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喇叭唤出合作化

“底三甲村的村民们,大家好!我是黄则强,今天乡里请来了专家老师讲番茄种植技术,大家都要去听啊!”

“听听,黄书记又喊上了。快点吃饭,咱们一起去乡里听课啊!”

◎黄则强在使用村广播进行通知

安装在十里八乡大树上、房顶上的大喇叭,曾经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的一道风景。那时的村里,报纸、电话、收音机都很少,更别提手机和网络了,大队村部的一部扩音器,扯上有线喇叭就成了“村电台”。给村民下达通知,提醒注意事项,传达省、市、县乃至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只要在喇叭上一喊,就能家喻户晓。

记得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著名主持人倪萍即兴表演了一段有关农村“电台”的趣事。她学着某位村支书,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话喊道:“老少爷们,您都听好了,气象台预报有大风,今儿刮明儿刮后儿还刮,各家管好你们的孩子,可别让风给刮跑喽。要是刮到半道上‘嘎嘣’停了,一下掉海里就麻烦了……”引得全场爆笑。由此可见,那时的村喇叭是多么“厉害”了。

当时的底三甲村正是这种情形,时任村支书黄则强后来回忆说:“我直接就用村里的大喇叭向大家宣传广播。当时全乡有300多人去听课,我们村就足足占了一半。”

“富民书记”黄则强

黄则强,瑞安市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原负责人,人称“富民书记”,是村民们口中亲切的“阿强叔”。他扎根农村40余年,几经波折摸索出了大棚番茄种植技术并免费向村民传授。他还带领村民组建合作社,探索出产销一条龙服务模式,带出了一个亩均产值1.2万元的大棚番茄产业,让4500多户农民直接受益。

一身朴素的装束,一双老旧的解放鞋,一张布满沧桑的脸,黄则强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农民那种实干、勤劳和朴实的精神。2021年时已经71岁的黄则强,从担任生产队队长到村支书,再从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到“退居二线”,尽管转换过多种身份,但他从未离开过脚下的这片土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是这位身材矮小却精神矍铄、操着一口浓重瑞安口音的农民伯伯,竟然是“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模式的最早探路者之一。

黄则强的故事,要从种番茄说起——

20世纪80年代,底三甲村还是个典型的偏僻穷山村。全村1000多名村民散居在山旮旯里。由于山区田地资源少、粮食产量低,再加上交通闭塞、信息不畅,村民的生活十分困苦:1987年时人均年收入仅200元,仍有70多户村民居住在山上无力搬迁。

但是,从1990年到1998年,全村的人均年收入却由400元跃升到了3300元。村里的老人说,底三甲村之所以有如此变化,是因为“富民书记”黄则强带着大家种番茄的缘故。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番茄种植便已在温州地区出现,底三甲村也不例外。但农户普遍采用露天种植的方式,导致番茄上市迟,效益低下。

黄则强是土生土长的底三甲村农民,12岁时加入生产队工作,24岁时就成为生产队队长。1987年,由于工作突出,他被推选为村支书。“大家选我当村干部,我可不能辜负大家,一定要帮助大家增加收入。”为了找准农业增收的路子,1991年,黄则强率领村干部到周边乡镇“取经”,并鼓励5户农户试种大棚番茄。可没想到的是,由于缺乏经验,那年冬天一股寒潮袭来,番茄苗全部冻死了。农户们动摇了,想趁着春天还没到,拆了大棚种回水稻。

黄则强紧急把村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不能遇到一次失败就后退了,我们要坚持下去,不然村民们前期的投入就白费了!”在黄则强等人的坚持下,这几户农户最后补种了番茄苗。第二年,试种的10多亩地平均每亩的收入能有5000多元。

原本不看好的村民十分羡慕,纷纷加入了种植大棚番茄的队伍。这样一来,黄则强就更有干劲了,一边埋头钻研大棚番茄的栽培技术,一边向村民推广宣传。到1994年,底三甲村的大棚番茄种植面积扩大到40余亩,亩均收入达到七八千元。

探索生产供销合作

随着大棚番茄种植面积的逐渐扩大,遇到的难题也日益增多,单靠黄则强一人传授已无法满足种植户们的技术需求了。于是,黄则强寻思着请农技人员到村里来办培训班。1994年,晚稻插罢后,底三甲村小学内便响起了农技专家的讲课声。这一期共有53人考取了绿色证书(农民技术资格证书),一个小小的山村竟有这么多农民考取绿色证书,这在瑞安可是前所未有的。

1995年8月,梅屿乡邀请专家讲授番茄栽培的最新技术。为鼓励更多的村民参与学习,底三甲村“两委”为每位前往听课的村民补贴10元。当时全乡共有300多人前去听课,而底三甲村村民就足足占了一半。

就这样,底三甲村的番茄种植户们掀起了学技术的热潮。村里还每天定时通过喇叭向村民传播番茄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经验等。在推广番茄新品种之前,黄则强都会首先在自家的大棚里试种,成功后再向村民推广。有了科技作为靠山,村民摒弃了几十年来的单一种粮方式,大力发展番茄水稻轮作新模式。

随着种植户不断增加,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以前信息闭塞,每年番茄集中上市时,来村子里收番茄的就那么几个人。收购商一旦压价,农户们的收入还是得不到提高。”黄则强说道。

中国文化传统中素来有“重农抑商”的观念,很多地方的农民只管种田不管营销,哪怕付出“汗珠摔八瓣儿”的艰辛劳动,可收获的却不成正比。到了宋明时期,兴起于温州一带的永嘉学派对此有所校正,提倡重视商业。其中的代表人物、出生于瑞安的叶适正是这一“事功学派”的代表。该派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即“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讲究经世致用。或许,这样的地方文化基因可能对瑞安的后人也产生了影响。

◎村民种植的番茄被统一收集进行分拣包装

为了打开销路,黄则强用车子将番茄拉到温州市区的农贸市场叫卖。“我把我们村种的番茄一筐筐打开,展示给收购商看。别人每斤卖1元,我们就卖0.8元,而且质量还比别人的好。几天后,收购商们就问我了,你到底是哪个村的,怎么能把番茄种得这么好。”底三甲村的番茄终于打开了市场。

回到村里,黄则强组建了一支固定的营销队伍,为农户提供运输、销售番茄的一条龙服务,每斤提成0.1元。有了政策激励后,营销队伍也更有干劲了,番茄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甚至卖到了省外,收购价也一路涨到了每斤1.8元。

就这样,一种集生产合作和供销合作于一体的组织雏形渐渐形成。在黄则强的带领下,底三甲村变富了,1998年时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484万元,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为3300元,被瑞安市政府命名为“致富奔小康示范村”。

不过,这种松散的合作方式仍有许多漏洞,行情不好时,大户之间会出现内部竞争,导致相互压价。这让黄则强意识到,改革不能止步于此。2001年,黄则强带着自己的疑惑跑到瑞安市农业局请教。当时的农业局局长对他说:“老黄,你到台州去考察一下组织合作社吧。”

成立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

从台州温岭实地考察回来后,黄则强将组建合作社的想法向村民作了说明。随后,以番茄产业为引子,2001年4月3日,瑞安市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宣告成立。这是瑞安最早成立的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之一,刚开始时有社员94名,黄则强任理事长。

成立后,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不断探索合作经济的模式,不断发展壮大。到2005年时,社员达到了500多人,涉及7个乡镇的40多个行政村。合作社为大棚番茄注册了“强绿”牌商标,与安徽、江西、上海和本省杭州等地的13个蔬菜批发市场建立了销售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合作社成立初期,梅屿乡种植的番茄品种仍是软绵绵的水果型番茄,易腐而且价高,并不适合长途运输,一度又出现了难卖的情况。瑞安市科技局原副局长方杰在了解了情况后,专门带队到山东省寿光市考察学习,并建议引进以色列蔬菜型番茄进行大棚试种。方杰介绍说:“这种以色列的番茄不仅果型好看,而且便于长途运输。等到福建那边的番茄销售完后,我们的番茄刚好种出来,打了一个时间差,每亩的产量和价格都翻了一番。”随着新品种番茄种植面积的扩大,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先后又引进了新技术、新设施等,特别是工厂化育苗技术的引进,大大提高了种植质量和产量,同时也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后,黄则强每天都会到基地检查番茄生长情况

在担任理事长期间,黄则强都在琢磨着怎么样让农民的合作更加紧密,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在黄则强的领导下,合作社的大棚番茄成了瑞安市的优势特色农产品;2002年,合作社的种植基地被省农业厅评为省级首批无公害农产品基地;2003年,合作社被评为浙江省示范专业合作社,后又获评温州市“十佳”农村专业合作社称号;2005年,合作社评为瑞安市农业龙头企业,并连续三年获评瑞安市先进农业专业合作社称号……

2006年1月8日,在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了“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当时正在探索合作经济的黄则强听后十分兴奋:“这不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吗!”

同年,为了帮助社员统购农资以节省成本,梅屿蔬菜专业合作社还成立了农资供应部,启动探索“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建设,单一而松散的合作模式逐步发生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