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以考据精赅著称的清代著名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年）在其所著《廿二史劄记》三十六卷的“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一节中，如是评价明太祖朱元璋。

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这句评述乍一看令人云里雾里不得其解，实际上却将朱元璋的人格诠释得淋漓尽致。

细数历代帝王，朱元璋（1328—1398年）堪称一代人杰。与汉高祖刘邦的经历极为相似，朱元璋同样出自微寒，后投身于元末的起义军并成功崭露头角，最终成就帝业。起初，他虽落草行盗贼之事，可不久便建立地方政权成为雄踞一方之豪杰。最后，皇位上的他如明君贤主一般制定了诸多政策。纵观其七十一年的人生，不得不说赵翼的评价确实恰如其分。

但是，赵翼所言的三种性格却绝非随着时间推移而依次出现的。譬如，即便朱元璋黄袍加身之后，盗贼的性格也依旧频繁登场，而在他落草为寇之时，其圣贤之潜质便已展露无遗。一言以蔽之，这三种性格同时出现在朱元璋的身上，这也是其复杂之性格的由来。而进一步剖析可以发现，也正是这种复杂怪诞的性格才能令他在群雄争霸的元末乱世中拔得头筹，从而成功建立起强大的专制国家。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独裁体制成立于宋朝，并经朱元璋之手最终于明初得到确立。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十万余人的官僚和地主全部肃清，同时通过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从而将权力集于皇帝一人。显而易见，在此过程中他充分地展现出其盗贼之性格。

为了奠定大明王朝的基石，终其一生他都在全力以赴。他所制定的诸般制度终明一朝均鲜有更改。不仅如此，所谓清承明制，取明而代之的大清帝国几乎完整地沿袭了明朝旧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朱元璋视作明清两代的缔造者也不为过。

清朝第三代皇帝清世祖顺治帝（在位1643—1661年）曾经向一众近臣询问：“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

众臣答曰：“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朱元璋）俱属贤君。”

顺治帝继续追问：“此数君者，又孰优？”

此时，大学士陈夏名答曰：“唐太宗似过之。”

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而被后世盛赞为历朝历代首屈一指的明君，因此陈夏名的回答可说是既符合历史常识又无可非议的标准答案。

不过顺治帝却不这么认为：“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1]

顺治帝之后，著名的康熙帝（在位1661—1722年）与其父的态度不谋而合。他于南巡之际，多次祭拜了位于南京的朱元璋陵寝明孝陵。遥想当年，太祖披坚执锐开疆拓土，治下大明帝国远迈汉唐，为此康熙特意令人立碑，并题书“治隆唐宋”，意为朱元璋一手缔造的大明帝国，其盛世犹在唐宋之上。时至今日，这块刻有康熙御笔的石碑仍矗立于明孝陵享殿的前门处。究其缘由，对康熙帝而言，朱元璋也是一位可以让他引为榜样的明君吧。

那么，朱元璋缘何受到清朝多位帝王的一致盛赞？从顺治帝的一席话中我们可以找到部分答案——朱元璋呕心沥血缔造起坚固无比的独裁体制并将其留与子孙后代。诚然，他之所以不惜全力争天抗俗或许只是为了能让朱家的江山永续千秋万代。可他的动机当真仅此而已吗？若是如此，恐怕清朝帝王们的评价应该是另一番模样才对。那么，朱元璋的一生所求为何？而他的人生旅途中这三种性格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笔者将结合十四世纪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来探讨朱元璋其人其事，这也是本书的重要论题之一。

中国学术界对于朱元璋的评价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伊始，凭借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功绩，朱元璋被当时的学术界认定为民族英雄。而六十年代，阶级史观在中国大行其道，而他身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却最终倒向地主阶级，因此又被打上“背叛者”的烙印。八十年代后，中国在近代化之路上高歌猛进，学者们又倾向于从朱元璋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功过二元论来评价他的政绩。所以即便想用三言两语为其定个功过是非，但如此复杂多变的因素实在令人词穷。由此可见，身为帝王的朱元璋其人性复杂多变，不能以寻常之法度之。

因此本书刻意避免为其盖棺论定，尽可能地客观叙事。此外，书中所评均基于后世的价值观，因为我个人对此也着实苦恼，不知从何下笔。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本书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为读者们一一再现。由此，我们或能望见朱元璋心中之愿景。而在他的愿景之上，或许充斥着诸般极不合理的惨无人道之事，然而换个角度看或许又是合乎常理之事也未可知。评价其功过是非绝不是易事，解答就留待读者们通读本书后自行判断。

注释

[1]《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