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对中越文化交流的兴趣首先是在恩师范宏贵教授的熏陶下产生的。自2004年至2007年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恩师授我陈修和先生早年的《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 陈玉龙先生的《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张秀民先生的《中越关系史论文集》诸书，使我尽得学养。

那时，范先生虽然已逾古稀之年，但由于是我校的三位资深教授之一，身体又好，所以尚未退休。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有幸在他的教导下学习。先生出生于1934年，1956—1959年分别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和历史系，又曾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先生攻读过研究生，潘光旦、冯友兰等名家都是他学生时代的授课老师。先生本人又与费孝通先生有师生关系。1 除此以外，先生的胞兄范宏科先生也曾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的越南语教员。我认为，这些人生经历使先生拥有很高的学术涵养。在三年的硕士学习阶段中，先生把有关国内和日本关于中越文化交流史的基本学术史通过各种形式传之于子弟，这实属不易。期间，我有幸与先生共赴越南、广西边境、云南等地考察，考察期间，我们经常就越南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中越文化交流的历史进行探讨。几年的耳濡目染，我对中越文化交流史的兴趣愈加浓厚。

其次，补充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越南语专业教师的研究方向，也是促使我往这一领域耕耘的原因。虽然我并非出自史学专业，这本小书也算不上什么杰作，但我还是有一种“硬着头皮也要上”的牛犊劲。对我而言，摆脱作为一个越南语翻译的半职业工作身份是一件较难的事情。但有一次范先生让我读了资中筠先生的一篇题为《关于我的履历》的文章，让我彻底醒悟，同时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够像资中筠先生那样“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2 佛言：“行道在心。”3 我想，做学问亦然。

北京大学的梁立基等教授希望我能对中越文化交流史做一涵盖面较全的研究，以便纳入北京大学“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的出版计划。我自知这是难得的事，但以我今日这点微不足道的学术积累，要想在研究范式和材料上尽量超越前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恐仍需数十年的“砍柴之功”，故暂且作罢。

这本小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是我于2007年至2010年所撰写的。其中《科举与爱州进士姜公辅》、《明代的交阯进士》二文均受张秀民先生的著作启发而作。在撰写《科举与爱州进士姜公辅》期间，我曾于2009年清明节赴福建泉州拜谒姜公墓，当时巧遇姜氏后人也正在祭扫姜公之墓。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有幸又从姜氏后人之中得到一些《姜氏家谱》，用以补充文章之不足。

2009年3月，由于《明代的交阯进士》一文，我又获得赴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访学的机会，并得幸于2009年拜在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门下，研习科举学。《越南阮朝科举制度及其特色文化》即是我在厦门大学访学结束时所做的学术汇报。刘海峰教授曾师从史学家韩国磐先生攻读博士，加上他自身的钻研，学术成就早已斐然。他的学术造诣、授课方式等对我都有较大影响。印象较深的是曾经读过他的一篇《学术之美，一头雾水》的文章，这篇文章使我开始重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启示。

《历史上广西钦州、廉州与越南北部的文化往来》一文，是我于2008年3月参加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告。在参加此次学术会议之前，由于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的缘故，我有机会接触“西方”的一些东南亚史研究的学者，其中包括孙来臣博士和李塔娜博士等。经过接触，我发现“西方学界”对于学术研究是非常严谨的，特别是他们的学术批评，通常是不留情面的。我个人也曾经多次经历过这样的批评，挨批评多了，只要愿意改正错的，坚持对的，自然还会有些长进。《历史上广西钦州、廉州与越南北部的文化往来》一文的撰写完全出于史料的整合，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对出自越南陈朝而流落于广西合浦的《昭光寺钟铭》的考证。因为此前，越南汉喃研究院编撰出版了两册《越南汉喃铭文汇编》，其中一册专门有学者考究，然稍有缺漏，我将此文以拓片内容为据，还原了铭文之历史真面貌。此次会议上，我又结识了台湾越南史专家耿慧玲教授。耿教授早年师从台湾史学家陈槃和毛汉光两位史家学习，治学严谨，对中越金石历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著有《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从金石学视角审视越南史，甚为精辟独到。

在研究中越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我也关注中越关系的现状，但我想，回到明代情况又如何呢？于是，我查阅了大量明代史料，其中包括明代各种相关地志，发现明朝在当时的越南设立交阯三司时，各级官员也多来自两广等边境省份。《明代广东、云南人仕交阯录》一文，就是这样完成的。

《中越书法文化交流》完全是受到贺圣达先生的著作《东南亚文化发展史》的启发而撰写的。当然，这其中与我自幼喜欢书法也有关系。

《中国“四大发明”与“四大名著”之传越南》是我于2006年所撰，当年我第一次参加四年一届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年会”，是以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的身份参加的，近200人的学术盛会，让我第一次开了眼界。

《中国与占城文化交流拾遗》撰于2008年，是我撰写的第一篇关于占城的小文章，虽难免粗糙，但当时得到梁志明等教授的鼓励，遂进而有第二篇《明代〈占城译语〉新版本的发现——兼谈占婆与马来世界的历史关系》的出现。我曾将这篇文章译成越南文，投至法国专门研究占婆历史文化的学术刊物《占婆研究》（Champaka）。巧的是，这个杂志的主编正是法国远东学院的法籍占人蒲达玛教授，蒲达玛收到这篇文章后不久，即赴北大与我及导师们见面交流。蒲达玛当时即许诺传授我占婆文及相关知识。可以说，正是这篇文章让我进入占婆研究的领域。《占人迁移中国史略》则是我从中越跨境民族的角度对占人迁移中国的历史进行的粗略考察。

《明清中国东南亚语种翻译史考略》和《历代〈职贡图〉中的东南亚人物》是我尝试拓展自己学术领域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我对中国东南亚语种的学科性的回顾。第二篇是偶然间翻到一本《皇清职贡图》后产生的奇想，遂书成文。2010年，我把《历代〈职贡图〉中的东南亚人物》翻译成英文，题为：“Southeast Asia Peop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s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Camera”，获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主办国际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IAHA）2010”的邀请，无奈当时经济拮据，未能成行，不然当可求教于狮城东南亚史专家。

无论如何，对于史学，我终归是一个门外汉，所以这本小册子难免出现一些问题，我当然是文责自负。同时，也盼求教于大家，或能够抛砖引玉，或十之有一能对学界有所裨益的话，也可算是了却夙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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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宏贵：《我与费孝通的一段师生情》，《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　资中筠：《关于我的履历》，载资中筠著：《士人风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6页。

3　《四十二章经》第四十章，载《佛教十三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