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

七国、六朝之乱，是上流社会的争夺。五代之乱，是下流社会崛起，所以五代学术衰微极了。宋初，赵普、李沆辈也称知理之人，赵普并且自夸“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时还说不到哲理。后来周敦颐出，才辟出哲理的新境域。在周以前有僧契嵩，著有《镡津文集》，劝人读《中庸》、《文中子》、扬子《法言》等书，是宋学（宋儒理学，为别于汉学，称为宋学，也称为道学）的渊源。周从僧寿崖，寿崖劝周只要改头换面，所以，周所著《太极图说》《周子通书》只皮相是儒家罢了。周的学说很圆滑，不易琢磨，和《老子》一般，他对“二程”只说：“寻孔、颜乐处。”他终身寡言，自己不曾标榜，也可以说是道学以外的人。

“二程”都是周的弟子，对于“寻孔、颜乐处”一话，恐怕只有程明道（程颢）能做到。明道对人和颜悦色，无事如泥木人，他所著《定性书》《识仁篇》和李翱相近。他说不要“防检”“穷索”，又说“与其非外而是内，不如内外之两忘也”，见解是很精辟的。伊川（程颐）陈义虽高，但他自尊自大，有很多自以为是之处，恐怕不见得能得孔、颜乐处。邵康节（邵雍）以“生姜树头生”一语讥伊川，就是说他自信过甚。

邵康节本为阴阳家，不能说是儒家，他的学问自陈抟传来，有几分近墨子。张横渠（张载）外守礼仪，颇近儒，学问却同于回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旧称，1956年后统称伊斯兰教）。佛家有“见病”一义，就是说一切所见都是眼病。张对此极力推翻，他是主张一切都是实有的。考回纥自唐代入中国，奉摩尼教，教义和回教相近。景教在唐也已入中国，如清虚一大为天，也和回教相同。张子或许是从回教求得的。

北宋诸学者，周子浑然元气，邵子迷于五行，张子偏于执拗，“二程”以明道为精深，伊川殊欠涵养，这是我的判断。

南宋，永嘉派承“二程”之学，专讲政治；金华派吕东莱辈专讲掌故，和哲理无关。朱文公师事延平（李侗），承“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八字的师训。我们在此先把“天理”下一定义。“天”就是“自然”，而“天理”就是“自然之理”。朱文公终身对于“天理”总没曾体认出来；生平的主张，晚年又悔悟了。陆象山（陆九渊）和朱相反对。朱是揭“道学问”一义，陆是揭“尊德性”一义。比较起来，陆高于朱，陆“先立乎其大者”，谓“‘六经’注我，我不注‘六经’”，是主张一切皆出自心的。朱主张“无极太极”，陆则以为只有“太极”，并无“无极”。两人通信辩论很多，虽未至诋毁的地步，但悻悻之气已现于词句间。可见，两人的修养都没有工夫。陆象山评“二程”，谓“明道尚疏通，伊川锢蔽生”，实在朱、陆的锢蔽比伊川更深咧。朱时守时变，陆是一生不变的。王荆公（王安石）为宋人所最嫉恶，惟陆以与王同为江西人，所以极力称颂，也可见他的意气了。明王阳明之学本高出陆象山之上，因为不敢自我作古，要攻讦朱文公，不得不攀附于陆象山了。

陆象山的学生杨慈湖见解也比陆高，他所著的《绝四记》《己易》二书原无甚精采，《己易》中仍是陆氏的主张。但杨氏驳《孟子》“求放心”和《大学》“正心”的主张说：“心本不邪，安用正？心不放，安用求？”确是朱、陆所见不到的。黄佐（广东人）指杨氏的学说是剽窃六祖慧能的主张，六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一偈，确是和杨氏的主张一样的。

宋代的哲学，总括说起来：北宋不露锋芒，南宋锋芒太露了。这或者和南北地方的性格有关。

南宋，朱、陆两派可称是旗鼓相当。陆后传至杨慈湖，学说是更高一步。在江西，陆的学说很流行，浙西也有信仰他的。朱的学说在福建很流行，后来金华学派归附于他，浙东士子对朱很是信仰。

元朝，陆派的名儒要推吴澄（草庐），但其见解不甚高。朱派仅有金华派传他的学说，金履祥（仁山）、王柏（会之）、许谦（白云）是这一派的巨擘。金履祥偶亦说经，立论却也平庸。许谦也不过如此。王柏和朱很接近，荒谬之处也很多，他竟自删《诗》了。

金华派传至明初，宋濂承其学，也只能说他是博览，于“经”于“理”都没有什么表见。宋之弟子方孝孺（正学）对于理学很少说，灭族（明成祖为燕王时，兵入南京，方不肯为之草写登极诏书，被杀，并灭十族——九族及方的学生，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以后，金华派也就式微。明初，陆派很不流行，已散漫不能成派，这也因明太祖尊朱太过之故。

明自永乐后，学者自有研究，和朱、陆都不相同，学说也各有建树。

永乐时，薛、吴二人颇有研究，立明代哲学之基。薛瑄（敬轩），陕西人，立论很平正，和朱文公颇相近。明人因为于谦被杀时，他居宰辅地位，不能匡救，很有微词，并且因此轻视他。吴与弼（康斋），家居躬耕，读书虽少，能主苦学力行，很为人所推重。后来他由石亨推荐出仕，对石亨称门下士，士流又引以为耻。

薛的学问很少流传。吴的学问流传较广。胡居仁、娄谅和陈献章三人是他的学生。胡自己没有什么新的发明，明人对他也没有反对。娄的著作后来烧毁净尽，已无可考，不过王阳明是他的学生。陈在胡死后才著名，时人称之为“白沙先生”。

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系统。自陈白沙始，宋人欢喜著书，并且有“语录”之类。陈白沙认著书为无谓，生平只有诗和序跋之类。他的性质也和别人不同。初时在阳春坛静坐三年，后来只是游山赋诗，弟子从学也只有跟他游山。陈生平所最佩服的只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吾与点也”这些话，对于宋儒都不看重，就是明道也不甚推重。他自以为濂溪（周敦颐）嫡派，终日无一时不乐。白沙弟子湛若水，广东人，本“体认天理”一语。他以为，无论何事，皆自然之规则。王阳明成进士时和他交游，那时他学问高出王之上。后来，王别有研究，和他意见不甚相合。他自己讲学，流传颇广，知其名的却很少。

王守仁（阳明）本是欢喜研究道教的，曾延道士至家，再四拜求。后来从娄谅游，成进士后又和湛往来，见解遂有变更。被贬龙场驿丞（王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官）以后，阳明的学问大进。他看得世间别无可怕，只有死是可怕的，所以造石棺以尝死的况味。他所主张的“致良知”，就在卧石棺时悟出。在贵州时，有些苗民很崇拜他，从他讲求学问，阳明把“知行合一”和他们说。阳明的“知行合一”和明道有些相同。明道以为曾经试行过，才算得“知”，没曾试行过，不能称为“知”，譬如不知道虎之凶猛的人，见虎不怕，受过虎伤害的，就要谈虎色变了。这类主张渐变而为阳明的主张。阳明以为知即是行，也可说知的恳切处即行，行的精粹处即知。不过，阳明的“知行合一”主张，是在贵州时讲的；后来到了南京，专讲静坐；归江西后又讲“致良知”了。《传习录》是他在贵州时的产品，和后来有些不合。

阳明自悟得“致良知”以后，和朱文公不能不处于反对地位，并非专和朱反对才有这些主张的。有人谓“致良知”的主张，宋胡宏在《胡子知言》已有讲起。阳明是否本之于胡，抑自己悟出，这是不能臆断的。阳明讲“良知”曾攀附到孟子，实在孟子的“良知”和他的殊不相同。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可见，他专就感情立论。阳明以为，一念之生，是善是恶，自己便能知道，是溢出感情以外，范围较广了。孟子和阳明的不同可用佛法来证明。《唯识论》里说：一念的发生，便夹着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四项。且把这四个名词下一解释：

（一）相分。相分就是物色，就是我们所念的。

（二）见分。见分就是物色此物色，也就是我们所能念的。

（三）自证分。念时有别一念同时起来，便是自证分。譬如我讲了后一句话，自己决不至忘了前一句话，便是自证分在那里主之。

（四）证自证分。自证分的结果便是证自证分。

再用例来说明：譬如，想到几年前的朋友。想到他姓张或姓李，后来忽然断定他是姓张。当时并不曾证诸记录或书籍的，这便是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的连合了。依此来判“良知”，孟子所说是指见分，阳明是指自证分、证自证分。阳明和孟子是不相关连的，阳明所以要攀附孟子，是儒家的积习。宋人最喜欢的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苏氏兄弟也尝说过这话。实在《中庸》所说是专指感情的，宋人以为一切未发都算是“中”，相去很远了。还有“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一语，也为宋人所最爱用，陈白沙更用得多，在《诗经》原意不过是写景（《诗经·大雅·旱麓》第三章“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中庸》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一节，也不过引用诗文来表明“明”的意思。“察，明也”，鸢在上见鱼，很明白地想要攫取；鱼在下见鸢也很明白，立刻潜避了。就是照郑康成的注解，训“察”为“至”，也只说道之流行，虽愚夫愚妇都能明白，用鸢鱼来表示上下罢了，其中并没含快活的意思。宋人在“鸢飞鱼跃”下面，一定要加“活泼泼地”四字，和原意也不同了。这些和阳明攀附孟子是一样的。

阳明“致良知”的主张，以为人心中于是非善恶自能明白，不必靠什么典籍，也不必靠旁的话来证明，但是第二念不应念，有了第二念自己便不明了。人以为阳明的学说很宜于用兵，如此便不至有什么疑虑和悔恨。

晚年阳明讲“天泉证道”，王畿（龙溪）和钱德洪（绪山）是从游的。钱以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为致知，存善去恶为格物”；王和他不同，以为一切都是无善无恶的。阳明对于这两种主张，也不加轩轾于其间。

阳明的弟子，徐爱早死，钱德洪的学问，人很少佩服他，继承阳明学问的人要推王艮和王畿。王艮，泰州人，本是烧银的灶丁，名银，而“艮”是阳明替他改的。他见阳明时，学问已博。初见时，阳明和他所讲论，他尚不满意，以为阳明不足为之师；后来阳明再讲一段，他才佩服。他的学问和程明道、陈白沙颇相近，有《乐学歌》：“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从他游的颇多寻常人，间有上流人，自己真足自命不凡的。王畿是狂放的举人，很诽议阳明，后来忽又师事阳明了。黄梨洲（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对于“二王”都有微词，他佩服的是阳明的江西弟子。

阳明的江西弟子，以邹守益、欧阳德、聂德、罗洪先为最有造就。罗自有师承，非阳明弟子，心里很想从阳明游，不能如愿，后来阳明也死了。阳明弟子强罗附王，他也就承认。罗的学问比他弟子高深得多。他自己静坐有所得，也曾访了许多僧道。他说：“极静之时，但觉此心本体如长空云气，大海鱼龙。天地古今，打成一片。”黄佐对于罗的论调最不赞同，以为其是参野狐禅，否则既谓无物，哪有鱼龙。实在，心虽无物而心常动，以佛经讲，阿赖耶识是恒转如瀑流，就是此意。罗所说“云气”和“鱼龙”是表示动的意思。罗洪先自己确是证到这个地步，前人没有及他的了。

王时槐的学问自邹守益传来，见解颇精深。他说：“纯无念时，是为一念，非无念也，时之至微者也。”譬如吾人入睡，一无所梦，这时真可算无念，但和死却是有分别的。就佛法讲“意根恒审思量”，意根念念所想的什么？就是“我”，而“我”就是阿赖耶识。我所以不忘这“我”，便因有了意根之故。“我”，寻常人多不疑，譬如自己说了一句话，决不会疑“这是谁说的？”，至于其余对象，我们总要生一种疑虑的。念念想着，和无念竟是差不多。我们从早晨起来感到热，继续热下去，也就感不到了。所以纯无念时，仍有一念。

王艮弟子王栋主张意与心有分，以为“意非心之所发，意为心之主者”。这种主张和佛法说有些相同。佛法以阿赖耶识，自己无作用，有了意根，才能起作用，也就是禅宗所谓“识得主人翁”的意思。刘宗周（蕺山）对于王栋的主张采取了很多。栋自己看书不多，这种见解的确是证出的。

阳明、若水两派以外，有许多士子信仰吕泾野的主张。吕，陕西人，笃守礼教，和朱文公最相近。他的立言很平正，无过人处。当时所以能和湛、王并驾，也因王的弟子太不守礼法，猖狂使人生厌，那些自检的子弟就倾向吕泾野了。原来何心隐习泰州之学，差不多和政客一般，张居正恨而杀之。李卓吾（李贽）师事何心隐，荒谬益甚，令当时人所疾首痛心。这守礼教和不守礼教便是宋、明学者的大别。宋儒若陆象山见解之超妙，也仍对于礼教拘守不敢离，既禁止故人子的挟妓，又责备吕东莱的丧中见客。明儒若陈白沙已看轻礼教，只对于名节还重视，他曾说“名节乃士人之藩篱”。王阳明弟子猖狂已甚，“二王”为更甚，顾亭林（顾炎武）痛骂“王学”（王阳明所创学派）也是为此。

湛、王学问，晚年已不相同，但湛弟子许孚远却合湛、王为一。再传至刘宗周，自己又别开生面，和湛、王都有些不同。刘主张“意非心之所发”，颇似王栋。“常惺惺”也是他的主张，这主张虽宋人已讲过，但他的工夫是很深的。

阳明附会朱文公《朱子晚年定论》，很引起一般人的攻讦。同时有罗钦顺（整庵）和他是对抗的。罗的学问，有人说他是朱派，实在明代已无所谓纯粹朱派。罗的见解又在朱之上，就说是朱派，也是朱派之杰出者。罗本参禅，后来归入理学，纠正宋儒之处很多。对于朱文公所谓“气质之性，义理之性”，罗表示反对，他说：“义理乃在气质之中。”宋人于天理人欲纠缠不清。罗说：“欲当即理。”这种见解和王不同，较朱又高一着，所以能与阳明相抗衡。清戴东原（戴震）的主张是师承罗的学说的。

明末，东林派高攀龙、顾宪成等也讲宋人学问，较阳明弟子能守规矩。他们有移风易俗的本意，所以借重礼法。不过党派的臭味太重，致召魏忠贤杀害的惨劫。清初，东林派还有流传，高愈、应谦辈也只步武前人罢！

此外尚有李颙（二曲），也是名儒。李，陕西人，出身微贱，原是一个差役。他自己承认是吕派，实际是近王派的，所发见解很不少。他每天坐三炷香，“初则以心观心，久之心亦无所观”，这是他的工夫。他尝说“一念万念”这句话。这话很像佛法，但是究竟的意思，他没有说出。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说“一念可以抵万念呢”，抑或是“万念就是一念呢”？在佛法中谓：“念念相接则生时间”“转念速，时间长；转念慢，时间短”“一刹那可以经历劫”。李的本意或许是如此。李取佛法很多，但要保持礼教面目，终不肯说出。“体用”二字本出于佛法，顾亭林以此问他，他也只可说“宝物出于异国，亦可采取”了。

清代，理学可以不论，治朱之学远不如朱。陆陇其（稼书）、汤斌等隶事两朝，也为士林所不齿，和吴澄事元有什么分别呢？江藩作《宋学渊源记》，凡能躬自力行的都采入，那在清廷做官的，都在摈弃之列。

颜元（习斋）、戴震是清代大儒。颜力主“不骛虚声”，劝学子事礼、乐、射、御、书、数，和小学很相宜。戴别开学派，打倒宋学。他是主张“功利主义”，以为欲人之利于己，必先有利于人，并且反对宋人的遏情欲。

罗有高（台山）、彭绍升（尺木）研究王学。罗有江湖游侠之气，很佩服李卓吾。彭信佛法，但好扶乩。两人都无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