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

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及演进

克里斯托夫 ( Ladis K. D. Kristof) 撰

李世祥 译

[编者按] 本文原刊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 No. 1, The Geography of Conflict ( Mar., 1960), pp. 15-51。作者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这篇六十年前的文章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地缘政治学的来龙去脉仍颇具价值。

人性与自然环境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接触日渐稀少。我们的生活区、工作地点和交通工具都是冬季集中供暖，而夏有空调。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的脚 (或鞋) 才会接触大地。只要室外温度与我们偏爱的最佳温度有些差异，我们就能用衣服遮盖身体的90%,用以保暖或避暑，将我们与自然因素的接触降至上下轿车的那几分钟。即使从事农业或伐木的人不得不进行户外劳动，他们每周在农田和树林中度过的时间实际上也不过是40至60小时。在一些国家，牧民和猎人每年确实要在露天呆几个月，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消失，即便是在现代世界的落后地区。

某些地理学家可能会反对本文使用的“自然环境”一词。所谓的“自然环境”通常指文化环境 (文化景观)。但说“文化景观”也往往是用词不当，它常常与文化无关。文化或多或少意味着教养，即一种已知的、可预料的因果关系中的结果。然而，人在自然环境中造成的许多变化 (几乎是最持久的变化)，则是人类活动偶然的、未知的甚至是不想要的结果。我们应该记住，大自然总是试图“治愈”人为的“伤口”，至于这种“二次生长的”自然——覆盖旧伤疤的新皮肤——是否不如原始环境一般自然，人们见仁见智。[1]

但曾几何时，人类任由大自然控制，自然决定着人的工作和休息习惯、饮食种类和数量、生活地点及寿命长短。这些要素令人畏惧或带来解脱，就像绝对的统治者一样，人既无手段也无勇气去挑战它们。人总是对自然心怀敬畏，随时准备献上贡品表示感激或赎罪。从摇篮到坟墓，自然在人脑海中留下各种图像，即使是最极权政府的灌输给人造成的印象，其强度也无法与之匹敌。那时，人类以自然为导向 ( nature directed) 。

迄今为止，现代人还没有摆脱环境的束缚，但是自然不再使人恐惧。人塑造自然，并希望改变甚至征服自然。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地震、台风或龙卷风才会让人感到恐惧，在人的记忆中留下可能会影响其未来行为的、无法消除的图像。原始人生活在大自然中，完全被自然环绕，现代人则生活于社会环境，并被其完全包围。在我们的时代，社会法则的直接影响取代了自然法则的直接影响。因此，人们倾向于将历史社会环境视为决定因素。人变得不那么“自然”,变得更加人性化和社会化。人类变成以人为导向 ( man directed) 。

但人仍然意识到，自然限制着其潜力。供暖站或空调无法改变北极地区或赤道非洲的气候。排水、灌溉或肥料无法使所有土地都出产粮食。尽管有新的发明，人类对大地的“征服”、对自然的掌控也并非无边无际。自然界始终存在着人类无法逾越的一道极限。正是由于意识到存在着环境所施加的束缚，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才会谈到大地对人和政治的束缚 ( Ergegebundenheit) 。我们或许自豪于人类从自然力量的统治下所获得的解放，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人仍受到自然的限制 ( nature limited) 。

自古以来，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环境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人类生活，今天人们仍然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但是，早期地缘政治学著作与现代地缘政治学著作之间的区别，源于以自然为导向与受自然限制的差异。有人会反对说，将这些早期著作与现代著作区分开的，不是关于“地理”对人的限制程度的不同认识，而是对人性本身的不同看法。

许多美国地理学家无法接受政治学家斯普劳特 ( Harold H. Sprout) 所支持的“影响”概念。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和法国人没有那么坚定 (也许因为他们没有Ellen C. Semple这样的学者)，俄国人则完全不受干扰地谈论地理环境的“影响”。美国人争辩说，自然不会主动发起行动，至少不会有意识、有目的地发起行动。因此，自然是一个被动因素，不能说它会影响人。略掉某些哲学问题不讲，这种说法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是否正确也有待验证。英语中日常的和专业的 (生物学的、心理学的、经济学的、史学的，等等) 用法能证明这种对影响的解释和限定吗？[2]

直到18世纪，所有思想家 (也许马基雅维利除外) ① 都认为，人性是静止的、固定的 (被上帝、气候或种族所固定)，现代思想家则发展出人性不断变化、具有可塑性的理论。这一区别尽管真实，但不足以区分古代和现代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不断变化的、可塑的现代人性理论并不必然否定决定论，历史、生产方式、性欲等等有时也会成为决定性的要素。[3]但是，现代思想流派即使在接受决定论时也拒绝接受地理条件是决定性因素。[4]地理环境仅被视为有可能限制一国经济的要素，最多决定其战略处境，而非决定人性本身。

前现代地缘政治学作家

前现代作家也分析过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较为突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和博丹 ( Jean Bodin) 。他们的结论尽管并非独一无二，却打开了新思路，激发许多作家对这一领域做进一步研究。

早在“地缘政治学”一词出现的两千三百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讨论过许多我们会归为地缘政治学范畴的问题。[5]他从以下方面分析自然环境：( a) 对人性格的影响；( b) 对理想城邦的经济和军事必然性的影响。理想城邦的居民必须有其所尊崇的价值：“有三件事可以使人变得贤良，即自然、习惯和理性原则。” “只要将目光投向那些著名的古希腊城邦，以及各种族在可居住世界的分布，人们就能容易理解”自然与公民性格之间的关系。气候与民族性格密切相关；城邦领土的异质性孕育出民众的异质性，并阻止国内统一与和平的实现。地理环境通过偏爱一种或另一种职业来塑造人的性格，一些谋生手段使人们更喜欢某种政治体制，而其他的谋生方式则培养出不同的偏爱。人的善良与其职业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促进美德的程度及其所能实现的政权类型对职业划分等级( 《政治学》，卷4、 5、 7)。

亚里士多德还意识到，一个城邦的领土必须要满足某些地缘经济条件。他阐明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城邦对领土的偏好，并论及地缘战略问题，强调地理隔离不仅可以保护城邦免受外部的军事攻击，还能使城邦免受不良影响。国外的革命思想有可能破坏一个本可以维持的政权的稳定性。

博丹的气候理论虽然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但必须被视为原创思想。该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了许多作家，包括弥尔顿、孟德斯鸠[6]和柏克。 《国是六书》 (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第五卷第一章对气候理论做了广泛的阐述。

博丹认为，人们必须考虑每个特定共和国的自然环境，以使联邦的形式适应各地的特性，使人的法律适应自然的法律。统治者只要不这样做，而是“试图使自然服从他们的法令”，就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就有“许多伟大的国家被毁”。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就共同体撰写文章的人没有处理过这个问题”。[7]

博丹坚持人性不变的概念，由于对人类性格的多样性感到困惑，他试图用环境影响来解释缺乏统一性的问题。博丹批评普鲁塔克 (Plutarch) 没有理解为什么不同地区的人们会偏好不同的政权。博丹指出，建筑师努力使其建筑适应能够使用的材料和场地。政治家们必须以建筑师为榜样，而政治结构必须适应既定环境所塑造的人类性格。

我们必须把博丹的观点理解为普遍和谐 ( universal harmony) 哲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人及其劳作不仅必须符合自然秩序，还必须符合整个宇宙的秩序。例如，博丹不仅把气候区域的三分法作为其假设或工作模式，甚至试图将其与人体的生物要素相调和。[8]三分法之所以吸引博丹，是因为它似乎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和谐相处，尤其是行星的秩序。

但必须指出，博丹并不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中唯一的或者说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由气候所决定的特性也可能受到其他影响的修正。他认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是政治学家应该考虑但往往没有考虑的几个因素之一。尽管限定了自然决定生活的能力，博丹仍然是前现代地缘政治学派的倡导者。他教导说，自然不仅限制我们做某些事情的能力，还决定我们做或不做这些事情的意志。

博丹可能是最后一个以这种全面普遍的方式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孟德斯鸠虽然采用了类似的论点，却代表着向现代观点的过渡，他似乎是所谓解放理论的倡导者：人类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渐使自己摆脱了自然的束缚。[9]

亚里士多德和博丹的地缘政治学著作代表着他们的时代，因为他们主要关注自然环境对人类及其政治生活不可避免的、强制性的影响。他们虽然讨论了当今地缘政治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但他们主要关心某种自然科学的特性。换句话说，他们追寻在自然背景中支配人类生活的自然法则，不是道德的自然法则，而是物理的自然法则。因此，他们的地缘政治学致力于成为一门关于实际存在的关系的客观科学，而非关于可能存在的 (或由人调节的) 关系的科学。人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地缘政治学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非道德、非政治的。

现代地缘政治学作家

本节及随后各节意图不在于回顾全部的地缘政治学流派或趋势，本文的研究框架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笔者只想分析现代地缘政治学思想的奠基之作或者批判性最强的著作。

总体而言，当代地缘政治学派不再认为地理环境可以决定现代人的本质，因此，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环境的审慎指示 ( prudential dictates) 上。换句话说，现代地缘政治学家审视世界地图，不是为了发现自然迫使我们去做的事情，而是寻找自然根据我们的偏好建议我们去做的事情。[10]

对现代地缘政治学思想特点的这一概括也许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某些地缘政治学家试图从地图上读出某些强制性的外交政策指令，但他们从来都不只关注地缘政治学本身。他们将地缘政治学与某种思想或理论相结合，更准确地说，是使地缘政治学为某种思想或理论服务。正是与优等民族 ( master race) 、自给自足和扩张的必要性、对抗或传播某种宗教政治福音的必要性相结合，现代地缘政治学才具备了一个决定性的特征。

不过，还是有一条尚未探索的途径来部分复兴过去的理论，即自然至少塑造了人性格的某些方面。这就是荣格 ( C. G. Jung) 和弗洛伊德 ( S. Freud) 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如果证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遗产 ( Psychische Erbmasses) 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世世世代存储在潜意识中的经验而不断丰富，那么集体潜意识也将随着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多种多样。与两千五百年来定居在阳光明媚的外高加索 ( Transcaucasia) 山谷的人相比，世世代代生活在西伯利亚北部恶劣气候中的人，其潜意识中会储存一种不同的心理印象。因此，我们的意识以潜意识为滋生地 ( Nährboden) 并受到我们及祖先地理环境的间接影响。基于这一假设，荣格评论说：

我不确定是否存在这种 (心理倾向) 的遗传“分支”，即由于地方或种族的影响而产生的特殊差别。在我看来，尽管所有的理论偏好都存在相反的观点，但这种差别完全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存在。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它们存在的确凿证据……令我遗憾的是，我无法就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11]

一个真正持有决定论的地缘政治学派，必须接受自然环境在国内外政治中的强制性特征。亚里士多德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特定地理环境下可以实行何种政制的问题，博丹就更是如此。相反，当代地缘政治学拒绝了自然塑造人性格的理论 (而接受了现代人成功使其思想摆脱自然控制的理论)，重点关注地缘经济学对地缘战略及外交政策的影响。即使在所谓的决定论地缘政治学家中，也很少有人关注国家内部的政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关性。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证明，他们很难成为真正的决定论者。

荣格 (前揭) 认为，人总是继承潜意识的特性，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与集体潜意识的联系 ( Verbindung) 变弱，更多的潜意识上升到意识水平。因此，更为正确的做法是，假设当代人的性格不再由自然环境决定，但不否认人性曾由自然塑造。原始人主要由潜意识指引，其思想实际上由自然环境所决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缘政治学不应关注内政。不幸的是，地缘政治学往往与地缘战略学相重叠。地缘政治学应涵盖政治学、政治地理学的所有领域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领域，并且也确实有一些此类的研究。[12]

总的来说，很难对今天的地缘政治学下一个定义。地缘政治学是战争的受害者。从马汉到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再到希特勒和东条英机 (Tojo)，各层级的战略家和扩张主义者都曾利用或滥用过地缘政治学。宣传者和反宣传者 ( antipropagandist) 侵入地缘政治学的领地，为他们充满偏见的观点以及遍布各社会阶层的地理无知进行科学的润色，使他们的工作更加便利。鲜有人意识到，任何地图都只是一张关于特定区域的扭曲图片。人们倾向于把地图作为科学而可靠的文件，把宣传用的地图作为经验性的证据，因为眼见即为“实”的“证据”。[13]“要否认地图的内容，就必须克服对与感官印象相悖的观念的深刻的不信任。”[14]人们已经开发出一种特殊的地图技术，巧妙地将区域变形与彩色阴影结合在一起，标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箭头以吸引人们对某些地点的注意。[15]这种技术本身可能没有错，而且如果读者具有足够的批判意识，它还能让人意识到重要的事实和政治问题。

通过在最为陌生的网格上绘制地图，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在地缘政治学教育方面做了出色的开拓工作。[16]我们已经习惯了墨卡托(Mercator) 投影和以欧美日纬度为中心的地图，但新地图提醒我们，随着地图中心所在位置的改变，世界看起来可能会大不相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同的政治家和国家，对世界地缘政治、地缘战略问题的看法也不同。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地理视角来评估同一问题，每个国家都根据以自己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地图来思考。[17]

不幸的是，在二战中，地缘政治学地图及相应的文本都被纳入国家宣传网络。结果，地缘政治学不再是一门科学，至少在实践和观念中不再是一门科学，“地缘政治学”一词也声名狼藉。[18]自二战以来，许多政治学家不愿再从事地缘政治学研究。 ① 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地缘政治学的真理与谬误，思考错误的根源何在，以及如何避免这些错误。

被误解的地缘政治学家和被滥用的地缘政治学

针对地缘政治学最常见的指控是，它与一种模糊的说法“国家有机体理论”密不可分。这种理论认为，国家的所有组成部分“生长”成为一个拥有“生命”的“身体”。

国家有机体理论是一种关于国家的哲学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形而上学概念。“人类运转的社会组织”可能并不具有青年或老年阶段这一说法尽管可能成立——“因为人作为集体代代相传，后辈不可能在时间上比前辈还古老”[19]——但这与国家有机体理论并无相干。后者认为，国家的“生命”与作为肉体有机体的人没有直接关系。从本质上讲，国家是一种精神或观念，所有国民在精神上都被粘合为有机的“一”——多样性的统一。

国家是一个基于先验精神联盟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并不限于德国，也并不特指黑格尔的思想。它深深扎根于俄罗斯，尤其是霍米亚科夫(A. S. Khomiakov) 的著作。俄罗斯教会 (Soborna Rossiia) 的概念通常指形而上学的国家有机体概念，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真的是有机体，或者，人是否应该根据其内在本性寻求这种有机统一，为实现个人无法达到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当然，这些纯粹是哲学问题，但我们必须记住，许多俄国的、德国的和其他国家的思想家不太可能将形而上学与物理世界分开。他们把经验世界看作精神的物质表达，或是向更高阶段 (所有物质的精神化) 升华的基石。因此，他们假定先验世界的有机统一必然在物质世界中有所反映，或在初生态 (statu nascendi) 中呈现自身。

人们谈论的国家的生死指的都是一种精神现象。这种现象可能与世界舞台上政治单元的出现或消失有关，且可能与经验性的事实无关。对许多俄国人来说，1917年革命意味着祖国的死亡。对于其他俄国人来说，它却标志着祖国的诞生。甚至有人曾尝试正式否认沙皇俄国与共产主义苏联有任何法律联系。实际上，每当从国际法的角度提出承认一个新政权以及国家的形成或灭亡时，潜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验生命 (物质) 与非经验生命 (精神) 之间的关系。

只要我们将这种哲学的国家有机体理论与作为地理生物有机体的国家经验概念结合在一起，或从后者单独推导出前者，我们就会陷入地理和地缘政治学的麻烦之中。[20]美国与欧洲大陆 (尤其是德国和俄罗斯) 之间的哲学距离，加上美国人对一切形而上学思想特有的不信任，导致其对欧洲某些政治著作和地缘政治学著作产生很多误解。

特洛尔奇 ( E. Troeltsch) 指出，德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相互间缺乏了解，这一难题源于“德国的政治、历史和伦理观念体系与西欧和美国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永久性的差异”——尽管“契伦的著作提供了清楚的证据”，证明“德国人与所有国家，尤其是受德国思想影响的北欧的保守派”之间存在着“类同”和“自然血亲”的关系。[21]

仔细研究现代地缘政治学的两位创始人拉采尔 ( Friedrich Ratzel) 和契伦 ( Rudolf Kjellén) 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他们过去和现在遭受的许多批评都站不住脚。他们都没有让个人淹没在一个国家有机体中。拉采尔强调说，在国家这个“最不完美”的有机体中，“人们维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不会像奴隶一样被扔在一边”。他们最多是“牺牲自己的自由意志，有时屈从于国家，有时服务于整体”。民族和国家“都不是有机体的范本”，而是由“道德精神力量”凝聚而成的集合有机体。[22]国家是一个“精神和道德的有机体”。精神上的联系将物理上分离的事物团结在一起，恰恰由于这个原因，生物学的类比并不合适。在精神领域中引领国家有机体的，正是超越其他 (生物) 有机体世界的东西。[23]

人们一直认为，契伦是有机体理论的首恶，他似乎从开始就表明，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他的国家有诞生、成长、老年和死亡。国家也有身体和灵魂，并且服从于生命的法则。但是，尽管契伦使用了有机体理论的词汇，那也仅能得出结论说，契伦是在打比方。对他来说，个人和民族比国家更重要。国家消失，民族还可以幸存，但如果民族灭绝，国家就将“失去复兴的全部希望”。因此，“国家似乎是偶然存在，而民族是真实存在”。但民族，一个凝聚为生命体的存在，甚至也不是国家生命中最重要的因素。契伦得出的结论“在实践中和理论上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国家的生命最终掌握在个人手中”。[24]

倘若契伦将国家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那他就绝不会允许个人保持独立，更不会使国家拥有决定个人生死的权利。契伦的国家从没有过真正独立的生命。它不会靠近黑格尔“世界精神” ( Weltgeist) 或马克思“物质力量”的主权地位，甚至都谈不上试图靠近，其实距离还很远。“我们的有机体理论显示出其优越性，赋予了国家一个自己的目标”，但这一有机体国家的目标与民主国家的目标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即“国家的福利”和“对民众道德倾向的提高”。此外，契伦坚持认为，国家追求国民福祉的权力不应是无限的，而应当限于使“个人拥有与其品性 ( Persönlichkeitzweck) 相适合的目标”。[25]

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契伦信奉平等主义民主制。相反，他青睐一个分等级的精英社会。正如古典政治哲学和中世纪政治哲学所主张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义务高于权利。魏特夫 ( Karl A. Wittfogel)给契伦贴上法西斯主义先驱的标签，但契伦是理性主义者，其民族主义并不出格。

我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契伦坚持认为国家“不同于其各部分的总和”，国家是一种品格，“一种有自己的生命的真正品格，而不是个人的集团”，但他并不把国家看作一种有机生物地理意义上的机体。他不希望将国家视为“抽象物”，但是他的理论没有超出中世纪流行的有机体类比。他的主要兴趣是对抗当时流行的法律主义( legalistic) 国家概念，后者只将国家概念作为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条款的总和。“简而言之，契伦不是把国家看作法律机体，而是视为权力。”[26]

法国历史地理学家费夫尔 ( Lucien Febvre) 是一位充满活力的拉采尔评论者，写作颇有契伦和拉采尔的风采，尤其是后者。他的评论很有趣：

对我们来说，现代世界的大国表现出实际的历史品格和道德品格。它们有自己内在的生命、自己的性格、物理个体性、外在形状和物质特征。这些特点是如此鲜明和熟悉，我们绝不会把它们想成别的样子。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外形具有某种永恒的必要性。[27]

契伦认为，对于国内国际事务的务实 ( “物质主义”) 思考乃是成熟和现实主义的标志，但他拒绝任何基于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国家目的论，认为二者强调“是”但损害了“应该”。契伦主张现代的国家概念和除法学以外的政治学，也主张卢梭的“重返自然”,摆脱对国家品格抽象的、虚构的观念，回到国家“地理品格”所体现的自然，以及“健康的本能的生命”中的人性。[28]契伦并非1914年前中欧的“进步保守派”，后者的观念早于但并未完全脱离俾斯麦或波别多诺斯采夫 ( Pobedonostsev) 的世界观。

在契伦时代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自然地理环境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场运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兴起。一些修正主义者，比如考茨基的追随者格拉芙( Georg E. Graf) 认为，马克思专注于社会、哲学、经济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却忽视了作为所有生命物质基础的自然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主义需要用地缘政治学理论来补充完善。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者则转向自然环境以削弱法律条文的重要性，同时为其非物质主义的政治理论提供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同的经验基础。然而，他们都没有超越孟德斯鸠所复兴的地理唯物主义 ( 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

契伦准有机体 ( quasi-organic) 理论的目的，在于表明国家不是死的法律条文，而是不断变化的有生命的共同体，领土、人类和民族在其中相互作用。国家生命的变化、国家组成要素间的关系变迁都可以视为国家健康、成长、衰落甚至死亡的迹象。[29]但是，个人绝不会因为国家或民族被牺牲或同化。个人的目标会受到尊重，最终决定国家命运的恰恰是个人的意志。

地缘政治学和地理决定论。[30]毫无疑问，有一种巨大危险：地缘政治学，更确切地说基于地缘政治学的政治，可能导致人们接受地理决定论。拉采尔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这一点：

国家统一的唯一物质要素是其领土。因此，人们受到强烈的诱惑将国家领土作为政治组织的主要根基，仿佛领土能迫使一直散乱的人团结起来。[31]

地缘政治学旨在促使政治家关注地理 (政治中经常被忽视的因素)。但是，如果不将地缘政治学知识与其他政治知识整合在一起，而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试图使其他所有因素臣服于地理因素，场景必然会被扭曲。

必须记住，在“地缘政治学”的多种含义中，契伦支持最狭义的定义：

地缘政治学是研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空间现象的国家，即土地、领土、地区以及最为意味深长的帝国。 ( Der Staat als Lebensform, ibid., p. 46)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学是从位置 (地形政治)、形式(形态政治) 和地区 (自然法则政治) 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它仍然只是契伦综合政治学体系中的五个政治学领域之一。另外四个是人口政治学、经济政治学、社会政治学和权力政治学。[32]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在地缘政治学中被放大， ① 成为政治中的决定性力量。

法国地缘政治学家安塞尔 ( Jacques Ancel) 认为，法国地缘政治学派避开了环境决定论的陷阱，这是因为开创者布拉什 ( Vidal de la Blache) 某种意义上成功地平衡了地理事实与人的意志和主动性。

尽管人文地理的第一课是向拉采尔学习，但由于其创始人布拉什才华横溢，法国地理学派才没有沉迷于自然地理。布拉什尊重德国科学，但他使人们摆脱了过于严重的宿命论。在论述地理事实的决定性时，对于人的意志和主动性，布拉什比德国人留出的空间要更大。对他来说，自然不是全部。[33]

安塞尔的德国同事毛尔 ( Otto Maull) 也认为，地缘政治学家必须将人视为自由的行动者 (安塞尔对其所谓的决定论提出批评):

但是，(地缘政治学) 与环境的这种联系从来不是决定性的，甚至不是最终的、最重要的地理因素。[34]

毛尔认为，人类与环境的传统关系今天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类已经成功地征服空间，现在又成功地克服了自然界的许多敌对要素；人学会了如何利用环境提供的机会，如何规避自然造成的灾祸。

因此，地缘政治学不可能不考虑人就去考虑世界。只有凭靠其最高的精神形式和人格，即康德所谓的“摆脱自然机制的自由独立”，人类才是积极的决定性的因素。 (同上，页54-55)

就契伦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政治哲学概念，他的地缘政治学都不意味着地理决定论和/或地理区域是有机体的概念。[35]实际上，我们看到，契伦的“政治不道德”强调权力斗争而贬低道德法律的作用，恰恰因为他认为政治由人及其激情所主导。契伦认为，战争、扩张和违反国际法的根本原因不在人类外部的致命且决定性的力量，而在于人类、民族及其领导人的意志和自保动机。[36]

契伦的“政治不道德”有其合理之处。契伦没有否认民族和国家对合理性表现出的基本倾向，并认为这一趋势正推动国际关系向更高的道德标准发展。现实主义的国家概念不仅要考虑国家的道德、理性和法律框架，还要考虑国家的真实生活所体现出的“有机驱动力”，即其国民的本能、不道德或非道德的冲动。德国人的“事急顾不得法律” ( Not kennt kein Gebot)，美国人的“无论对错，祖国就是祖国” (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这些都不是行为的法律准则或道德准则，但在国内国际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却不容忽视。

契伦坚持认为，法律本身不能决定政治，但他也没有用地理决定论取代法律决定论。对契伦并非不能批评，但这些批评往往没有切中要害。他的错误不在于认为人受环境或有机体国家主导，而在于夸大了人的自由。具体来说，他认为，人和民族以他人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是自然的。契伦的追随者则得出结论说，这种本能是自然的，也必然是好的。

对契伦的第二点合理批评是他无条件地接受一个前提，即自给自足(Autarky) 是好的和必要的。生存空间 (Lebensraum) 的概念与这一前提密切相关。同样，“自然边界” (natural frontier) 的概念取决于是否自给自足就是既定目标。在现代，自给自足是无法实现的幻想，只会导致国家间的冲突。自给自足假定了国际经济合作既不可能也不可欲，因此，相互依赖相当危险。自给自足促使人们相信，国家能够且应该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政治“有机体”。无论从战略必要性来讲，还是基于契伦的思想，这一主张都合情合理。它似乎是基于旧有的道德观念，后者又可追溯至古老的重农派 (pro-agrarian) 和自然经济偏见。[37]

总的来说，我们应就地理决定论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关于这一主题的许多讨论和争议都没有努力去弄清楚地理所决定的对象——人的意志或行为。一方面，前现代地缘政治学家 (亚里士多德和博丹)倾向于强调环境决定人的性格，但没有说得非常绝对。一些当代作家基于某些心理、生理-生态学数据得出相同的结论，[38]一些地理历史理论与历史决定论相结合的理论也是如此。[39]另一方面，从人类行为角度思考决定论的人认为，环境不会削弱人类的意志，但在某些情况下会消除所有可能的行动选项。对环境决定行动这一概念的评估，取决于我们对一个更宽泛问题的看法，即所谓的必然王国在人类生活中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和决定性。人在多大程度上受个人生存和种族生存欲望的驱动；生存斗争意味着什么，即在什么节点上人确实只有一条道路，而其他所有道路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物种灭绝。

当思考环境因素与人类生存可能性的关系时，时间因素变得非常重要。人们对地理决定论的含义经常会产生误解，因为它没有说明将环境作为决定行动的要素需要多长时间，几天、几年或几个世纪。环境屏障的重要性大小与我们发展技术搜集克服障碍手段的期限有关。特定自然因素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比如台风、寒冬或冰河期，而与这一后果的“时间距离” (time distance) 往往是决定性因素。一个要素可能会决定我们今天的生活，但明天我们也许就能控制住它。

正是由于对环境与生存的关系有着不同理解，有苏联学者对“资产阶级地缘政治学”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40]其中很大一部分攻击显然是宣传，但其中也有实质性的意见分歧。 ① 例如，他们抨击所谓的马尔萨斯主义者 ( Malthusianist)，还把沃格特 ( William Vogt) 的《生存之路》 ( Road to Survival) 看作最经典的地理决定论范例。沃格特认为，某些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无法养活更多的人”，因此，“我们没有出路”，要么降低出生率 (沃格特认为死亡率的降低是“最大的悲剧”)，要么“数百万人死于饥饿”。[41]但对东欧同行来说，这是胡说八道，他们认为环境没有强迫人类采取限制出生率的政策，他们已经树立了榜样来证明自己的观点。[42]

这让我们得出第二点意见，即地理决定论不是一个自立自足( self-contained) 的问题。在物理学和哲学的意义上，地理决定论只代表着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抗 (思维与物质的对抗)。[43]如果其最终的目的论意义得以实现，那么毫无疑问， ① 关于地理决定论的许多言论都会被修改或撤销。[44]不幸的是，知识的碎片化、研究领域的隔离、哲学与物理学及社会学的脱离，种种趋势都使人们很难就某些普遍性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政治与地缘政治学

审视周围环境时，我们总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人们无法谈论从周围环境中抽象出来的环境。哈茨霍恩 ( Hartshorne) 曾指出，所谓的自然地理区域本身并不自然，顶多相对于人及其主观视角来说是自然的。

针对蚊子的“自然区域”地图或“仅基于自然元素的区域”地图将完全不同于针对红杉的地图，但这种划分必然怀有某些别有用心的关切。毋庸置疑，地理学家做的所有此类划分都指向人的视角，涉及的是作为人的自然。[45]

说人作为人不同于其他物种，对环境有一种特殊的、人类的看法和视角，这不会造成很大的困难。但对于人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人们则有着各式各样科学的、哲学的和目的论的观点，因此，对环境的解释也就千差万别。随着被围绕单元 ( environed unit) 自身形象的变化，周围环境的形象也随之变化。只要我们讨论宽泛的自然地理概念，如气候区或植被区，差异就可以最小化，即使对这些区域的定义依据的是观察者及其习惯和需要。不过，一旦提及与政治相关的问题，人们就很难达成一致。

我们谈论自然区域及其界限 ( “边界”)，这不会引起太多争议。但所谓的国家自然边界则会引起争议，尽管这些边界本质上同自然区域一样自然。国家边界与一个人的文化遗产和政治信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人们无法基于含混的人类普遍一致性来接受国家边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单元的边界无法得到某种普遍人类原则(根据客观地感知到的人性，在这种意义上说是自然的) 的支持，它将始终停留在政治领域，并且是妥协的结果。政治性本质上充满争议，因此不是自然的，更确切地说，不可能所有人都承认它是自然的。

在一些地缘政治学著作中，最大的错误是主张通过诉诸非政治和非道德——即外部自然、非人世界的自然——来解决政治和道德问题。“自然”一词有两种不同意义的用法：首先，符合人类道德本质和目的论；第二，符合作为物理世界的自然及其秩序和法则。这使人们更容易感到困惑，也有助于某些人进行欺骗——也许是有意的欺诈。动物的、植物的、地质的、地形的或任何其他世界的自然，都无法替代人类世界的自然。甚至人作为肉体存在的自然也不能与人作为精神存在的自然相混淆——即便我们相信宇宙不是混沌，并相信在所有物质元素和非物质元素中存在一种最终的和谐与秩序，而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念以及所有有神论哲学的教诲。

有些人依靠自然人类学特征 (如肤色) 来支撑其固有的道德决定。同样，地缘政治学家也经常编排现实世界的事实和法律，以便为政治要求、政治观念提供证明和支持。这可能会导致令人绝望的自相矛盾，一个在精神上与“自然边界”类似的概念——“和谐国家” ( harmonic state) 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在思考国家区域的“和谐”或“不和谐”特性时，人们应采取科学的程序，同时要有最大的自由度。匈牙利被剥夺它以前所拥有的周边领土后，就表现为不和谐 (或非有机体) 的形式。有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的学生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周边地区应重归匈牙利。但这在逻辑上必然表明，比利时应从法国或德国获得更多的耕地，荷兰的领土应延伸到莱茵兰，反之亦然。依此类推，除非重绘整个世界的地图，否则人们找不到几个真正“和谐”的国家 (如果有的话)。[46]

在哈茨霍恩写下这些敏锐的观察几年后，匈牙利人成功实现了修正主义者的部分主张，并近乎建立起他们所认为的和谐国家区域。但随后，他们的邻国开始了地缘政治性的竞争。从匈牙利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抱负来看，这是一个和谐的地缘政治学区域，但在不同的文化及其抱负的棱镜中，它又相当不和谐。罗马尼亚人争论说，创造统一与和谐的是语言和情感上的联系，而不是自然地理因素，这非常符合契伦学说的精神。罗马尼亚作家明确否认喀尔巴阡山脉是一道自然边界。他们坚持认为，即使多瑙河流域可以构成地理单位，也不能就此认为它必然构成了政治单位。民族性考虑所要求的划分不同于地理的和战略的边界。[47]一座山峰和一道分水岭并不会破坏喀尔巴阡山脉两侧罗马尼亚农民的团结与和谐。匈牙利地缘政治学寻求自然经济地理事实的支持，罗马尼亚人的地缘政治学则是基于文化人类学地理——当然，只是他们所解释的文化人类学地理。

只有达成某些基本的、普遍接受的协议，人们才能设想地缘政治学的和谐国家及自然边界。也就是说，人们首先必须达成必要的政治共识，做出决定，然后才会有 (或者说才开始考虑) 自然的或自然和谐的事情。自然观念或自然法则是一个自然秩序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没有自然观念或自然法则，政治体中就不会有自然。真正的自然只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东西，或者说源于所有人共同的东西。

人们有时尝试颠倒这一程序 (尽管完全站不住脚)，坚持认为自然 (物理世界的事实) 偏爱某一种政治选择。换句话说，环境的自然优先于政治和道德并取而代之。自然世界承担起人类世界的角色，通过将人类世界简化为物理机械，政治被去政治化，道德被中立化。列宁提出“科学唯物主义”，他说政府和政治必须让位于“对事物的管理”，因此一些地缘政治学家试图将地缘政治学的问题转移到科学地缘管理的领域。边界问题的政治层面被看作纯粹的技术经验问题，如边界的标记。所有这些尝试不过是倒退为地理唯物主义和前现代地缘政治学，把人看作自然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看作历史的创造者。[48]

未能给予政治和道德应有的地位，这似乎不仅是因为一种错误的经验主义和科学主义，而且是官僚阶层风气的结果，尤其是在德国。

官僚思想的基本趋势是将全部政治问题变成行政问题。结果，德国政治学史中的大多数政治书籍实际上都是关于行政管理的论文……公务员看不到所制定的每一条法律背后都有……世界观。[49]

自然边界及和谐国家区域都是理想，是社会认为应该去实现的目标，因为这是其使命或思想的一部分 (或条件)。[50]其概念源于特定社会的目的论并随之而变化。根据“昭昭天命” ( Manifest Destiny),美国的自然边界是太平洋海岸。后来，在“新昭昭天命”的符咒中，美国的自然边界延伸到太平洋中间甚至更远的地方，美国人肩负的任务是保护“棕色皮肤的小兄弟”，使他们改变信仰并文明化。当被界定为“自然”时，边界的称呼通常是错的，因为它们表达的其实是某个特定社会 (民族) 的希望及其特定理想。这种理想并没有得到其他社会的认可，并且经常与其他社会的理想发生冲突。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极少有两个国家一致同意他们的共同边界是公正的，符合两国的相互利益，并代表着其民族抱负或使命的理想限度。

某种意义上说，自然边界的概念最终是自相矛盾的。好的自然边界只能是一种世界社会理想的表达：一种将所有人限定在理想界限的观念。它不可能是将人与人分开的界限。因此，伴随着建立最终自然边界的，是取消全部现有的边界。借用黑格尔的说法(这可能会使一些读者恼火)，国界是国家观念相互间辩证法的一种表达；每个国界都是半自然的，都代表正题与反题。自然边界的概念超越了这一辩证阶段。它属于将人类提升到一个无边界世界的合题 ( synthesis) 。

自然边界的观念是否能与一种原子式的、自由放任的社会观念兼容，这值得怀疑。守夜人式的国家不会引导社会向积极的共同目标和理想迈进。它只是帮助个人追求民众的目标和理想。在美国，所谓的程序民主似乎占据优势 (自然法学派主张“实质民主”)，自然边界的概念立即招致人们的怀疑，因为“自然”这一关键词暗示着某种统一性，暗示着在道德哲学领域为了最高的普遍目标使所有人都承担义务。它甚至还暗含着寻求在国家和 (或) 整个人类中实现有机统一的想法。程序民主强调摆脱式的自由：“自然”一词只与自由相关，也就是说，摆脱任何自然目标和义务的自由，只尊重自由本身。

地理学家与政治学家

地缘政治学的批评者某种程度上也将政治简化为自然 (即自然地理)。显然出于一种误入歧途的欲望，一些批评者将讨论限定为严格“科学”“客观”(所谓的价值无涉) 的范畴，猛烈抨击各种地缘政治学著作，好像这些著作的全部过错都在地理方面。实际上，真正应反对的是鼓舞这些著作的世界观。豪斯霍弗 (更不用说契伦和拉采尔) 反复被指控为彻头彻尾的地理决定论者，但他并不是。豪斯霍弗的地理数据和知识有时会有问题，但真正的问题是政治道德问题，而不是地理问题。沃尔什 ( Edmund A. Walsh) 说得非常正确，豪斯霍弗强调道德问题。在沃尔什看来，豪斯霍弗的著作“包含着约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的真理”，但与此同时，这些著作的政治思想和结论却无法让人接受。[51]

地理与政治这两类概念及知识必然在地缘政治学、[52] 政治地理学中共存。这就提出了对政治学家的地理学教育和对地理学家的政治教育问题。地理学家鲍曼 ( Isaiah Bowman ) 和政治学家斯皮克曼( Nicholas John Spykman) 之间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两个学科相互间的教育和理解。两人对美欧的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2年初，斯皮克曼发表了《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这本书声称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最基本问题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并“从地理和权力政治的角度对美国立场进行分析”。这本书为作者赢得了“美国的豪斯霍弗”之号，但不是凭借它处理的主题，而是凭借它代表的精神。实际上，与豪斯霍弗笔下的任何作品相比，《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都更像一个道德荒原。斯皮克曼明确支持一种无视道德原则的政策：

实施外交政策的政治家可以关注正义、公平和宽容，只要这些有助于或不妨碍实现其权力目标。这些价值可以用作追求权力的道义依据，但是一旦其应用会造成弱点，就必须将其丢弃。追求权力不是为了实现道德价值，相反，道德价值是为了便于获得权力。[53]

读了这段话后，魏格特 ( Hans Weigert) 指出，“这是毁灭和虚无的声音” 。[54]厄尔 ( Edward Mead Earle) 评论说：

俾斯麦不会走这么远，认为道德是无法确知之事。这主要是因为1890—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遵循的是斯皮克曼式的论题，即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已陷入目前令人难过的状态。[55]

这本书出版后，鲍曼开始写作，一些书评可能使他有了其他的想法。鲍曼似乎并没有充分领会斯皮克曼所提倡的权力政治和战略最终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代价。鲍曼激情洋溢地称赞斯皮克曼的书，并建议读者阅读其他一些著作，尤其是富勒顿 ( Morton Fullerton) 的《权力问题》 ( Problems of Power)，因为“富勒顿的书……以类似的方式处理了斯皮克曼的主题”, “斯皮克曼教授拿起富勒顿的火炬并将之发扬光大”。鲍曼认为，“基于美德和公共价值，应该有不少于100万美国家庭阅读《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 ”, “在今后20年中”所有的政府决策者每年都应把这本书读一遍。[56]

在斯皮克曼的书和鲍曼的热情支持引发强烈抗议后，鲍曼才意识到斯皮克曼思想的真实含义和“精神倾向”。[57]鲍曼声称但是在捍卫美国地理的荣誉，但实际上做了非常个人化的辩护。[58]他彻底改变立场，全面谴责权力政治，却没提及《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及其评论。对于自己几个月前所盛赞的富勒顿、斯皮克曼书中的政治哲学，鲍曼竭尽全力进行了驳斥。他义正辞严地指出，过往的记录表明自己与那些把正义而非强权作为世界秩序基础的人站在一起。[59]

鲍曼对不道德政治类型的临时背书不是由于他的世界观，而是源于对政治哲学根本问题的误解。斯皮克曼作为受过良好培训的政治学家，完全明白自己在主张什么。[60]他的地缘权力政治是他对当时曾支持的国际联盟感到失望的反应，反映了一种特定的人性概念，即人性是什么以及如何对人性进行政治“驯服”。[61]既然斯皮克曼知道他想要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我们就没必要质疑他在这一点上的对错。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考虑到其权力政治，斯皮克曼地缘政治学中错得离谱的是“地理” (geo)。地理学家指出，在斯皮克曼的著作中，“制图之生涩”出人意料，[62]这至少是“其主张夸大其辞”的部分原因。[63]更有甚者，对于一些要讨论的国家，斯皮克曼似乎并不熟悉其基本的地理数据。[64]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他提议的政策并不适用于实现他所关注的权力目标。在1942年底的书中，厄尔预言说：

如果听从斯皮克曼关于欧洲和远东的建议，其逻辑后果可能就是，我们将摆脱德日同盟，但会受到俄中联盟更危险、更强大的威胁。实际上，斯皮克曼推荐的战略有可能被证明不会确保权力的平衡，只会使我们失去衬衫和灵魂。[65]

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

我们在讨论鲍曼和斯皮克曼时指出，为了建设性和批判性地研究地理学和政治学交叉重叠的知识领域，两个方面都必须做出努力。双方必须建立连接地理学和政治学的桥梁。双方都最了解己方堤岸和浅滩的优劣。可以肯定，这座桥梁必须柔韧而不僵化，因为研究领域之间的边界像河床一样多变且难以固定。

现阶段要给地缘政治学下一个定义很困难，也为时过早。困难是因为没有公认的地理学定义，可是，政治学家很少尝试界定其研究领域，情况似乎也没有变得更糟。为时过早是因为地缘政治学最终就是地缘政治学家的工作，但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他们做的事情并不多。

地理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这一概念在不同国家以及国家内部存在着巨大差异。在某些国家如苏联，它通常被视为一门物理学，尽管有时会有不同意见。在美国，地理学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更倾向于后者。总的来说，对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是一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及这种经济发展所面临或造成的问题。地理学对政府和社会的需求做出响应，反之，政府和社会的需求也会回应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因此，地理学家会谈到地理学思想与地理环境的关系。[66]

政治地理学家最近 (尤其是在美国) 不断进取并扩大了兴趣范围和研究领域，而政治学家则不仅半途而废，还向后退缩并放弃了地缘政治学研究。部分原因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已变得声名狼藉，另一部分原因是政治地理学成功霸占了全部领域。[67]这也源于某些地理学家的态度。

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地理学家将其他学科中擅自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者视为侵入者。[68]

政治地理学家也意识到，他们往往不得不寻找或使用某些新的政治概念和思想。他们承认，要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的训练准备还不够。[69]

尽管如此，权且给地缘政治学作如下定义可能有助于讨论。地缘政治学是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其研究内容是：(1) 政治与空间的关系；(2) 政治与地球及 (构成人类地理学主题的) 文化因素的关系 (政治依赖于地球及文化因素，并反过来对后者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地缘政治学”一词本身从词源上暗示：地理的政治学 (即政治学而非地理学)，即从地理的角度进行解释分析的政治学。作为一门中间 (或附属) 学科，地缘政治学没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只能从地理学和政治学及其相互关系来界定。

对于地理学本身是否可以合理地要求自己的研究领域，一些地理学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现象的关系及分布的科学，而现象的本质是许多学科的研究主题。也就是说，一切都可以从地理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没有什么可以视作地理学专有的研究对象。在地理学方法论的讨论中，分布学 (或空间学) 学派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些人坚持认为地理学有定义明确的主题 (地理区域和地区)，并对这一主题的性质进行研究，但分布学 ( chorological) 学者认为，这些人必然极大地限制地理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他们没有看到这恰恰不是大部分地理学家在做的事情。[70]

地缘政治学不能局限于研究人与地球关系的政治层面或政治后果，因为这会表明，“地” ( geo) 代表了地质学或19世纪的地理学，而不是现代地理学。人们认为 (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现代地理学关注“自然”或功能区域差异、空间分布以及各种现象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多数是文化性的，往往与地球的关系比较遥远。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只能被视为政治活动的舞台。相反，地缘政治学必须既是空间的又是环境的。工业化、 “人类对自然的掌控”以及“航空时代”的到来，激发出新的地理思考和地缘政治学思想。不过，我认为，在做政策选择 ( selection of policies) 时，我们不认为环境比空间更重要。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地理心理 ( geo-psychical) 因素始终在发挥作用，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权力手段，尤其是根植于历史遗产的此类因素。

此外，考虑到政策选择以及特定社会政治单位制定政策的方式，我们必须记住，每种政治哲学都包含关于人与自然的合适关系的哲学概念。无论多么曲折幽远，这种概念总会影响到社会的价值观，进而影响到日常的政治决策。[71]

权力分析关注的是实现已知目标的手段问题，也就是说它关乎政治较低的第二层级——政策的执行。政治较高的第一层级主要是政策选择。当然，政策选择可以通过可用的手段来修正，但目的的选择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先于手段的概念。基本政策的选择与衍生政策不同，它不是根据权力分析，相反，权力分析根据的是政策选择。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接受五花八门霍布斯式的机制和感觉论 ( sensationalist) “哲学”，并像斯皮克曼那样认为我们实际上不具有道德本性，认为我们的行为已经预先被决定。的确，我们的直觉和驱动力决定了被视为由道德决定的东西，尤其不可遏制的权力和统治欲望 ( libido dominandi)，但这种哲学无法解释禁欲主义、自我克制和牺牲的传统。牺牲自己有时甚至能克服身体自我保护的本能。[72]

同时，价值体系和优先事项，即一个国家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氛围，反过来又会受到别尔嘉耶夫 (Nicholas Berdyaev) 所说的精神地理学的影响。[73]精神地理是特定人群与其自然地理环境之间密切接触的长期历史经验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政治影响。因此，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操作方案如下：在研究例如鲁里塔尼亚 ( Ruritania) 的地缘政治时，我们必须探求两个主题。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对鲁里塔尼亚政治的客观影响，“自然”环境和空间关系给鲁里塔尼亚政府带来的现实限制和机遇；其次，要研究地理学对鲁里塔尼亚政治的主观影响，鲁里塔尼亚人如何看待自然环境和环境，反之则是查看鲁里塔尼亚人看待整个世界并形成其世界观的“地理棱镜”。

基于此，我们必须指出，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在方法或研究领域方面没有任何根本区别，至少对当今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治地理学来说是如此。

人们曾尝试在方法论上区分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但没有也无法取得成功……以政治地理学为名的研究大多是在德国进行，以地缘政治学为名的研究往往是在英、法和北美，但名称各不相同，如人文地理、社会地理、经济地理或社会科学政治学的统称。[74]

重复一句老话：政治地理学是静态科学而地缘政治学是动态科学，预言未来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或者说地缘政治学是实用的政治地理学。这简直是无视政治地理学最近三十年的发展趋势。契伦在世纪之交的主张已经有些过时，即政治地理学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地缘政治学则试图研究“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后者属于“与人类有关的科学、心理学、人种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因此，“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 (作为其人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地理学转移到了政治学 (研究准地缘政治学)”。[75]契论认为，地理学家是 (政治) 地区的学生，政治学家是过程的学生，但二者的区别在今天甚至已不成立。[76]有地理学家热衷于“把地理学作为动态空间关系的地区过程模式的科学”。[77]

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之间唯一真正的区别，在于关注的重点。[78]作为地理学的政治地理学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地理现象上，做政治解释并研究地理现象的政治层面。相反，作为政治学的地缘政治学倾向于将重点放在政治现象上，试图对政治现象做出地理解释并研究政治现象的地理层面。但是，考虑到美国政治地理学家最新的兴趣和方法，这种区分也并非完全合理。我们可以说，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在美国已经相互交融，难分彼此。

美国地缘政治学著作

要将美国地缘政治学的起源与发展关联起来，需要另外进行研究。但是，如果不概述美国地缘政治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和趋势以及基本书目，以便希望进一步研究该主题的人能得到些指引，本文难免失于片面。关于美国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和分支有下述说法，这些说法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学。

影响美国地缘政治学发展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战略著作、环境历史著作和政治地理著作。每种类型都不是关注地缘政治学本身，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或偏离到政治学以外的问题。它们所处理、收集的地缘政治学材料和思想，也都没有经过系统的检验和方法论上的整合。因此，说什么美国地缘政治学派并不完全准确。

在这三种类型中，战略著作最容易被等同为政治，尽管它只是政治的一种，即当前的外交事务和所谓的大国政治。因此，人们普遍把地缘政治学与地缘战略、战争、战备或密谋联系起来，有时将二者等同。战略著作在美国地缘政治学诞生之初就具有最古老的影响力，但其水平在地缘政治学著作中水平也最为参差不齐。

首先，这些著作的起源必然会回溯到马汉将军著作中的“新昭昭天命” 。[79]荷马李 ( Homer Lea) 、[80]米切尔 ( William Mitchell) 将军、斯皮克曼、[81]雷纳 ( George T. Renner)[82]和塞维斯基 ( Alexander P. de Seversky)[83]，这些人都是美国地缘政治学这一分支的继任者，即便对其中一些人影响更大的是地缘政治学而非马汉。同马汉一样，他们为某种具体的政策战略辩护，认为鉴于地理因素、国际政治的发展和军事技术，这些政策都是当务之急。[84]

米切尔将军是空军中不知疲倦的十字军战士。与荷马李一样，他深信通过夺取太平洋的战略要地可以实现对世界的统治。太平洋对米切尔将军来说就是“心脏地带”，他说“谁统治阿拉斯加，谁就统治了世界”。也与荷马李一样，他曾预言日本人会进攻美国，并在1936年说到日本人“不会礼貌地宣战”，而是“在一个安静的星期天早晨”袭击珍珠港。还与荷马李一样，他认为通过仲裁实现和平的想法很荒谬，和平只能“通过空军而非仲裁”来实现。必须指出，米切尔将军不是帝国主义者，也不主张军事统治或精英统治。[85]

斯普劳特是马汉和海军力量的信徒，也是唯一始终对地缘政治学问题感兴趣的美国政治学家。他主要从国家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看待地理因素。但是，与大多数地缘战略学家不同，斯普劳特的方法是分析性的，本质上更为笼统。[86]

麦金德爵士的美国追随者介乎战略家与环境历史学家之间。 ③ 与马汉的著作一样，麦金德[87]及其学生的一些著作关注帝国建立传统中的大战略。另一些则更有环境历史倾向，尽管全球政治问题仍然是其关注的焦点。[88]斯蒂芬森 (Vilhjalmur Stefansson) 的著作也属于这种地缘政治学的中间类型。从某种意义上说， ① 他们是扩张主义者，并且对大战略感兴趣。但斯蒂芬森远非马汉学派的帝国主义者，也不是对人类发展理论感兴趣的环境历史学家。他首先是代表北方地区的十字军战士。但人们很难相信，他为“帝国北进事业”提出的政治、经济或战略论点真是他的驱动力，无论这些论点本身多么有效。归根结底，他对“友好北极”的热爱促使他成为探险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那是一种源自梭罗或缪尔 (John Muir) 传统的对自然的热爱。[89]

战略地缘政治学与环境历史地缘政治学的区别在于，地理因素与政治的关系在前者中相对更为直接。基于某些已知的政治目标，战略地缘政治学会评估空间要素、原料和人口分布、战略路线以及与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相关的其他类似因素。他们将“地理”因素视为政治目标的外部因素，视为明确可识别的因素，并根据其促进或阻碍实现特定政策的能力客观地加以衡量。

在环境历史地缘政治学中，把地理因素分离出来要困难得多。在研究自然地理环境的印记时，它更关注地理对于政治的长期和间接影响，而不是当下的影响。由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某些不可思议的无形因素的评估，环境历史地缘政治学必然会更多地依赖于假设、人性的概念、个人的解释以及各种历史政治理论。

在美国，关于对政治进行环境历史的解释，历史地理学家特纳(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90]和西普尔 ( Ellen Churchill Semple)[91]的著作是最初的重要刺激。西普尔是拉采尔的学生，今天几乎被彻底遗忘。美国地理学家似乎把她当作一位埋在家族墓穴中的前辈，坟上的大理石板上还刻有金字。但是，他们尽可能不去提她，担心关于过去的罪恶记忆死灰复燃，怕一份尘封多年的关于某种“影响力”的论文重新带来罪恶感。特纳则相反，他论及美国 (但不仅是美国) 的过去和现在的论文仍是许多地缘政治学解释的灵感之源。他使空间地缘政治学与环境地缘政治学得以结合。马林 (James C. Malin) 将特纳关于开放空间与封闭空间的讨论应用于现代航空时代的全球政治问题。[92]

在环境历史学派的美国学者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亨廷顿 ( Ellsworth Huntington) 。[93]他的影响力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尽管仍然受到某些人推崇，但他的书有可能像西普尔的一样被人遗忘。无论对错，其著作中有太多的内容让人想到巴克 ( Henry T. Buckle)[94]、梅奇尼科夫 ( L. Metchnikoff)[95]或孟德斯鸠，使他们的论点很对今天的口味。但亨廷顿斯的许多假设与当今东西方珍视的价值观念和哲学背道而驰。这些假设是如此广泛和深远，很难对其进行系统、科学的探究，以至于无法证真或证伪。就后者而言，亨廷顿确实与汤因比[96]的著作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魏特夫的作品在性质上有些相似，却有着不同的解释。[97]亨廷顿更像地理历史学家，在广阔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观察环境 (尤其是气候) 与人类生态学、生物学的关系，而魏特夫更像经济政治学家，致力于研究地理历史，寻求对某些政府的政治管理体系的成长传播做出解释。究其本质，魏特夫所做的，是运用其丰富的知识来发展他在黑格尔、马克思著作中发现的批判性思想。他要解决的问题与亨廷顿、汤因比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因此尽管有大量引用文献，其结论偶尔也会受到挑战。[98]

最后，我们必须在这里提一下拉铁摩尔 ( Owen Lattimore) 。在为环境历史地缘政治学做出贡献的当代美国人中，拉铁摩尔也许是最重要的人物。[99]拉铁摩尔的学术研究范围广泛，但并未致力于证明宏大的设想。他的研究只限于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 (主要是蒙古及其边区)，不仅对中国北方边境的事态发展提供了精彩的历史解释，还为其他时代和地区提供了精神食粮。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可以从拉铁摩尔身上学到很多东西。[100]从现有环境经济状况的角度，来研究文化政治边界的稳定性和流动性，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应用于许多地区，特别是政治上没有组织起来的欠发达地区 (如非洲)。在那些地区，市场对当地自然资源有着巨大需求，这使得迅速发展的区域经济增长中心产生了新的向心力。古老的历史融合模式在这种影响下要么衰弱，要么迅速消失。

在一些不发达地区，通过原料商品迅速增加权力和声望，这种欲望和压力普遍存在，以至于 (容易获取和交易的) 自然财富的分布可以对新政治文化中心的出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地缘政治学的政治地理分支可以说是美国政治地理学派的边际产品。与美国人类学学派不同，美国政治地理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对一战及其后和平会议的参与。其间，地理学家担任政府顾问，更加意识到他们的研究领域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知识在政治家实务和政治教育中能够且应该发挥的作用。[101]由于政治最初对美国地理学家提出的挑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政治地理学作为“国家间地理”最初主要是“国家间政治”的复制品或附属。自然地理学也对所谓的自然地区进行比较研究，而政治地理学则专门研究由国家主权限定的政治地区。

但是，关注的焦点很快从国家间政治的外围 (通常是法律，例如国际法专家和地理学家共同研究边界纠纷) 问题转移开来。政治学家用“民族间政治”代替“国家间政治”，并转向深入研究国际关系的条件和动机。与之相同，地理学家不再将国家视为政治上同质 (尽管文化上不一定) 的地区，开始分析绘制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国家边界内复杂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政治地理学最初是改良的区域地理学，其研究的对象是区域关系和主权政治单位的分化。后来，美国政治地理学结合了区域方法和系统方法，逐渐从政治现象阶梯的顶端下沉至底层，开始分析国家及其领土中特定的、与政治相关的地理层面、要素和特性。[102]

但是，这种形态学 ( morphological) ① 方法倾向于提供大量数据，而不是一体化的知识体系。因此，美国政治地理学目前的趋势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能量的来源，即 (思想的和实际的) 政治活动的节点要素。[103]换句话说，美国的政治地理学变得更加政治化，但地理学的性质不一定更少。随着地理学总体上越来越以人类为中心，政治地理学越来越以政治人 ( homo politicus) 为中心。最初，政治地理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给自然地理增加政治因素并将二者联系起来；现在，它开始关注政治活动趋向于集中以及趋于发散的现象，然后从功能表现和空间运动的角度对这种活动进行地理学研究。因此，此类研究的内容和目的是地理，但参照点和研究对象都源自政治领域。

美国政治地理学家并没有把政治和地理当作两个完全独立的实体。政治地理学 (和地缘政治学) 研究的是雅努斯 ( Janus -like)现象：一张面孔是政治，另一张面孔是地理，并且只能通过第一张面孔来研究和理解第二张面孔。因此，逻辑程序是先要检验政治面孔的特性，然后才转向地理。

美国的政治地理学今天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地缘政治学，它巧妙地消化吸收了后者的很多东西。对运动、过程和动态的强调，说明美国地理学家已经适应了自己所面对的需求，即使三十年前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显得更新颖、更现代。普拉特 ( Roberts S. Platt) 提出了“过程模式中的焦点” ( focal point in a process-pat tern) 概 念，[104]这让人想到德国人的“地缘政治压力计”( geopolitical manometers) 。德国人用这一概念研究政治、经济、人口及其他增长中心的运动变化模式，还有国内外的压力。拉采尔首先提出“国家观念”这一概念，作为国家研究中的一个节点要素。这一概念如今构成了哈茨霍恩政治地理学功能方法理论的核心。[105]最近，有人提出，该理论与拉采尔的国家领土增长定律“具有相似的观念”, “相差无几”。[106]

最值得注意的是，琼斯 ( Stephen B. Jones) 将地理与政治、地理概念与政治概念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说自己一直“无法将政治地理学与所谓的地理政治学区分开来”，坚持认为从地理到政治必然会有一种连续。“我们的目标是将政治学和地理学放在一起，而不是将它们分开。”[107]琼斯的政治地理学统一场域 (unified field) 理论“告诉地理学专业和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他们需要相互学习什么，各自需要补充什么，而不是如何自我隔离”。其“思想—区域链条” (政治思想—决策—运动—场域—政治区域) “形象地呈现为湖泊或盆地的链条，而不是单独的铁链。这些盆地在同一层面相互连接，进入任何一个盆地都将传播到其他所有盆地”。因此，这不仅可以追溯源自根本性的忠诚 (loyalties，如由国家观念产生的忠诚) 的向心运动或离心运动，还可以跟踪由政治观念 (其后是决策、运动) 引起的反应链，即影响某个区域的“循环场域” (circulation field)。此外，它还考虑了从思想到区域的流动 ( “控制或创造的过程”)，以及“被描述为条件反射作用”的反向过程。结果，各方都能接受琼斯的理论，如极端的志愿论者 (voluntarists，如Emrys Jones) 和“新决定论者” (neo-determinsts，如O. H. K. Spate) 或“间歇性决定论者” (Stop-and-Go Determinists，如G. Taylor)。由于琼斯将思想区域链视为双行道而非单行道，原因、事件、时间和过程这些问题仍要根据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最后，统一场域理论的优势还在于它不仅绕开了隔离政治学与地理学的山丘，还绕开了隔离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 (或环境地缘政治学与空间地缘政治学) 的小土包。

在结束本小节之前，我们还必须提到地缘政治学写作的另一分支：关注边疆边界问题的地缘政治学。[108]在美国，关于该主题的重要著作只有两本，作者分别是博格斯 ( S. Whittemore Boggs) 和琼斯。[109]两人处理的只是边界问题，而非边疆问题。对于有兴趣于边界问题和边界纠纷案例参考书目的政治学家来说，两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入门读物。让国际关系专业学生感兴趣的最新研究有费希尔 ( Eric Fischer)[110]、皮尔西 ( G. Etzel Pearcy)[111]和琼斯。[112]本文作者也曾对边疆和边界的性质做理论探讨。[113]

总的来说，我们必须看到，边界问题研究曾是政治学的主要领域，如今几乎被政治地理学家完全接管。如果随之而来的不是政治学的后退，我们将对此 (还有地理学家对政治学曾占领领域的其他类似“侵略”) 非常欢迎。当然，地理学家不能因此受到责怪。政治学家应坚守自己的阵地，推动地理学与政治学建立密切的联系，更好相互地理解。

结 论

按照我们的含义，前现代地缘政治学著作并不是确切的地缘政治学，因为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比较模糊。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都是自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有科学都是哲学，即对整全知识的追求。人的活动是自然的众多表现之一。人及其思想和政治无法脱离自然，它们是自然原因的必然影响。

对孟德斯鸠来说，自然法则取代了人的智慧……人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对历史事件的解释要在自然世界的事实中寻找。这样的历史将成为人类的自然史。[114]

在人与自然之间没有真正的给与取，就像两个独立实体那样，因为严格地说，人不仅是以自然为导向。人与自然是一。[115]

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存在任何精神或知识领域，认为这些最终都要归结到自然界的物质基础。在共产主义观念中，人类从地球中来，这不只是隐喻，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如此 (“你来自尘土，也将归于尘土”)。人完全属于地球，并且是地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地球有一部分化作生命——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人类在与地球(其余部分) 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共产党在整个人类中发挥的作用。人是世界上有意识的、进化最充分的部分，有权利也有义务塑造、改变和提升世界中那些被动的、不思考的元素。因此，尽管完全属于地球，人类却不是由地球决定的。相反，是人征服了地球，对人起决定作用的只是使他能进行征服的事物，即劳动——社会生产关系。

因此，作为一门研究自由政治创造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地缘政治学将不复存在。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这种宇宙观经历了缓慢的演变。一个半世纪以前，地理学家并不总是能区分社会环境和非人类环境。人和动物被视为同一种环境构成。康德的《自然地理学》 ( Physische Geographie) 既包括人类学，也包括动物学。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社会学的出现，随着人类 (对自身能力) 自信心的增强以及因此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与非人类环境开始被视为完全分离的元素。这种分离受人欢迎，因此就导致人们低估了持续存在的相互依赖。地缘政治学以及政治地理学试图表明，人，尤其是政治人，固然与环境是分隔、分散的，但二者仍相互关联且不断相互作用。

到20世纪，进入地缘政治学领域的学者通常受两种思想观念鼓舞：第一，使政治学摆脱法律主义和势不可挡的历史主义 (包括唯物主义和非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第二，为政治学奠定坚实的经验基础。[116]

从根本上讲，第一个想法是合理的。在我们的教育中，政治学家过分强调历史，但我们没能从史学家那里学到要将人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就像人们长期研究历史与地理的关系一样，地缘政治学应该以相同的方式研究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117]当然，当代地缘政治学不能将兴趣局限于所谓的自然环境。它必须研究政治与现代地理研究中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历史经济地理学、人文自然地理学、区域空间 (或系统) 地理学。

第二个想法的合理性似乎有些争议。首先，政治学是经验科学吗？也就是说，像契伦那样，努力“在一个纯粹的、经验性的国家概念基础上构建政治体系”是否正确？其次，如果认可为政治学确立经验基础的必要性，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像斯普劳特建议的那样，选择“把区域地理学作为政治学的 ‘基石’”?[118]

第一个问题有争议，社会学家已经用各式各样的“是”和“否”回答了这个问题。所有致力于严格实证研究的政治学家 (而非地缘政治学家)，都专注于统计学、心理学和其他类型的观察研究。实质上，他们希望发现的不仅仅是人类行为的政治法则，而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他们的方法将与整个社会科学的经验学派一起浮沉兴衰。

地缘政治学家并不认为他们的论题包含全部人类事务。他们的观点是，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协力共同创造良政 ( sound politics) 的某种原则。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以下问题：什么是良政？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缘政治学不是航海科学，甚至不同于人们视为自然科学的人类地理学。在我看来，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部分，属于伦理学。[119]正如卢梭所说，“那些将政治和道德分开处理的人将永远 ① 不会理解任何一个” 。[120]我们研究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城邦我们应该做什么。地缘政治学不能成为政治的“基石”，因为它本身就以政治哲学为其基础和生命源泉。政治和地缘政治学的根基都是人类的意志、理性及其选择。某种地理或地缘政治处境可能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处境。用一位杰出史学家的话来说：

有些人居住在一个岛上，这一事实本身对他们的历史没有什么影响。有影响的是他们看待岛屿位置的方式，例如将海洋视为交通的障碍或通途。如果是另一种情形的话，岛屿位置作为永恒的事实 (作为政治的“地缘政治基石”) 就会对他们的历史产生永恒的影响了。如果他们不曾掌握航海技术，就会产生一种影响；如果他们比邻居掌握得更好，就会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影响；如果他们比邻居掌握得更糟，就会有第三种影响；如果人人都使用飞机，就会产生第四种影响。[121]

挪威和智利的海岸都漫长曲折，但智利人从未成为美洲维京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将地中海视为与其他民族相联系的要素，但阿兹特克人 ( Aztecs) 则将他们的地中之海 (即加勒比海) 视为与其他人分隔的要素。沿里海、黑海沿岸居住数百年之久的卡扎尔人 ( Khazar) 很少到任何一个海洋冒险。相同国家的新来者瓦兰吉人 ( Varangian) 却在很短时间内就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舰队。[122]

地缘政治处境可能会限定我们的某些思想和价值观，但绝不能成为“基石”。它只是一种“原料”，对我们关于政治和美好生活的观念可能有用，也可能没有用。只有在我们认识到生活的道德政治观念后，地缘政治原料的使用才成为当务之急。美国的地理位置和性质影响着我们的政治观点，但那是以一种相当静态的方式产生影响。只有这种观点深化并反映在我们的思想和信念中时，我们才有必要采取行动。[123]

地缘政治学有两个弱点。一个是二分法 ( dichotomy)，二分法既是对地球约束 ( Erdgebundenheit) 的压力，也是对人的意志的压力。只有接受我们与地球关系的必然的持久性，牢记我们今天拥有改变(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环境的力量，这一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对困扰地缘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矛盾感到厌烦，拒绝地缘政治学及其所提供的见识，这是错误的。地缘政治学问题异常复杂，给那些试图解决问题的研究者带来许多风险。但对学者来说，这是挑战，而非逃避的借口。在无情的、简单的决定论与羞愧地承认无能为力之间，理性的方法只是一条狭窄的道路。[124]记住，事实不应太随意地等同于原因，一个过程的某些必要条件绝非必然是其指导力量。对于政治、道德意志与环境的约束、机遇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必须努力做出有意义的解释。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种静态的解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发展，因为人与环境都会发生变化。地缘政治学的任务是了解这种不断变化的关系所具有的全部政治含义。

地缘政治学的第二个内在弱点是，宣传家可以有效且不引人注意地利用它。为特定意识形态绘制的地图总能说明某些问题，同时会隐藏其他许多事情。 (真实的经济统计数据和图表同样具有欺骗性。) 但充斥着统计数据和图表的传单或海报没有什么宣传价值，既不醒目，也不容易理解或记住。相反，配上或真或假的地缘政治地图，海报就很有吸引力，似乎能说出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们已经学会不信任言辞和图表，但还没有学会怀疑地图。

反抗宣传性地缘政治学的唯一武器就是地缘政治教育。我们关于地缘政治学问题的研究和教育越多，地缘政治学的宣传危害就越小，成为一门科学的机会也就越大。但我们不应幻想地缘政治学可以提供客观的真理，使我们免除做道德政治选择的麻烦。地缘政治学将永远是一门主观的科学[125]，更确切地说，是一门以哲学真理为生命并为之服务的科学。与政治学一样，现代地缘政治学不受任何特定意识形态的束缚，但与亚里士多德和博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地缘政治学从来都不曾中立。它总是受到某种政治哲学和世界观的影响和指导，其中包括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