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

我小时候想当一名博物学家，于是慢慢积攒起一批自然收藏品，陈列在卧室的窗台和书架上，作为我从书页间收集的所有零碎知识的实体展示。虫瘿，羽毛，种子，松果，从蛛网上摘下的荨麻蛱蝶或孔雀蛱蝶的单枚翅膀，展平后钉在纸板上晾干的死鸟断翅，小型生物的头骨，灰林鸮、仓鸮和红隼吐出的食丸，还有鸟儿的旧巢。其中一个是苍头燕雀的巢，在我掌心就能放下，巢中夹杂着马毛、苔藓、苍白的痂状地衣和脱落的鸽羽。另一个是欧歌鸫的，由稻草和软枝编织而成，内圈是泥巴糊成的杯状巢。在我心爱的藏品中，这些鸟巢似乎和其余的东西格格不入，并非因为它们令人想到时间的流逝、飞走的鸟儿和死亡中蕴含的生机，这类感受要到很久以后的人生才会习得。部分原因是我对此怀有难以描述的情感，最主要的还是我觉得根本不该占有。鸟蛋是鸟巢存在的全部意义，而我深知鸟蛋绝对不该收集。哪怕我看到掉落在草坪上的半个白色蛋壳，鸽子已将沾在上面的草棍啄得干干净净，仍然有一条道德律令让我住手。我永远也做不到把鸟蛋带回家。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博物学家收集鸟蛋是常规之举，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乡村郊野长大的很多孩子也是如此。一名女性朋友惭愧地告诉我：“过去我们每个鸟窝只拿一个蛋，大家都是这样的”。这些人比我年长二十岁，却掌握着我不了解的自然知识，这种错位纯属历史的偶然。好多人的童年在捡鸟巢中度过，他们日后看到一片荆豆棘丛仍惦记着朱顶雀，也会忍不住打量去年营造的树篱能否支撑苍头燕雀或欧亚鸲的窝。他们和我不同，倚赖的是无言的直觉，那和一个人如何用头脑、眼睛、心灵和双手共同把握风景有关。在我自己的乡村体验中，鸟巢是不打算让人发现的，是被小心维护的盲点，是熟悉的文本中被删改的字句。即使如此，年幼时我也觉得它们意义非凡。在孩子眼中，树林、田野和花园里遍布神奇之地，却又互不连通，有隧道、洞穴和避难所，藏在里面备感安全。儿时的我就明白鸟巢意味着什么。它们是秘密。

我追随乌鸫、山雀、歌鸫和鸟的飞行在花园里穿梭。每年春天，是它们的巢改变了我对家的感受。令我焦虑的是，鸟儿的存在缩减为心有所系的一个点——鸟巢。鸟巢易受破坏，我担心会有乌鸦和猫来捕食，花园成为凶险之处，不复安全。我从未刻意寻找，却总能发现那些鸟窝。我坐在厨房窗前吃着一碗“维多麦”麦片，常会瞥见一只林岩鹨飞入连翘丛，老鼠大小的鸟，身上有条纹和斑点，鸣声如低语。我明知应该移开眼光，却忍不住违规操作，屏住呼吸，追踪着树叶几乎无法察觉的颤动，那是消失了的鸟儿一跃而起，穿过枝丛回到窝里。接着我会看到翅膀晃动的虚影，鸟儿掠出树篱，飞去无踪。一旦确定了鸟巢位置，又看到成鸟都已离开，我必定要探个究竟。发现的鸟窝大都高过人头，我便伸手去够，微屈手指，直到指尖触及温暖的、溜光水滑的羽毛，也有可能是柔弱不堪的雏鸟身体。我知道自己变成了一个入侵者。就像身上的瘀伤，我总是忍不住触碰，哪怕我并不想鸟巢在那里出现，因为它们动摇了鸟儿在我心中的全部意义。我爱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自由。但凡觉察到危险和圈套，觉察到任何一种形式的强迫，它们尽可一飞了之。观鸟让我觉得自己也分享了这种自由，然而鸟巢和鸟蛋是一种束缚，让它们变得脆弱。

我童年的书架上摆满了鸟类书籍，那些旧书将巢描述为“鸟儿的家”。我常为此困惑，一个鸟巢怎么可能是家？那时候我把家看作固定、永恒、可靠的庇护所，鸟巢却不是，它们是季节性的秘密，用后即弃。然而鸟类有很多方面挑战了我对家本质的理解。有些鸟整年在海上生活，有些完全在空中度日，它们接触足底的泥土或岩石只是为了营巢，产下将其束缚于大地的鸟蛋。这些都是更深层次的神秘事物，是一个关于生命去往何处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像是我幼年被灌输的东西，但又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一天你会长大，结婚，买个房子，生养小孩。我不知道鸟类如何对应这些事，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对应。那时候，这种人生叙事法已经让我踌躇不前。

现在我对家的看法不一样了：家可以随身携带，不只是一个固定地点。或许就是鸟儿将这想法传授给我，或是它们带我抵达此处。有些鸟的巢就是家，因为巢与筑巢的鸟似乎不可分割。秃鼻乌鸦就是秃鼻乌鸦巢——它们的羽毛和骨架几乎是二月树上重重枝桠的集合。夏天的白腹毛脚燕从山墙下的窝里探出头来，不仅是翅膀、鸟喙和眼睛，也是它们衔来的泥土筑成的建筑物。另一些鸟的巢却与这概念相差甚远，连巢这个字都漂浮不定，几乎失去了基础。这类鸟窝的一种形式：陈年的碎石子、骨头加上干硬的鸟粪，上方的飞檐提供了荫蔽。另一种则是一大团水草，随水面涨落起伏荡漾。还有一种：屋瓦下黑洞洞的空间，鸟儿有小鼠一般的足，拖曳着碳钢色刀片似的双翅，慢慢钻进去。游隼。。雨燕。

我对鸟巢的兴趣与日俱增。最近我在琢磨这个问题：巢里有蛋时是一种实体，有了雏鸟又好像变成另一种。假如要思考关于个体的问题、异同与系列的概念，鸟巢和鸟蛋无疑是合适的对象。鸟巢的形态属于特定鸟种的表现型，但不同的本土条件会催化出妙趣的个体特点。看到鸟儿用属于人类的材料筑巢，我们总觉得格外有趣。家朱雀用烟头铺巢，布氏拟鹂用绳子做窝，鹫用从晾衣绳上偷来的内裤装饰它们的树顶平台。我有个朋友发现一个王𫛭的巢材几乎全是电线。创造鸟类的过程纳入了人类的废弃物，这种看法让人满意之余不免心忧。它们如何利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的东西？我们的世界和鸟类的相互交叠，以奇怪的方式共享栖身之所。我们一向乐见鸟儿在不寻常的地方做窝：一只欧亚鸲在旧茶壶里育雏，一只雌乌鸫在交通灯柱红灯顶上搭的窝里稳坐不动。这样的鸟巢寄托着希望，鸟儿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我们的东西，技术和设备因此变得多余、缓慢、凝滞，所具有的意义不再为我们独占。

而这恰恰是鸟巢的本质，编织其意义的材料总是部分属于鸟类，部分属于人类。鸟巢的巢杯或巢壁竖立起来，同时也提出了和人类生活有关的问题。鸟儿像我们一样计划或思考吗？它们真的知道怎么打结，用衔满泥巴的鸟喙连续拍打吗？还是这些行为纯属本能？它们筑巢的结构是开始于某种抽象形式，鸟儿预先设计的某种形象？还是一步步思考：嗯，接下来要这样？这些问题拉扯着我们。我们按照计划制作东西，但是下一步该做什么，每个人也都大致有种感觉。在壁炉架上摆放物品，或是在房间里放置家具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感觉。艺术家也是如此，做拼贴画，雕塑，或是把颜料涂在平面上，意识到某个位置的一抹黑色恰好与风景中其余的笔触构成平衡或张力。我们这种能力又是什么呢？我们为技巧和本能之间的差异所吸引，正如艺术和工艺之间的差别需要调控。在一个海鸽蛋壳上涂抹了颜料，旋转时色彩四下滴溅，形成丰富灵动的图案，一如抽象表现主义画作，令人愉悦，这种愉悦感反映出人类的何种特质呢？正是出于一种收藏的需求，亿万富翁才会囤积德·库宁和波洛克的画作，而有些商人会把装黄油的塑料盒藏在在床和地板底下，里面装满了斑点精致的红背伯劳鸟蛋。

在周遭的生物中，我们看到了自己关于家和家庭的理念。我们处理信息、思考问题、给出判断，在树枝、泥巴、蛋壳和羽毛的镜厅中投射自己假设的命题，又自证其为真理。在科学领域，我们通常也这样建构问题。我想到尼可·廷伯根[1]在动物行为学领域的杰出成就，也记得他耐心地观察营巢地的海鸥群落，注意到仪式化的动作能够缓解攻击性，而与此相关的，是他自己对过度拥挤的城市和人们的暴力行为的关联产生的焦虑。我想到朱利安·赫胥黎[2]当时正年轻，满怀情爱困惑，用一整个春天观察凤头求偶，推测它们相互的性选择和仪式化的行为。在亨利·艾略特·霍华德[3]研究鸟类行为的著作中，我看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他为婚姻焦虑，苦苦思索领地、筑巢和配偶外交配的概念，迫切想要了解特定的雌鸟为何具有性吸引力，能将雄鸟从原伴侣身边夺走。文学作品中更是处处可见。T. H.怀特[4]的小说《永恒之王》中，营巢的鸟群引入英国阶级制度，海雀和三趾鸥营巢的海崖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看台，卖鱼妇数不胜数”，这些海鸟喊叫着：“俺的帽子正吗？”“哎呀妈呀，还差得远呢！”而怀特笔下的一群群贵族粉脚雁高高掠过崖上的贫民窟，吟唱着斯堪的纳维亚大雁史诗飞向北方。

我有些朋友在较为边缘的乡村长大，和主流的自然鉴赏原则及执行法规鲜有交集。其中很多人带着灵缇犬去打猎，还有些人偷猎，收集鸟蛋。估计有些人依然如此，只是没传到我的耳中。他们大多经济和社会资本有限，只是通过本土田野知识来占有周围的土地，而并非字面意义的占有。在这种传统中，收集鸟蛋意味着什么？我想知道在哪些条件下，贫穷社区才能拥有自然资源，靠自然发财，也能享受自然。巴里·海因斯的小说《男孩与隼》，写到男孩比利拒绝踢球，拒绝在矿井干活，拒绝一切男子气概的既定模式。比利有多少机会接触温柔？他的机会不过是轻抚欧歌鸫巢中雏鸟的背部，喂养一只心爱的红隼。他能拥有哪些美丽的事物？一个地主可以拥有整整一片水洗丝般的天空，田间的树篱、家畜及农场的一切。一个工人又当如何？这就是问题所在。收集鸟蛋需要技能、野外的勇气和来之不易的自然知识，那些为静物之美吸引的人可能为此上瘾。这种做法令时间中止，鸟蛋收藏者自认为有权撤销新生命和新世代。与此同时，鸟蛋收藏也令精英们不悦，因为他们规定的开启自然的所有正确方式都受到了挑战。

在“二战”期间和之后的博物学文化中，收藏鸟蛋尤为人不齿。英国的鸟类在这一时期被赋予新的意义，它们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是国人为之战斗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土地上岌岌可危的鸟种，如反嘴鹬、金眶鸻和鱼鹰，它们的稀有地位也与危机中的国家形势紧密相连。因此，偷窃这几种鸟蛋的行径几近叛国，保护鸟蛋免遭收藏者掠夺也可类比于服兵役。这段时期的书籍和电影中屡屡出现受伤的军人，他们曾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英勇，如今又保护着努力育雏的稀有鸟类，以此彰显爱国心。比如1949年J.K.斯坦福[5]的作品《反嘴鹬》写到反嘴鹬的鸟窝面临威胁；同年出版的肯尼斯·奥尔索普[6]的《冒险点燃他们的星星》这部小说则写到濒临危险的金眶鸻。科学史学者索菲亚·戴维斯探讨了这类作品中的坏蛋如何变身为鸟蛋收集者，通常被描述为“害虫”和“对英国的威胁”，而那些心怀祖国命运的英雄又是如何保卫这些鸟巢的。鸟蛋保护者共同守卫稀有鸟类的巢，这确实是战争留给现实生活的遗产。在德国战俘营度过数年之后，鸟类学家乔治·沃特斯顿和同事坐在一起，守护苏格兰五十年来出现的第一个鱼鹰的巢，并用步枪的望远瞄准具来观测鸟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J.K.斯坦福写到自己守护反嘴鹬的经历，他这样回忆：“那弥漫的秘密气氛让人兴奋，黄昏后我们还坐了很久，准备好应付各种情况，哪怕是携带武器的鸟蛋学家从水上突袭。”收集鸟蛋的人如今多被视作不可救药的上瘾者，还具有严重的道德缺陷，他们被刻画为对所有国民构成威胁的角色，这种定规已经深深植入战后的鸟类学文化。

鸟蛋与战争；占有、希望和家园。多年以后，我的博物收藏早已散失，童年的家也不复存在。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威尔士一家隼类繁育中心工作。有一间屋子里摆放着成排价值不菲的孵化器，里面是隼蛋。透过玻璃看，蛋壳是核桃、茶渍和洋葱皮那种斑驳的棕褐色。新型孵化器那时尚未面世，它会给塑料袋充入热空气以模拟孵卵斑的压力。我们用的充气加温孵化器是把鸟蛋安放在金属网架上。每天我们都要给蛋称重，胚胎快孵化成功时，就用灯光照亮，把鸟蛋放在灯下，用软石墨铅笔勾出明亮的气室衬托出的阴影轮廓。日子一天天过去，蛋壳上一圈圈的重复线条就像浪潮或横纹木材。然而我离开孵化室的时候，心中总是莫名烦乱，微微的眩晕感让我不安。那种感觉难以形容的熟悉。一个阴雨的周日下午，我终于明白了个中缘由。我翻阅父母的相册时，发现了一张我出生后几天的照片，样子柔弱瘦削，一只手臂上戴着医用腕带，被雪亮的电灯光照着。因为过早来到了人世，我躺在一个恒温箱里，而我的双胞胎兄弟没有活下来。生命伊始的丧失，其后几星期在白光下孤零零地躺在有机玻璃箱里的毯子上，这些经历给我造成的某种深层困扰，此时在这间屋子里得到了呼应，这是一间摆满鸟蛋的屋子，它们被放置在加温孵化器中，处于湿润的空气，需用金属网架来挪动。此时我能够命名那种不安的感受了，它就叫作孤独。

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鸟蛋特殊的力量，它和人类的伤害相关。我明白了为什么儿时收藏的鸟巢让自己不适，因为这可以回溯到我生命初始的那个阶段，彼时世界别无他物，只有幸存者的孤独。到了后来，后来有一天，纯属意外，我发现如果把一个隼蛋拿到嘴边，然后发出轻轻的咯咯声，一只准备出壳的雏鸟就会咯咯回应。我就站在那里，站在那间温控室里，透过蛋壳，对一个小东西说话。它还不知道光和空气，但很快就会乘驭西海岸的微风和山顶舒卷的云气，以每小时96公里的速度轻盈地滑翔，再凭借锋利的双翅盘旋飞升，飞得如此之高，足以看到遥远的、闪闪发光的大西洋。我透过一个鸟蛋说话，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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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可拉斯·廷伯根（Nikolass Tinbergen，1907—1988），荷兰裔英国动物学家及鸟类学家，代表作《动物的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 in Animals）。他与卡尔·冯·弗利、康拉德·洛伦兹在动物个体和群体行为的构成和刺激研究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三人共同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译者注，全书下同

[2] 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1887—1975），英国生物学家、作家、人道主义者，曾担任伦敦动物学会书记，第一届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总干事，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3] 亨利·艾略特·霍华德（Henry Eliot Howard，1873—1940），英国业余鸟类学家，是最早详细描述鸟类属地行为的人之一。

[4] T. H.怀特（T. H. White，1906—1964），英国作家，他创作的亚瑟王传奇小说《永恒之王》（The Once and Future King）是同题材的经典之作，日后有无数影视动画作品据此改编。

[5] J. K.斯坦福（J. K. Stanford，1892—1971），英国作家。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后在缅甸担任公职，业余时间打猎和研究鸟类，出版有小说、游记、鸟类博物学等二十余部作品。这里提到的《反嘴鹬》（The Awl Birds）是他的一部小说，the awl bird是反嘴鹬（avocet）的别名。

[6] 肯尼斯·奥尔索普（Kenneth Allsop，1920—1973），英国BBC电视节目主持人、作家和博物学家。这部小说原名为Adventure Lit Their Star，是依据金眶鸻初次移居英国繁殖这件鸟类学大事而创作的，主角是一对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谢伯顿采石场营巢的金眶鸻，还有一个年轻的观鸟人，他因结核病从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在休养期间发现营巢的金眶鸻后，志愿守卫它们的巢，不让鸟蛋收藏者得手。可参阅《观鸟的社会史》（斯蒂芬·莫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十章“逃离：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