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赵向群先生《五凉史》作为一部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历史的专著，首次出版于1996年。出版以来，因其独特的视角、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翔实的考证而受到多方肯定。出版当年，施光明先生就在《北朝研究》上发表长达万余言的书评[1]，对其进行了精到的评价。《五凉史》此前我虽已读过数遍，但至今仍觉未能完全领会深旨。本次增补，我有幸能为先生校对书稿，从而有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拜读先生大作，从而也对书的学术内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增补本付梓前，先生嘱我为书写一篇序言。作为先生的学生，我深感学识浅薄，既不敢领此大任，又觉得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勉力而为之。与其说是《序言》，不如说是读书心得。

一

研究历史当能够上溯，下延倒在其次。追本溯源，揭示历史发展变化中的突出问题，找出其间的规律性则是最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治学理念是很重要的。《五凉史》从汉代河西经济讲起，先生说这是在“解嘲”，但依我看，却是他这种治学理念的体现。这一点可以从先生对汉晋之际河西经济的有关论述中反映出来。

众所周知，秦汉以前河西地区尚较落后，但西汉开设河西四郡，给河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从此河西乃至西域逐步纳入中原政治版图，河西经济也逐步缩小和中原地区的差距，到汉魏之际，河西经济区崛起。《五凉史》出版以前，学界对河西经济区的认识并不很清晰。《五凉史·绪论篇》以《河西经济区的崛起》一节开始，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也表现了先生对五凉政权存在基础透视方面的慧眼。同时，提出“河西经济区”的概念，并加以解释，又弥补了学界对历史上西部问题研究方面的不足。“河西经济区在汉魏之际兴起”之说的提出，是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又一发现。卷八“经济篇”系统地阐述了有关观点，既可与这篇论文相呼应，使这个发现和观点得到更充分的解释，又可弥补前述《河西经济区的崛起》一节内容的不足。

先生也很注重学术研究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这可以从他对秦汉之际河西著姓社会的关注以及有关民族问题的考证中得到说明。本书卷九《著姓篇》，先生远追秦汉以论河西著姓，探微和钩沉并重，阐发极富功力。卷七《民族篇》之《鲜卑事迹》以及《卢水胡事迹》两节更是如此。先生分《秃发氏的由来》和《凉州之乱》两部分，对河西鲜卑历史进行缜密翔实的论述，解决了此前史学界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而论及“卢水胡”事迹，先生更是大量征引相关史料，并得出精当的结论。尤其在对卢水胡诸部之间的源流关系问题的探究中，征引东汉以及魏晋南北朝史料，比较“湟中说”“安定说”以及“张掖说”，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魏晋时期的卢水胡诸部中，临松卢水胡是源，而湟中、安定、北地等地的卢水胡是流。他们民族的“根”是汉代的“秦胡”。

这个结论澄清了学界过去在魏晋时期卢水胡源流问题上的歧异。

可以说，先生在他所有的论著当中，都贯穿了他学术体系上的特点。再读《五凉史》及先生的有关论文，都能让人如桃源探胜，有幽趣横生与眼前一亮之感。

二

《五凉史》一书也表现出先生治史的宏阔视野。这个视野就是在汉唐历史变迁和魏晋南北朝史风云际会的大背景之下探讨五凉历史。不论是谈经济问题，还是民族问题，或者政治文化，读者都能从《五凉史》中窥见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要线索和时代特点。如论及西凉政治，先生将西州谣谚“李尹王敦煌”和东晋谣谚“王与马、共天下”做对照，指出西凉政治与东晋政治同样都具有“著姓政治色彩”；论及北方统一趋势，他将北凉统一河西与北魏统一北方联系起来，指出：

从411年起，北凉政权的政治外交活动已远远超过了河西走廊的范围，成为黄河流域重归统一历史活动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五凉史》对这个大背景也做了充分透视，不仅在论及诸凉史事时注意到这一点，还专列《民族篇》进行论述。尤其是《十六国时期河西主要民族的地位与作用》和《民族融合趋势》两节，从多民族角度和各个民族都是历史主角这一观点出发，对古代河西民族进行评价，并提出魏晋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羌化趋势”之说，视角独到，见解深刻。而且，先生还对民族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做出深刻的论述，比如他在论及后凉吕光政治时，上追前秦以论“氐族本位政治”：

前秦氐族本位政治的落后性，一是移植氐族居民到被征服地区，借以突出氐族的政治地位和对其他民族实行同化的能力；二是以氐族贵族为核心，建立军事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政治体制，用以对被征服区进行强制性管理；三是迁徙被征服区其他民族豪望到京畿地区，以便进行有效的控制。

先生指出，后凉政治带着前秦政治的“某些烙印”。这就对秦凉历史表现出同样的悲剧做了新的诠释。

对于经济政治的地域化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点，《五凉史》也进行了解释。《绪论篇》和《经济篇》中都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其中《北魏太武时期的西域经济战略》一节，将河西与西域作为一个“西部板块”研究，论证了北魏灭北凉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认为北魏灭北凉，经济方面的需要是首要动因。这一观点也很独到。

三

治史，要尊重传统的国学路子，重史料，讲实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所阐发。在我随先生学习的过程中，常听到研究历史，必须从经济史开始之类的教导。先生治学，对此也是身体力行的。如《西晋课田法新议》[2]一文，首先因先生对魏晋社会的经济形态有深入了解，在探讨经济制度时才能做到不因循他人成说，并能提出独到的见解。曹文柱先生据此指出，赵向群先生对西晋田制的论述自成一家。[3]本书《经济篇》第三节专设《张轨铸钱说质疑》一目，从货币理论的高度出发，论述了张轨时代河西货币经济环境以及张轨时期凉州为西晋地方政权的事实，从而为张轨无须铸钱和不可能铸钱做出了合理解释。并对“考古发现的‘凉造新泉’不是张轨所铸”一论进行深入细致的论析，对此前学界流行的“凉造新泉”为张轨所铸说提出怀疑和驳证。最后指出：

张轨无须铸币，因为张轨时期的河西存在着相当的货币经济环境。

同时，先生又持存疑的态度，对“凉造新泉”的铸造者作了指认，说：

“凉造新泉”极有可能是北凉沮渠蒙逊所铸。

先生作为一名良师，每每要求学生凡发议论，都要言之有据。从《五凉史》中我们看到了先生的这种治学作风，有幸能跟先生学习，并为先生的力作写“序”，实在是幸运。

四

另外说些与本书无关的事。我随赵向群先生学习三年，深感先生淡泊名利，性格宽厚。对待学生，态度平易近人，有问必答，从不摆学者架子。他不厌其烦地修改学生的论文，指出其中的长短。尤其在论文的视角和撰写方法方面，给予学生详尽的指点和教导。凡经先生之手的学生论文，无论原先多么稚嫩，后来都会成熟和稳妥许多。

每与先生在一起，我们最喜欢听先生对做人或作文的看法。他说，人品和文品既是一个整体，又互为表里。有人说“文如其人”就是讲这个。先生的名言是“不慕通显，惟求真实”，用言简意赅的八个字概括人生的要义，真是启迪至深，回味悠长。而且，先生在实际生活和教研生涯中，常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如有一次跟随先生去成都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与几位博士师兄在列车上围坐品茶，听先生纵论魏晋南北朝史事，先生对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及北魏迁洛后为何很快分裂的论述堪称精辟。先生认为，北魏孝文帝推行全盘汉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拓跋鲜卑精神的背叛，民族性格、母语文化以及传统习俗的丧失，等于拓跋鲜卑自己折断了自己的脊梁骨。因此，对一个民族而言，既要追求进步，又要不丢掉自己的民族性，这一点至关重要。

真的，与其说这是一篇《序言》，还不如说是一篇学习上的心得体会，一篇学习先生治学和为人风格的心得体会。

贾小军

2004年12月31日于西北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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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光明：《追寻五凉历史，再现五凉风貌》，《北朝研究》1996年第4期。

[2] 载《西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3] 曹文柱、李传军：《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