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隋唐王朝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化发达，不仅在中国古代社会堪称空前灿烂，而且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隋唐文化特别是唐文化以其昂扬向上的恢宏气势、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绚丽多彩的表现形式，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熠熠发光，而且迄今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在百花盛开的隋唐文化园地里，姹紫嫣红的佛教文化无疑是这块园地里的一朵奇葩。隋唐时期既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又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光芒万丈的隋唐佛教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抑且对隋唐历史和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研讨。笔者主要从事隋唐史和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这本《隋唐佛教文化史论》即是不佞近十多年来探研隋唐佛教文化的管窥之见。
本书收录了笔者已经发表过的有关隋唐佛教文化史的论文一共30篇，分为上、中、下三编。
上编“隋唐佛教寺院建置兴废探赜”，收录论文8篇，以佛教寺院为主题，辨析了隋唐长安佛教寺院建置沿革记载中颇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勾勒了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风貌，追寻了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书法文化遗产。
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鳞次栉比，遍布坊里，许多佛寺屡易其名，几经迁址。时移世易，后世学者莫知故实，以致歧错舛误，扑朔迷离。上编《〈唐长安佛寺考〉匡误》一文对孙昌武先生《唐长安佛寺考》所列佛寺的重复错讹现象予以辨析纠谬。《〈唐长安佛寺考〉补苴》一文根据佛教典籍、历史文献、碑石、方志等相关资料，增补了唐长安及其近郊佛寺共计28所，并对若干佛寺的建置沿革问题进行了订正。《〈隋大兴城佛寺考〉拾遗》一文根据《续高僧传》增补了隋首都大兴城佛寺11所。
大兴善寺是隋唐王朝的“国寺”，殿堂巍峨，法相庄严。不幸的是，大兴善寺在唐武宗毁佛运动中遭受灭顶之灾。此后，隋唐长安大兴善寺的基本风貌不得其详。《唐诗中的长安大兴善寺影像》一文根据20多首唐诗复原了大兴善寺的院、池、松、贝多树等自然景观，由此依稀可见唐长安大兴善寺风物粲然。
在今西安市高新区科技六路之南，有一座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遗址公园——木塔寺公园。《唐长安大庄严寺与西安市木塔寺公园》一文梳理了木塔寺的来龙去脉，认为木塔寺始建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原名禅定寺，唐武德元年（618），改名大庄严寺。唐末战乱兵燹，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大庄严寺亦未能幸免。清初康熙年间，大庄严寺经过两次修葺，稍具规模。嘉庆《长安县志》记载，庄严寺“俗谓之木塔寺”。由此可知，至迟于清嘉庆年间，隋大兴城禅定寺、唐长安城大庄严寺因为寺中有“高三百三十尺”的木塔，在民间就被称为木塔寺了。清同治年间，木塔寺遭遇兵燹，废毁殆尽。从此，木塔寺仅留下残垣断壁供后人凭吊了。
《唐诗中的长安大兴善寺影像》《唐长安大庄严寺与西安市木塔寺公园》两篇文章可以视为一组，追溯的是唐长安单个佛教寺院的前世今生。上编中的《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风貌一瞥》《唐长安佛寺书法文化寻绎》两篇文章也可视为一组，回望的是整个唐长安佛寺辉煌壮丽的建筑文化和别开生面的书法文化。
气贺泽保规先生在《武则天的感业寺出家问题与德业寺》一文中认为，唐太宗驾崩后，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并未出家感业寺，而是栖身于长安城休祥坊母亲家中，“感业寺是在强烈意识着德业寺的心理状况下虚构的寺名”。气贺泽先生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是笔者不敢苟同，在上编《论武则天与感业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武则天出家为尼于感业寺，确凿无疑；感业寺不是“一个架空的影子寺院”，并非人为虚构，它位于唐长安禁苑内，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感业寺小学内；感业寺与德业寺没有必然联系，都是唐长安禁苑内的宫人尼寺而已。
中编“隋唐佛教高僧生平事迹索隐”，收录论文12篇，以佛教高僧为主题，揭橥了隋唐高僧对儒学、语言文字学和中国书法的特别贡献，补证了隋唐时期数位著名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阐明了唐代胡僧的功绩，评说了唐代内供奉僧的功过。
隋唐高僧人才济济，名家辈出，他们不仅为璀璨夺目的佛教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在诗文、琴棋、书画、茶道、医学等方面繁荣了隋唐文化。隋唐高僧在以上领域的成就及影响都已被人们有所了解，却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仍然缺乏深入研究。隋唐时期，儒、佛相互融摄、互补共存，这是学界的共识。然而，在以往的隋唐儒、佛关系研究中，学者们注意较多的是儒士奉佛、儒士与高僧的交往以及佛教迎合、比附儒家思想变通教义和礼法等问题，隋唐高僧与儒学这一向度被弃置一旁。中编的《隋唐高僧与儒学》一文认为，隋唐高僧涉览外典，兼通儒学者甚多，他们与儒学之因缘各有不同：一是秉承家学，淹贯儒家经典；二是出家前在地方学校业习儒家经典；三是出家后在佛教寺院兼习儒家经典。文章指出，积习所染，兼通儒学的隋唐高僧在翻译经典、讲习经义、著书立说的过程中，因之往往参以儒义，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高僧儒、佛双修是隋唐时期儒、佛融合的典型表现，是隋唐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佛教的兴盛，梵文佛经的大量传入，译经和弘法的需要，促使隋唐高僧掀起了学习梵语的热潮。隋唐时期，一方面，中土僧人积极学习梵语，另一方面，外国僧人因为在中土弘法和生活的需要而积极学习汉语。笔者在《隋唐高僧与语言文字学》一文中指出，通晓梵、汉双语的隋唐高僧不仅把中国佛经翻译事业推向了高峰，而且在译经过程中创造了大量新词新语，给汉语注入了新鲜血液，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隋唐高僧在语言文字学上的突出成就还在于他们编撰了影响深远的梵汉双语词典和群经音义著作，推动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隋唐高僧的语言文字学造诣深厚，虽非纯粹的学术研究，却卓然有成，在中古汉语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隋唐佛教僧侣中，许多高僧以书法独步方外，见重当时，延誉后世。中编《隋唐高僧与中国书法》一文认为，隋唐高僧书法家名人辈出，大有群星灿烂之势，一方面与隋唐书法文化大潮休戚相关，另一方面与隋唐佛教大发展密不可分。隋唐佛教的兴盛，吸引了士大夫和书法家盘桓佛教寺院，他们在佛寺留下了珍贵的墨宝书迹，为僧人学习书法提供了难得的范本，佛寺成为隋唐高僧书法家成长的温床。隋唐佛教的盛行，引起全社会对佛经的大量需求，抄写佛经，风气日炽，成年累月地写经刺激了僧人书法艺术不断提高，高僧书法家随之脱颖而出。隋唐高僧书法家率皆以草书知名闻达，他们的最大成就在草书，其书毫无“方外气”，反而光芒四射，影响久远，这源于他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还贵在不落窠臼，求新求变，由此决定了隋唐高僧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唐侍书僧崇简墓志〉跋》《〈唐智该法师碑〉关联问题新考》《〈唐崇福寺故僧录灵晏墓志〉考释》《〈唐东都洛阳福先寺广宣律师墓志〉发覆》《唐高僧乘如生平事迹稽补》《唐代胡僧僧伽生平事迹考索》《日本僧人圆珍入唐求法活动摭谈》7篇论文，根据墓志、碑石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抉剔史传，寻踪考证，讨论了唐代几位著名高僧大德生平事迹中的有关问题。
近一二十年来，谈“胡”说“蕃”一度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其中，以“善商贾”著称的“胡商”备受青睐，以“勇决习战”著称的“蕃将”也十分引人注目，而以“弘法为怀”著称的“胡僧”长期以来却被人忽视。为数众多的胡僧是唐朝胡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编《唐代胡僧考论》一文指出，唐代胡僧主要来源于西域诸国和天竺五国，一类是入唐胡人后裔出家为僧，另有一类通常是从西域或天竺诸国远道而来的异域高僧，他们主要从西北陆路而来，也有从东南海路而到唐朝；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唐代胡僧还带来了异域的物种物品、医药医术、建筑艺术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大丰富了唐文化的内容，他们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在数以万千计的唐代僧侣中，有一些高僧大德受到帝王恩遇优礼，他们出入宫闱，势倾王公，这就是唐代的内供奉僧。中编《论唐代的内供奉僧》一文认为，内供奉僧滥觞于唐玄宗设置翰林院，从此始有僧人入内谓之翰林待诏，供奉朝廷。在唐代，把侍从皇帝左右的高僧大德习惯上称为“内供奉僧”，似与把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称作“内供奉官”如出一辙。内供奉僧是佛教与唐朝政治结缘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唐代皇权政治对佛教的某种需要。内供奉僧借助其特殊身份，为佛教在唐代的繁荣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为佛教在唐代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内供奉僧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下编“隋唐佛教社会文化史事谫论”，收录论文10篇，以佛教社会文化事象为主题，重点诠释了隋唐长安佛教义林与义学风尚、隋唐时期的宗教消费、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等隋唐佛教社会文化事象。
隋唐王朝定都长安，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首都长安也是全国的佛教文化中心。隋唐长安翕然盛集高僧大德和硕学名流，释门义僧持诵讲习佛教经典，如火如荼，蔚然成风。下编《隋唐长安佛教义林与义学风尚》一文认为，隋唐长安佛教义学盛况空前，异常发达，呈现两大特点：一是义学名僧虽研精一部，而横洞诸家，并兼讲授；二是义学名僧虽则具扬诸部佛经，而以《涅槃》《摄论》最为繁富。该文强调指出，隋唐长安释门义僧围绕“涅槃佛性”、“三论”、《摄大乘论》、《唯识论》、《十地经论》、《法华经》、《华严经》等佛教经论从不同角度发表个人见解，阐发佛经要义，作出中国化的诠释，高度繁荣的隋唐长安佛教义学为形成富于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六大宗派形成于隋唐长安。《隋唐关中佛教传播史事钩沉》一文则结合僧传和史籍，具体阐述了隋唐佛教各大宗派在长安以及关中地区传播的基本状况。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道教等宗教在隋唐时期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各种宗教活动风起云涌，空前活跃。任何宗教的传播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隋唐时期各种宗教的蓬勃发展建立在强盛的经济基础之上，而空前活跃的宗教活动本身又是一种经济消费行为。宗教消费不仅是隋唐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还影响到隋唐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但是，隋唐时期的宗教消费问题尚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关注。下编《论隋唐时期的宗教消费》一文指出，宗教消费是隋唐社会生活中一项独特的重大消费，兴建寺观、开窟造像、法会斋醮、炼丹服饵以及僧道衣食等，靡费无度。这篇文章强调，隋唐宗教消费是一种非生产性消费，具有很强的寄生性，主要依赖于官方供给、信徒布施和寺观田产等；侈靡豪奢的宗教消费，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给隋唐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不过，隋唐宗教消费毕竟是文化意义上的消费，以消费性财富锐减为代价的宗教活动客观上丰富了隋唐文化的内容，尤其是刺激了隋唐艺术的发展。
《武则天与法藏》《武则天时期的佛经翻译》《从〈多宝塔碑〉看唐玄宗与佛教》《略论姚崇反佛》4篇文章探讨了武则天、唐玄宗、姚崇三位政治人物与佛教的关系。从中可知，唐代政治人物崇佛或排佛，固然与个人信仰不无关系，但终究脱不开政治上的羁绊。特别是唐代帝王，他们崇佛，是政治上的需要；他们排佛，同样是政治上的需要。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个问题（即政治需要）的两个方面而已。
《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中古西北佛教译经文化区域考论》《中古西北佛教戒律学考述》3篇文章的内容虽然在时间段上往往上溯到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但仍以隋唐时期的内容居多。《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一文强调，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外交通的因素含蕴其中。中国古代对外交通有陆路和海路两途，两种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与东、西方通商贸易的关系固不俟言，同时也与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至为密切，特别是在中古时期。中古时期，佛教僧侣西行求法，东来传教，或陆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域外诸国之间，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重要内容。中外僧侣东来西往主观上是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着其先鞭，导夫先路，客观上促进了中古中国对外交通路线的开拓和发展。中古中外交通路线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论其功绩，除了商人，无出缁流沙门之右者。《中古西北佛教译经文化区域考论》一文指出，汉译佛典的绝大部分完成于中古西北地区，中古西北地区形成了西域、河西、关中三大译经文化区。《中古西北佛教戒律学考述》一文根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阐述了佛教戒律学在中古西北地区弘持和传布的情况及特点。
书稿编集既竟，率然爰述梗概，庶几使大家稍知崖略。本书中的论文，或对前人关注较少的一些问题探幽发微，或就前贤时彦的某些观点略陈己见。笔者才学庸浅，绠短汲深，书中纰漏疏误，在所难免，尚冀方家通人教正。
介永强
2019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