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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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棉花糖

我父亲不想要我。我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小到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哪些东西正在被夺走，至于我能猜出其中缘由，则是后来很晚的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在鼓里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我大一点才知道父亲并不想要我，说不定我就学会如何更好地和这种境遇周旋。那样的话，我很可能要借助伪装并心生憎恶。我可能会假装不在乎，也可能在背后痛骂他，把一切都怪罪于此，并设想如果他要我的话，情况又会如何。我或许会苦涩地想，在生活中没有父亲的爱，也没什么了不起。没有父亲的爱，说不定还是一种解脱。父亲并不总是那么好当的，尤其当他们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也缺乏父爱时。因为那样一来，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会令他们懂得，不管怎么说，身为父亲，必得照自己的意思办事。况且，和其他人一样，父亲也要和无情的生活规则打交道，他们也有胆小怯懦的自我需要抚慰，需要支持。很多时候，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还有多余的爱去匀给他们心中无足轻重的孩子。

不过在我脑海中还有别样一番回忆。我和父亲待在同一间小房子里，他对我并不冷若冰霜，故意回避；他和我一起大笑，一起打滚，爱抚我。在这别样的回忆里，没有语言和声音，是我藏在心里的小小财富。从时间上讲，这种别样的回忆一定在我很小的时候，幼儿时期。因为自打我能清楚记事起，父亲已经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身体胖嘟嘟的幼儿其实能记住很多东西，这会成为日后的麻烦。但并不一定每件事情幼儿都能如实地记住。我有时会怀疑，那些和爱抚有关的记忆，是我为了安慰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还有些我记得的事情，可能并不是我本人经历过的。有时我怀疑它们是外人强塞给我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待我很好，想利用这些记忆填补他们和我生命中的空白。还有些人这样做，是想给乏味无常的生活增加条理性和戏剧性，并相信将来发生的事在过往中皆有征兆。当我悟到这一层，便开始疑惑，自己是否真的了解自己，因为很有可能关于我幼儿时期的事情，都是出自他人之口，而且众说纷纭，最后迫使我接受更为执拗的那一派叙述。当然，偶尔我也会选择年轻的自我更喜欢的说法。

这些充满负罪感的念头有时在我脑海中十分荒唐地挥之不去。但即便如此，我印象中依旧有这样的画面，和父亲一起坐在房前台阶上晒太阳。他举着一支粉色棉花糖，我还想把脸埋到棉花糖里。对我来说，这种记忆是不请自来，没头没尾，也没方向。我怎么可能会凭空想象出这样一件事？我只是不确定它是否真的发生过。父亲看着我，用他那特有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方式大笑着，好像永远停不下来似的。他的两只胳膊紧贴在胸前，搂住自己。他还对我说着什么，可惜现在我听不到了。也许他压根不是在和我说，而是和在场的另外某个人说话，说不定他是在对我母亲说话，边说边笑着直喘气。

我猜我当时穿着一件小背心，刚刚盖住肚脐眼，下面则什么都没有。我相信情况大致如此。也就是说，我相信小背心下面很可能什么也没穿。我曾见过自己这副模样的照片，呆呆地站在街上，一身标准的热带地区男童打扮。女孩则不允许这样穿着出去溜达，担心会招来意外麻烦，伤及她们的贞洁和体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能免于注定会发生的事。我确信我见过这张照片，很可能是用方镜箱照相机照的，由于显影不足，照片模模糊糊。照片上的男孩一看就是本地的，大概三四岁，光着膀子，眼睛盯着相机，一副怯生生、可怜巴巴的样子。当时的我可能有点惊慌。我小时候胆子小，对着照相机会让我不自在。在这张褪色的照片上，看不清我的五官轮廓，只有对我外表熟悉的人才会认出是我。这张照片发白，显示不出我膝盖上的伤痂、胳膊上蚊虫叮咬的包，或者挂在脸上的鼻涕。不过两腿之间鼓鼓的小玩意倒是照得清清楚楚，上面没有疤痕，没有瑕疵。我那时年龄不可能超过四岁。因为过了四岁，再拿小鸡鸡开成年人的玩笑，说什么小鸡鸡要丢掉帽子之类的话，就能被听懂。小男孩们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割礼就不寒而栗。一名上了年纪的妇女攥着小男孩的睾丸，发着抖，打着喷嚏，故作疯癫状，这种场面非但不有趣，倒让人觉得像闹剧。

其实我敢肯定这张照片是我五岁之前照的，因为那年我还没上《古兰经》学校。我爸妈有一次带着我坐出租车。那时坐出租车还是稀罕事，主要是我妈的主意，让我有种郊游的期盼，觉得到了地方后会有米面烙饼、炸土豆肉泥、脆皮馅饼在等着我。途经一所医院时，出租车停下来。要不了多长时间，我爸说，完事后我们继续赶路。我牵着他的手，跟他走进医院的那栋建筑。我还没反应过来，我的小鸡鸡就丢掉了帽子。切包皮是一种噩梦般的体验，夹杂着痛苦、背弃、失望等情绪。我遭到了背叛。割礼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坐着时都要将双腿分得很开，好让我摘了帽子的阴茎接触空气，这样会愈合得快一些。我爸妈和邻居则咧着嘴大笑着过来看我。小鸡鸡的帽子终于掉了(1)。

经历这次创伤和带有欺骗性质的事件后不久，我正式去了《古兰经》学校。上学时我要穿一件到小腿肚的康祖长袍，戴一顶科菲帽(2)。不用说里面肯定要穿一条短裤。穿了短裤后，我的手就不能像小男孩习惯的那样摆弄下面的东西。我一旦知道要掩盖赤身裸体，特别是那地方刚刚被戏弄摧残，现在成了显著部位，我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放任它暴露在外，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浑身上下只穿一件小背心，坐在房前的台阶上。所以我和父亲马苏德坐在一起晒太阳，他喂我棉花糖，那时我肯定是四岁左右。很多年过去了，我的身体还能体验到那个瞬间的快乐。

我在台阶后面那栋房子里出生，度过童年时光，最后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离开。在其后的岁月里，身为一名游子，我在脑海中一寸一寸地对房子进行重构。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虚幻的怀旧，还是痛苦而正常的渴念。但即使离开之后多年，我依旧感觉自己在屋内各个房间走动，并能闻到里面特有的气味。一进门是厨房：没有电源插座，没有定制的橱柜，没有电烤炉，甚至连水槽都没有。这是一个简陋落后的厨房。虽然在晦暗的光线下，厨房显得质朴自然，但四周的墙壁却被煤烟熏得脏兮兮的。用我妈的话说，像一头野兽的口腔。后来虽然用石灰粉刷过几次，但墙上还是映出淡淡的煤灰痕迹。离门最近的角落有个水龙头，用来刷碗碟、洗衣服。由于用的是劣质水泥，水龙头附近的地面被水冲刷得坑坑洼洼，布满裂痕。门的左边有一块地垫，多少年了还散发着菜蔬味。这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妈也在这里见客人。男客进门后就不再往里进了，至少我妈年轻时是这样；或者起码不是所有男客都允许进里面。反正我小时候厨房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再后来我们把地垫撤去，又添置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还做了许多其他修缮，令厨房看起来更整洁、更现代。

一扇门将这间门厅兼厨房和房子其他部分、也就是我们的里间隔开。里间包括两个卧室、一条小过道和一间浴室。两个卧室中较大的一间是爸妈和我睡觉的地方。我享有一张宽大的幼儿床，这张床是我的钟爱之物。这床还有一块可以上下滑动的嵌板，当我在床上时，嵌板向上拉起，并塞起蚊帐，我感觉像在一个飞行器里，假想自己在空中飞行。睡在蚊帐里，我总是很有安全感。我妈要是忙起来，嫌我碍事，就会把我放进幼儿床。她知道我在里面会自得其乐。有时我主动要求到床上去，拉上侧面嵌板。我会一连几个小时假装躲在自己的秘密房间里，避开一切危险。我到了十岁，睡在这张小床上还感到惬意。后来这张床给我妹妹穆里娜睡了。

我妈的兄弟，阿米尔舅舅睡在另一间卧室。过道有一扇门通向后院，后院很狭窄，仅够拴一根晾衣绳。后院的围墙毗邻屋后邻居家的院子。这户人家只有一个男人和他的母亲。他们平时生活得悄无声息，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这个男人叫什么名字，因为没人和他说话或谈论他。他的母亲足不出户，我不知道她是因为身体不好，还是因为长期孤僻，对外界有恐惧感。他家屋子没通电。有一次我给他们送一碗李子作为礼物——那时候李子还是稀罕物——结果屋内昏暗，我连老太太的长相也看不清。我也几乎听不到任何从他家院子里传来的声响，偶尔有一两声轻微的咳嗽或罐子碰撞的声音。晚上不得不起夜时，我尽量不睁开眼睛，凭感觉在黑暗中摸索到卫生间。一到夜里，我从不敢朝后门看，但脑子里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个阴影借着一盏调暗的油灯发出的光，越过围墙阴森森地逼近。

我家房前既没有花园，也没有人行道，所以来客一下马路就长趋直入。天热时，朝外的大门敞开着，微风将门帘向内吹，门帘起伏宛如轻柔的波浪。既然是在台阶上晒太阳，手里还举着棉花糖，那就说明父亲和我的脚贴着马路，想必那时我的双腿已经长得能够到地面了，有人经过都被我们看在眼里。说是马路，其实是一条僻静的小巷，宽度仅够两辆自行车并排错行，而且还得小心翼翼。我家房子的铁皮屋顶和正对面人家的屋顶几乎要碰到一起，晨昏时分，形成一个安静凉爽的小隔间。这一私密封闭的空间会让路过的陌生人吓一跳。白天只有一小会儿太阳能透过重叠的屋顶照在门前台阶上。这一小会儿大概就是我享受棉花糖的时刻。

这样的小巷是不会有汽车开进来的，它们也从不屑于开进来。这种小巷是供人们拖着双脚啪嗒地走着，肩并肩贴身而过，互相低声打招呼、问候，有时也会有咒骂声和吼叫声在巷子里回荡。运货的要想经过这条巷子，就不得不依靠手推车和人力。巷子里虽然也铺着石板，但不像正规的马路那么直。而且由于时间久远、日晒雨淋、人来车往，石板也变得老旧不堪。偶尔夜深人静时，石板上会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咔嚓作响，令小巷阴森可怖。巷子从我家门前经过之后，很快就朝右拐，延伸一段后再右拐。除了那些通往乡下的通衢大道，我们这里的路都是七拐八弯的，和附近居民的生活非常合拍。我家所在的城里这片区域，没有豪宅大楼、深户院落或垣墙花园，都是小家小户过日子。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那时的巷子宁静空荡，不像后来那样拥挤肮脏。

我家对门的邻居是马森·玛亚姆和碧·玛亚姆夫妇。他们的房子和我家的一样小，我们两家门对门。大伙都对马森直呼其名，不带任何称谓，对碧却总是叫她的全名碧·玛亚姆。马森是市政厅的一名信使，个头矮小，瘦骨嶙峋，估计小时候没少挨欺负。“信使”是他工作的官方而颇有迷惑性的名称，因为他并不真的送信。他主要替那些大小官员、办事员跑腿，取一份文件，送客，买冷饮、香烟或面包，去市场买东西，把坏掉的电扇送给电工去修。说白了，就是在办公室里没完没了地打杂。

有些官员或办事员的年龄只有马森年龄一半的一半，但马森从不抱怨。他的性格总是那么温顺，说话柔声细语，脸上挂着笑容，礼数上无微不至，在信仰上出奇虔诚。下班的路上，他逢人就主动打招呼，谁要是和他一有目光接触，他就朝人微笑、挥手或握手，至于具体采用哪种形式，则视与对方的亲密程度、年龄和性别而定。寒暄时，他会问候对方的健康、家庭，并交流一下路上听来的新闻。他每天黎明即起，去清真寺做晨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是太多。但马森每天五次祷告，次次不落。他做这些宗教仪式毫不声张，仿佛刻意保持沉默。如果他不那么低调的话，肯定会被别人讥讽为爱出风头。哪怕对孩子，马森也彬彬有礼，而很多成年人对孩子说话时都是恶语相向，充满猜疑，好像很讨厌他们，觉得他们是坏孩子，想挑战成年人的权威。马森的名声可以说没有一丝污点，但也有不厚道的人散布他们内心的怀疑，认为马森有点智力低下。

马森的妻子碧·玛亚姆就不在乎那么多了。她在很多方面和马森都不一样。她胖墩墩的，疑心重，争强好斗，逮着机会就向人展示她丈夫如何虔诚慷慨，生怕大家不相信似的。碰到合适的时机，她就声称马森是个“有信仰的人，上天的宠儿。看看上天赐予他的健康和长相。等到真主召唤他回去时，他一定会有好报的，会令你们眼红”。

她平时给当地小餐馆做小圆饼和烤饼。凡事她都能也都要说上两句，而且说话时总是大嗓门，故意想让邻居和有心的路人听到。遇到别人生灾害病，她会献计献策；别人出门旅行的计划，她都会表示看法；还有如何烤鱼最好吃，某桩传闻中的的保媒拉纤成功可能性有多大。孩子们经过她家门口都会加快步伐，生怕给她叫进去，被派个任务。马森和碧·玛亚姆没有生儿育女。她最大的心病，就是怕在这件事上被人误会。而人们却总是有意无意、心怀叵测地这么做，至少在碧自己看来是这样。碧的大嗓门和头头是道的评点，并没有像对其他人那样对马森造成困扰。我父亲说，马森好像变聋了，所以才对碧的话充耳不闻；但别人却说，因为马森是圣徒。也有人说碧懂药理，所以马森对她有所忌惮，但我母亲说这纯属无稽之谈。那些人实际上怕的是碧·玛亚姆好勇斗狠的性格。

在形势没有变糟前的那几年里，我父亲马苏德是古利奥尼水务局的一名低级职员。这份工作在当地既体面又稳定，属于政府公职人员。不过我父亲的这段经历发生在我真正记事之前，我是从别人口中当故事听来的。等我自己开始记事起，父亲要么在市场当一名摊贩，要么在家无所事事。很长时间以来，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变故。后来我连问都不问了。我不知道的事太多了。

*　*　*

我父亲的父亲是一名教师，名叫马利姆·叶海亚。我从未见过他本人，因为我出生之前他已经前往海湾地区谋生。不过我见过他的一张照片。后来我去他曾经教书的学校上学。在校长办公室里有全体教职员工的合影，一年拍一张，几乎挂满了办公室的一面墙。不过这种年度合影的惯例后来估计取消了，因为没有近年的照片。校长从未在那些照片中出现过，我在校时的教师也没有在照片里的。这些过去的合影好像是对以往神秘岁月投去的一瞥。照片上的人都面无笑容，身穿旧式白色长袖衬衫，或者穿着康祖长袍，外面再加个外套。照片上的很多人估计都已不在人世。有些教师死于革命。不过具体是哪些人，我没法对着照片指出来。我只是听说那些教师是在革命时期遇害的。校长本人以前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马利姆·叶海亚教过他。校长把他从照片中指出来给我看。

“这就是你爷爷。大多数时候，他很严厉。”校长道。我知道说一位教师严厉甚至凶狠，在我们这里是一种恭维。不严厉的老师会被视作软弱，相应地会受到学生作弄。校长说，学生在背后称呼我爷爷马利姆·豹，因为他瞪学生的眼神像猎豹一样，双手做出豹爪一样的姿势，好像要将学生撕裂。不过这种“豹爪式”威胁颇为滑稽，令男生们忍俊不禁，但他们不会笑，因为老师生气的样子很吓人。当校长向我展示爷爷那猎豹般的眼神和手势时，我也忍不住笑起来。“你若是犯了错，他看你就是这个样子，”校长一本正经地说，装出一副残暴的表情，好像要挽回自己的权威，“那时你会觉得自己吓得要尿裤子。过去那时候，老师对学生说打就打。一旦他们那样看着你，你就知道离自己后脑勺挨一巴掌不远了。不过这种惩罚和有的老师的做法相比，还不算狠。和我们比，你们现在这一代学生真是被宠坏了。”

我被叫到校长室是因为一篇作文受到表扬。这篇作文写的是一次乡间骑行经历。作文题目来自我们的英语课本：你在假期做什么？题目下面有一幅画，算是给我们一些提示。画中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在海滩上跑着追一个球玩，一头金发在脑后飘荡。旁边站着一个妇女，金色短发，穿着无袖短衬衣，含笑看着两个孩子。课本同一页还有一幅画，也画着两个孩子，或许就是刚才那两个孩子，这次头发轻拂脸庞。他们在一幢房子前玩耍，背景里有树木、风车和几只小鸡。我们在假期做什么……仿佛我们就像课本图画中的孩子，散着头发，跑来跑去，去海滨度假，或者夏天去祖父的农场，在磨坊旁边闹鬼的房间里玩探险游戏。但在我们这里，假期只意味着公立学校关门，因为对《古兰经》学校和真主来说，是没有假期的，除非遇到宰牲节和圣纪节，或者实在病得卧床不起。头痛、肚子疼、膝盖碰破点皮、伤口亮晶晶的，这些都不是缺勤的充分理由，当然血流不止肯定是不用再去了。平日里我们上午去公立学校上学，下午去《古兰经》学校。如果公立学校放假，我们就整日去《古兰经》学校。我们不会去海滨奔跑，一头小鬈发也无法在身后飘荡。我们也没有祖父的农场可去，更别提什么风车或碎发拂面之类的了。

但和班里许多男孩相比，我学习《古兰经》进步很大。等到我写乡间骑行这篇作文时，我已经完成《古兰经》学校的功课，不用再去了。也就是说，我从头至尾通读《古兰经》两遍，并让老师感到满意。我的老师花了好几年时间听我读每一页每一行，纠正我的发音，遇到一首诗，就让我反复读，一直读到不结巴为止。当我不用再上《古兰经》学校时，我已经能流利地吟咏，语音语调拿捏得恰到好处，虽然我对所读的大部分内容不甚了了。我能看懂《古兰经》里那些故事，也喜欢那些故事，因为《古兰经》学校的老师总让我们复述穆罕默德先知的丰功伟绩。我们的学校位于巴扎清真寺，其中一位老师特别擅长讲故事。当他站起来讲故事时，我们被要求收起小册子和卷宗，认真听他讲，因为那天通常都是重大宗教事件纪念日。这时无需叮嘱学生不要说话，大家会自动安静下来。他向我们讲述了穆罕默德的诞生，他升天的奇观，前往麦地那(3)。他说穆罕默德小时候是孤儿，在麦加的山上给人放牧，天使剖开他的胸膛用吹积雪清洗他的心脏。小时候我对这个故事百听不厌，每次听的时候都感到激动震撼，人的心居然可以用吹积雪清洗而变得纯洁。那雪一定是天使从积雪的云端带到地面上的，因为我无法想象麦加的山上能有这玩意。

那么从《古兰经》学校离开的年轻人在假期做什么呢？他们没有特别要做的事，一般都是睡懒觉，整日在街上溜达，聊天，打牌，或下水游泳。他们不去海滨，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游。大家所做的事都不值得一写，如果有值得写的事，那很可能是犯禁招忌的，无法写进课堂作文里。根据要求，我要写假期难忘的事，而不是抱怨这个作业有多么荒唐。于是我就杜撰了一篇乡间骑行的故事，在文中给那些为我遮荫的树木起了名字，把迷路时为我指路的男孩描绘了一番，还写了一个女孩。她和我说了几句话，但没等我来得及问她的名字，她就跑得不见踪影。我还写了到达海滨后，沙子那刺眼的白色。

我老师很喜欢这篇作文，把它呈送给校长。校长让我尽力工整地将作文重抄一遍——那时学校还没有打字机——然后贴在布告栏里供大家欣赏。我就是因为这件事被叫到校长室，接受校长的表扬。校长讲完褒奖的话后，发现我还耐心地站在他面前，而不是开心地咧嘴笑着，想急不可待地离去。于是他像临别赠礼一样，指着那张照片说：“把这张照片带回去吧。”在这张照片里，我父亲的父亲，马利姆·叶海亚，站在一排端坐的同事尽头。他又高又瘦，一副苦行僧模样，面对照相机的镜头露出饱受折磨的表情。或许照相时，他正犯严重的头疼症。我父亲过去也经常有这个毛病。母亲告诉我，父亲头疼的毛病是爷爷传给他的。爷爷的头疼症很严重。照片里爷爷在康祖长袍外面套一件夹克，以此显示他在公立学校任职。我父亲长得和马利姆·叶海亚一点也不像。他的长相肯定随他母亲，不过我从未在任何照片中见过她。

当年体面的女人一般都不肯照相，担心其他男人看见她们的容颜，有辱自己丈夫的脸面。不过这种担心并不是她们拒绝照相的唯一原因，因为有些男人也不愿照相。这背后有个共同的顾虑，觉得复制形象会摄走人身上某种东西，自己今后将会受制于人。我小时候，不过是在见过马利姆·叶海亚的照片后，假如某位游轮上的外国旅客拿着照相机在街头闲逛，人们都会警惕地注视他。当他举起相机要拍照时，总会有人尖叫着激烈地制止，想把那人吓跑。在游客身后还会爆发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照相会摄走人的灵魂，而另一派则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这些原因，我从未见过我奶奶的照片，也无法确定父亲是否长得像她。不过见了马利姆·叶海亚的照片后，我倒觉得自己在体型和肤色上有点像他。这一发现让我感到高兴，因为这张照片把我和那些父亲不肯告诉我的人与事联系起来。

校长办公室那张照片上标明的时间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这应该是革命(4)前那一学年的期末。此后没多久，马利姆·叶海亚就丢了工作，所以才去迪拜谋生。其他家庭成员，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随他一起走了，但我父亲却留了下来。在我小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回来过，连一次探亲也没有。除了校长室那张照片，我对父亲的家族没有丝毫印象。我那时还很小，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父亲和母亲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某些事情，只需要只言片语，对于像我这样的儿童就已经足够了，哪怕里面的人离我似乎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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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我母亲的家族了解得更多一些。我母亲名叫赛伊达。她的家境一度十分殷实，虽然绝对谈不上富裕，但衣食无忧，在法院大楼旁有一块耕地和一栋房子。我母亲小时候，城里那一带居住的都是贵族大公以及和执政的苏丹有关系的人，他们住在高墙环绕、带有花园的豪宅里；还有欧洲的殖民官员，他们住在靠海的宽敞古老的阿拉伯式房子里。欧洲殖民官举行帝国纪念仪式时，身穿白色亚麻制服，上面点缀着稀奇古怪的勋章。他们戴着插有羽毛的软木帽，手拿镶着金边的剑鞘，一副征服者的模样。他们自封一些虚张声势的头衔，假装自己是贵族。而那些大公则认为自己天生高贵，生来就要统治别人，并承担相应的负担。

我母亲的父亲名叫艾哈迈德·穆萨·伊卜拉希姆。他受过教育，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对那些自我蒙蔽的贵族派头不屑一顾。他爱谈论正义、自由、自我实现的权利，并愿意在适当的时候为此而付出。他在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学院上过两年学，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上过一年，拿到公共卫生学位。在两次求学的间隔期，他在开罗待过几周，拜访了一位朋友。他这位朋友在开罗美国大学(5)学教育学。离开开罗后，他途经贝鲁特，在伊斯坦布尔又待了三周，最后到达伦敦。在坎帕拉(6)和爱丁堡的求学岁月，在那些世界名城的游览经历，赋予他一种无可比拟的气质和成熟。他一张口说起自己旅行中见过的某个著名景点，听众都会心怀敬畏地安静下来，或者用我母亲的话说，人们对他讲的话十分尊重。他在卫生部的实验室上班，离家不远，走路就能到。他主要致力于消灭疟疾的工作，也参与霍乱、痢疾的防控，分析样本，参加各种研讨会。有人称呼他医生，向他咨询自己所患的疾病，但他却一笑置之，说自己在捕鼠部门上班，对疝气、痔疮、胸疼、发热完全是外行。

我也见过他的一张照片，在卫生部大楼后面靠近停车场大门处拍的。他穿一件白色亚麻西装，西装的中扣扣着，戴一顶红色塔布什帽(7)，样子很时髦。他的头歪着，这样帽子上的流苏与帽体稍隔一段距离。他的右腿肚故意交叉放到左小腿前面，好让人注意到他穿的棕色鞋子，右胳膊靠在大门口那棵显眼的印楝树上。这棵树像个招摇的巨人映在他的身后远处，树荫将楼旁的马路都遮住了。他的站姿轻松愉悦，显得自信又新潮，展示出一个周游世界的旅人形象。他也确实在前往伦敦和爱丁堡前，途经开罗、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后，塔布什帽作为落后的服饰，被禁止佩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其他地方（如埃及、伊拉克、突尼斯）塔布什帽也被视作腐败的王公贵族的标志，或者阿拉伯民族主义手下败将的象征。但当时这些消息还没传到我母亲的父亲那里，至少拍照时是这样。在他看来，塔布什帽是复杂的伊斯兰现代化进程的标志，用来取代中世纪风格头巾，更为世俗和实用。而那件白色亚麻西服的寓意更加模糊：作为西装，它是对欧洲文化的致敬，就像那双棕色鞋子代表凉鞋文化一样；但它又是白色的，白色在朴素的穿着中象征着崇敬、祈祷和朝圣，是纯洁和忠诚的颜色。他在照片中夸张地将小腿交叉起来，胖乎乎的圆脸露着忐忑不安、不好意思的笑容，好像心里没底，不知道自己的衣着是否过于出格，故而照片本身并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之态。

艾哈迈德·穆萨·伊卜拉希姆游走在一群反殖民主义知识分子外围。这伙人和他相似，自认为和外面的世界有联系，知道埃及政治家扎格鲁尔(8)（也因此知道塔布什帽）、甘地和尼赫鲁、哈比卜·布尔吉巴(9)、铁托元帅(10)——他们都是各国民族主义领袖，拒绝在政治上向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欺凌屈服顺从。赛伊达父亲交往的这些反殖民知识分子也想和他们敬佩的民族主义者一样，变得现代化。他们希望能够自主决定人生，而不是由盛气凌人的英国佬在一旁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地指手画脚，告诉他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和这些反殖民知识分子打过交道的人——像赛伊达父亲——都知道，这些人自我贬抑的做派背后，隐藏着一种对众人自鸣得意、高高在上的自负，尤其是对像他这样读书读过头的本国人。他们认为赛伊达父亲这样的人，本质上驯顺而无知。没错，赛伊达父亲十分了解这些人。他们会咯咯地嘲笑祖先的故事，嘲笑那些塞斯帝王般迈向现代化的宏大梦想——譬如拿个公共卫生学位（或没拿到）。接着他们会转而谦逊地称赞自己，如何长期好心地、受苦受难地承担重任。不这样怎么行呢？至于他们用到的那些操纵、恐吓的手段……唉，有时候免不了的，哪怕做的是善事，也得狠下心肠。

“没有人主动邀请英国佬来这里，”我母亲的父亲说，“他们是怀着贪婪之心不请自来，忍不住想占领整个世界。”

当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一个还是殖民地的地方讲这种话不合适。英国当局情愿人们忘记他们是征服者，是通过强迫、惩戒实现征服的。他们视公开谈论这种事为煽动。但整个国家都热衷于谈论，而且现在说煽动、合法政府、宪政这些词都太晚了。已经到了让英国人离开的时候了。热火朝天的辩论持续到深夜；小餐馆里声嘶力竭的交谈，集会上活跃分子带着仇恨和蔑视放言无忌；由于政见相左，朋友之间反目失和，或者遮遮掩掩、相互提防。那时真是血脉偾张的时代，欢欣鼓舞的时代，英国警察只能眉头紧锁地在集会旁干瞪眼，却无能为力。而集会人群肆无忌惮地怒吼着，知道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爪牙走狗离开已成定局。

在当时的情势下，赛伊达的父亲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中。所以在独立的前几年，他就辞职了，因为他无法一边为殖民政府效力，一边策划推翻它。他在殖民政府所做的工作，明确而又合理地禁止他再这么继续下去。而且他若有什么越轨行为，将会被捕入狱。所以他选择在自家土地上种地为生，种些菜蔬拿到市场去卖，或者叉着腰站在一旁发号施令，雇人干最累的活。他常对家人说，表面上他好像什么都没做，但如果他不在场，那些雇工就会放下手头的活，跑到最近的树下去睡觉。人们不守纪律，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他总爱这么说。

他成了一个政党的非正式顾问，积极参与推动选民登记和识字运动。他给该党捐款，还在当地集会上发表募资演讲，参与组织群众大会。这样一来，他的行为自然对殖民秩序构成挑衅，让政敌蒙羞。每个人都看出来他是个政治活跃分子，市井已经有传言他会在日后的政府里捞个小官当当。但是到了决定个人命运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和他那些知识界、政界朋友预期的那样。他由于为一个错误的政党效力，而在革命中遇害身亡。

这一切我母亲都亲身经历了，因为她父亲被抓走时，她已经十四岁了。她谈起父亲时，语气中透着庄严肃穆。她几乎不讲她父亲曾经可能给她讲过的那些故事，也不怎么讲节日里可能发生过的笑话，譬如他一个趔趄，把一碗水果沙拉洒在裤子上，失手打破一个昂贵的玻璃碗，或者倒车撞到树上。对于照片中那个圆胖脸庞、面带笑容的男子，她只会偶尔不经意地说起一些他的逸事。他喜欢随着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卜(11)的歌声一起哼唱，模仿这位伟大歌星粗重沙哑的嗓音；当广播上播放猫王歌曲时，他就装作弹吉他的样子，学这位摇滚歌王扭着屁股、不停地抖动双腿。但更多时候，母亲说起她父亲时，像是在说一位伟人，说他从事的那些政治活动，对人们如何乐善好施，穿着熨烫得笔挺的纯棉夹克，如何受人尊敬。母亲对她父亲的离世怀着深深的悲恸，这种悲恸减弱了她对父亲的日常记忆，在心目中把父亲幻化成一个悲剧人物。

她有好几次向我回忆起他被捕时的情形。当起义的消息传来时，父亲给全家人下达了指示，如果有士兵或枪手来家里——这注定会发生，因为他是对立政治派别的重要活动分子——大家一定不要呼号乱叫。到时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人都躲到一间里屋去，反锁上门，因为当时有传言会发生暴力攻击事件，他不想自己的妻儿受到侮辱和伤害。这些来抓他的士兵肯定受蒙蔽蛊惑，但现在歇斯底里的反应毫无意义。这些人要是来了，他会和他们交涉，然后他们就会等一切平息下来再说。可是当大家真的听到吉普车停在屋外时，赛伊达和弟弟阿米尔听从父母的吩咐躲起来，但他们的母亲却拒绝丢下丈夫一个人，父亲这时也来不及再坚持。

姐弟俩听见士兵用枪托砸门，但过后并没有传来吵闹声，而是像他们父亲之前保证的那样，只有低语交谈。他们的母亲事后说，来的四名士兵她全知道他们的名字。她挨个把士兵的名字说出来，好让孩子们记住。我母亲也把士兵的名字对我说了一遍，好让我也记住，但我并不想记。交谈没有任何结果。他们没意识到这些胜利者的脑子里装着暴力，也没意识到冤冤相报会来得这么快。姐弟俩的父亲最后还是被革命分子抓走了。他们再也没见过他，连尸首也没交还回来，也没任何死亡通知。他就这么失踪了。我都无以言表，我母亲这样说道。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她都会停顿片刻。我母亲家的土地和房产被没收充公，分给了某个狂热分子，或通过革命上台的官员，抑或是这个官员的情妇或亲戚。有关充公的通知是在广播上宣布的。通知要求，被没收的房屋必须立即腾空。姐弟俩的母亲当时怕得要命，不敢像有些人那样抵制或无视这个通知。他们匆忙搬去了老祖母家，除了用包将一些东西带走，剩下的全部留在原来的房子里。老祖母其实是母亲的姨妈，但由于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这一层亲戚关系，所以孩子们就称她祖母，他们的比比(12)。

“你现在无法想象那时候的光景，”我母亲又艰难地往下说道，“你都想不到当时的情况有多吓人，逮捕，死亡，羞辱。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谣言的内容不外乎是关于新的暴行、新的法令和新的悲剧。但既然能想象，就要尽量去想象，因为我们现在和当年的暴行之间除了语言，没有任何共通之物。所以除了尽力去想象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真的很难想象与和平时期相比，那时是多么的恐慌，我母亲说。他们当时竭力向武装分子证明，自己是驯良、老实、可怜的老百姓，心里没有一丝一毫违抗和反抗的想法，根本无需提防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绝没有要给新上台的统治者惹麻烦的念头，也不会做让统治者恼怒的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生活逐渐变得可以忍受，虽说恐慌的气氛还存在。大家一开始闭门不出，害怕街上有危险。只有比比出门向邻居探听消息，并去一家商店。这家商店的老板和比比认识，会送给她一些日用品。人们都知道比比是个糊里糊涂的老太婆，犯不着吓唬她。等到我母亲他们开始习惯性地走出家门，他们发现街面已经完全变了样，一片死寂，有些房子空无一人或换了主人，武装分子穿着陌生的军服站在街角，或者随随便便闯入商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他们避免和这些人目光接触，避免刺激他们，也不去看那些公然上演的恶行。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告诉我，“这些事情变得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你要是再说起来，像是夸大其词。于是你不再说起，它们也躲得更远，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难以想象。你告诉自己要往前看，过去的事就过去吧，不值得费心记住。但它们令你难以释怀。

“我们的比比住在基瓦里尼。她的房子有个门厅兼作厨房，格局和我们家相似，但又黑又小，像个山洞。平日里她做一些芝麻面包拿出去卖。她用柴禾烤面包，这是她向来的做法。柴禾冒的烟把墙壁都熏黑了，而她那副枯槁、污黑的模样好像也是被烟熏的。她的面包远近闻名，也许因为带着柴禾的烟味。她的顾客都是些男孩和女孩，他们被自己的母亲派来买面包。孩子们一般下午到傍晚时分过来买面包，这也是她做面包的时间。他们都是老主顾，比比认识每个人。他们来买面包时，比比会问候他们的母亲、兄弟和姐妹。比比坚持老派的做买卖方式，不数钢镚，不涨价，买得多还打折。遇到某个孩子生病在家，她还会额外奉送一两个面包聊表心意。反正她的小生意足以维持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在比比的房子里，厨房里面的房间是卧室，厕所在房子后面围墙圈起来的小院子。院子里还有比比囤积的柴禾。柴禾不是直接摞在地上，而是堆放在一个距地面一英尺高的台子上。比比害怕柴禾和地面直接接触，会藏蝎子。她这样做，好像蝎子会恐高。比比怕蝎子怕得要命。其实她只是在小时候碰到过一次蝎子。当时她从地上捡起一件衣服，一只蝎子从衣服里掉出来，很快就钻到一道墙缝里。从此以后，她就对蝎子保持戒心，从而获得免受蝎子伤害的魔力。

“当爸爸被抓走后，我们就去投靠比比。她毫无怨言地收留我们，并尽力宽慰我们。我们是她在世上仅有的亲人，她这样说道。这话她说了不止一遍。当时她已经守寡十三年，而且丧子也有十年了。我母亲是她妹妹的女儿。现在既然她妹妹不在了，她妹妹的女儿也就是她女儿了。她反复念叨这些话，不是为了强调，也不是单纯重复，但听着让人感到舒心安慰。我母亲说，比比是获得神佑的有福之人。我向真主发誓，我母亲总这么说，这个女人是个天使。比比告诉我们，对于接踵而至的不幸，不要去抱怨。那些比我们睿智的人懂得这些不幸意味着什么。我们要说‘感谢真主’，做力所能及的事。当我们抽噎时，她会默默地陪我们哭泣，给我们烧水洗澡，把床让给我们，自己睡在地上。椰子壳做的床垫用的年头久了，睡上去高低不平。房间又小又闷，但这已经是比比所能提供的一切。她对我们的帮助，虽然绵薄，但不无裨益。我母亲怪她为我们付出过多，比比嗔怒地让她不用管。孩子不应该责怪来自母亲的爱。她每天早晨去市场给我们买菜做饭，还有她自己做生意的原料。她是个瘦小、干枯却永不知疲倦的老太太，整天好像活在一个比现实更美好的世界里。外出时，每走几步路，就有人和她打招呼，向她问好。

“过了一段时间，我母亲感到不安，觉得我们成了比比的负担。我母亲不习惯过这种依靠别人的生活。一直以来，她的生活都是被家人和欢笑所环绕，有用人伺候，有丈夫宠爱，美满和亲情让她心宽体胖。过去她睡在舒服的楼上房间，窗户整夜不关，微风徐徐吹进来。可现在她却过着拥挤不堪的生活，连自己和孩子们的卫生条件都保证不了。她睡在一张绳床上，椰子壳床垫里滋生大量虱子，个个吸了我们的血而肥嘟嘟的。虱子摁死后闻起来像化脓的伤口和腐烂的臭肉。我们睡觉的房间散发着刺鼻的汗臭味和烟熏味。有时候我母亲整夜都睡不着，不是因为我们动来动去，就是睡在地上的比比鼾声太大。不过对母亲来说，最大的麻烦是没有灯光、蟑螂横行的浴室和厕所。她曾悄悄告诉我们，浴室和厕所如何让她反胃，不过这些话我们对比比都绝口不提。她也想帮比比干点活，却插不上手。这种帮不上忙的感觉，让她觉得自己是个无用之人。她力所能及地在厨房做点事，但这实在不是她擅长的，还常常给比比碍事，问这问那，提些建议，打断比比习惯的准备工作。厨房的浓烟也让母亲受不了。她既没有比比的忍耐力，也没有比比做面包的手艺。

“最后我们从一名获释的被拘留者那里得知父亲的死讯，证实了先前的传言。这人在一条巷子里拦住比比，低声告诉她，他是从一个目击者那里获得这个消息的。那位目击者赌咒发誓，他亲眼见到我父亲死亡的一幕。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用了‘一幕’这样的字眼，还是描述了我父亲的遭遇，反正比比只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没有追问细节，因为这条消息已经让母亲绝望恸哭。她一连几个小时哭个不停，拽着我们和她一起哭。我们的哭泣声此起彼伏，最后大家都精疲力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母亲悲痛地坐在那里，默默抽噎，浑身战栗，精力耗尽，不愿相信这个好几周前她就已料到的消息。之后的一天早晨，她不顾浮肿的双眼和萎靡的精神，向我们宣称她今后的打算。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毫无希望。

“她说，她耻于做一名无用的受害者，耻于不知道该如何结束或减轻暴政。她说这些话时，嗓音由于哭泣变得沙哑浑浊。她以往的生活过得太顺了，现在变成一个毫无用处、无所适从、只会依靠他人、哭哭啼啼的废物。其实人们最后都会变成这样，耻于弱小而不敢有丝毫义愤或反抗的精神，也不知道该怎样抵抗兽行，只会私下里小声而无用地抱怨。由于没钱、没工作，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不得不去海岸线那一头或大洋彼岸没有兵火之乱的地方，投靠某位兄弟或表亲。我母亲说她准备像这些人一样，看看能不能攀上某位在蒙巴萨或更远地方的亲戚熟人。如今是乱世，人们的生活就这样四散飘零，必须硬下心肠才能活下去。她绝不想丢下她的孩子们……这是她的原话，我听到这里感到心惊肉跳……哪怕仅仅是想一下，都比人生中做过的任何事情让她更难过。但她又不能永远成为别人的负担。她想出去看看，看看能做些什么，然后再回来接我们。这要不了太长时间，大概就几个月，到时我们又能团聚了。这样的话她唠叨了好几天。比比本可以指出这些话中不切实际之处，但她没有说。比比可以劝母亲，这就是你的命，现在只能忍受，尽力去保全自己和孩子。但比比统统不说。她只是低声咕哝着，给我们做饭，烧洗澡水。

“但就在我母亲准备孤注一掷、离家出走之前，还没等她把那些关于准备出发和无论如何不会忘记孩子等数不清的誓言转化为行动，她自己先病倒了。她像是被外界某种对她怀有敌意的力量施了魔法。当时她正坐在院子里一个小凳子上，用力磨椰子肉，准备放到午餐的木薯汤里。这是她每天在厨房干的帮忙活。突然她像是遭到猛击，身体一下子后仰，嘴里喘不过气来。她的身体歪向左边，自己却毫无支撑，也叫不出声来。我们发现她时就是这个样子，身体半倒着，呼吸急促。我现在觉得她那时已经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因为此后她的神志一直没恢复过来，至少没恢复到能让人理解的程度。她再也没说出过一个能让我们理解的词语。她的病不是发热导致的，因为她体温并不高，也不是肠胃的毛病，因为没有相关症状，你知道，没有……”

她朝身后做着手势，嘴里却说不出话来。

“当时比比和我们这些孩子都在现场。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母亲当时已经失去意识，浑身发抖。我们只知道要将她送到医院去。在出租车上，比比在母亲身体一侧，我和阿米尔在另一侧。我们把母亲身体竖直地夹在中间，仿佛一旦她的身体倾斜或倒向一边，后果会很严重。医院离比比家不远，但不允许出租车进大门。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尽力架着母亲走过去。她的身体一点不能动，压得我们说不出话来。

“我们先去的急诊部，但没有一个人接待我们。在急诊部里只有一名值班护士，当比比向她讲述母亲病情时，她旁若无人地从我们旁边走过，就像没有人在和她说话。我到现在也不能理解，作为一名护士怎么能这样。由于这名护士走后再也没回来，我们只好到门诊部，和其他几十位病人一起等着大夫到来。我们坐在一条石头长凳上，和其他来看病的人一样不言不语，只是扶着母亲。她当时身体颤抖，嘴里发着呻吟声。门诊房间很大，所有的门都敞开着，即便如此，里面也弥漫着垃圾和疾病的气味。来看病的人什么年纪的都有，一个双目紧闭、身体虚弱的老女人，靠在一个像她女儿一样的年轻女子身上。一个婴儿在母亲怀里不停歇地哀号，双眼由于感染被血痂糊住。一些没有过分悲伤或痛苦表情的年轻女性。门诊室的男男女女和世界上贫穷国度的人民一样，得了诸多疾病中的一种，被折磨得精疲力竭。

“门诊室有一名男勤杂工。当比比走上去告诉他我们的情况，他一言不发，挥手示意她走开。他不听任何病人和他讲病情，总是打断他们的话，一挥胳膊或不耐烦地用手一指人们坐的石头长凳。对于那些纠缠不休、不听话的患者，他会语带威胁地来几句狠话，很快令他们怏怏而回。而他自己则退到一个玻璃小隔间里，满脸厌烦地翻着报纸，借此将自己和那些他也无能为力的病人隔开。到了下午，还是没有大夫来。这名勤杂工让大家每人拿一片阿司匹林后回家，明天再来看看。门诊时间结束，他要锁门了。今天的值班大夫肯定身体不舒服，都回家吧。现在什么也做不了。明天再来。大夫明天肯定来。我要锁门了。

“比比去找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带母亲回家。整个晚上母亲呼吸越来越困难，想说话又说不出来，只是时不时发出爆裂般的喘息声，中间夹杂着含混不清、像讲话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晨，呼吸对她来说成了一种折磨。我们不敢移动她，不敢和她说话，生怕她费力地回话。我们不敢离开她，又忍不住想听她到底在讲什么。几个小时后，母亲死了。她咽气了。她的心脏爆裂。那时我十四岁，阿米尔十岁。我松了一口气，母亲的痛苦终于结束了。这话听起来有点残忍，但死亡确实是一种解脱。

“直到母亲去世后，我才意识到她连一张照片也没留存下来。我们把好多东西落在原来的房子里，现在又不敢去要回来：衣服、家具、钟表、书籍和照片。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害怕母亲的面容在我的记忆里逐渐变得模糊。我无法在脑海中清晰地聚焦她，她的形象变得不再清晰，游移不定。当我想靠近她时，母亲轻轻地动一下头，把脸扭开，不让我看她。这只能怪我在她生前没有认真地端详她，看她时没想着把她的容貌永远记住。当她临终前拼命呼吸时，我没有握着她的手。总之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好好地爱她。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惶恐羞愧。但几周之后，母亲的面容又慢慢地回来了——虽然她的脸庞还隐没在阴影中，但时而会有双眸投来的一瞥，时而又有脸上浮现的笑靥——面部的细节慢慢显现。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会想一会儿，回忆她的样子，怕她又把自己藏起来不让我看到。直到现在，我有时在夜里也会回忆她的相貌，想看看能否回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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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斯瓦希里语。

(2)　此处的康祖长袍和科菲帽都是东非黑人穆斯林经常穿戴的服装和帽子，长袍和帽子原文皆为斯瓦希里语。

(3)　麦地那、麦加和耶路撒冷被称为伊斯兰教三大圣地。

(4)　1964年桑给巴尔发生革命，苏丹王朝被推翻，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成立。

(5)　开罗美国大学是埃及的著名学府，在非洲享有盛名。

(6)　乌干达首都。

(7)　穆斯林男子经常戴的无檐圆塔帽。

(8)　1924年曾任埃及总理。

(9)　突尼斯第一任总理。

(10)　南斯拉夫著名领袖。

(11)　埃及歌星，曾创作利比亚国歌、突尼斯国歌和大量埃及爱国歌曲。

(12)　比比是斯瓦希里语中祖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