孩子们伸出很瘦很黑的手，从铁丝网里面讨钱，一边则国泰民安，老百姓过着正常的生活，我的感觉，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章韬好几次目睹缅北的孩子翻过铁丝网，灵活如小猴，到中国的土地上讨钱，有些孩子甚至会说中文。

战争、毒品、贫穷、得不到照顾的孩子，这些缅北的亲眼所见，在爸爸脑海中显影出自己的中国图景，他由此对统一而强大的政党领导，怀有强烈认同。尽管爸爸童年的生活也极为艰难——贫穷、亲人的冷漠、寨子里他人的歧视、被打谷机卡掉的手指、特长无法施展的压抑——但在祖国阔步向前的发展大势中，他从未丧失对生活的信念。章韬的出生，给爸爸的生命注入了神奇的力量，他所有的努力和奋斗，始终拥有一个发力的方向，所以能在遭遇严重车祸后，凭着顽强的毅力，获得了奇迹般地康复。我在和章韬爸爸聊天时，他反复强调：“我会尽力帮他们，直到不能行动的那一天。”他将自己朴实而坚定的信念表述为：“亲手创建一个团结幸福的家庭，树立良好的家风，创造过得去的经济条件，帮助章韬他们继续发展，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确实，爸爸通过坚守和实践自己的信念，让章韬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在章韬童年阶段，爸爸尊重儿子的天性，鼓励他自由自在地玩耍，但在习惯和规矩的确立上，又坚持明确的界限。爸爸对当下城里人纵容孩子的消费主义观念极为不屑，勤俭节约，是他对章韬的基本要求；他也不满城里人以工作忙为由，导致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在他看来，父母不在孩子身上花时间，必然会影响他们顺利成长。我后来才意识到，他对教育的感悟，一方面和他持有“言传身教”的传统理念有关，也和他多年带徒弟做根雕的经历有关。

章韬爸爸是腾冲有名的根雕师傅，当地很多不错的艺人，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提到，在工厂时，一位做木雕的同事，雕刻技术非常高，是工厂特意从福建挖过来的人才，有一次，客户定制的产品需要雕刻一头牛，老板指定这位福建师傅主导，成品出来后，大家怎么看都觉得别扭，爸爸知道福建师傅很少接触牛，目睹整个过程，他给出的解释是：“雕刻不能脱离实在的东西，这是我们行业的根本，如果福建师傅天天看到牛，以他的技术，肯定会雕得活灵活现。”他带徒弟的最大秘诀，就是教他们观察生活，琢磨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如他当年画马一样，除了反复临摹，还要找一切机会，去接近现实中的马。

——在我多年走访的学生家庭中，章韬爸爸的教育意识算得上自觉而强烈。事实上，在章韬身上，从求学、结婚，直到成为宗艺木坊的一员，在为人处世层面，确实能看到父辈施与的影响。爸爸经常对章韬说：“做生意，我教给你‘买卖’两个字，‘买’和‘卖’，你做好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在他的理念中，一个家庭，要有总目标，家庭成员也要知道自己的职责，大方向把握好，家庭才有希望。

章韬爸爸提到的“陪伴孩子”，主要表现为繁忙的劳作后，无论多累，他都会抽时间陪家人一起喝茶，在聊天中和儿子、儿媳讨论工坊的品牌化目标，思考工坊实力的提升途径，“我要求他们不能吸毒，不能醉酒，不打麻将，不浪费时间，要多思考未来的发展。”爸爸对章韬的能力充满信心，相信自小对他的严格，有利于儿子的成长，“严父出虎子”的理念，深深烙在他的脑海中。生活上，他勤俭节约，对消费主义保持警惕，同时要求章韬不乱花钱，“要好好过日子，好好谋事情，把钱用在最值当的地方”，他始终认为，如果经济状况刚刚有一点起色，就沾染暴发户行为，“那很快就会完蛋”。

有意思的是，爸爸除了专业上的引领，还经常对子女进行爱国教育，他关心国家大事，“我虽是一个普通农民，对于国家的前途，也很关心，我最担心中国重新陷入列强的包围，如果我们自己不争气，就真的可能被他们玩死掉”。显然，异国的生存经验，让爸爸多了一重观照世界的宏观视角。

受爸爸“工坊品牌化”观念的启发，近两年，章韬最大的心愿，是协助他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雕传承人。爸爸文凭不高，但在当地影响很大，可以说，腾冲当地做根雕的人大都师承了他的手艺。前几年，赶上木雕行业的爆发期，不少徒弟乘势将规模扩大，甚至带出了第三代徒弟。爸爸在申请“非遗”传承人的过程中，因性格刚硬，说话太直，第一次没有成功，这对他“工坊品牌化”的目标有很大影响，甚至波及了商标注册，但他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他相信，少年时代那么艰难，自己单枪匹马都干出了一些名堂，现在条件好了，做事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大。

“时代不同了，我们普通人都有能力，把这个生意搞得很好，我们就像一根坚强的小草，落地生根，遍地开花，根本不用怕。”

“天生我材必有用”。

“我现在思想越来越宽阔，我想做的事情还很多”。

——在后来的联系中，章韬告诉我，爸爸的手艺，逐渐被当地政府认同，2020年和2021年，连续被推荐到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同时参加了第14、15届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博览会，作品两度获得“云南省工艺美术协会”授予的金奖。

缅北雨天工棚里的坚守，时隔多年，终归收获了认同。

来到腾冲次日，天空便下起了小雨。在淅淅沥沥的夏雨声中，我和章韬一家围在一起，享用难得的空闲时光一边喝茶，一边听他们聊往事，也谈对未来的设想。身为异乡人，沉浸其中，我内心弥漫着一种特别的笃定和安宁。我忽然理解，为什么云南人不喜欢外出，为什么故乡对章韬有着致命的诱惑。

作为同龄人，章韬爸爸的人生经历，显然和来自内地的我完全不同，但共处的同一时代，终究在我们身上打下了相同的精神烙印。亲历上世纪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的转型，无论身处何处，无论历经怎样的贫瘠，无论碰到怎样的挑战，那段驻留于我们青春期的蓬勃岁月，都曾作为一种共同的精神力量，注入我们年轻的生命。

是的，无论现实怎样将我们打趴，我们总能克服重重困难，在不同的地方站立起来。我的经历是这样，我后来走访的何健妈妈、林晓静妈妈、早亮妈妈同样如此。

这是属于同一代人，元气充沛的时代记忆。

大学生老板

章韬毕业回家后，严格按照“成家立业”的古训，进入自己的人生轨道。父母老早就告诉他，不要找外面的女孩，一则语言不通，二则生活习惯不同。章韬知道，爸爸妈妈是权威型家长，外面前卫时尚的女孩，在亲子关系中和父母类似朋友，这和他们的家庭氛围显然不同。作为独生子，他从小就接纳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父亲遭遇车祸后，做任何选择，章韬都会从家庭角度考虑，既然父母对自己找对象有明确要求，遵从他们的意愿，就成为章韬理所当然的选择。

章韬大三时，父母看中了邻村一个女孩，托人牵线，章韬主动和她取得了联系，两人共同语言多，极为聊得来，恋爱两年后，顺利进入婚姻。对章韬而言，“成家立业”的大事，在大学毕业仅仅十个月后，就成功完成了一半。妻子职高毕业，曾在昆明从事酒店管理，尽管在城市生活多年，却始终保留了农村女孩的朴实，并未受到消费主义的半点影响。在家庭分工中，妻子不仅和妈妈承担后勤任务，还要和章韬分担销售工作，她语言天赋好，在章韬鼓励下，一边学英语，一边学缅甸语，既方便了当下的木艺销售，也为今后的转型提前准备。

想起大学的生活，章韬偶尔会问自己，读大学，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到底有没有用？大学期间，章韬宿舍住了四个人，两人来自山西，一人来自广东，他来自云南。其中，来自山西的刘鹏，对他影响最大，刘鹏爸爸经营了一处家政公司，他从小就学会了从经济层面对人生进行规划，进入大二，他果断转去了金融系。来自广东佛山的邓子阳，家里经营混凝土生意，大学毕业后，他去英国待了两年，回国后，自己开了一家车行，同时经营一家烟酒行。这种偶然的巧合，在他们日常的交往中，强化了几个年轻人对自由的向往，在学生时代，就坚定了他们对自由职业的追寻。

来自同伴的提醒，会让章韬意识到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章韬承认，尽管云南人的身份带来他人的成见，例如大学期间，同窗都建议他申请助学金，实际上，这种对云南地处偏远、生活贫穷甚至刀耕火种的想象，并不符合自己的实际，但他来自乡村的人生起点，比之舍友，还是有看得见的差距。童年时期经济上紧紧巴巴，会导致章韬偶尔缺乏自信，以致刘鹏得知他下定决心要回乡创业，作为挚友，曾郑重地叮嘱：“有些东西你如果放不开，会影响以后要走的路，不要因为出身平凡，将钱看得太重，免得死在‘节约’观念上。”在经营宗艺木坊的过程中，章韬始终记得刘鹏的叮嘱，从不和客户斤斤计较。

另一件让章韬感触颇深的事，是念大学的积累，帮助他突破了传统的销售模式。章韬大二之前，喜欢看课外书，阅读量很大。假期回到父亲的工坊，有时接待客户，他发现与他们的交流，很少直接触及产品，而是更多聚焦与产品无关的其他话题，“说到底，还是价值理念和他们相近，与客户产生共鸣后，他们非常信任我，认可我，进而认可我做的产品，没想到，无形中，竟然搭起了一种新的销售模式，这让妈妈对我刮目相看”。

得知父亲获得“根雕传承人”的强烈心愿，章韬不动声色地引导他阅读历史书，引导他更深地理解产品的文化内涵，“不要让非遗评委觉得你是个大老粗，而要让他们看到你的文化”。有意思的是，家里的氛围，因为大学生儿子的回家，发生了很多改变，章韬只要有空，依然坚持大学年代的阅读习惯，并将阅读范围更聚焦于历史书籍，“我跟爸爸都喜欢研究历史，有时外出买料，需要坐很长时间的车，整个旅途，我们都在谈论历史，国家的历史、村里的历史、个人的历史，我们都会讨论。”

章韬大学的专业是中文，他将自己目前从事的工作，描述为“文艺加体力的结合”。他坦言，加工木艺，尽管算得上体力劳动，但同样能让人感受到艺术创作带来的快乐。对章韬而言，销售工作算得上脑力活，和客户的大量交流，不但会给他带来实际的收入，也会帮他获取新的信息。相比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章韬工作的开放性及与他人的密切联系，让他享受到了触手可及的社会教育，他将客户带来的人生滋养和启发，视为大学教育负载的溢出效应。

妈妈此前坚信“无商不奸”的古训，但一家人的性格天生厚道，没有半点“奸”的影子，她对开办工坊始终惴惴不安。她希望丈夫去别的工坊打工，希望儿子凭学历找一份稳定工作，妈妈没有想到，章韬文化素养的积淀，增强了与客户的思想交流，而相同价值观带来的信任，让她亲眼见证儿子将一种新的销售模式变为现实。

一个广西的客户，因为和章韬聊得来，不但帮衬了很多生意，同时以朋友的身份叮嘱章韬，手头紧张的时候可以找他周转资金。两人聊得投机时，甚至会讨论“劳动人民”的话题，广西客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很重要，社会一直在变，但中国劳动人民的质朴没变，只有这些人，才是最真实、最靠谱的”。他建议章韬一定要接地气，只有内心看得起劳动人民，才能保持内心的笃定。

一个做工程的湖南客户，来过腾冲四次，接触了很多工坊老板，最终将信任托付给章韬，同时引荐很多同行来洽谈生意，“我毕业那两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业绩，是他帮我拉来的”。湖南客户鼓励章韬打开思路，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尝试做一些投资，2016年，章韬贷款买房的决定，就来自他的建议。

妈妈以前并不理解章韬所说的“磁场”，但他开启的全新销售模式，让妈妈看到商家和客户之间，就算不见面，同样可以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妈妈以前只相信埋头干活，只相信劳动才能带来财富，但现在，她发现儿子没怎么和人谈生意，却总是将交易顺利促成。妈妈以前对章韬念完大学不肯进入体制、不肯找稳定工作耿耿于怀，但现在，她切身感到，儿子作为一个念过大学的老板，终究和身边多数没有念过大学的人不同。

爸爸最自豪的事情，来自客户对章韬的高度评价，“他们夸赞我的工艺和才华，更夸赞章韬的朴实和靠谱，深入交流后，客户发现我们不但产品好，人也很有思想。”对章韬来说，这些通过网络认识的客户，他们交付的信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他们将业务托付给我，我不能辜负他们的善意”。在章韬看来，自己二十多岁的年龄，就拥有机会从客户身上获得思维方式、价值观的洗礼，并借此进一步丰富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帮助自己获得更快成长，他将这种收获归结到念大学带来的契机，“我不读大学，也可以做目前的生意，但状态会完全不同”。

有意思的是，章韬大学毕业后，因生意上的历练和现实中的打拼，他年少时代朦胧、不确定的梦想，在现实的显影中，竟然倔强萌发。他坦诚李嘉诚创办汕头大学对自己的触动，“大学时候，我就设想，若有机会，一定要从学校做起，一定要向外界介绍我的家乡，然后拉动整个腾冲的教育资源”。他认同教育的可持续价值，并对乡村教育有着特别的关注，腾冲的和顺是他心中的理想：“和顺成为一个非常牛的村落，就是因为那儿很多做生意的人，知道物质与文化并存的道理，他们拿出自己的股本，保留自己的文化根脉，赋予家乡一种永恒的美感和魅力。”目睹城乡的差距，章韬担心寒门难出贵子，“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这一担忧就会变成现实，要阻止这样一种趋势，社会组织真的很重要”。

在我的学生中，章韬始终呈现出充沛的元气，他知道当下同龄人的不易，广州的实习经历，让他体验到了驻留大城市的艰难，但他依然坚持：“从微观看，我们这个时代，比你们那时候要好。”

建房记

从落地腾冲算起，我在章韬家待了三天，除了去见他外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和平村及宗艺木坊度过，亲眼看见章韬和爸爸制作及销售产品的过程，间隙也会聊聊天。在整个家访过程中，最让我意外的是章韬家的房子，这完全颠覆了我对云南人生活条件的认知。这种震撼，不仅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普通农家居住的房子，可以用常人无法想象的名贵木材搭建，更重要的是，当建房的目标确定，一个家庭，可以在十几年的坚持中，表现出惊人的耐心、坚定和底气。

我和章韬父母闲聊的话题，除了章韬大学毕业返乡的另类选择，另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建房子”。我明确感到，“建房子”对章韬一家来说，不仅仅和改善安居条件有关，也承载了全家人的寄托和希望。在章韬的记忆中，家里的木房子，从竖起的几根木柱到逐渐成形，伴随了他整个成长过程，也凝聚了他很多劳动。我隐隐觉察，除了父亲车祸这个偶然的事故，让章韬切身感受到家庭责任，承载在木屋中对家的眷恋，可能是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的情感动因。

而我之所以在此要特意强调，“建房子”对一个农村家庭的特殊意义，是我深切感受到，在“建房子”和“送孩子念书”之间，当父母面临实际的经济压力无法同时兼顾时，两者之间的普遍性冲突，最能折射一个家庭的真相。在随后走访的张正敏家、何健家，我同样看到一个个家庭对安居之所的极度渴望，但为了送孩子念书，迫于经济压力，父母不得不放慢修房的进度，甚至停下装修的步伐，以致“一年修一层”“修了十几年”“房子没有任何装修”“一个裸露的家”，成为不断进入我视线的相同图景。

在“建房子”背后，我看到了中国家长普遍的坚持和付出。在“生存”和“发展”的天平中，他们只会往自己的身上增加负荷，小心翼翼地把持家庭航向，不惜让一个个“裸露的家”，伴随孩子更为紧要的成长。

对章韬父母而言，要维系两者的平衡，同样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章韬父母“建造一栋冬暖夏凉木房子”的心愿，萌发于结婚那年。1991年章韬出生后，爷爷奶奶要求和他们分家，一家三口此后一直住在祖宅旁的三间茅房中。茅房位于今天木屋的左边，由几根并不结实的木头搭建一个架子，加以竹子编成的篱笆隔离而成，共有三间房，“一间厨房、一间堂屋，还有一间睡房”。粮食只能放在睡房床底，家人最害怕下雨大水冲进来，雨水浸到床底后，导致粮食受潮迅速发霉。章韬有个印象，“小时候，一年到头都吃五颜六色的米”，长大后，他才知道其中的真相。在茅屋中，章韬一直住到了十三岁，父母对房子的设想逐渐清晰：简易楼房，不漏雨，楼房上面住人，同时方便贮存粮食。

对所有农民而言，“建房子”是他们最为庄重而执着的心愿。章韬父母要实现这个心愿，同样只能依靠古老的途径：拼命劳作，一点一点积累。尽管今天看来，因和缅甸接壤，腾冲显露出特有的活力和开放气息，固东镇也并无半点边陲小镇的闭塞和无序，但在章韬父母成长的年代，和大多数中国乡村一样，贫穷依然是基本的底色。除了打理既定的农活，要增加收入，寻找副业就成为父母唯一的选择。

多年来，“一天都不能在家耽搁”，是父亲对自己的绝对律令。

如果说，缅北伐木为爸爸接触“木艺”埋下了伏笔，甚至助他萌生了建一栋木屋的想法，那么，依附在画画兴趣上的无意识坚持，则为他后来转型做木雕奠定了坚实基础。哪怕囿于缅北寒冷的工棚，在极度疲劳的侵蚀下，只要有一点点时间，爸爸都会将随身携带的铅笔和橡皮拿出来，反复临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像章，完成后，他总是习惯交给工友评价，而工友唯一的不满，就是抱怨画得太小。有时雨天不能外出干活，爸爸就待在家里画肖像、画展示道场地狱场景的油牌，“为了生存，爸爸画油牌画了好多年，他用很高的水平，换取很低的收入”。

转机出现在2004年，爸爸从缅北伐木回家后，因拿不到工钱，只得另寻出路。恰逢镇上一家根雕工厂的师傅全部离职，老板知道他绘画功底好，通过章韬舅舅找到他，邀请他加入工厂并承诺好好培养。虽然开出的工资不高，但爸爸由此接触到了根雕艺术，这次入行，彻底激活了他潜在的绘画天赋，因基础好，造型能力强，掌握雕刻工具的使用技巧后，爸爸进步神速，“要雕什么，我心里、世界里、满脑子都是”。可惜工厂经营不善，三个月后，遗憾倒闭，爸爸再次面临失业窘状。意想不到的是，他有雕刻技术傍身，失业消息一传出，腾冲市内及口岸的几家工厂纷纷邀请他加盟，开出的薪水，远远超出缅北伐木的收入。从此，爸爸彻底告别了冬日浸骨寒风中伐木的日子，让他告别依靠体力讨生活的日子，开始凭兴趣和爱好立足社会，并逐渐闯出了一片天地，为章韬大学毕业后顺利返乡奠定了基础。

木雕行业最好的日子，就是爸爸帮人打工的那几年，“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2013年，这七年算得上黄金时段，其中2008年到2012年是最高峰”。章韬记得，2006年念初三时，爸爸被福建的一位老板挖走，在口岸的加工厂，他的天赋，第一次获得了别人的尊重，收入逐渐看涨，第一个月工资三千元，第三个月，老板主动涨薪到四千五百元，远远超出了当地教师的待遇。爸爸被市场的认可及赚取的可观收入，在村民中引起了轰动，村里的无业青年，纷纷拜师学艺，爸爸关注度的提升，让章韬切身感受到了木雕行业的火爆。“树根才切开一个桌面，顾客看看后什么都不讲，就说我要了，产品还没做好，就被人订走，货根本不用进店，生意非常火爆。”2008年，章韬在腾冲一中念高二，父亲以八千元的月薪，被腾冲市里的根雕公司请去，家里由此获得了强大的经济支撑，更重要的是，父子俩周末能轻易团聚。也是在这一年，家里添置了第一台电视机，对章韬而言，这是家庭经济状况好转的明显标志，“电视装好后，我在家看了一整天，特别新鲜。”在爸爸看来，这段日子最大的意义，是让他建造一栋木房子的计划，从朦朦胧胧的念想，获得了兑现的可能。

爸爸从伐木转型到根雕的同时，妈妈的副业是卖米线。云南人爱吃米线，妈妈借别人的机子，将米线做成半成品，一天步行十公里，用箩筐挑着，去周边的村庄贩卖。生意好时，下午一两点就可以回家，赶上时间早，可以抽空上山砍柴，准备煮米线的燃料。家里喂了猪，妈妈还得见缝插针去田里寻找猪草料，或上山扫落叶垫猪圈，储备农家肥，妈妈对这段日子刻骨铭心，“反正很苦很苦，别人在睡觉，我们饭都没吃，回到家里总是忙不赢，接不了小孩，猪又叫，肚子又饿，一顿热饭都难吃上。”

建房子历经的时间长，说起来，章韬家的木房子，在他大学毕业的2014年，才慢慢显露真容，以下是建造过程中几个关键的节点：

2004年，拆掉住了十三年的茅屋，开始搭建木屋的架子，并用篱笆围合。

2004年到2010年，章韬从初中到高中，木房子没有任何进展，家里的积蓄，除了建围墙外，主要用于章韬念书。

2010年，章韬上大学，家里用几万元积蓄修建房子，主体结构落成。

2014年，为方便章韬朋友、同学来访，装修了楼上的阁楼。

2015年，装修了章韬的婚房。

2020年，修建了木屋旁边的余屋。

算起来，从搭建架子到余屋完成，章韬家房子的修建，整整横跨了十六年，由于时间跨度长，房子从用料、结构到装修风格，烙下了不同时期的痕迹，爸爸戏称“就像一个混搭的燕子窝，混杂了不同时代的流行色”。在他眼中，房子的建造，确实如燕子搭窝一样漫长，需要耐心和笃定，“有一点砌一点，赚一点，就做一点建设”。而在章韬眼中，房子的逐渐成形，则铭记了他对家庭变迁的直观印象，他清晰记得门廊的柱子何时竖起，一楼的房间何时隔成，二楼的大门什么时候出现。“2014年，家里的阁楼装修好后，我特别兴奋，这是一个分水岭，我记得很清楚，开学后，还舍不得回学校，就想看着家里一点一点起变化。”正是这一年，章韬全家搬进了一点一滴建成的小木楼，切身感受到梦想变为现实的神奇。

当下，章韬最大的心愿，是将二楼的小茶室装修好，“凭栏望雨，静雅室，喝清茶”。

拉开时空看，章韬父母在他念大学以前，有两个目标：建房子、培养儿子。为达成目标，家里的经济支撑，除正常的农业收入外，爸爸的副业——伐木、进厂、做根雕、开宗艺木坊——构成了重要来源。妈妈卖米线的副业，尽管利润低，收入有限，但足够负担家里的人情往来和日常开支。在整个家庭的经济变迁中，父亲从伐木向根雕的转型，是最为关键的环节，而章韬大学毕业后的返乡，依靠知识的滋养，所带来的全新销售模式，则给家庭注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

短短的云南之行，改变了我很多成见。多年来，目睹讲台下的孩子在文凭贬值、通胀横行和就业艰难的现实中挣扎，我切身感受到了他们在城市打拼所承受的多重煎熬，但在如何化解困境上，我对退后一步的设想，始终难有坚定的信心。

面对年轻人的困惑，我常常自我追问，到底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是否只有大城市，才能给年轻人提供发展机遇？当立足城市日渐艰难，回到乡村是否意味着新的可能？这种种问题纠缠我，让我处于矛盾和无解的境地，直到来到章韬的故乡，亲眼看见他返乡后的工作、生活境况，看到他和家人相处的放松和笃定，看到他自信心和安全感的增强，我内心的疑虑，仿佛找到了一条疏解的通道。尽管我知道，章韬的选择，并不构成学生的主流，更重要的是，他返乡所依赖的基础，很多孩子并不具备，从他的个案并不能轻易推导出一个结论，但他的坚定和踏实，让我相信，如果有一技之长支撑起日常生活，回到故乡，在资讯极为发达的今天，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的便捷，也许不失一种可靠的抉择。

在随后的几年中，我观察到，相比我早期教过的学生对大城市的向往，近十年来，返乡的孩子已越来越多——他们有的选择回到老家当公务员，诸如1516045班的罗益鹏和我导师制的学生黎才腾；有的选择回到家乡当老师，诸如本书中叙述的罗早亮；还有我的外甥女芳芳，她2008年从广东F学院毕业，在广州折腾两年后，最后安心回到了生养她的地方——湖北孝感。

结束腾冲的家访，我和章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他目前已有两个孩子，陪伴在父母身边，陪伴在从小就很亲密的外婆身边，继续领受祖辈给予的爱，也传递给孩子一份爱。

生命的衰老和新生命的诞生，在他结实的日常生活中，都有着坚实的根基和存在。如何从父辈的职业传承中寻找出路，章韬的去向，给了我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