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

刘正寅

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的内容，而近年推出的由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吕一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正是该研究领域的标志性阶段成果。两著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疆域之形成的历史及特点，阐述了近代中国边界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前因后果。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其疆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又经过近代反帝反封建的血与火的洗礼，最后形成今天中国的疆域。我这里想仅就“大一统”思想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追溯至三代。史前史研究表明，中华民族在起源时代即表现出交流与统一的趋势。处在文明前夜的尧舜禹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程度高于四方的具有一定凝聚力的核心。夏启废“禅让”而“家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启举行“钧台之享”，力图使各族听令于己。殷商甲骨卜辞及文献记录已反映出萌芽状态中的一统“天下”的思想。在文献中，商被称作“中商”“大邑商”，又称“土中”或“中土”，而四方诸侯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反映了商在当时认识所及的范围内具有突出的核心地位。至西周，这种萌芽期的一统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就是《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天下”就是当时的“四方”或“万邦”。“四方”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地理上实际是无限的。《诗经·周颂·执竞》载：“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按周人的观念，四方都是属于周天子的，因而《诗经·大雅·江汉》上说：“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周的王畿之外，分布着许多侯国及四夷属国，统称为“万邦”。根据“王有天下”的观念，这些邦国无论远近都应属周天子统辖。《尚书·洛诰》载：“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诗经·小雅·六月》亦载：“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周人明朗而丰富的天下一统思想。

周奄有夏商之地，促进了部族间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在原夏人、商人、周人的基础上，吸收其他部族集团的成分，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更趋统一。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夷狄的许多民族融于华夏，至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华夏族。民族的融合与地区性的统一，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孔子作《春秋》，主张“大一统”，强调一统于周礼。进入战国以后，王室沦为大国的附庸，一统于周的观念已成过去。于是思想家们纷纷探讨政治统一、华夷一统等当时亟待解答的问题，陆续出现了一些反映“大一统”理想制度的著作及学说。《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1]进一步阐发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周礼》一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所制，实际应是战国儒者根据某些可信的官制资料并添加儒家政治理想而成的一部官制汇编。它提倡一统，主张建立起强大的统一王朝，成为后世所推崇的一统理论。《礼记·礼运》更首倡“天下为公”的大同学说，可谓“大一统”理想的极致。《尚书》中的《禹贡》篇，一般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它打破当时各国的政治界限，依据山川的自然分野划分为九州，又据各民族居地的远近与特点定为“五服”，是一种理想中的天下一统的地理学说。这些著作是春秋战国以后人们对“大一统”社会的理想设计，是政治统一趋势下“大一统”思想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是大分裂，却是“大一统”思想大发展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还缺乏对“大一统”思想进行现实总结的客观条件，一统思想还停留在抽象的设计和理论的描述上，但它为后世“大一统”思想从理论向实践的过渡创造了条件，为“大一统”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秦汉统一以后，“大一统”思想才得以在现实中完善和提高，并最终确立。

秦统一中国，一统由理想变为现实。汉承秦制，实际上是秦一统制度的延续与发展。秦汉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经夏、商、周的发展而最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边疆民族成分，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人数更加众多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她以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及凝聚的核心。秦汉的统一与边疆开发，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创造了各民族共为一体的“华夷一统”的现实，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方面的进一步统一，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四夷”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思想上的统一，而公羊学说以其“大一统”理论尤受重视。“大一统”的理想境界是“王者无外”，但理想的实现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公羊学倡“三世”说，以“大一统”为宗旨，将这一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2]《公羊传》将《春秋》所载鲁史分成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三个阶段来加以比附，以所传闻世为据乱世，以所闻世为升平世，以所见世为太平世。其太平世“王者无外”，与大同说合，是理想的“大一统”。公羊学说产生于战国末年而盛于西汉，实际上里面包含着汉儒对“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董仲舒是汉前期著名的公羊学大师，他把战国以后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使儒学成为“霸王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学说；进一步阐发了公羊学说的“大一统”思想，建立了一整套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发展需要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

秦汉空前统一政治格局为人们提供了对“大一统”理论进行思考、总结和提高的现实基础，从而使“大一统”思想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完善，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并最终确立下来。

经过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大一统”思想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东汉晚期，豪强并起，地方割据，但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统一。三国鼎立，自王侯至庶民都明确意识到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人们认识到分裂，恰恰就说明了在人们的意识中、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仍保持着统一。分裂是暂时的、非常的，而统一是永恒的、正常的。意识到此刻的分裂，便渴望将来的统一。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蜀汉以汉室皇胄相号召，孙吴则固守江东而待机。无论扯着什么旗帜，他们都抱定“统一天下”这个共同的最终目的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和三国各自实际上完成的局部统一，奠定了以后西晋的统一。

东汉末年，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陷入分裂割据状态。经历了三国鼎立之后，曾出现了西晋的短暂统一，然而不久这种统一就被更加严重的混乱与割据所代替。自东汉起，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大规模内迁，在北方地区形成了各族杂居的局面。晋八王之乱，各族乘机掀起大规模的反晋战争，迫使晋室东移江左，史称东晋；而在广大的北方地区进入“五胡十六国”混战、割据时期。“大一统”政治不复存在，政权割据与各族混战的现实，使正统之争和“华夷之辨”突出，成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在分裂时期的思想特点。

“正统”，在这里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它源于《公羊传》“君子居大正”“王者大一统”，简称“正统”。统一天下、一脉相承的政权被称为正统，反之则被斥为“闰统”或“僭窃”。“大一统”思想确立于汉。按照这种理论，汉为尧后，历虞、夏、商、周，而又复归于作为尧后的刘汉；汉是“继尧运”而建帝业，因而是无可争辩的正统王朝。东汉以后，统一的帝国分裂，“大一统”已不存在，而“大一统”的思想却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信念。现实非一统而理念上一统，于是便强调正统，保持精神上的“大一统”。正统政权在精神上就成为天下一统之所在，即天下一统于这个被尊为正统的政权。

按照“大一统”理论，“华”“夷”是可变换的，而区别“华”“夷”的最高标准是文化。这个文化在当时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符合这个文化规范的是“华夏”，不符合这个文化规范的是“夷狄”;“夷狄”可进而为“华夏”,“华夏”亦可能退而为“夷狄”。因此“大一统”思想很容易为陆续内迁的少数民族所接受，并用来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一边自称为华夏先王之后，在族源上与汉族认同；一边主动接受汉族文化，在境内努力推行汉化政策，在文化上以中华自居，并加入了正统之争。

南北朝时期虽然在政治上还暂时对峙，但在理念上却是统一的。人们并不因政权建立者族属的不同而相互排斥，而是在文化的标准下取得认同。这说明了“大一统”思想已深入人心，变作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它那巨大的凝聚作用。例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作为一部地理著作，却放射出“大一统”思想的光彩。作者郦道元生活在一个南北朝对立分裂的年代，但并没有为现实的政治格局所限制，出现在他的笔下的仍是完整统一的疆域。“一个生来就从未见到过统一祖国的人，而却要以历史上一个伟大王朝的疆域作为他的写作范围，这也只能说明他是如何向往着统一的祖国。”[3]郦道元和他的《水经注》充分说明，无论现实政治是怎样的分裂、对立，在人们的心中，祖国永远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企盼结束分裂、渴望祖国的统一由精神变为现实。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动乱时期，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这种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进一步加强了中华各民族间的内在联系与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边疆各民族，特别是入居中原后的各族，通过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的接触、交流乃至融合，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建立了许多与南方汉族政权相并立的政权，并在汉族士人的协助下，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展开兼并、统一战争，使北方地区走向统一。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同时，文化不断提高，特别是北魏的汉化，使南北文化差异逐渐消失。在此基础上，隋实现统一。继隋而起的唐朝巩固了前朝的统一，并有所开拓与发展。唐帝国空前统一，“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郡县”,[4]“大一统”政治下的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加强，出现了“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5]的历史壮观。隋唐是“大一统”实现的时代，统一而稳固的疆域使“大一统”思想更进一步深入人心，人们无不以“一统”为常，而以分裂为变。

宋代的现实是辽/金、夏压境，一统无存，宋人于是强调“正统”，从宋朝的利益出发，千方百计来论证宋朝在政权并立中的正统地位，以表明宋室天下一统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辽、西夏、金积极推行汉化与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发展了“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使中华整体观念得到强化和发展。辽统治者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以与中原的宋朝争正统。辽朝认同中华，将当时的辽宋并立局面比作南北朝，辽自称“北朝”，称宋为“南朝”。继辽而起的金朝亦积极接受汉文化，以中华正统自居。金熙宗曾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6]海陵王完颜亮则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7]试图统一全国，建立真正的“大一统”。

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它所实现的空前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以后的分裂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中华整体观念的加强。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受汉文化影响，在建立政权一统的同时，还建立文化思想方面的统一，实现真正的“大一统”。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颁《即位诏》于天下：“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8]明确宣布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的局面。次月，即采用中原王朝建元之制，建元中统，诏告天下：“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9]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诏告天下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10]忽必烈据汉文化经典而改建国号，进一步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经不再单是蒙古民族的国家，而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元王朝巩固并扩大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范围，加强了版图内的统治和管理。

明以“华夷之辨”作为号召反元的思想工具，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11]的口号。但当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之后，明帝开始强调正统，一变而称“华夷一家”，强调“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12]这固然是明朝统治者出于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统治的政治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说明，经过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又经过元朝“大一统”的这个民族大熔炉的锻炼，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

清入关后，即以宗主视天下，强调：“朕统御宇内，率土生民，皆朕赤子。一夫失所，朕心悯焉，虽穷乡异域之民，亦必抚养，俾以安和，各得其所。”[13]同时密切关注边疆事务、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建立起一个比以往任何朝代都巩固的“大一统”帝国。为了树立“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清王朝接受并发展了“大一统”思想。清朝抽去了“大一统”理论中“华夷之辨”的内容，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形成以推重“大一统”政权为核心、以政权承绪关系为主线、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并将其贯彻于历史评断之中，使之更有利于清廷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清朝对“大一统”思想及其正统论的总结，束缚了人民的思想，但也起到了统一思想，进而统一国家的积极作用。清朝以天下之主自居，不能容忍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分裂割据出现，从而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空前地巩固了中国的统一。

清朝开创了“康乾盛世”，建立起空前巩固、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奠定了近代中国领土疆域的基础。这个统一是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实现的，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完成的。经过历史上长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中华民族在清朝“大一统”政治格局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升华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近代，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造成中国边疆危机、民族危机，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掀起救亡图存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华各民族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对立者，其整体性更加突出，各族人民由自发联合走向自觉联合，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整体升华为一个自觉的整体。“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凝聚民族、维护统一、保卫边疆的强大精神力量。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本文刊发时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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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著，初口耳相传，至汉时方成书。

[2] 《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

[3] 陈桥驿：《郦道元生平考》,《地理学报》43卷3期。

[4] 《唐大诏令集》卷11《太宗遗诏》。

[5] 《贞观政要》卷5。

[6] 《金史》卷4《熙宗纪》。

[7] 《金史》卷84《耨碗温敦思忠传》。

[8] 《元史》卷4《世祖纪一》。

[9] 《元史》卷4《世祖纪一》。

[10] 《元史》卷7《世祖纪四》。

[11] 《明太祖世录》卷26，吴元年（1367）十月丙寅。

[12] 《明太宗实录》卷30，永乐二年（1404）四月辛未。

[13]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5，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