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序注1
人类所有的渴望，
都在他的诗歌里
I
几天前，我和一位杰出的孟加拉医学博士说起：“我不懂德文，但要是有哪位德国诗人的翻译作品感动了我，我就会去大英博物馆，找到英语书籍，这可以让我了解他生平的一些事情，以及他的思想历史。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散文翻译让我热血沸腾，我很多年都没读到这样的作品了。但要不是某个印度旅行者讲给我，我对泰戈尔的生平，和他写这些作品时的思想轨迹，都一无所知。”
在他看来，我被感动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说：“我每天都读拉宾德拉纳特，只消读上一行，就会忘记这世上所有的烦恼。”
我说：“对于一位活在理查二世统治时期的英国人来说，要是他读到彼得拉克或是但丁作品的翻译，肯定找不到什么书籍来解答他的疑问，而只能去请教某位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或是伦巴第的商人，就像我向您请教一样。据我所知，新的文艺复兴已在你们国内开始了，诗歌如此丰富而又简练，而我却只是听到些传闻而已。”
他回答道：“我们还有其他诗人，但无人能与他比肩。我们称之为拉宾德拉纳特的时代。在我看来，欧洲没有哪位诗人在欧洲能像他在我们中间那样著名。他在音乐领域也如在诗歌领域那样伟大，从印度西部一直到缅甸，只要是讲孟加拉语的地方，他的歌曲都会被传唱。他十九岁就出名了，那时他写出了第一本小说，而他稍后几年写的戏剧，至今还在加尔各答上演。我非常崇拜他生命的圆满。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描写了大量的自然景致，会一整天都坐在花园里。大概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期间，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写出了我们语言里最美的情诗。”
接着，他极为动情地说道：“我十七岁那年，从他的情诗中所得到的，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述出来。打那以后，他的艺术变得更为深沉，开始加入宗教和哲学的思想，人类所有的灵感都出现在他的赞歌里。在我们所有的圣人中，他是第一位不拒绝生活的人，反而大声赞美生命，所以我们对他如此爱戴。”我也许没完全记住他精心选择的词语，但对他的想法却记得真真切切。“不久前，他在我们的一处教堂—我们梵社的人借用你们的英文词‘教堂’—做礼拜读诗，那是加尔各答最大的教堂，里面挤满了人，人们甚至站到窗台上，连大街上都人满为患，无法通行。”
其他印度人来看我，他们对这个人的尊敬，在我们的世界里听起来很奇特，在我们这里，无论大事还是小情，我们都会隐藏在同一面纱下，表面上很诙谐，又半含轻蔑。我们在建造大教堂时，对我们的伟人是否有同样的敬仰？“每天凌晨三点—我知道的，因为我见过，”一个人对我说道，“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冥想神灵。他的父亲是一位宗教导师，他有时会一直坐到隔日；有一回在河上，他面对美丽的风景沉浸于冥想，桨手们足足等了八个小时，才继续前行。”
他接着给我讲述了泰戈尔先生的家族，从这个摇篮中走出过好几代伟大的人物。
“如今，”他说，“就有艺术家高戈南德拉纳特·泰戈尔和阿巴宁德拉纳特·泰戈尔；还有德威仁德拉纳特，拉宾德拉纳特的哥哥，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松鼠们沿着树枝爬过来，爬到他的膝上，鸟儿们飞落在他的手上。”
我留意到，在这些人的想法当中，有一种可见的美感和意义，如同尼采的信条，即我们不要去相信那些道德或文化之美，如果它们不能或迟或早地在真实的事物上留下印记。
我说：“在东方，你们知道如何让一个家族保持辉煌。有一天，有位博物馆的馆长指给我看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子男人，他正在布置馆里的中国画。馆长说：‘他是日本天皇的世袭鉴赏师，居于此位的家族第十四代传人。’”
他回答道：“当拉宾德拉纳特还是个孩童，家里环绕着他的就是文学和音乐。”
我想到那些诗歌的丰富与简练，于是说：“在你们国家，有很多宣传性的文章和评论性的文章吗？我们要作太多这样的文章，尤其是我自己的国家，以至于我们的心灵逐渐变得不再有创造性，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场持续的斗争，我们就不会具有品味，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找不到听众和读者。我们五分之四的精力都花费在与低劣品味的争斗之中，在我们自己的思想里，或是在他人的思想里。”
“我理解，”他答道，“我们也有我们的宣传性文章。在村子里，他们朗诵改编自中世纪梵文的神话长诗，经常会加入一些段落，告诫人们一定要尽职尽责。”
II
数天来，我一直把翻译手稿带在身边，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是餐馆里阅读，而且我经常不得不合上它，以免陌生人看到它多么令我感动。这些抒情诗—我的印度朋友告诉我，在原文中充满微妙的节奏、无法翻译的精致色泽、创新的韵律—它们的思想展示出一个世界，我一生都梦寐以求的世界。至高文化的杰作，却自然如草木生长。
诗歌与宗教合二为一的传统世代相传，它取自已知和未知的隐喻和情感，又将学者和贵族的思想带回给芸芸众生。如果孟加拉文明保持完整，如果共同的心灵—作为神圣的一体—一直存续，就不会像我们一样，破碎成为一打彼此毫无知觉的心灵，那么，甚至这些诗歌中最为微妙的部分，用不了几代人，也会流传到路边的乞丐那儿。在英格兰只有一个伟大心灵的年代，乔叟写出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虽然他写作是为了被阅读，或是被诵读—因为我们的时代飞快地到来了—但他还是被游吟诗人歌唱了一阵子。
和乔叟的先行者一样，拉宾德拉纳特为词配曲。他明白每时每刻自己都极为丰富，极为自发，感情充沛，充满惊喜，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奇怪或不自然，不需要任何辩解。这些诗句不会躺在印刷精美的小册子里，置于淑女桌上，她们用慵懒的手翻开书页，或许在为毫无意义的生活叹息，而她们也仅只了解这样的生活；这些诗句也不会被大学生们携带，当生活开始后便被搁置一边；但是随着世代更迭，旅行者们会在高速公路上哼唱它们，桨手们会在河上哼唱它们。而情人们在彼此等待时，会低声诵读这些诗句，会发现这份上帝之爱的神奇海湾，然后将他们自己更为痛苦的热情沐浴其中，并获得新生。每时每刻，诗人之心都谦逊而完整地流往他们，因为这颗心知道他们会理解，并以他们的生活环境充盈自己。
旅行者穿着红褐色的衣裳，身上不落尘土；少女在床上摸索王室情人花冠上掉落的花瓣；仆人或新娘守候在空房子里，等待主人归来；这些都是转向上帝之心的意象。鲜花与河流，海螺的鸣响，印度历七月的大雨，炎热的炙烤，是相逢或分离时心境的意象；一个男人泛舟于河上，弹着琵琶，仿佛中国画充满神秘感的人物之一，就是上帝自身。对于我们来说无比陌生的整个民族和整个文明，似乎都被带入了这份想象；我们没被感动，不是由于陌生，而是我们已遇见自己的意象，仿佛我们已在罗塞蒂的杨柳林里穿行，或者第一次在文学里听到我们的声音，恍若在梦中。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圣人的写作—不管他们的隐喻以及思想的整体结构对我们来说多么熟悉—已不再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知道最终必须放弃这个世界，我们习惯在疲惫或欣喜的瞬间考虑主动放弃；但我们已阅读过如此多的诗歌，欣赏过如此多的绘画，倾听过如此多的音乐，肉体的哭喊和灵魂的哭喊似乎合为一体，又怎能残忍粗暴地放弃？圣伯纳德注2覆盖住双眼，不让它们流连于瑞士湖水的美景，或是《启示录》中激烈的言辞，我们与其有何共同之处呢？如果愿意，我们也许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谦逊之辞。
“我已获准离去。和我说再见吧，我的兄弟们！我向你们所有人鞠躬，转身离去。我把家门钥匙交还—放弃了对房子的拥有。我只祈求你们最后的善语。我们常年为邻，我得到的，多于我能够给予的。而现在天已破晓，照亮我黑暗角落的灯也已熄灭。召唤已来，我准备好启程了。”远自肯皮斯注3和圣十字若望注4的时候，这就已经是我们自己心境的哭喊：“因为我热爱生命，我知道我也将热爱死亡。”
这本书洞察了一切，不仅仅是我们想要离去的想法。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热爱上帝，也几乎没信过他；然而回顾我们的生命，在林间探路时，在山冈孤寂之处的喜悦中，在我们所做的神秘断言里，徒劳地，在我们所爱的女人身上，我们发现了这种创造隐秘甜蜜的情感。“你竟如芸芸众生的一员，不知不觉进入我心，在我生命转眼即逝的瞬间，盖上了永恒的印鉴。”这已不再是牢狱与苦难的神圣，而是一种升华，恍如进到画家更强烈的情绪中，画出尘埃与阳光。我们在圣方济各注5和威廉·布莱克注6那里寻找相仿的声音，即使他们在我们暴烈的历史中显得如此不同。
III
我们撰写长文，或许其中并没有哪页有让写作成为一种乐趣的质量，或者在整体设计上自信满满，正如我们争斗赚钱，让头脑里充满政治—所为皆是无聊之事—而泰戈尔先生，如同印度文明自身，满足于探索心灵，把自己交给自发性。他似乎经常将自己的生命与那些比我们的时尚活得更久的人相比，与世上看起来更有分量的人相比，并且总是保持谦卑，似乎他只确认，他的路对于他是最好的。“回家的人们瞥见我，露出笑意，让我羞愧不已。我像个女乞丐般坐着，用裙子蒙住我的脸。当他们问我想要何物时，我垂眼不答。”而在另一时刻，想起他的生命曾有过另一种形态，他会说：“在正直与邪恶的争斗中，我荒废了无数时光，现在，我那空虚日子的玩伴的快乐，把我的心拉向他；而我并不明白，为何会忽然召唤我，去面对那无用的冲突。”
一种人们在别处文学中所找不到的天真与朴素，让鸟儿和草叶靠近他，如同靠近孩童，让季节的变换成为重大的事件，先于我们那些产生在它们和我们之间的想法。有时，我会好奇，不知他得之于孟加拉文学，还是宗教；有时，我还会记起，鸟儿落在他哥哥的手上，我愉快地想到这是遗传的，一种世代生长的神秘，就像特里斯坦人或皮拉诺人的礼仪。
的确，当他说起孩童，他用了如此多的篇幅，如此用心，让人不敢肯定他是否也在说圣人：“他们堆起沙堡，玩耍空贝壳。用枯叶编成小船，笑呵呵地推送到广阔的深海。孩子们在世界的海滨玩耍。他们不会游泳，不懂撒网。渔夫潜海找寻珍珠，商人们乘船远航，孩子们拾起卵石又随手扔掉。他们不去寻宝，他们不知如何撒网。”
1912年9月
注1 此文为威廉·巴特勒·叶芝于1912年为初版《吉檀迦利》写就的序，标题为译者所加。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诗人 T. S. 艾略特誉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一生创作丰富，备受敬仰。
注2 圣伯纳德（1090—1153），法国教士、罗马教皇顾问。
注3 肯皮斯（1380—1471），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其《论模仿基督》一书是最著名的基督教著作之一。
注4 圣十字若望（1542—1591），西班牙天主教牧师、神秘学家，是西班牙反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
注5 圣方济各（1182—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
注6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浪漫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