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谣言和虚假信息应对是古今中西遍在的难题。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女神，专司无根据、未证实信息传递之职，即谣言女神。中国先秦即已确证谣言管控的“疏堵悖论”。封堵谣言或“强力制之”，或有无以克救的溃决之险；疏导谣言或“引以致之”，虽站在开明道义的高地，却未必总是行之有效，甚或引发失序、失控之险。譬如作为“堵不如疏”思想代表人物的郑国执政大夫子产，恰恰遭遇了广泛、持久的误解和诽谤，幸好多年以后包括孔子在内的很多人为他平反。

秦汉之后，为政者和士人围绕“疏堵悖论”，大抵达成了两项共识：为了从根本上维系国族认同、政治合法性和社会整合，应采取公开疏导之策；为了特定社会历史时势下的求治避乱，则应施以必要的管控。两厢映照，便是疏控结合、根本在疏。当然，这样的原则在古代并未得到制度化、伦理化的确认，落实亦难，两厢悖论并未解除。譬如汉文帝曾下诏取缔“诽谤妖言之罪”，“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但几乎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却慨叹辟谣除谤之难：“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犹扬堁（土块）而弭尘，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污，譬犹以涅（墨）拭素（白）也。”

及至现代，人们对谣言本质、动因、形态、演进机制、影响和危害的认识日益周全深入。如乐观者认为谣言亦有其价值，理由有三：谣言常包裹着事实内核和真实的社会诉求；谣言乃社会安宁的晴雨表，即使全无事实凭据，情绪之宣导亦足以为政治和社会之减压阀；既然谣言不可避免，那么辟谣也是一种常态化的治理和公民理性训练。当然，人们更关切的还是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危害：一是个体层面的麻痹、迷误和伤害；二是社会层面的非理性、破坏性，极致状态下会引发集体恐慌、骚乱和整体性溃败；三是国家层面对政治资本、公权力合法性、公共政策效能诸领域的减损、冲撞甚或透支。

但是，认识在进步，谣言也在进化。在今日之移动互联、社交互联、智能互联时代，新技术为真实信息、主流话语、理性表达提供了多少机会，也为谣言和虚假信息创造了对等的可能性，后者积聚的势能甚至常高于前者。作如是观，谣言与虚假信息治理则应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常规构件。这就牵涉到观念设计、制度安排、策略选择、路径创新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解释和解决。

本书由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切入，尝试探讨如下问题，以为谣言治理提供初步的理论文案。一是关于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基本认识，包括谣言概念的迁转流变，即作为未经证实的信息的谣言—作为集体行动的谣言—作为动态构筑的谣言—作为社会抗争表达的谣言—作为官方话语附属品的谣言；二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主要谣言和虚假信息分析，包括总体传播情况、内容生产机制、传播机制和传播动力；三是重点个案——李文亮医生去世事件中的谣言和虚假信息分析；四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效应分析，包括逆火效应、可视化负效应、少数群体效应等；五是构建重大公共危机特别是新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和虚假信息应对机制的建议，这些机制包括分类管理与疏控结合机制、组织机构保障机制、治理关口前置机制、国家级数据库支撑的新技术机制、谣言动态分阶认定与可撤回机制、谣言处罚专业透明机制、谣言传播关键节点追踪机制、社会化辟谣的无影灯机制、日常预防式科普与宣传机制、谣言背后情绪疏导的治本机制，基于以上十大机制构建了四位一体的立体化谣言治理体系。