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晋之际的河西民族问题

一 汉代“羌胡”问题

西汉人说：“河西斗绝，在羌胡中。”[107]西汉以后，所谓的“羌胡”问题也构成河西区域突出的社会问题，它之突出首先是因河西民族构成复杂，其次是因中原汉王朝往往将河西作为“制边”政策推行的重点地区。汉武帝反击匈奴，控制走廊，切断羌人与匈奴联系等，开了这方面的先河。

汉代“制边”政策的要点，无非是将一些强悍的边疆民族拒之塞外实行隔离。如晋初郭钦所说的那样，乃是“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108]。隔离的最终目的是使“华戎不杂”，以免因他们的力量蔓延对汉族封建统治造成威胁。隔离的方式通常有二：一是将一些民族的主体力量驱逐出去，如对匈奴便是这样；二是将一些民族的主体力量封闭在“荒遐”地域，如对羌人便是这样。

就羌人和匈奴而言，在西汉政府推行上述政策时，他们的民族也正处在重要的发展阶段。如羌人，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在西汉中期已明显变化，虽然畜牧业仍然是主要方面，但农业的比重显然在增加。赵充国屯田，“计度临羌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109]，确切表明了这点。农业经济比重的增加，必然会造成畜牧业失掉部分牧场，促使牧民向新的地域游牧；而根据农业生产条件的要求，农耕者也会追逐更肥沃的易垦土地。于是汉王朝的隔离性措施因阻碍了羌人经济发展之路势必使羌人忿悒不平，并采取一定方式表达其情绪和要求。如汉宣帝初即位，先零羌就要求政府许其北渡湟水，“逐民所不田处畜牧”[110]，这种和平的方式受到政府拒绝后，羌人便攻城邑，杀长吏，强行占据土地，使用战争的方式达到目的。但在西汉时期，这后一种方式常遭失败。再如匈奴，西汉初年，正值其奴隶制国家步入强盛时期，连续遭到西汉政府的军事打击，被逐出走廊阻绝于塞北，这首先使匈奴丧失了河西肥沃的牧场，其次是丧失了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大量供给，最终造成其奴隶制国家力量的衰落。匈奴悲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111]从其“悲愤”之情可知其受挫伤程度。受挫之余，又促使其民族为重返故地厉兵秣马，准备战争。由于西汉国力正盛，而河西防御体系的作用也充分发挥，“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112]，事实上卷土重来已无可能。

但是，只要中原王朝对待“羌胡”的基本国策不变，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汉代，由于羌人与匈奴之间在民族利害方面存在着一致性，羌胡在与汉政府的冲突中，也往往采取联合行动。如后元元年（前88）：

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113]

而且，在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哪怕政府方面的一点点措置不当，也会引起矛盾与冲突的发展，造成事态扩大。王莽时期对待匈奴的政策便是这样。本来，汉宣帝时已与匈奴有约：“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有犯塞，辄以状闻。有降者，不得受。”王莽废除了这个协约，单方面做出规定：凡汉族、乌孙、西域、乌桓有降入匈奴者，匈奴皆不能受。而且改“匈奴单于”之号为“降奴服于”，无端对匈奴进行种族压迫和歧视，从而激起匈奴不满，“入塞寇盗”，“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114]。汉宣帝时，对羌族也曾这样措置，由于政府得知匈奴使者到羌中，和居于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狼何部派人到匈奴去借兵，又得知原有内隙的先零、罕幵二羌部“解仇作约”，便怀疑羌人将在秋马肥壮时发动进攻，于是宣帝派义渠安国巡使诸羌，而义渠安国却召集先零羌豪四十余人，将其斩杀。又纵兵杀羌人一千多。“于是诸羌怨怒，遂寇金城。”[115]

西汉的上述民族政策给东汉留下了传统，而业已形成的“羌胡”问题也给东汉留下了一系列隐患。从东汉初年起，北匈奴“钞暴日盛”，“州郡不能禁”[116]。到建武二十三年（47），由于呼韩邪单于率南匈奴附汉，加之蒙古草原的连年旱蝗和南匈奴、乌桓及鲜卑的攻击，北匈奴终于在漠南无法立足而退往漠北，“钞暴”程度有所减轻。此后，北匈奴一方面惧怕东汉政府乘其疲惫兴兵北伐，另一方面也希望与东汉重开互市而取得补给，于是，在建武二十七年（51）派使节到武威，请求与汉和亲。而光武帝竟因众臣争言北匈奴此举在“夸示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促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117]，担心接受后会造成南匈奴附汉之志动摇和乌桓等族离心为辞，“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118]。第二年，北匈奴再度遣使到洛阳，贡马匹裘皮，并求和亲和互市，东汉政府同样不予接受。到永平七年（64），虽答应北匈奴通使互市，但却又在匈奴南北二部之间置度辽将军营，屯兵五原曼柏（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北），并派骑都尉秦彭率兵驻扎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于是，本来可以延缓的战争又因这一措置提前了。从永平八年（65）起，北匈奴发动对河西诸郡的进攻，“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119]。永平十五年（72），东汉以窦固为奉车都尉统军，与骑都尉耿忠、驸马都尉耿秉“并出屯凉州”[120]。第二年二月，东汉军队分兵四路：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张掖居延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率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兵万一千骑出平城塞，伐北匈奴。出酒泉的汉军在天山（今新疆哈密北哈尔里克山）取得胜利，进占伊吾卢（今哈密西北）。为堵塞匈奴入河西的门户，东汉政府设宜禾都尉，置兵于伊吾卢进行屯戍。此后在章和二年（88）十月、永元元年（89）五月、永元三年（91）二月，东汉政府又多次打击匈奴，直到北匈奴退出漠北。

假如说西汉政府对北匈奴的隔离政策以及东汉政府以凉州为基地与北匈奴进行的战争，尚带有维护西域及凉州安宁的用意，那么对羌人的隔离则具有很大程度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性质。因此，羌人反抗东汉的战争具有正义性，它拉开了河西域内各民族联合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序幕。

事实上，早在汉宣帝之前，已有部分羌人被政府迁到内地为汉“守塞”。如汉景帝时，研种羌豪留何请求政府批准率众人守陇西塞。政府接受其请，徙其种落于陇西郡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安故（今临洮县西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羌道（今甘肃舟曲县北）。而宣帝神爵二年（前60），赵充国将降羌部众迁到破羌（今青海海东市乐都区东）、允街（今甘肃永登县南）等地。此后，羌人入居塞内者更多，“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121]。东汉初，马援为陇西太守，击败先零羌，徙其部众数千人置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由于不断内徙，羌人也有了东、西之分。所谓：

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122]

所以，汉宣帝时羌人要求内徙到湟水以北逐荒畜牧，本是无可厚非之事，在遭到政府拒绝后内心怨恨也很正常。延及东汉，就是内徙的羌人也因常受到郡县小吏及汉族恶势力的欺凌而义愤填膺。羌人的处境和心情是：

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123]

他们的反抗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124]

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125]

所以，安帝永初元年（107），内徙羌人首先在酒泉郡发动起义，继而驱兵东向，转入陇西、汉阳、北地，战火绵延到西河、河东、河内、汉中诸郡，所谓“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126]。至元初元年（114）才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这次战争带来的影响是：

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货，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127]

此后，在永和五年（140）至永嘉元年（145），延熹二年（159）至延熹六年（163），东羌与西羌相联合，又先后两次发动起义，两次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两次费用消耗八十余亿，人口死者不可胜数。

汉代河西的“羌胡”问题既表明了河西民族关系的敏感程度，也表明河西民族问题不光是决定河西政局稳定与否的关键所在，也是关系整个北方政局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另外它还说明，在两汉之际，以“羌胡”为代表，河西少数民族参与北方社会生活的意识正在提高，由当初只追求农牧业资源提高到反抗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由单纯参与河西经济生活而上升到参与河西政治生活的态势表明，一旦历史为他们提供机遇，他们必然会通过种种活动将自己民族的地位和作用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