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佛寺考》匡误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首都长安是当世佛教文化中心，宝塔骈罗，招提栉比。唐长安究竟有多少所佛教寺院，史家语焉不详。孙昌武先生撰《唐长安佛寺考》（以下简称“孙《考》”）一文（刊《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考定唐长安城及其近郊佛教寺院共有200多所，此论在学界颇有影响。孙《考》资料详备，新见迭出。然而，智者千虑，亦却难免疏误，孙《考》所列唐长安佛寺中，重复错讹者即有多处。本文对此予以辨析纠谬，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教正。
宝昌寺与先天寺实即一寺 孙《考》据《续高僧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文献证实唐长安有宝昌寺（孙《考》第2页），又据《唐两京城坊考》列出先天寺（孙《考》第11页）。揆诸史实，宝昌寺与先天寺是一所佛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先天寺”条云：“本宝国寺。隋开皇三年，敕大兴、长安两县各置一寺，因立宝昌、禅林二寺，东、西相对，时人谓之县寺。其地本汉之圜丘。先天元年，改为先天寺。”毕沅刻本《长安志》卷一○“先天寺”条云：“本宝国寺。隋开皇三年，敕大兴、长安两县各置一寺，因立宝昌、禅林二寺，东、西相对，时人谓之县寺……”可见，《唐两京城坊考》“先天寺”条引自毕刻《长安志》，徐松未能详审前后文“宝国”“宝昌”之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卷一○“先天寺”条云：“本宝昌寺。隋开皇三年，敕大兴、长安两县各置一寺，因立宝昌、禅林二寺，东、西相对，时人谓之县寺……”由此可知，先天寺本名宝昌寺，作“宝国”者讹。[1]宝昌寺建于隋开皇三年（583），在居德坊，唐先天元年（712），改名先天寺。
辨才寺应作辩才寺 孙《考》据《唐两京城坊考》径录辨才寺（孙《考》第3页）。唐人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智凝传》曰：“释智凝，不详姓族，豫州人。……后赴京辇，居于辩才，引众常讲。”《续高僧传》卷二六《智则传》、卷三○《道积传》亦作“辩才寺”。唐人惠详《弘赞法华传》卷八《道琎传》云：“释道琎，未详氏族，荆州人也……后来游关辅，仰止道宣律师，咨求出要，探玄伊极，亚采前贤。后因博访妙津，止辩才寺。”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卷一○“怀德坊”下亦作辩才寺。元人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三云：“〔贞观〕十九年二月，帝自将伐高丽不克，九月，班师。二十年三月，车驾至长安，释智则者止辩才寺。”可见，自唐历宋至元，一直作“辩才寺”，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作“辨才寺”者讹。
禅定寺与大庄严寺实即一寺 孙《考》据《宋高僧传》卷一九《唐成都净众寺无相传》认定唐长安有新建禅定寺（孙《考》第3页），又据《唐两京城坊考》列出大庄严寺（孙《考》第5页）。《长安志》卷一○“永阳坊”条谓：“隋初置宇文
别馆于此坊。仁寿三年，文帝为献后立为禅定寺。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寺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业七年成。武德元年，改为庄严寺。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为此。”由此可见，禅定寺与庄严寺实为一所佛寺，隋曰禅定寺，唐曰庄严寺。孙《考》所引《宋高僧传》卷一九《无相传》谓新罗国人无相“以开元十六年泛东溟至于中国，到京，玄宗召见，隶于禅定寺”，此禅定寺亦即庄严寺。自古及今，学人行文喜用古名，如称南京为金陵，称扬州为广陵，其实，金陵是先秦时的名称，广陵是唐代以前的名称。因此，《宋高僧传》作者将唐长安庄严寺称为禅定寺，事在情理之中，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唐长安有新建禅定寺。
崇福寺与太原寺实即一寺 孙《考》据《唐两京城坊考》列出休祥坊崇福寺（孙《考》第3页），后文又列有休祥坊太原寺（孙《考》第11页）。《长安志》卷一○“休祥坊”条下云：“东北隅，崇福寺。本侍中观国公杨恭仁宅。咸亨元年，以武皇后外氏故宅，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改为魏园（国）寺。载初元年，又改为崇福寺，寺额武太后飞白书。”据此则知，崇福寺建于咸亨元年（670），本名太原寺，曾名魏国寺。孙《考》所云唐长安休祥坊崇福寺和休祥坊太原寺实即一寺。
崇先寺与广福寺实即一寺 孙《考》据日本学者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列出崇先寺（孙《考》第4页），又据《宋高僧传》（孙《考》误作《续高僧传》）卷二《日照传》、卷四《窥基传》、卷九《慧空传》列出广福寺（孙《考》第7页）。《唐会要》卷四八《寺》曰：“崇先寺，证圣元年正月十八日，以崇先府为寺。开元二十四年九月一日，改为广福寺。”《唐会要》卷五○《观》曰：“玉真观，辅兴坊，与金仙观相对，本工部尚书窦诞宅，武后时为崇先府。景云元年十二月七日，为第九女昌隆公主立为观。二年四月十日，公主改封玉真，所造观便以玉真为名。”由此可知，崇先寺在长安辅兴坊，本是工部尚书窦诞宅，武后时为崇先府；则天证圣元年（695），以崇先府为崇先寺；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崇先寺改名广福寺。孙《考》将崇先寺与广福寺认作两寺，误。
大慈寺与灵花寺、云华寺实即一寺 孙《考》据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唐代长安图》先列常乐坊大慈寺（孙《考》第4页），又据《唐两京城坊考》列出常乐坊灵花寺（孙《考》第9页），复据《寺塔记》、《续高僧传》和《全唐文》列有常乐坊云华寺（孙《考》第13页）。《长安志》卷九“常乐坊”下云：“南门之西，灵花寺。本隋大司马窦毅宅，开皇六年，舍宅为寺。《酉阳杂俎》曰：‘本曰大慈。大历初僧俨讲经，天雨花，至地咫尺而灭，夜有光烛室，敕改为灵花寺。俨即康藏之师也。’”康藏即康法藏，唐华严宗大师，俨即智俨，法藏之师。据唐人阎朝隐《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和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时智俨法师于云华寺讲《华严》经藏。宋人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在常乐坊南门之西则标为“云华寺”。因此，《长安志》等书所云“灵花寺”讹，应当是“云华寺”。[2]云华寺本名大慈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大历（766～779）初年，改名云华寺。
大法寺与弘法寺实即一寺 孙《考》据《唐两京城坊考》列出长寿坊大法寺（孙《考》第4页），又据《续高僧传》卷二○《唐京师弘法寺释静琳传》列出弘法寺（孙《考》第7页）。《长安志》卷一○“长寿坊”条下云：“北门之东，大法寺。本弘法寺，武德中左光禄大夫李远所立，神龙元年改。”按，李远当是李安远，《续高僧传》卷二○《唐京师弘法寺释静琳传》曰：“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远奏造弘法，素奉崇信，别令召之。”又，李安远在《旧唐书》卷四八、《新唐书》卷八八有传。综上可知，弘法寺建于武德三年（620），李安远奏造，神龙元年（705）改名大法寺。
大开业寺即开业寺 孙《考》据《唐两京城坊考》列出丰乐坊大开业寺（孙《考》第5页），后文复出丰乐坊开业寺（孙《考》第9页）。唐都长安一坊不可能两寺同名，实际上，大开业寺即开业寺，如同人们将大慈恩寺简称慈恩寺，大兴善寺简称兴善寺，大荐福寺简称荐福寺。据《长安志》卷九“丰乐坊”条、《唐会要》卷四八《寺》，丰乐坊开业寺本隋胜光寺，隋文帝第四子（《长安志》误作第三子）蜀王秀所立。大业元年（605），将胜光寺迁往光德坊，在胜光寺原址建仙都宫，即隋文帝别庙。武德元年（618），唐高祖废仙都宫，为尼明照立为证果尼寺。贞观九年（635），将证果尼寺迁往崇德坊，在此置静安宫，即唐高祖别庙。仪凤元年（676），废静安宫，立开业寺。
功德寺俟考 《宋高僧传》卷九《志贤传》云：“志贤……后游长安，名公硕德列请为大寺功德之师。”孙《考》据此认为唐长安城有功德寺，此为僧寺，与怀远坊功德尼寺非同一处（孙《考》第6页）。窃以为，《宋高僧传》卷九《志贤传》原文的本义是，志贤到达长安后，名公硕德请他为“大寺”即规模较大的著名佛教寺院的“功德之师”。佛教有经师、律师、论师、法师、禅师等。如同把善解戒律者称为“律师”，所谓“功德之师”，是指修功有所得者。[3]名公硕德请志贤为唐长安大寺“功德之师”，而不是为“大寺功德”之师。遍检史籍，亦尚未见唐长安有功德寺，功德寺俟考。
弘善寺与赵景公寺实即一寺 孙《考》据《续高僧传》考定唐长安有弘善寺（孙《考》第7页），又据《唐两京城坊考》列出赵景公寺（孙《考》第13页）。《长安志》卷九“常乐坊”下云：“西南隅，赵景公寺。隋开皇三年，独孤皇后为父赵景武公独孤信所立。《酉阳杂俎》曰：‘隋本曰弘善寺，至开皇十八年改。’”据此，赵景公寺在常乐坊，本名弘善寺，建于开皇三年（583），开皇十八年（598，孙《考》误作开元十八年），改名赵景公寺。但在唐代，赵景公寺仍称弘善寺，如《续高僧传》卷二九有《唐京师弘善寺释法旷传》。
净影寺在通化坊 孙《考》据《续高僧传》卷八《慧远传》指出，净影寺是隋文帝为慧远法师所立，地址“乃选天门之南、大街之右，东、西冲要”，但未作细审，沿袭《唐两京城坊考》，以为净影寺在敦化坊（孙《考》第8页）。《续高僧传》所说“天门”即朱雀门，依此，净影寺在朱雀门之西，地当冲要，不可能是僻处长安城东南角的敦化坊。通化坊正当朱雀门（天门）之南、朱雀大街之西，“天门之南、大街之右”的净影寺实在通化坊。[4]
净住寺在安兴坊 孙《考》因袭《唐两京城坊考》，以净住寺在晋昌坊（孙《考》第8页）。《长安志》卷八“安兴坊”下云：“街之西北，净住寺。本隋吏部尚书裴弘齐（济）宅，开皇七年立为寺。有石塔，本姚苌之浴室。”依此，净住寺在安兴坊“街之西北”。据今存吕大防《长安图》残石，净住寺在安兴坊十字街西侧近北门处，与《长安志》吻合。由此可以断定，净住寺在安兴坊。[5]
万善尼寺与延唐寺实即一寺 孙《考》据《唐两京城坊考》列出万善尼寺（孙《考》第11页），又据《僧史略》等列有延唐寺（孙《考》第12页）。据《两京新记》和《长安志》，万善尼寺建于北周静帝（二书误作“宣帝”）大象二年（580），隋开皇二年（582），度周氏皇后嫔御以下千余人，居于万善尼寺。唐武宗会昌六年（846），万善尼寺改名延唐寺，事见《唐会要》卷四八《寺》，又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会昌六年”。因此，万善尼寺与延唐寺实为一寺。不过，会昌六年以前是尼寺，称作万善尼寺，会昌六年改为僧寺，从此称作延唐寺。
西明寺与福寿寺实即一寺 孙《考》据《唐两京城坊考》列出西明寺（孙《考》第11页），又引《宋高僧传》卷六《僧彻传》所谓“别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坛度内福寿寺尼”，认为唐长安皇城或大明宫内有福寿寺（孙《考》第14页）。核实孙《考》所引《宋高僧传》卷六《僧彻传》字句，原文应是：“别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坛度内。福寿寺尼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孙《考》引文断句不当，以致误认为唐长安皇城或大明宫内有福寿寺。其实，此福寿寺即京城延康坊西明寺。《唐会要》卷四八“西明寺”条云：“西明寺，延康坊，本隋越国公杨素宅，武德初，万春公主居住。贞观中，赐濮王泰，泰死，乃立为寺。”《长安志》卷一○“杨素宅”条下注亦云：“大业中，素子玄感谋反，诛后没官。武德中为万春公主宅。贞观中以赐濮王泰。泰薨后，官市之立寺。”《长安志》卷一○“延康坊”下云：“西南隅，西明寺。显庆元年，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所立。大中六年，改为福寿寺。”《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本纪》曰：“〔会昌〕六年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敕书节文……西明寺改为福寿寺……’敕旨依奏。”西明寺改为福寿寺的时间，《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和《唐会要》卷四八俱作“会昌六年”，《长安志》误系大中六年。综上可知，西明寺创立于濮王李泰死后，李泰死于永徽三年，即西明寺建于永徽三年（652）。显庆元年（656），因孝敬太子病愈，唐高宗敕令增修，名曰西明寺。会昌六年（846），西明寺改称福寿寺。
玄法寺与元法寺实即一寺 孙《考》据《唐两京城坊考》等列出安邑坊玄法寺（孙《考》第12页），后文又列出元法寺，亦在安邑坊（孙《考》第13页）。孙《考》所谓安邑坊玄法寺与元法寺，实即一寺。检诸史籍，《续高僧传》、《寺塔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两《唐书》、《长安志》等俱作“玄法寺”，唯《唐两京城坊考》作“元法寺”，当是为避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帝）之讳而改“玄”成“元”。因此，元法寺实即玄法寺。
瑶台寺在昭陵 孙《考》据《全唐文》卷一五二许敬宗《瑜伽师地论新译序》所列笔受者有“瑶台寺沙门道卓”，以瑶台寺为唐长安佛寺（孙《考》第12页）。《长安志》卷一六“醴泉县”下云：“瑶台寺，在县西北昭陵之西。”又《全唐诗》卷一五二颜真卿《使过瑶台寺有怀圆寂上人并序》云：“真卿昔以天宝元年尉醴泉，亟过瑶台寺圆寂上人院。秩满，迁监察御史。寻履诸陵，而上人已去此寺。大历十三年春二月，以刑部尚书谒拜昭陵，慨然有怀。”瑶台寺在昭陵附近，检诸史籍，唐长安似无瑶台寺。
永寿寺在永乐坊 孙《考》据《唐两京城坊考》径录两“永寿寺”，一在永乐坊，一在永安坊（孙《考》第12页）。《唐两京城坊考》所谓永乐坊永寿寺，乃本诸《长安志》，《长安志》卷七“永乐坊”下云：“西南隅，废明堂县廨。……县东清都观。……观东永寿寺，景龙三年，中宗为永寿公主立。”《唐两京城坊考》所谓永安坊永寿寺，乃据《寺塔记》卷下。另，《唐会要》卷四八《寺》亦云：“永寿寺，永安坊，景龙三年，为永寿公主所立。”可见，《唐会要》与《长安志》所云实为一事，而《寺塔记》所记则本以朱雀街东为限，永乐坊在朱雀街东，永安坊却在朱雀街西。既然《寺塔记》所记均属朱雀街东寺塔，则永寿寺当不例外，所谓“永安坊”，当为“永乐坊”之讹。[6]综上，唐长安只有1所永寿寺，位于长安永乐坊，建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
鹤林寺与隆国寺实即一寺 孙《考》据《释氏六帖》卷二一，认为在唐长安皇城有鹤林寺（孙《考》第14页），又据《全唐文》卷一五《隆国寺碑铭》，认为在终南山北麓有隆国寺（孙《考》第17页）。《释氏六帖》卷二一曰：“高祖神尧皇帝婕妤、襄州总管薛道衡女，至高宗朝乞出家，帝乃为内禁造寺，名曰‘鹤林’。”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云：“〔显庆元年〕二月，有尼宝乘者，高祖神尧皇帝之婕妤、隋襄州总管临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擅椒闱。……大帝幼时，从其受学，嗣位之后，以师传旧恩，封河东郡夫人，礼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从其志，为禁中别造鹤林寺而处之，并建碑述德。……鹤林寺后改为隆国寺。”又云：“无几，御制碑文成，敕遣太尉长孙无忌，以碑宣示群公。”此碑即《隆国寺碑铭》。综上可知，鹤林寺在唐长安禁中，建于显庆元年（656），后改名隆国寺。
感化寺和感配寺应是化感寺 孙《考》据王维《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一诗认为，龙首原有感化寺；又据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一文认为，终南山有感配寺；复据《旧唐书》和《续高僧传》认为，蓝田山有化感寺（三寺均见孙《考》第16页）。《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在《文苑英华》卷二三四中题为《过化感寺昙兴上人山院》，该卷另有王维诗《游化感寺》。孙《考》认为，“《文苑英华》录王诗作‘化感寺’，是由于蓝田有化感寺而误改”。其实不然，“感化寺”本是“化感寺”，并非宋人“误改”。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卷五《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注曰：“疑此寺原作化感寺，误倒而为感化寺，化、配草书形近，因又误而为感配寺。化感寺在蓝田，此诗盖即维居辋川时与裴迪同游之作（迪有同咏《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诗，载《全唐诗》卷一二九）。”此论甚是。化感寺在蓝田，感化寺和感配寺实乃“化感寺”之讹，《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全唐文》亦可佐证。《续高僧传》卷一五《灵润传》曰：“会隋氏乱伦，道光难缉，乃隐潜于蓝田之化感寺，首尾一十五载。”《宋高僧传》卷九《义福传》曰：“初止蓝田化感寺，处方丈之室凡二十余年，未尝出房宇之外。”《全唐文》卷二八○严挺之撰《大智禅师碑铭并序》曰：“禅师讳义福……神龙岁，自嵩山岳寺为群公所请，邀至京师，游于终南化感寺，栖置法堂。……”
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鳞次栉比，遍布坊里，许多佛寺屡易其名，几经迁址。时移世易，后世学者莫知故实，以致歧错舛误，扑朔迷离。今人论及唐长安佛寺史事者，唯以审慎之态度，进行缜密之考证，庶几避免以讹传讹。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辑，题为《〈唐长安佛寺考〉若干问题辨正》，今一仍旧题《〈唐长安佛寺考〉匡误》，略有修订）
[1]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第70页。
[2] 《隋唐两京丛考》，第71页。
[3] 佛教术语“功德”，“功”者福利之功能，此功能为善行之德，故曰功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有所得也，故曰功德。参看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第464页。
[4] 《隋唐两京丛考》，第81页。
[5] 《隋唐两京丛考》，第61页。
[6] 《隋唐两京丛考》，第6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